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合一体制与西藏石刻文化（2）

　　政教合一体制与西藏石刻文化（2）

　　张虎生

　　佛教于公元7世纪大规模地正式从印度、祖国中原地区传入西藏以后，[1]经历过漫长的前宏期发展，直到吐蕃王朝极盛时期，才开始具备了佛、法、僧三宝道场。[2]但是，前宏期的佛教，只限于统治阶级部分人物的推崇，还不可能在民间普遍深入扎根，以佛教为主的外来的文明宗教文化和以本教为主的本土原始宗教文化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相互渗透、相互吸取。从吐蕃时期所遗存的佛教石刻看，前宏期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还不具备藏传佛教的地方特色，也没有被人民全面接受，还局限在宫廷的传播发展和官方的提倡、扶持，且几次在守旧的奴隶主政治和传统的本教文化夹击下，遭到灭顶之灾，否则就没有必要会盟立誓勒石申明保护。[3]所以这一时期的石刻，多是某种政治活动的记述，在官方主持下，被创造出来的，[4]尽管也有以宣传佛教为内容的刻石，但也属官方作品，且数量少得很，到了公元10世纪后半期以后的后宏期，佛教战胜了本教，得到群众的普遍拥护，有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封建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已不仅表现为支持，而是集政权与教权于一身，既是行政首领，又是教派领袖，当这一点确立以后，尽管也有派系的对抗和斗争，但象以前那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再没有出现过，而对于佛教的发展则是变本加厉、不遗余力。社会上下一致地崇信藏传佛教，为了一种信仰上的追求，作为积累功德的刻石佛事活动，被大规模屡屡兴起，官方（也即教方）组织的民间自发的刻石普遍展开。随着寺院官衙化和上层僧侣的官僚化，以及佛教在西藏民族化进而民俗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农奴聚落，在寺院、城镇周围，在通往“神山”、“圣湖”的路上和转经道上，都可见到众多的带有佛教色彩的石刻品。有的被供奉到庐舍殿堂，有的则被聚集成堆。这时期的西藏石刻文化正是佛教在西藏充分得势发展后的产物和有力见证，这是在近千年来的西藏地方藏传佛教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创造出来而逐渐形成的，但在政教合一体制的政治局面存在时期，被创造出来的作品，占有绝对的优势。这种优势包括它的数量和佛教题材的内容以及石刻的形式。它给藏民族带来了自己所特有的文化特色，以其独具的魅力，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大放异彩。

　　在后宏期里，藏传佛教和西藏石刻文化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从属关系及相互作用。由于政教合一的特殊政治局面，这一时期的西藏石刻文化不仅作为“教”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政”的一部分，政教合一体制是西藏地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政治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随着西藏地方历史的轨迹而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历史范畴的产物。公元10世纪后半期佛教在藏族社会重新获得恢复和发展，并逐渐地形成藏传佛教，正值藏族进入封建社会不久，社会刚刚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藏族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和西藏佛教势力之间的关系往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小规模的政教一体局面，即封建领主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往往给自己穿上一件宗教的外衣，这是藏族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出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藏传佛教是随着藏族封建经济上升时期的社会需要而逐渐形成的。这种社会需要主要是指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需要：其一，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主要是指当时藏族社会中的新兴封建领主。他们在藏族进入封建社会后不久，十分需要利用佛教这一精神武器来维护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其二，被统治阶级，人民群众的需要。当时广大的藏族人民具备信仰宗教的思想前提。公元10世纪后半期正是藏族社会处于长期战乱之后开始向封建制过度的历史时期。[5]这时藏族人民群众对于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心情十分迫切，而佛教反对战争的思想，“解脱”和“极乐世界”的宣传，都很能引起他们思想上的共鸣。加以这时的佛教又是经过和藏族传统的本教长期斗争，接受以至融合以后，笼罩上不少藏族人民喜闻乐见形式的西藏化了的佛教，[6]因而更能吸引藏族人民群众的信仰。

