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所读佛教经论与著述叙要
朱子所读佛教经论与著述叙要
哈磊
摘要 通过对《朱子语类》、《文集》及其他相关资料所涉及佛教文献的研究,就朱子所读禅宗以外的佛教文献,从大小乘经、律藏和论藏、经论注疏、本土著述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大体勾勒出了朱子所读佛教典籍的基本范围。
关键词 朱子 佛教经论 著述
中图分类号K2A4.7;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8)04—0069—13
作者:哈磊,男,1968年生,宁夏吴忠入,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佛教、古代文学的研究。成都 610068
朱子之所以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除了其天性聪慧、博学深思、广泛交流、切思笃行等因素外,也与其批判地吸收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以深化、充实其思想有相当的关系。近代以来,学术界对朱子与佛教关系,从思想理路、修养方法、宗教观念以及问学交游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不过在关于朱子对佛教的接触广度与深度、理解与把握的准确度以及其前后期关于佛教的认识差异等诸多方面,尚缺乏较为细致全面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朱子语类》、《文集》中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试图大体勾勒出朱子所读佛教文献的基本轮廓。
一、宋代佛教文献的基本状况与朱子所读佛教典籍的分类
自东汉末年佛教传人中国以来,经过中、印及西域诸国历代高僧及西行求法者的不懈努力,至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印度佛教经典经过近11个世纪的传译,已基本完备。依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本大藏经——北宋《开宝藏》的收经情况来看,自初雕及三次增补后,至北宋末年,《开宝藏》收经总数约达1565部、6962卷、682帙。佛教经典的规模已十分可观。但其中尚未收录《六祖坛经》、《禅源诸诠集》(100卷)、《宗镜录》(100卷)等当时广泛流行的禅宗典籍,以及此后陆续流传的《碧岩录》、《佛果禅师语录》、《大慧语录》等禅宗典籍。
宋代除了官印的《开宝藏》赐印流通外,各地也往往有写本藏经流通。《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30曾提到“径山两藏经,皆是朝廷全盛时赐到,亦是外州府经生所写”。径山一寺即藏有两套大藏经,说明当时藏经的流传已较为广泛。
除了官府印本、写本藏经外,尚有多种民间私刻的藏经在刻印与流通中。值得注意的是,两宋之间的多种私刻藏经——如《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等都出自福建,这里面有其必然的原因。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在宋代,福建的印刷业相当发达,建阳的麻沙书坊是宋代最大的三大刻印地之一,具备了刻印藏经的技术条件。从信仰需求层面上来说,福建佛教信众的数量在两宋之际达到鼎盛,佛教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士民风化、社会教育、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并由此推动了民间刻印藏经的风气。
由于五代时期福建社会相对安定,许多佛教宗派如天台、唯识、华严、净土等相继传人闽中,而以禅宗为盛。李富华、何梅引《八闽通志》的记载说,闽中佛教寺院“历晋、宋、齐、梁而始盛,又历隋、唐以及伪闽而益盛,至于宋极矣”。认为福州全境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时,有佛寺1625所。若据宋代著名居士、《景德传灯录》的修订者、朱子同乡、建州人杨亿的说法,仅建州6县佛寺即有964所,则北宋年间福建各地的寺庙总数当远不止此数。
有诸多的佛教宗派,有如此众多的佛教寺院,必有数量庞大的佛教信众,佛教典籍的大量刻印与流通也就是必然之事了。从朱子《文集》及《语类》中可以看到,当时不仅有大量的印本著作流传,也有相当多的写本流传。朱子所能接触到的佛教典籍资源之丰富程度,此前或此后的理学家恐鲜有及者。
