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

　　■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都是围绕着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宗教问题这一中心的，其基本思想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宗教理论一脉相承，又不断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集中表现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的有机结合。
　　一
　　近30年来，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凸显；国内改革开放深入扩大，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宗教问题的发展也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积累了宗教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新观点。由此导致中国宗教理论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集中表现为对邓小平宗教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教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宗教理论的新发展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如提出“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等等。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按照这一要求，自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的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宗教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教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宗教理论的新发展在内的科学的宗教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之所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是因为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经验的理论结晶。
　　邓小平理论的宗教观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全面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理论结晶，包含着邓小平个人的论述以及1982年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主要观点。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宗教人士有了很大进步，代表党和国家明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宗教界人士的不公正待遇，直接促成了党对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他强调全党都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中的政策问题。提出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对待宗教，但宗教也不能搞狂热。认为宗教界人士在对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往中可以作出重要贡献。在邓小平重视和亲自指示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82年3月向全党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文件全面恢复并发展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许多新观点。主要有：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这一观点改变了以前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宗教的把握更为全面准确。第二、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第三、明确了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宗教工作的主题。第四、强调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第五、全面完整地表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涵义。第六、要求处理宗教问题主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倾向。第七、特别强调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宗教问题及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邓小平理论的宗教观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形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教观，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到21世纪的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处理好宗教问题经验的理论结晶。这期间，正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其中民族宗教矛盾冲突突出，世界还很不安宁。民族宗教问题没有能够正确解决也成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一个因素。国内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扩大，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也伴随大量社会矛盾的出现。宗教方面总的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宗教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国内外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宗教问题对国家全局乃至世界政治的影响自然进一步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论及宗教问题，继续推进党的宗教理论的与时俱进。特别是收入到《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中的《论宗教问题》一文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宗教观的集中反映。主要表明了以下新观点：第一、要放眼世界，立足国际大背景，着眼于党和国家全局深刻认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关系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第二、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特点表现为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第三、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密切联系。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第四、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二重性，提出宗教文化也有积极因素。第五、提出了“四句话”的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即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四句话”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实际，并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地解决好我国宗教问题的大政方针。第六、强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第七、尤其是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理论命题，表明党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已经成熟。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世纪新阶段的要求，提出了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并贯穿到宗教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提出一些新观点。第一、对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宗教工作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意识进一步提升，提出宗教关系是涉及国家全局的重大社会关系，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第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特别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教观统一全党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强调对于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结论，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第三、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宗教的群众性，突出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及合法权益，同时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第四、推进宗教法制建设。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宗教方面的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宗教事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迈出重大步伐。第五、充分认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遇到的新挑战和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的严重危害性和抵御渗透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紧迫性，正确把握扩大开放和抵御渗透的关系。第六、在对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突出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建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宗教人士队伍。第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八、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全面推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和谐。
　　上述可以看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宗教问题的上述思想，尽管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但都是围绕着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宗教问题这一中心的，其基本思想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宗教理论一脉相承，又不断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从邓小平宗教理论直到十六大以来的新发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必须对这一体系进行简明的理论概括，并把握好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党中央对于宗教理论和政策进行简明的概括，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94年7月，李瑞环在与新形势下民族、宗教问题研讨班学员座谈时从8个方面进行了概括。第二次是2001年，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从10个方面作了概括。
　　根据上述论述，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集中表现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的有机结合。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着眼于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和宗教问题规律的揭示。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宗教不仅是社会历史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着支撑宗教存在发展的根源。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二重性特征。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国情主要表现为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宗教与民族关系密切，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
　　第二、关于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着眼于如何具体指导正确处理好现实的宗教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巩固和发展对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无神论,不能信仰宗教，要对人民群众进行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教育。
　　理论是基础，涉及什么是宗教，宗教的根源，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国情的特点等。基本方针是在理论指导下，做好宗教工作的指导方向。二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一个严密体系。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今后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指南。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