　　旧西藏政治和宗教的“二位一体”化，更准确地讲是经济和政治、宗教的“三位一体”化。在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里，各级农奴主封建统治者以巧取豪夺来的雄厚经济为后盾，用严酷的政治手段控制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人身自由。用虚幻的宗教承诺和“彼岸世界”的宣传，给处于绝望状态下的灵魂以一线希望，引导和统治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进而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封建农奴制经济和宗教化了的封建思想、观念的“二位一体”，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渗透到了全部社会活动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进而在整体上控制和垄断了社会文化。在这种强权统治下的西藏石刻文化，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不折不扣成了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势力和社会文化现象的相辅相成、贯穿封建思想的宗教文化对于政治的倚托，和封建政治统治对于宗教的充分利用以及反映封建经济利益的宗教和表现宗教的西藏石刻文化的多方位统一性，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政治蒙上了宗教的面纱，宗教的本质政治化了，西藏石刻文化的内容宗教化了，当然在这里政治还居于主导的地位，往往因政治的需要来取舍宗教。作为文化表层器物文化之一的西藏石刻文化中的大宗，[7]正是这种政教合一制度文化最典型和充分的反映。封建的“君权神授”和“富贵在天”思想，通过宗教的表现方式加以形象化和通俗化，贯穿于宗教的说教和解释中，给自己的统治寻找最理想的理论根据和奠定广泛的统治基础。[8]宗教内容的西藏刻经、造像等石刻文化正出色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所以，关于西藏石刻文化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它是开展多学科研究的资料宝库。[9]

　　通过考察和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在政教合一体制下产生出来的石刻文化是全部西藏石刻文化中的主流，呈现出浓烈的宗教气氛，体现和印证着神权政治对于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和深刻控制。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互关系是明显而典型的，特定形式和内容的西藏石刻文化，出现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也绝非偶然，有着深刻的原因和历史发展必然性。藏传佛教的形成，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确立，西藏石刻文化进入自身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三者的趋于同步发展和“三位一体”性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在藏传佛教没有最终形成以前，西藏石刻文化并不以表现藏传佛教为主，然而从藏传佛教形成以后，西藏石刻文化则几乎以表现藏传佛教而襄括其全部内容。事出有因，一方面说明藏传佛教形成以后，在西藏社会中所具有的活力及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内容所具有的决定意义。同时也可看出，西藏石刻文化发展后，以新的形式表现新的时代内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为什么在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背景下，藏传佛教选择了大规模的刻石手段来作为传教的重要方式之一呢？亦即西藏石刻文化到底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本质上对当时的政治统治有什么巩固作用？进而对整个西藏社会发生了什么影响？而西藏石刻文化又为什么把藏传佛教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内容呢？