从《朱子语类》及《文集》中直接、间接引用的佛教典籍、典故、人物、用语来看,朱子阅读的范围相当广泛。在《语类》中,也常能看到朱子在与友人、门人的交谈中涉及阅读佛教典籍的过程与内容,但往往由于门人排佛的心态及佛教知识的欠缺,造成了这一部分内容的严重残缺与疏漏,因此关于朱子所读佛教著作的细目难以给出。尽管如此,由于佛教理论之间极强的关联性以及诸宗诸派观点的差异性与互见性,朱子所读佛教典籍的范围还是大体清楚的。
从朱子著作来看,朱子似缺乏明确区分各种佛教典籍的意识,仅泛泛称其所读佛教典籍为“佛经”,或仅引作“释氏说”,或作“佛氏云”,等等。其实朱子本人是见过当时藏经的编排的。他之所以如是说,大约与其排斥佛教的心态有关。出于客观反映佛教典籍基本情况的需要及行文的方便,本文沿用唐代智升使用、后为各种佛教藏经、著述及目录等所普遍采用的分类方式,从大小乘经、律藏和论藏、经论注疏、史传、杂著等几个方面对朱子所读典籍加以说明。关于朱子所读禅宗典籍的部分,由于篇幅较大且内容可相对独立,拟另文讨论,此处从略。
二、朱子所读佛教典籍叙要之一:大小乘经
朱子关于佛教经论有一段表明立场的话:“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大抵多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变换推衍以文其说”(《语类》卷126)。此语后来成为大多数理学家评述佛教经典的基本前提。
其实作为一种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宗教,佛教经典在历史上曾以巴利语、梵语、吐火罗语、汉语、藏语、日语、傣语、缅语等数十种民族语言形式在亚欧大地上传播,中华文士在其间确有传译之功。这从现存各语种藏经及大量出土文献的比勘阅读中可以得到证明。如汉译四部《阿含经》与南传佛教的经藏——五部《尼迦叶》可大体对应,藏文大藏经显教部分的经论,也大都可以在汉译佛典中找到对应的著作。数个世纪之前,英、德、法等国的东方学兴起后,大量的梵文佛典被发现并得到重新研究,汉文佛典与南传佛典,汉文佛典与梵文、藏文佛典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是本文以下讨论时的一个先在条件。
综合朱子各种著作中直接及间接引用的佛经材料来看,朱子熟悉并经常引用的大小乘经有以下几种:《楞严经》、《维摩诘所说经》、《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四十二章经》、《长阿含经》等九部。其中前七部为大乘经,后两部为小乘经。下面一一加以说明。
1.《维摩诘所说经》
3卷。在诸经中,《维摩诘所说经》或许是朱子阅读较早的一部。属于朱子早期诗作,收于《文集》卷2的《次祝泽之表兄韵》中,有“此去安心知有法,向来示病不难瘳”之句,此处“安心”、“示病”,皆属用典。“示病”之典,出于《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长者现病相,佛使诸阿罗汉及众菩萨前往慰问,遂演成一场佛法之盛会。此经译出后即深受欢迎。禅宗也十分重视本经,《六祖坛经》中即多加征引。朱子在此诗中用典之娴熟、自然,显出了其早年对本经的熟悉与喜爱程度。
在《文集》卷33《答吕伯恭》言科举之失的书信中,朱子云:“然谓欲以此致学者而告语之,是乃释氏所謂‘先以欲勾牵,后令人佛智’者”。“先以”两句亦出自《维摩诘所说经》。此外卷39《答陈齐仲》关于许顺之“不二法门”的典故,同样出自本经。另外,《语 类》中有两处提及:“《维摩经》亦南北时作”;“《维摩诘经》,旧闻李伯纪之子说,是南北时一贵人如萧子良之徒撰。渠云载在正史,然检不见。伯纪子名缜,读书甚博”(《语类》卷126)。此处朱子试图证明本经为中国人作。
实际上,《维摩诘经》在公元前l世纪时,就已在印度广泛流传,这在多种大小乘佛典中都有记述。北宋智圆撰《维摩经略疏垂裕记》说,此经汉译本共有六种:(1)后汉严佛调译,1卷,名《古维摩经》;(2)吴支谦译,2卷,名《维摩诘说不思议法门经》;(3)西晋竺法护译,1卷,名《维摩诘所说法门经》;(4)西晋竺叔兰译,3卷,名《毗摩罗诘经》;(5)姚秦鸠摩罗什译,3卷,名《维摩诘所说经》;(6)唐玄奘译,6卷,名《佛说无垢称经》。六种之中,严译本及竺法护、竺叔兰译本不存,另三种译本现存。诸本之中,鸠摩罗什译本最为通行,一般将经名简称为《维摩经》。从上述引文来看,朱子所读正是通行的罗什译本。另外,本经的梵文本现亦存在。
2.《楞严经》
10卷。唐般剌蜜帝译,房融笔受。这是朱子引用最多的一部,也是看法歧异较大的一部。在《文集》与《语类》中,朱子直接、间接涉及者十余处。其中正面评价的部分,如《文集》卷36《答陈同甫》中云:
佛者之言曰:‘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
所引“佛者之言”即出自《楞严经》卷3。
《朱子语类》卷71,在论及天地变迁时即引《楞严经》以佐证,所引之文与原文相当接近,亦可见朱子熟知此经:
若论变时,天地无时不变。如《楞严经》第二卷首段所载,非惟一岁有变,月亦有之;非惟月有变,日亦有之;非惟日有变,时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说亦是。《语类》卷126云:
