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传统文化促进文化自觉——在“宗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发掘传统文化促进文化自觉——在“宗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5年6月，在“宗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上，再对以儒佛道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的内涵进行挖掘和阐释，力图在发掘和扬弃中，使“和”的内涵与时俱进，与时俱丰。

　　现在是我国的“发展黄金期”，也是“矛盾突显期”。要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善于化解矛盾，构建和谐。“发展是硬道理”，“和谐”则是“硬道理”后面的道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人心向善，人心思和，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多方发动，多种努力。其中值得去做的一件大事，是从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和”的文化内涵，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和谐之道，生生不息。我们不仅要有站在时代前沿、引导时代前进的、科学的先进文化，还要有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以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和支撑的大众文化。要善于发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基础作用，包括发掘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儒释道中，就有丰富的“和”的内涵、和谐之道，值得我们去推敲、发掘和扬弃，使其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与时俱鲜活、亮丽。

　　“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儒释道中之“和”，可谓“家家持荆山之玉，人人握灵蛇之珠”。偶然涉足，海边拾贝，五光十色，美不胜收。

　　儒学之“和”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和而不同”则是儒学所肯定、倡导和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和同之辨”古已有之，孑L子加以总结，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竟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

　　以“和而不同”为主线，儒学追求的“和”似可概括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以“和”对“多”，集散成大。和，以多为基础；多，以和为归属，在静止无涉的状态下，多而不和，其多不多(寡也)；并且，多而不和，必分必离；唯有以和对多，方能多其多也，变多为利，多多益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任何形式的“孤立主义”或“分裂主张”都与儒学思想中的“和论”相悖。

　　第二层面：以“和”制“合”，平衡互补。在众“多”之“合”不可回避的境况下，合而无序，会造成失衡、混乱，产生碰撞与冲突，乃至引起伤害和战争。对此，儒学的基本态度是“和合”，即以“和”制“合”。也就是说，“和”，并非简单的相加，亦不是硬性的拼凑，更不是强行的并吞；而是和谐相济，合而不乱，协调平衡。《国语·郑语》说：“夫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对此，今日的学者解释说，“和”是和合，“平”是调谐，这一思想不仅述说了事物的多样性，而且提示着事物的构成具有规律性。“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和实生物”。可见，儒学倡导的是“和”与“平”，由此亦可见出“和平”二字在古代文献中的原意，即和合、调谐。《礼记·乐记》又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不失；和，故百物皆化。”按照此说，“和”不仅是人类社会的主观需要，而且是宇宙自然的客观规律。

　　第三层面：“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要“非寡”(和众)、“非乱”(和谐)，就要“非同”。在多种多样的文明形态与多极多元的民族国家面前，相互交往及彼此关联已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主流。这种交往与关联的有序和谐进行，无疑需以尊重各方文化的特性为前提，如果一厢情愿地“求同”，不但是在理性上对事物之“多”这一特征的根本否定，并且每每在实践中导致冲突纷争或专制霸权，产生自我中心、相互诋毁、以己化他、无所兼容，直至引起武装征服、暴力同化。《礼记·乐记》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基于这样的认识，儒学“和论”才得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样的深刻结论。故《论语·子路》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其开宗第一篇(《学而》)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中庸·第二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阴阳和合，刚柔相济，一切相辅相成，万物方得以生生不息；而唯有依照世界的本来面貌，以多为美，以和为用，人类社会才可能在相互依存中发展，否则的话，“同则不继”，一切就会湮灭于没有生机与活力的“专一”之中。“同而不和”不仅于事无补，反会抹杀世界的多样性，使危机潜伏，导致纷争与冲突，引发霸权和对抗；唯有“和而不同”，才是符合人类发展的现实法则与理想之路。

　　以倡导“非寡”、“非乱”及“非同”为前提，追求“多元和谐”为目标的儒学“和论”，无疑是适合今日人类社会的普遍需要的。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对儒学的思想体系作过概括，指出其特点是人世的，儒学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不过，这里的“和平主义”，不仅仅是对冲突与战争的简单否定，而更是为万物与众生和谐相处作出的积极努力。(徐新建：《和而不同：论儒学境界与世界文明》)

　　“和而不同”根深蒂固，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乃至一种民族性格，即使是历史上的剥削制度、专制政体也不能掩其光芒。例如，中国在历史上对内注重“为政以德”、“礼主刑辅”，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化干戈为玉帛”，表现出和平大国的泱泱气度。汉唐开辟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从来都是和平友谊之路、经贸文化之路，没有发生掠夺和战争。明代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一流舰队出使南洋各国，宣扬中国文明，在各地秋毫无犯，体现出和平外交的优良传统。以宗教传播而言，与世界上若干国家武力输出宗教相反，唐代玄奘不远万里西行印度，取回系统完整的佛教经典，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产生。鉴真不畏艰险东渡日本，带去中国文化丰硕成果，日本人至今受益匪浅，敬拜不绝。

