高昌佛迹

　　高昌佛迹

　　高昌位于天山东部的吐鲁番盆地--中国最低的盆地，曾孕育出灿烂的古代文化。佛教传入后，这儿又成为丝路之上又一处最大的佛教中心，为无数虔诚的佛教徒所仰慕。

　　高昌得名于该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贰师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李广利率军队出河西后，进入莫贺延碛，遇到干燥、炎热的气温，加之供应不足，军队中伤病甚多。进入吐鲁番盆地之后，这片绿洲的自然条件让将士们为之一振。李广利认为这里气候宜人，并有源于天山的雪水，可以垦辟农田，屯种粮草。他将军中病、伤者集中起来，屯驻于此，后来，此处便被称为"高昌壁"。之后，人口逐渐增多，成为汉朝政府设置的戊已校尉屯驻之地，属敦煌郡管辖。高昌城也成了西域和中原内地文化的交融之地。

　　魏晋时期，这里仍为中央政府设置的戊已校尉府所在地，长期隶属敦煌郡管辖。曹魏时的敦煌太守仓慈体恤过往商旅，深受西域各地商旅、百姓爱戴。后来仓慈病逝，西域各地商旅、百姓聚集在高昌戊己校尉所致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以后，高昌逐渐成了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政治中心。

　　西晋，永嘉之乱后河西成为中原人民避乱之所，高昌也获得了汉人迁入的绝好机会。公元327年，前凉的张骏正式在吐鲁番的高昌设郡，扩大了高昌城的规模。至北凉时，北凉的且渠无讳、且渠安周西迁至吐鲁番，赶走了当时的高昌太守阚爽，以高昌城为北凉王都。公元460年，柔然卷士重来，灭且渠安周，扶植阚爽后裔阚伯周为高昌王。从此，高昌国以独立的姿态正式出现。

　　今天的高昌故城，经历代增修，现存中城的范围，就是当时的遗迹。其周长3,415米，城墙用黄土筑成，城墙高11-12米，墙基厚11米，城外有马面、瓮城，堪称当时西域的一座"坚城"。城内街道纵横，店铺林立，各国商客在城中聚集贩卖，成为了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

　　高昌地区受佛教的影响较早，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吐峪沟搜集到一份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书写的《诸佛要集经》。这是现存西域最早的纪年的佛经。北凉时期，沮渠蒙逊设高昌郡后，佛教发展较快，以后经麴氏高昌，唐西州时期的不断弘扬，规模更大了。

　　现存的高昌故城内仍保存了大量的佛寺建筑遗迹，主要集中于外城的南部。在东南部保存有寺庙的塔基和支提式的残窟，保留一些壁画；西南部寺院的范围很大，约10,000余平方米。残存的塔基上仍有多层的小龛（图40）。在内城偏北处有一个俗称"可汗堡"的建筑，在其东南角的寺院遗址，德国探险家勒柯克曾掘得一块北凉承平三年（公元445年）"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专家们分析，此处可能为当时的王室寺院。附近发现的其他塑像壁画、幡画等佛教艺术品也说明高昌城内佛教的兴盛。高昌地区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也有一定影响。玄奘在取经回来路过高昌时，在高昌住了三年，也推进了高昌佛教的发展。

　　高昌地区还有两处非常重要的佛教胜迹，这就是唐代文献《西州图经》中提到的"丁谷窟寺"和"宁戎窟寺"。"丁谷窟寺"即今天的伯孜克里克石窟。

　　文化胜迹吐峪沟，位于高昌故城东约20余里处的一个小村落。在沟内尚存有46个石窟，大部分是唐窟互相错落分布（图41）。敦煌出土唐代的《西州图经》上说"寺其依山。弃摖巘疏陛，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岩蛮纷乱，丛薄阡眼。既切烟云，亦星月。上则危峰迢带，下轻流潺湲。"看来当时此处环境非常适于僧众修行。吐峪沟石窟中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大致在晋、十六国时期。在沟东的一个残窟中曾保留着一幅佛本生故事，并有"尸毗大王"、"昔有国王名曰妙光，为一切……"等字样。且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后，大力提倡弘扬佛法，在吐峪沟开山凿窟，供养佛身。公元444年，且渠安周亲赴吐峪沟礼佛，抄写《佛说菩萨经》，吐峪沟石窟得到较大发展。

　　吐峪沟石窟的壁画风格接受了龟兹和敦煌的影响，既有一佛二菩萨的说法图、禅定千佛图，也有佛本生故事画、因缘佛传等。

　　公元1905年、1907年，勒柯克在俄国人之后，进入吐鲁番探险，对吐峪沟石窟内精美的壁画、塑像进行大肆割剥，并将一间封闭的石窟密室内的大批唐代佛教经卷悉数掠走，连同壁画、塑像一道运回了柏林。更令人扼腕的是，这些精美的佛教艺术品最后也未逃出劫难，毁于二战的战火。