因说程子“耳无闻,目无见”之答,曰:“决无此理。”遂举释教中有“尘既不缘,根无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说,苏子由以为此理至深至妙。盖他意谓六根既不与六尘相缘,则收拾六根之用,反复归于本体,而使之不行。顾乌有此理!便因举程子之说:“譬如静坐时,忽有人唤自家,只得应他,不成不应。”曰:
“彼说出《楞严经》。此经是唐房融训释,故说得如此巧。佛书中唯此经最巧。”此段所引之文出自《楞严经》卷8,所言六用不行之境界,为描述菩萨证无分别智之境界,故苏辙认为其理至深至妙。而其难为生活经验所证实,则是朱子反对此经的理由之一。
朱子引当时佛教界怀疑此经者的观点,认为此经是房融所训释。但他不否定本经在理论上的精致深妙之处。在此后的论述中,又往往有相左的看法,其中既有任意评说、大加贬斥的部分,也有相当欣赏、认同的部分,显出朱子对待此经的矛盾心态。下面略摘《语类》卷126中相关内容数则如下:
如《楞严经》,前后只是说咒,中间皆是增入。盖中国好佛者觉其陋而加之耳。
如《楞严经》,当初只有那阿难一事,及那烧牛粪时一咒,其余底皆是文章之士添。
《楞严经》本只是咒语。后来房融添入许多道理说话。咒语想亦浅近,但其徒恐译出,则人易之,故不译。
《楞严经》只是强立一两个意义,只管叠将去,数节之后,全无意味。其言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他说得也好。又举《楞严经》波师(当作“波斯匿”)国王见恒河水一段云云。
文中所说王见河水一段载于《楞严经》卷2: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灭性。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谒耆婆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迁变。则汝三岁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于中,受汝生死?而犹引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后全灭?”
朱子对于经中佛于念念变迁中指示见性不灭,由见性不灭进而开显出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的内在理路的精妙之处,是有所赞赏的。
本经对朱子关于佛教、禅宗的认识、评判等诸多方面深有影响,容后另文述及。
另外,收于《文集》卷10的《次范硕夫题景福僧开窗韵》一诗,一般认为是朱子晚年的作品。其实从其文风、心境以及其用典和理路来看,它实是朱子早年好禅时的作品:
昨日土墙当面立,今朝竹牖向阳开。此心若道无通塞,明暗何缘有去来?
诗中意象皆是化用《楞严经》卷2之意象:
阿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则有明耀。中夜黑月,云雾晦暝,则复昏暗。户牖之隙,则复见通。墙宇之间,则复观壅。分别之处,则复见缘。顽虚之中,遍是空性。郁(土孛)之象,则纡昏尘。澄霁敛氛,又观清净。阿难,汝成看此诸变化相,吾今各还本所因处。云何本因?阿难,此诸变化,明还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暗还黑月,通还户牖,壅还墙宇,缘还分别,顽虚还空,郁还尘,清明还霁。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斯类。汝见八种,见精明
性,当欲谁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
见无差别。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则知汝心,本妙明净。佛通过对能引起讲堂明暗变化的八种因素——日、月、门、墙、认识对象(缘)、虚空、尘雾、晴空——等的分析与还原后,指出见明、见暗、见通、见塞之见是无法还原的。此“见”即是众生本具的“妙明真心”。
诗中牖、墙、明暗、通塞、去来皆是见于上文的意象。诗中朱子复用游戏之笔,反经意“真心常住、妙明,无明暗、通塞、来去之相”之意,反问景福寺之僧,遂使本诗机锋顿现。轻松、诙谐的心态与一呈诗才的少年意气中,显露出无限诗意。朱子的才情与禅机也由此得以展现。寺僧回应与否,皆成妙意。此地此时而有此作,或许是一种更贴切的解释。
3.《圆觉经》
1卷。唐厨宾沙门佛陀多罗译,全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此经蕴含法性、法相、破相三宗的宗要,兼明禅宗顿渐两门,又有华严圆教之旨趣,经唐代宗密的弘扬,遂成唐、宋、明以来教下(贤首、天台)与禅门各宗盛行讲习的经典。
《语类》中,直接涉及《圆觉》的有六七处,间接引用的有一处。如卷126:
《圆觉经》只有前两三卷好,后面便只是无说后强添。
《圆觉》前数叠稍可看,后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后二十五定轮与夫誓语,可笑。