　　今天世界上总有些人要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中国的和平发展，总要鼓吹“中国威胁论”，他们根本搞不懂什么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们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亚洲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和影响。这既是现实的政治承诺，更是传统使然，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使然。

　　丰富内涵可为今用。如果说“和而不同”是主线，“仁爱”则是儒家贵和哲学的灵魂和源泉。发掘儒学之“和”的丰富内涵，有助于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即：泛爱万物，树立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协和万邦，树立天下一家的人类观；政通人和，树立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厚德载物，树立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文化观；诚信正直，树立义利统一的道德观；慈孝恩义，树立家道和顺的家庭观；成己成物，树立崇德广业的人生观。(牟钟鉴：《儒学与社会和谐》)

　　佛教之“和”

　　佛教在中国历经两千年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其中氤氲着“一团和气”，蕴涵着一股“和风”。

　　佛教之“和”，比较突出的有：

　　基于缘起论、平等观，提出“和”与和平的思想。“诸法因缘生”，缘起论是佛教思想的基石；“缘”为结果所赖以生起的原因、条件，“起”乃生起。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有原因和条件的，一因不能生果，世间万物都处在多种因果相续相连的关系之中，都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每一事物、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万事万物都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佛教主张“自他不二”，就是从缘起法则观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每个人的生存都有赖于他人和社会。人与人互相依存，密切关联。“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无量寿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教视一切众生如现世父母，因此，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主张和“报恩尽分”的天职思想，主张营造理想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缘起论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佛教的平等理念，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重要基石。和平从平等中确立，和平来自于平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平等意味着强弱、富贫、大小、上下彼此之间的互相尊重，意味着建立互信与合作。平等致“和”，平等就能够互相慈悲为怀，使互相之间能够理解、谅解、宽容，而不至于兵戎相见，有助于化干戈为玉帛。

　　基于“依正不二”，主张人与生存环境相和谐。“依正”二字乃“依报”、“正报”的略称。“正报”指众生乃至诸佛，即生命主体；“依报”指生命主体所依赖的国土，即生存环境。依正不二，是佛教中诸不二法门中特别重要的一门。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生命主体与其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同一体性。这是佛教处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立场。由此出发，佛教对生存环境十分爱护，主张草木非情皆有性，应像爱护有情众生一样加以爱护。因此，中国佛教素有育林护山、绿化环境的优良传统，至今尚可见寺院多是林木扶疏、景色宜人。

　　基于“心净则佛土净”，提出“心灵环保”。佛教认为只有内心平和与安定，才有外在的和谐与安宁。内有不和(不平)的心因，外有不平(不和)的事缘，彼此相互影响，推波助澜，才会形成种种冲突、暴力和战争。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认为，外部的“净”来自心“净”，外在的“和”来自心“和”。六祖慧能质疑道：东方人造了孽、作了恶，希望解脱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去。那么西方人造了孽、作了恶怎么办呢?他要往哪里去呢?故，反对向外求“净”、求“和”，主张“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经》)，只要心干净了，佛就在心中。正是以此为据，海峡两岸佛教界在人们倡导自然界生态环保的基础上，倡导人类自身的“心灵环保”，要以内心的平和与安定，来带动外界真正的和谐与安宁。

　　基于“教规双运、解行并重”，强调僧团奉行“六和敬”的规则，即：身和问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对我们的启发是，构建和谐社会，不能空喊，而要以坚定的信念为前提，寻找一切可能之方式和手段，甚至形成规则和制度。

　　佛教之“和”，和风西送。今年4月在“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上，200多位高僧一致提出，要“两岸一家亲，家和万事兴”，要“为当今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5月在曼谷举行的有4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佛教大会”上，我的一篇《和气东来，和风西送》的致辞，引起与会者关注。大会通过了宣言，一致支持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今天人类精神的提升和社会进步的加速，也需要新的六“和”：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我们愿意支持和促进世界佛教论坛进一步深入挖掘佛教“和”的内涵，宣扬“和”的主张，让“和气”从这里升起，“和风”从这里西送。希望这里能为一批善于讲历史、讲佛理，既深谙佛教文化精髓，又能结合实际、契理契机的专家学者高人，提供彰显睿智的平台；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涌现出赵朴初式的大师，善于以佛教文化本身的魅力吸引人，以佛教“和”的内涵感召人。

　　道教之“和”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倡导人们信道、修道、行道，一切以道为事。而道之最根本的属性就是生成容纳万物、自然平和无私、无为柔弱不争。然而，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这个“道”，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即“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道”，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理念。比较突出的有：