　　首先，西藏高原的地貌构造并不缺乏石头这种自然资源，这是西藏石刻文化得以创造的客观先决条件。其次，以刻石来表达人的认识和思想情感，或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在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一定意义的传统性，[10]第三，随着佛教从印度、中原汉族等地不断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刻石以表现宗教的概念不可能不随之而传入。许多学者相信，最早佛教崇拜的偶像或画像是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后才出现的。公元1世纪至3世纪时期的早期佛教发现于印度的秣兔罗（Mathura）和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犍陀罗（Gandhara）这些早期的佛像就是释迦牟尼本人。到了后期佛教的发展和演变，塑造了包括菩提萨埵（Bodhisattves）的塔特克（Tantric）神等在内的众多佛像。藏族学者以藏译梵文经典为依据认为，早在公元前6世纪即佛生前，有关佛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便已存在于印度。[11]有关这一问题尚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藏族自己的佛教艺术，大致始于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治时期，[12]反映宗教内容的石雕刻造像、刻文艺术，随着佛教在西藏的逐步得势，而在各地广泛地被推广和接受。它具有仪式的功能，宗教内容的塑、雕、刻和绘画神像之所以受到崇拜，是因为人们的心理在冥想佛尊时，必须借助于这些神像，它们具有鼓舞和激发信徒想像的功能。迎神入像并安住于像的意念指导下，按照佛经里的描述精心刻塑，这样，所有信徒和造像工匠也由此得到无量功德。[13]随着佛教的传入西藏，佛教的刻文、造像艺术手段也随之而来。这就和藏传佛教由西藏向今内蒙、山西、河北、辽宁等地传播发展，而在那些所传播之地也出现藏传佛教内容刻石的道理一样。[14]宗教刻石不仅作为传播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宗教传播的产物。至于西藏石刻文化发展到政教合一局面出现，藏传佛教形成以后，所表现的内容就以藏传佛教为主，也应该主要从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发挥的作用中去寻找。并且也是佛教西藏化后，佛教艺术也西藏化的结果。例如，把西藏地方历史上著名人物神化后，作为宗教的偶像来崇拜。可以这样说，藏传佛教内容的西藏石刻文化本身就是作为佛教在西藏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政治把宗教作为一种服务工具而大力兴教的形式表现。也是在西藏这样一个全民信教地区的特有文化现象。西藏石刻文化的大宗内容不是别的，而偏偏选择了藏传佛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主要是由政教合一的政治、宗教势力决定的，是神权的政治体制文化决定社会器物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使其只能作如此的选择，而不能是别的选择，有内在意义上的必然性。在空间上遍布西藏，在时间上纵贯近千年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西藏石刻文化载体的出现和走向繁荣，只有佛教在西藏社会自上而下，不断传播发展，逐渐地变成一种民族的信仰，而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只有藏传佛教发展到了全民信教的地位，这一地区也变成了全民信教的地区后，这种可能性才会变成现实。宗教活动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项必要内容，牢牢地控制掌握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人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价值观念，宗教观念在这里成了人们的共识。同时它的政治化和民俗化程度很高时，方能为表现宗教的石刻文化的高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官方支持、保护和在民间找到广阔的天地和理想的土壤。我们研究的目的正是在于努力探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为其服务的石刻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及相互渊源和从属关系，以及在这种体制下，西藏石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般轨迹。

　　西藏地方政教合一体制时期，西藏石刻文化不仅是自身发展史中最为重要和辉煌的阶段，而且也呈现了西藏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特征。[15]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它所反映的不同重要内容，正是该社会发展阶段内部的主要问题或主要问题之一，或者说是足以影响该社会的众多因素中的重要一项。可见，西藏石刻文化的特点和它所处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相吻合的，发展是同步的。把西藏石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多学科的全方位研究，为我们研究西藏历史，特别是研究西藏政治史、文化史和藏传佛教史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和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角度。把这种客观存在，上升到一种理性的认识高度，把西藏石刻文化一个重要的、极富代表性的发展阶段和曾存在于西藏地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理论上的沟通，并就二者的关系进行论述；此外就石刻文化创作者的意图，创作手法上和艺术观念上受印度和祖国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和它的民族化，及其对整个西藏社会各方面和民族心理的影响等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科学的考察说明，是十分必要的。文化属于时代，属于历史，不同的文化现象更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的性质决定着文化的性质，社会的主体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必然决定和影响着该社会的主体文化。在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对于社会石刻文化的高度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和强大推动力，而社会的石刻文化对于封建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所起的维护和服务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和必然的。

　　随着藏人在世界各地的定居、游历、活动，信徒们也就把西藏佛教带到了他们活动的地区或国家。藏传佛教内容的西藏石刻文化也随之在世界各地出现和传播。所以它又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世界性。向国人和世界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西藏独特的石刻文化，摆正它在藏文化中的重要位置，为其在更大社会文化范围中敲枰定局，对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团结都是十分必要的，对藏民族的现代化和祖国的繁荣昌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指出它对丰富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的杰出贡献，对于我们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进一步认识现实和历史的渊源、继承发展关系都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对实事求是地制定和执行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更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西藏境内为藏传佛教作宣传的各种石刻，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当1959年民主改革中，彻底摧毁其赖以生存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和政教合一政治体制以后，尽管藏传佛教还依然存在，但它是在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前提下存在的，这种完全以佛教作为内容和形式的石刻文化，便逐步走向衰落枯蒌，间或偶然也有一些小的石刻作品补充问世，但也只是个别信徒为了祈愿和行善而作的，前述那样大规模石刻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有各种纪念碑刻，有各种艺术群雕，[16]以全新的面貌和内容从一开始出现就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感，这才是西藏石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必将代替那些宗教刻石。一种最新的西藏社会主义石刻文化，将在藏族社会和人民群众中大放光彩。