《圆觉》本为1卷,前条所记显然有误。朱子认为“可看”、“好”的部分,大约是指本经的文殊章、普贤章、普眼至弥勒菩萨所问诸章。至于末后二十五定轮,属大乘佛教之修行法门,本来也不易明了。
朱子认为从本经可见佛教大概:
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语类》卷124)
另外,《语类》卷3中关于佛教四大的说明,似乎也来自本经:
释氏四大之说亦是窃见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类皆属地,涕唾之类皆属水。暖气为火,运动为风。地水,阴也;火风,阳也。
《圆觉》云: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朱子所说,多有省略,并引进了中国的阴阳观念。
4.《法华经》
7卷。现存三种译本:(1)西晋太康七年(286),竺法护译,《正法华经》10卷。(2)姚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7卷,简称《法华经》。(3)隋仁寿元年(601),阁那崛多、达摩笈多重勘梵本,所译《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本经在古印度、中亚、汉传、藏传佛教地区流行极为广泛,迄今已发现了分布在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新疆、西藏等地梵文写本40余种。在三种汉译本中,罗什译本最为流行,朱子所引的部分即出此本。
朱子在《语类》中所引约有5处,其中出自《法华经》卷1“方便品第二”的有3处,卷4“五百弟子授记品第八”1处,出于卷6“法师功德品第十九”1处。现略引数处如下:
《朱子语类》卷13:
佛经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圣人亦是为这一大事出来。这个道理,虽人所固有,若非圣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
在朱子看来,儒家圣人所从事的事业与佛类似,也是为了让人明白“这个道理”。圣人亦为一大事因缘出世之说,遂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广泛引用。《语类》卷116引友仁论《法华经》至要处在“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及卷126中所引“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等,皆出《法华经·方便品》中。
《语类》卷31在讨论张载“内外宾主之辨”时,朱子为说明仁为主、私欲为客时说:“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时少也。佛经中‘贫子宝珠’之喻亦当。”此中所说的佛经即《法华经》,所言“贫子宝珠”之喻,出自本经卷4“五百弟子授记品第八”。
5.《金刚经》
1卷。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有6种译本,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四年(402)译出本为最早,影响也最大。大乘佛教各宗都极为重视,禅宗至六祖慧能时,遂以此经印心,朱子所引即此本。《语类》卷126中,曾记朱子为弟子解说《金刚经》大意。
6.《心经》
1卷。全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经260字,文句简约而赅摄般若甚深广大之义,得其心要,故称《般若心经》、《心经》。玄奘译,知仁笔受,唐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此译本外,尚有法月、宋代施护等所译6种。而以玄奘所译最为流行。朱子所引即此本。
《语类》卷126中,朱子认为《心经》的要旨在于于色见空,并认为《心经》是600卷的《大般若经》的节本。“又云:‘《大般若经》卷帙甚多,自觉支离,故节缩为《心经》一卷。’”由此推测,朱子或曾浏览、翻阅过《大般若经》的部分内容。
7.《华严经》
80卷。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唐武则天时期,实叉难陀译。另有东晋佛陀跋陀罗译的60卷本,称为旧译《华严》,又称为“六十《华严》”。第三种为唐贞元年间般若译本,40卷,称为“四十《华严》”。三种现俱存,而以“八十《华严》”最为流行,亦称为新译《华严》。另外,“四十《华严》”中的《普贤行愿品》自唐时即单独流通。朱子引文中涉及“八十《华严》”中的部分内容。
《语类》所引有两处,一处为卷11:
善财五十三处见善知识,问皆如一,云:“我已发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萨行,成菩萨道?”