　　和谐的人类健康思想。在所有宗教中，可以说道教最为肯定人生命本身的价值，贵生乐生，楔而不舍地追求长生。在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中已有“乐生最善”的思想。“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相信“我命在我，不在天”。在以后的发展中，更是追求“性命双修”。“性”指人的灵明慧觉；即心性；“命”指人的气血生身，即生命。“性命双修”就是要同时进行心理和生理的炼养，使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共同健康，达到身心和谐。另外，道教还讲求，、物和谐，不为物役，不被自己创造的知识、财富和权势所迷惑和役使，不因贪图名利和物质享受而使欲望无限膨胀，以至丧失了内心的和平安宁和淳朴本性。因此，主张“心明于物外”。

　　和谐的治国安邦思想。《太平经》以“三名同心”表达了治国之道中的和谐理念：“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鉴于自然界和人间社会各层次的事物，皆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只有阴阳相须、以和为贵，万物和社会才能有序和谐；以中和之道，君、臣、民三者和谐共处，“三名同心”，构成一体，方可达太平盛世。道教反对使用武力，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兵之所处，荆棘生焉”。道教“致太平”的政治理想，“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曾为历史上不少君王所推崇。汉初以“黄老无为”、休养生息思想治国而达“文景之治”，即为其成功典范。

　　和谐的环境保护思想。道教认为，宇宙间有四大根本：道、天、地、人，其中以人最有智慧、灵气。那么，人类该如何处理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呢?道教提出“道法自然”的基本准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类虽为万物之灵，也要以地为法则，保护其生存的地球；地以天为法则，尊重宇宙的生息；天以道为法则，遵循客观规律；道以自然为法则，维护宇宙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一切有形，皆含道性”，天地万物都来源于“道”，都有按照道赋予它的本性自然发展的权利。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用心去体会世间万物相互联系、依存的统一性，维护其和谐之美，世界才会有生机。所以要“慈心于物，恕己及人”(《抱朴子》)。

　　道教之“和”，紫气东来。老子提出“知和日常，知常曰明”，庄子提出“太和万物”，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道教为之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这种“和”的思想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慈爱和同、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和而常通、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人生理念和“致太平”的社会理想。以“太和万物”为基础的道教伦理道德观念中，保存了许多中华民族的美德，如以德为本、以德为行，抑恶扬善、上善若水，孝敬父母、敬老恤孤，施药治病、怜贫悯疾，助人为乐、助学兴教，谦虚谨慎、慈俭济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劳动自养、自食其力，淡泊名利、和光同尘，等等，显然都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益。道教在中华民族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也要紫气东来，用东方之祥瑞和气缓和世界“文明的冲突”；虚怀若谷，以江海之博大胸怀再树新时代的“道教之真精神”。

　　兼收并蓄与内涵深化

　　“和”并非只在儒释道中。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思想。早在三千多年前，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并非唯我独有。将视野拓展开来看，提出“和谐为美”之看法的先贤，在从公元前到现代的西方众多贤哲中比比皆是。黑格尔(G．W．F．Hegel)说：“比单纯的符合规律更高一级的是和谐。和谐是从本质上见出的差异面的一种关系……各因素之中的这种协调一致就是和谐。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差异面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人们常谈形状、颜色、声音等等的和谐，就是采取这个意义。”中国儒释道之“和”论，也需要在兼收并蓄中存在和发展，取开放而弃封闭，既不排斥横向的相互补充，亦不拒绝纵向的自身拓展。上承当年诸子百家之精华，下采今日世界文明之众长；内及修身，外以治世，融于整体，交映生辉。

　　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今天的中国，对外奉行以邻为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对内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一团和气正在华夏上空升起，一股和风正在神州大地吹拂。当然，这还只是开头。我们要对着西方“和”气东来，向着世界“和”风西送，也还只是意愿。因为“和”的本身，就只是开头——一个重要的、对意境营造的开头。就文明构成看，“和”还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局面，而不是终极价值。比如，不同的笙管一齐吹奏，只要“和谐”，便可达到悦耳动听，也就是美。但那是结果而非原因，和谐之美，深究起来，需要每根笙管保有各自的乐谱和旋律。今天中国的文化复兴或文明依托，还匮乏作为人生导引、民族精神的乐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对西方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人文理性与基督教文明，中国的文化复兴，无论儒释道之“和”，抑或是新创价值，从根本上说，还不得不呼唤自我的乐谱，也就是呼唤本土的作曲。(徐新建：《和而不同：论儒学境界与世界文明》)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世界才能真正为中国文化的“和”所感动，所折服。

　　在多元化的世界里，认准先进文化的方向，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着力弘扬它契合时代的智慧，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这应当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定能解决好的问题(费孝通：《我们需要有“文化自觉”》，载2000年10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而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文化“和”的内涵，应该是我们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

　　儒释道之“和”，博大精深。我以微薄的国学知识斗胆“刍议”，写成此文，“文之高下在于理，道无古今维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