　　原文载《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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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元5世纪左右时，佛教初涉西藏社会，7世纪以后正式传入民间，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最终形成。978年是藏传佛教形成的标志年代。也是“后宏期”的开始。请参阅王辅仁教授所著《西藏佛教史略》一书。

　　[2] 指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位于今山南地区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桑耶寺是西藏佛教史上第一个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

　　[3] 如桑耶寺的兴佛证盟碑等。

　　[4] 西藏奴隶制的吐蕃王朝时期，部落联盟的仪式和会盟宣誓仍保留延用，而且应用于王室和勋戚贵族之间，为了缓和赞普和大臣之间的矛盾、双方或几方经常举行会盟，大臣表示效忠于赞普王室，赞普则重申保护群臣的各种权益，为了慎重起见，便把誓文内容刊石立碑，以使后人知哓和遵循。这是当时社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统治阶级内部由官方出面进行的。

　　[5] 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后，吐蕃王朝分崩瓦解，奴隶制度受到重挫。9世纪后期吐蕃王朝全境爆发了大规模的旨在推翻奴隶制的奴隶、平民大起义，社会处于较长时期的战乱局面。请参阅《藏族简史》一书。

　　[6] 从不同渠道传入西藏的佛教，在自身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和西藏本土的原始宗教本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相互汲取。直到藏传佛教形成以后，在传教和信教的一些形式方面吸收了不少本教的东西。

　　[7] 西藏石刻文化中的大宗，这里指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西藏封建农奴制时期所创造出来的主要表现藏传佛教为内容的各式各样的石刻品。

　　[8] 神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缩影和典型反映，在本质上是人创造神，而非神创造人，利用宗教的说教，来掩饰自己剥削、压迫的实质是统治阶级所惯用的手法，也是他们支持和利用宗教这一精神武器的真正原因。

　　[9] 着眼于西藏石刻文化，对研究和认识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众多学科都有帮助意义，可从中分析出很多问题，或为看待某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论。

　　[10] 这里指的传统性主要指在以前的西藏社会发展形态中，已有刻石纪事这种社会活动。不同时期表现、反映的内容当然不会 相同，但这种手段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却不能说前后彼此没有关系。

　　[11] 参见《藏族的造型艺术》，巴巴拉·利普顿、尼玛多吉著，格勒、彭雪芳译；载《雪域文化》，1991年春季号，页16。

　　[12] 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佛教大规模正式传入西藏，开始了佛教在西藏的正式传播和发展，同时也就正式开始了佛教西藏民族化的历程，而为佛教服务的佛教艺术从这时起不可能不正式走上自身西藏民族化的道路。

　　[13] 见《雪域文化》1991年春季号，页15，《藏族的造型艺术》，巴巴拉·利普顿、尼玛多吉著，格勒、彭雪芳译。

　　[14] 在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可看到藏传佛教内容和风格的刻石。在辽宁阜新海棠山也有数百尊属于藏传佛教内容的摩崖石刻造像。在河北省境内以及北京市也有较浓厚的藏传佛教风格的石刻文化载体。

　　[15] 考察西藏石刻文化和西藏历史发展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西藏石刻文化在原始社会表现氏族部落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貌；奴隶社会表现统治阶级之间的盟文誓词；封建社会则表现统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藏传佛教。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则以全新的内容和面貌表现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民英雄和重大成果。较之以前从形式到内容可谓截然不同。

　　[16] 如拉萨烈士陵园、山南烈士陵园内的大、小纪念碑，拉萨西郊的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以及西藏社科院院内的吞米·桑布扎的石雕像和自治区藏医院院内的宇妥·云丹衮布的石雕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