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与特点

　　中国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与特点

　　作者：赵倩 尹建军

　　摘 要：中国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古代中国，救助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始终是国家。在这样的前提下，古代慈善组织从萌芽到成型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宗教组织发展阶段、家族事业发展阶段和民间组织发展阶段。研究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对于今天我们发展慈善事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慈善组织；慈善文化；慈善历史

　　慈善组织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慈善组织可泛指从事慈善活动的组织，甚至有时也包括福利组织；而狭义的慈善组织仅指以从事慈善事业为目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本文取其狭义，文章所考察的问题是慈善组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展的历程和特点，希望以史为证，为当代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中国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历程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慈善活动早已存在，但慈善组织的形成却还有一个历史过程。慈善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且在各个阶段都出现了代表其阶段特征的组织形态，分别是：宗教组织形态，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代表是佛教寺院中的慈善组织；家族事业形态，兴于宋朝，主要的代表是“义庄”；最后是民间组织形态，出现于明末清初，且在慈善组织发展历史上有着比前两者更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南北朝至唐代佛教慈善组织以传教为主，而明末善会的理念主要在于处理俗世社会问题，而非宗教思想问题；……这些善会也不同于以救济家族成员为主的义庄。……如果同时考虑这些民间组织的目标、领导、所救济的对象，明末善会可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新现象。”[1]

　　早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就“自然地养成了在氏族内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绝对平均的狭隘的平等思想。”[2]这种互助启蒙了最初的慈善救助，也为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久远的佐证。

　　春秋战国时期，“善人”大多以个人为主体，以赈济为手段，在路上设食物救济饥民。这些早期救助，属于临时行为，并未形成一种长效机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佛教对于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它促使慈善行为由自发变自觉，摆脱了应急性、个人性的特点，第一次拥有了清晰的文化理念。佛教创立了许多延续至今的重要的慈善理念，如悲田、福田思想。以这些思想为指导所产生的广泛存在于佛教寺院中的慈善组织成为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慈善组织。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不一，寺院中慈善组织的发展也有所波折。

　　到了以空前绝后的高福利著称的宋代，“义庄”的出现成了慈善组织发展史上第二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义庄”是一种家族事业，在宋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由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创立，其主要作用是救济族中贫困无告之人，为本族贫寒子弟设立义学，对于遇到天灾人祸或者婚丧嫁娶等大事的人实施临时救助。其后范氏“义庄”受到了其他家族的认可和效仿[3]“义庄”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现实影响，也表达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慈善组织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发生于明末清初。“明末民间慈善组织之中以同善会最突出”，最早出现的同善会，大概是杨东明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河南虞城建立的。[4]同善会（筹募善款和其他救助）、会馆（救济同乡）、清节堂（救助贞女孀妇）、掩骼会（救助贫民丧葬）、族田义庄（救助族人），这些都是当时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硕果。[5]明末清初出现的民间慈善组织，最靠近现代意义上的“慈善”。至此，中国古代慈善组织的发育达到了最高点。直至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慈善理论与实践的流入，慈善组织才又开始了新的成长周期。

　　二、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特点

　　古代慈善组织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终于在明末清初发展为与现代慈善理念相接轨的民间慈善组织。纵观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国家救助”是主流，慈善组织居弱势

　　“国家救助”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的主要思路。这大概与古代中国愈演愈烈的集权体制有着重要的关系。自秦汉集权体制确立以来，历代政府都非常注意中央政府对于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控制，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慈善组织的基本态度有所保留。一方面，封建政府对于那些从使用资源、救助对象和运作过程都流于民间的慈善组织感到不够信任。而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向来督促明君仁政的政策。鼓励国家对于贫苦、病疾、无告、残老之民“有为”，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事实上就把现实压力和道德压力一同加在了君主身上。而君主为了满足儒家思想的这一要求，一般也不愿看到政府救助不力的情况出现，重政府、轻民间的传统也就因此得到了强化。在古代历史上，民间结社受到了很大制约。这就决定慈善组织，尤其是大规模慈善组织的形成都比较困难。就算在国家鼓励和嘉奖慈善组织的发展的时候，往往也是一鼓励就导致官僚化，又绕回到了“国家救助”的思维定势中来。“国家救助”的思想直到现在还对于我们有着很大影响。尽管改革开放后慈善事业已经发展了那么多年，公民的慈善意识仍然普遍不高。据报道，中国国内99％的企业竟然全无捐赠记录，同时中华慈善总会以往所接受捐赠中，有70％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内地富豪捐赠只有不到15％而已。 [6]