　　1903、1908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分五组也在吐峪沟掠走了大量的文书、刻花砖写经和铜像等艺术品。其中有一件是署名有"大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的"佛说菩萨经"写本，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伯孜克里克在今吐鲁番县城东北约57公里，与吐峪沟千佛洞一样是吐鲁番绿洲的明珠。沿火焰山前的戈壁东北行，经胜金口入山中，沿木头沟曲折前行，在河谷的西岸上，有大小洞窟83个。"伯孜克里克"是维吾尔语"山腰"之意。石窟寺也正处于山峰的山腰之间（图42），石窟寺的始建年代为麴氏高昌时期，并一直延续至公元13世纪。在宋元时修建规模达到顶峰。

　　伯孜克里克石窟寺洞窟的形制主要有三种，中心柱式、长方形纵券顶式和方形穹窿顶带回廊式。其中长方形纵券顶式在伯孜克里最为普遍。其时代大致在麹氏高昌和高昌回鹘强盛时期（公元8-10世纪）。新疆考古工作者对此进行过清理，在石窟下的积土中，发现了木质斗拱16件，拱径达75厘米，外表涂漆或朱红色。由此推断在当时的窟洞之外，有规模宏大的殿堂和回廊，并有梯架以便出入。

　　保存下来的壁画总数达1,200平方米，内容多为佛传故事。窟顶绘满千佛，沿窟两侧壁绘画佛传。身躯高大、披红色袈裟的立佛，配饰环钏缨络，脚著草鞋，踏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形象慈祥而庄严。在佛的周围簇拥着天部、菩萨、比丘、婆罗门、国王等人物形象，宣传四时供养，累世修行（图43、图44）。伯孜克里克还有以毗沙门天为中心的壁画，以大悲观音为中心的壁画和以涅槃为中心的壁画。第33窟后壁，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壁画，表现了各种不同身分、民族的佛弟子，哀伤地围侍在涅槃后的佛身左右。这些佛弟子的服式、肤色、发型各不相同，但都面含悲戚，表情肃穆。

　　在伯孜克石窟寺中，画面完整、色泽鲜丽的高昌回鹘国王、王后形象的供养人，是壁画中的精品。

　　勒柯克在编号为第9窟（现为第20窟）中窃走了回鹘高昌王、王后的画像，是极为重要的资料。画幅中的高昌回鹘国王，头戴莲瓣形宝冠，冠下系带。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腰中系带，佩七事，脚著长靴，另外还佩有小刀、火石、砺石、针筒。王后形象丰满，头戴上翘鱼形冠，发髻左右横分，上面插满金银饰物。身着桔红色窄袖通裾大襦，翻领上有刺绣花纹。这种冠服及色泽，与《唐书》中提及的回鹘王后的冠服完全一致（图45）。其绘画笔法极为细致，是有关回鹘生活习俗的深刻表现。

　　在今编号为32、34、45、47、48、53等窟，也有相类似的国王和王后的形象，有的还保存有回鹘文标题，大意为：统治帝国的、……英雄的维凯·得凯恩公，民族的大鹫侯，如神的雄狮之像。

　　高昌回鹘是在公元840年，由漠北回鹘的一支入居吐鲁番盆地，占领了高昌，回鹘阿斯兰汗即狮子王，成了高昌的主人。他们在漠北时信仰摩尼教，所以在伯孜克里也在有摩尼教的窟寺和壁画。入居吐鲁番不久，皈依佛教，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图46），大力推广佛教，使得伯孜克里克在公元10至11世纪前后，其石窟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这里甚至成了王家的专用寺院。

　　在这一时期，除了上述这种大型的长方形纵券顶式的石窟外，还有一种为佛寺高僧修建的小型石窟。窟分前后室，放置陶质舍利盒，壁画内容也很丰富。新编82窟的前室正壁中间画有山丘，山上树木葱郁，飞鸟入林，山下鲜花簇簇，山林间有武士持弓行猎，生活气息浓郁。

　　伯孜克里克石窟在本世纪初也没能逃脱外国探险家的掠夺。勒柯克等人用刀、锤、凿等将整块的绘画切割下来，运回柏林。至今在伯孜克里克石窟寺中，仍有当初盗割时留下的痕迹。面对惨遭浩劫的石壁，令今人感慨万千。二战时，盟军空袭柏林，保存在柏林人类文化博物馆中的620幅壁画，在战火中毁掉了大半，再也无法弥补了。

　　中国丝绸之旅国际互联网编写

　　2001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