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如何认识和谐社会中的宗教并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课题。
　　从马克思1844年在《德法年鉴》中论述宗教问题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社会生活过程的巨大变化，理所当然会反映在人们对宗教问题的认识上。今天可以归纳出的认识上的变化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宗教在长时期内将继续存在，但其政治性将淡化，走和谐发展之路将成为必然趋势；其次，随着宗教政治性的淡化，其文化功能、伦理功能和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功能将逐渐突显出来；第三，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来临，“宗教情感”的发展将超越宗教仪式的发展；第四，随着宗教政治性的减弱，宗教信仰将更加成为人们个人的事情并在一定条件下更多地发挥其“心理按摩师”的作用。
　　宗教的长期性，除了可以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探究其原因之外，在马克思晚年及逝世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已证明，宗教的存在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人类对“形而上”的追求本性。 恩格斯在谈到宗教信仰时指出:“即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这就告诉我们，人类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本性。对“形而上”的追求，就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首先，人与宇宙本质上的一体关系，使天人关系成为不同种族的人们以不同形式最早思考的共同问题，它成为人类对“形而上”追求的最稳固的本性。当人面对星空、大地、草木、江河，不由自主地会问:我的存在与它们有什么关系?我的存在的意义依赖于它们吗?我是什么?我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思考和拷问中，形成了人对宇宙的一种向往与回归之情，一种永恒的“天人合一”之愿。其次，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脆弱性以及必然会死的结局，也是人对世界“形而上”的追问得以世代不绝的重要原因。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无论社会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与追问，正说明了人“形而上”的追求本性，说明了人的信仰本性。对死的恐惧与对生的向往，企图超越生死而达到灵魂不朽，成为一般人的共同愿望。
　　这些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不同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但其实质，并无根本改变。也可以说， 科学的发展可以消解愚昧和无知，但无法消解人们对“形而上”的追求本性。认识这一点， 能帮助我们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贯彻新时期的宗教政策。
　　既然宗教具有长期性，那么，我们该如何使宗教在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上迈出新的步伐呢?我认为，我们应该突显宗教的文化功能、伦理功能与某种层面的经济功能。
　　就宗教的文化功能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整合功能。
　　西方著名的社会文化理论家和生命哲学家西美尔认为整合性是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绝好表现。由于宗教内部目标一致，和睦共处，所以，可以成为整合性的最高典范。
　　马克思也认为整合性是宗教的社会功能之一，但这种“整合性”是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的。在阶级社会里，宗教的整合作用往往变成了“专制体制最牢固的工具”。而其正面的功能，也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借助宗教这一载体，文学、艺术被创造并得以保存，成为民族文化象征和民族文化遗产。
　　现在，当宗教的政治性被淡化之后，宗教在文化方面的整合功能就可以被自觉突显出来。例如，在我国拥有广泛信徒的佛教，目前在祈祷和平，在凝聚海峡两岸的民心方面，就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宗教活动，两岸信徒同拜一尊佛，同念一本经，在两岸人民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同宗同祖感，是推动和平统一的精神内驱力。这样的宗教往来，曾在打通海峡两岸数十年的隔断方面起了先锋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宗教往来与佛事往来所迸发的文化整合功能的巨大力量，是有目共睹的。
　　宗教的伦理功能，较为人们所熟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上发展成熟的各大宗教，各有一套理论体系。它们的经典、教义、信条等各不相同，但道德戒律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无论是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还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或者伊斯兰教的“两世”观，都道出了同样的信念，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善除恶，做有道德的人，是各宗教信徒的共同向往。基督教通过它的“摩西十诫”，提出了它的道德戒律，又通过神、人合一的耶稣的言传身教，向世人展示出爱、公正、宽容、仁慈、怜悯、谦虚等道德情操的高尚和伟大。通过耶稣，基督教提出了它宗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博爱。这种博爱思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就发挥出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善待他人，尽可能做一切善事，为他人做事就像为自己做事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基督教在其新教伦理中，更提出了“劳动是天职，每一个新教徒要勤奋、节俭、进取，要用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恩宠”的宗教理论。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基督教新教伦理，成了养育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摇篮。
　　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相契合，佛教也是伦理道德性的宗教。佛教通过戒律与修身养性来提升人格，教人摆脱人间的种种“苦”和“烦”。佛教的戒律几乎与基督教的戒律异曲同工。佛教伦理强调除恶从善，平等慈悲。佛教徒所信奉的“不杀生”原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信念，都映现出一种慈悲为怀的“博爱精神”。《大藏经》中关于佛教的四句名言，十分精当地表达了佛教伦理性的特点：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以《古兰经》为行为准则的伊斯兰教，也包含了大量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如“行一件善事，将得到十倍的报酬”、“真主加赐奋斗的人”，等等。显然，以上这些思想，对于达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需要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十分有益。
　　宗教的伦理功能，还表现在其有关生态伦理的思想之中。伊斯兰教中，就有“亡人奔土如奔金”的说法，穆斯林有薄葬速葬的传统习惯，伊斯兰教规定，在哪里归真就在哪里埋葬，不强调亡人必须回到故乡。就是等候远方亲属来奔丧，也只以3日为限，3日之内，必须埋葬。这种丧事速办，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精力，同时也避免了尸体因长期停放而腐朽变质的情况发生。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丧葬习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有“环保意识”在内。道教也是具有丰富生态伦理思想的宗教。这与道教特有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有关。道教经典《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大传》中亦说，“载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均表达了一种“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这些思想的阐发与实践，都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至于说到宗教的经济功能，这并不是指那种在宗教旅游景点通过销售旅游产品而获利的行为，而是指蕴含在各宗教内部的经济伦理思想。阿拉伯民族在历史上曾是个善于经商的民族，所以，在伊斯兰文化中，有不少关于经济行为准则的格言，如，“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应当用充足的斗与公平的秤，这是善事”等。基督教新教伦理，在规范人的经济行为、调整人的经济心态、使之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已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描述。就以纳税而言，基督教的什一税，培养了人们纳税神圣的观念，为日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基督教关于奉献的思想化为了历史上与当今虔诚的教徒们做义工和捐献的热情，以至于在今天基督教盛行的国家，人们都有做各种各样志愿者的热情，有的还走出国门，远涉重洋，惠及别的国家与民族。从经济眼光看问题，在一个存在着贫富差别的社会里，捐献和义工，以转移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形式，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启蒙思想家康德。康德把宗教放在伦理道德的建构中，将之归于“实践理性”部分，而不是放在“纯粹理性”的部分，无疑为整个宗教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指明了现代宗教的一种走向。康德逝世2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重温康德，不无启发。
　　显然，宗教的上述功能，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来源：中国宗教网 作者为山西省民宗局 王泽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