　　背景相似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有这样的传统。日本在印尼海啸慈善捐赠中的表现也为它提供了一个例证。据相关组织统计，2004年12月26日的印尼海啸发生后， 90％以上的捐赠来自于美国的公司。而在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除了丰田汽车保证向日本红十字会提供3，000，000美元的捐助外，其他的日本工业巨头的捐助却都相距甚远。管理援助的官员称日本的老总们倾向于把救灾看成是最好由政府和国际机构来解决的事，而不是商界的事情。 [7]

　　2、大发展背后总有巨大的文化动因

　　慈善组织发展中的三次飞跃，每次都以巨大文化动因为动力。宗教慈善组织的出现，以佛教在我国的传入和发展为直接原因。佛教的传入及其悲田、福田思想的发挥，对于人们积德行善的规劝，为寺院中慈善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家族慈善组织的出现，则与当时重塑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尝试有关。唐末至五代常年动乱，封建伦理纲常受到很大破坏，士人多谋实利，不求名节。五代的更迭更是一幕幕“弑君”惨剧，严重破坏了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一些士人深为宋王朝的命运担忧，试图复兴并发展儒学。[8]宋代“义庄”的出现，正是这种尝试的外在表现。它除了救助贫苦的家族成员，还资助族中子弟学习儒学，应试科举，以便将整个家族更好地规置于封建秩序之中。民间慈善组织的出现，则是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所产生的新兴工商文化力图摆脱“四民之末”的社会定位、挑战传统社会秩序的结果。由宗教传入——儒家思想的发展——工商业文化的产生及反抗旧有体制这条文化发展的线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文化的嬗变正是慈善组织发展的动力所在。

　　3、带有“人治”色彩

　　古代慈善组织发展还带有明显的人治的特点。古代社会中处处弥漫着人治的色彩，连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作尚且如此，相对柔弱的慈善组织就更不用说了。以唐代佛教寺院中的慈善组织悲田养病坊为例，其在唐代几位不同君主统治时期曲折的发展经历正说明了人治影响之深。悲田养病坊在“举佛抑道”的武则天当政时期长足地发展，其兴盛甚至都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并对其进行“置使专知”。玄宗统治时期，政府以供给经费的手段对其加强了控制。应该说，这些举措还都是支持性的。但到了重道抑佛的唐武宗“会昌废佛”时期，悲田养病坊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遭受到严重的冲击而出现了“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的局面。在这之后不久它又马上被抹去“悲田”二字而完全丧失其民间性，被收归官方管理。[9]在这个过程中，皇权的意志支配着慈善组织的存亡和兴衰。虽然任何事物变化后面都必定有其复杂的经济原因，但是最高统治者信仰和好恶的变化无疑在慈善组织发展的命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特点，对照我们当今慈善组织发展的情况，吸取有利因素，规避不利因素，促进其平稳而健康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曾忽视了许多现实问题，致使社会保障救济体系出现了许多漏洞。如今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政治体制转轨中留下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迫切地需要我们着手解决。发展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是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转型的特殊时期发展多元救助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中国的慈善组织一直处于先天不足、发展缓慢的生存状态。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追溯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和特点，了解我国慈善文化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发展慈善组织的先进经验，科学、有效、及时地规划和实施慈善事业发展的步骤。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在组织形成、阶段特点和文化线索上都有许多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因素，对于我们当今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4]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1年:52, 50.

　　[2]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90.

　　[3][5][9]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16,181－203,94－95.

　　[6]《国人的慈善意识为何较弱》,引自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5日.

　　[7]A WAVE OF CORPORATE CHARITY , By: Chandler, Clay, Hira, Nadira A., Fortune, 0015-8259, January 24, 2005, Vol. 151, Issue 2.

　　[8]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543.

　　作者简介：赵 倩（1980—），女，山东淄博人，中共中央党校05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尹建军（1976—），男，河南周口人，中共中央党校05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来源：《湘潮》（下半月）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