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像与中国的佛教信仰──日本学者关于中国佛教弥勒像的解释举例

　　弥勒像与中国的佛教信仰──日本学者关于中国佛教弥勒像的解释举例

　　作者：邢东风，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弥勒信仰是佛教信仰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种各样的弥勒像则是这种信仰的表现形态之一。弥勒信仰很早便传入中国，随着这种信仰的流传，从古至今在中国各地出现过数不清的弥勒像，无论是在石窟寺院还是在一般的寺院，弥勒菩萨或弥勒佛的造像随处可见，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被当作崇拜对象的弥勒像本身也有种种变化。对于佛教信仰者来说，弥勒像主要是崇拜的对象，其中寄托了人们的信仰、愿望、追求以及他们的佛教理解等等；正因为这样，从佛教研究的角度来说，通过对弥勒像及其相关事项的考察，可以了解中国的佛教信仰的变化及某些特质。

　　笔者对于弥勒信仰没有专门的研究，加上时间仓促，这里只能介绍两位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佛教弥勒像的解释。一位是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者冢本善隆（1898－1980），另一位是著名的佛教思想家铃木大拙（1970－1966）。二人都曾到中国进行过调查，并根据各自的调查发表了对中国佛教弥勒像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有的可能在中国已为人们多少了解，有的恐怕还不大为人所知。这里作一简单的介绍，或许对于感兴趣的人们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冢本善隆生前曾任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在日本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权威学者。

　　1936年，冢本赴响堂山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后将龙门石窟造像记抄录排印，又根据这些造像记写成长篇研究报告，题名《龙门石窟所表现的北魏佛教》。在这篇文章里，冢本根据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对中国历史上人们的佛教信仰进行了考察，并对弥勒信仰由兴盛到衰落的原因提出了自己解释。

　　就龙门造像的情况来看，冢本发现，北魏时期所造的佛像中以释迦像和弥勒像为最多，其次是观音像和无量寿佛像；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唐代发生了变化，就是说唐代的佛像中以阿弥陀佛像居多，其次是观音像和地藏像，北魏时期多见的释迦像和弥勒像在这个时期变得很少。把中国的石窟佛像综合起来看，首先是云冈石窟，释迦像最多，弥勒像次之；然后是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释迦像和弥勒像的数量大体一致；再后来是唐代，阿弥陀佛像最多，不久又有观音像和地藏像的增加。

　　冢本认为，这种情况表明，从北魏到唐代，中国佛教的信仰发生了变化。从他看来，当中国人最初接受佛教的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逐渐扎根。当时人们关心的是释迦是怎样的人物，他有怎样的经历，做过什么事情，云冈石窟有许多表现释迦传记的浮雕，就是当时人们对释迦其人抱持浓厚兴趣的证明。当人们了解了释迦的人生之后，又想知道成佛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成佛？释迦为了成佛都思考了什么？讲了什么？释迦的教义到底是什么？等等。这样，人们的兴趣很快就从作为人的释迦的经历转向了超越时间的释迦教义。与这种兴趣的转移差不多同时，人们一方面制作了很多释迦像，另一方面又制作了差不多同样多的弥勒像，其时正当北魏都城从大同转到洛阳、亦即龙门石窟即将开张的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多部弥勒经典的翻译，弥勒上生和下生两种说法都有流传，也都已成为中国佛教徒的理想，例如道安以上升兜率天为理想，法显以弥勒下生教化众生为理想。在冢本看来，弥勒经典的翻译，以及象道安和法显那样的重要佛教人物的思想和信仰，对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传固然有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只是弥勒信仰之所以兴盛的表面原因，而根本的原因在于信仰上的欲求。对信徒来说，与其依赖久已过去的释迦，不如依赖现在天上的弥勒，这就是信仰的对象从释迦转为弥勒的根本原因。

　　这种信仰对象的转移也有佛教本身的理由，因为佛教认为弥勒是继释迦之后出现在这个世上的。龙门石窟中也有把弥勒像与释迦像并列或对置的例子，冢本认为这是“弥勒菩萨继承释迦佛”的表现。弥勒与释迦本来是各自独立的，没有继承关系，但是北魏的佛教徒相信弥勒是继承释迦而现在天上的菩萨，并把这种信念反映在弥勒造像当中。

　　总的来说，从北魏到唐代，人们对佛教的兴趣和追求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释迦其人──释迦的教义──弥勒──自身得救。这种变化与中国人的佛教容受有着密的关系，就是说佛教原来是异国的宗教，现在变成了适应中国人自己的需要的宗教。这样，佛教终于成为可以解答中国人自己如何解除苦恼之问题的宗教，从而溶入中国民众自己的信仰之中。

　　铃木大拙关于中国佛教寺院布袋像的解释

　　铃木大拙生前曾任学习院大学教授、大谷大学教授，又曾长期在欧美游学，是日本近代以来最具世界影响的佛教思想家。铃木一生著述甚丰，后人编为《铃木大拙全集》40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阐述禅思想的作品，有些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与冢本相比，铃木大拙的名字在中国更为人们所熟悉。

　　铃木看法的要点如下：

　　一进入中国的寺院，首先就会看到天王殿里的布袋像。布袋和尚被认为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在世界进入下一次循环时成为“未来佛”。这尊像对于外国旅游者来说，在各种意义上都显示着中国佛教的兴趣所在。布袋像与天王殿里的其他神像不同，因为四天王本来不在这个世上，罗汉好像是圣者，而布袋则有普通人的外形，大肚凸起，背着大袋子，张开大嘴憨笑，给人留下充满善意与和蔼可亲的印象。在神殿这么重要的地方放置这么一尊世俗的造像，到底是为什么呢？

　　布袋在这里，看上去似乎和寺院整体的气氛并不协调，把他和战神或超世间的神灵放在一起加以奉祀，与人的距离显得过近。“笑佛”能起到保护佛教的作用吗？

　　中国的思想和情操有两个明显的流向，一是老子一派，另一个是孔子一派。中国人的气质比较倾向于儒教。孔子的一派是现实的、唯物的，他们的理想是伴随生命的冲动建立规则；老子的一派是观念的、超越世间、乃至否定世间的，他们的理想是从生命的活动中退身，保持生命的纯粹。梁楷的《布袋图》背后的思想情操是老子式的，而作为“笑佛”的布袋像则接近孔子式的感情。

　　在“笑佛”的身上，中国人对禄、福、寿、舒适、宽恕等等的欲求，亦即他们的生活理想都得到变相的反映。布袋在流浪生活中把需要的东西统统装进去的大口袋，表现了财富的积蓄；他的憨笑和平易近人是东洋人非常尊崇的品德，象征着同情、恩惠、宽大、无私等等；便便大腹，将人们生活中难以接受的东西统统包容进来，不管好歹全都吞下，这种对事物不加区别的方式、不加指责的暧昧，正是神秘精神的特征，在东洋非常丰富。另外，布袋的姿势、神态等等也和一般的佛像明显不同，表示完全的放松、内心的满足、绝对的安乐，等等。

　　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考虑，中国佛教寺院的布袋像是以佛教给予的宗教安心感巧妙地拼合出来的，体现着世俗的、道德的中国人的愿望，而且这才是在乍一看去与布袋的思想不相协调的背景下之所以会有布袋像的理由。由于佛教在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中牢牢地扎下根来，所以只能把人们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民间信仰全部吸收进来。正是因为这样，佛教就不再是外来的了，而是作为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文化之一而被接受。

　　以上铃木大拙在《中国佛教的印象》里关于布袋像所作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