另一处为卷126:
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至神鬼神仙士农工商技艺,都在他性中。他说得来极阔,只是其实行不得。
两处所涉及的都是“八十《华严》”中“人法界品”部分。关于朱子与《华严》的关系,后文另有述及。
8.《四十二章经》
1卷。迦叶摩腾共竺法兰译,因其中含四十二章短篇经文,故名。现存版本十余种,大体可分为三类:(1)高丽藏本,宋、元、宫诸本略同;(2)宋真宗注本;(3)宋守遂注本,今流传者多为此本。三种本子之中,高丽藏本最近于古本原貌,真宗注本曾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正月颁赐天下,是当时最常见的本子。宋仁宗朝僧人守遂注本,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本子。
由于普遍认为此经是最早传人中国的佛经,朱子在《语类》、《文集》中多处提及。如:“《四十二章经》,最先传来中国底文字,然其说却自平实”;“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等等。《语类》卷126中并曾引及原文,使我们得以明了朱子所读本经的版本:
修行说话,如《四十二章经》是也。初间只有这一卷经。其中有云,佛问一僧:“汝处家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问:“弦缓如何?”曰:“不呜矣。“弦急如何?”曰:“声绝矣。”“急缓得中如何?”曰:“诸音普矣。”佛曰:“学道亦然。心须调适,道可得矣。”初间只如此说。
以高丽藏为底本的《大正藏》中所收《四十二章经》原文如下:
有沙门夜诵经甚悲,意有悔疑,欲生思归。佛呼沙门问之:“汝处于家,将何修为?”对曰:“恒弹琴。”佛言:“弦缓何如?”曰:“不鸣矣。”“弦急何如?”曰:“声绝矣。”“急缓得中何如?”“诸音普被。”佛告沙门:“学道犹然。执心调适,道可得矣。”
两相对照可知,朱子所引经文即是最近原貌的高丽藏本。
9.《长阿含经》
22卷。姚秦弘始15年(413)罽宾沙门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语类》与《文集》中并未直接引及,但综合《语类》中有关佛经中劫火、三灾、地、水、火、风四轮、劫初人种及日照四大州等诸说的出处可知,朱子曾读此经。
在大小乘诸经论中,详言世界成坏、三灾及诸天宫殿、四大部州等佛教天文之经典,经中则以《长阿含经》及其单译之《起世因本经》为详,论中则以《瑜伽师地论》为详。《语类》卷94“周子之书”中,朱子认为劫初人种之说出《楞严经》,在另一处朱子又说“某经”,查《楞严经》中实无劫初人种之说。人种之说,在《长阿含经》有所述及。《语类》卷86中有诸多关于佛教天文、印度、西域与中国地理关系的内容。而关于阿耨达山、四大河水及日照四大部州等相关内容等,皆见于《长阿含经》卷6、卷22。由于原文较长,这里不一一引述。当然,《增壹阿含经》、《正法念处经》等也有相关内容,但关于四大部州时差问题的论述,则似仅见于《长阿含经》。因此,朱子可能读过此经。促使朱子阅读本经的另一个 原因,大概是本经详细叙述了过去七佛的事迹,而这个部分正好为《景德传灯录》等著作中关于禅法传承的说明提供了经典依据。
10.《佛遗教经》
1卷。鸠摩罗什译,全名《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略称《佛遗教经》。宋代时,本经相当受禅门的重视,与《四十二章经》、《沩山警策》并称为“佛祖三经”,在社会上流传非常广泛。《语类》卷118、卷126中皆有引用:
佛者云:“置之一处,无事不办。”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专一用心于此,则自会通达矣。(《语类》卷126)
先生语过以为学须要专一用功,不可杂乱,因举异教数语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置之一处,无事不办”。(《语类》卷118)
从语气来看,朱子对于禅师参禅时注重用心专一的做法,还是相当认可的。两处所引“置之一处,无事不办”之语,出自《佛遗教经》,朱子大概是读过此经的。
出入佛教十余年,朱子所读大小乘经或许不止以上数部,但苦于相关资料的欠缺,无从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再则朱子著作卷帙浩繁,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材料的搜集主要采用浏览的方式,故遗漏之处必多,祈容日后再作补订。
三、朱子所读佛教典籍叙要之二:律藏和论藏
律藏、论藏与经藏合称三藏,二者的地位十分重要。律藏主要收大小乘各部的戒律。南北传僧尼所依的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祗律等戒律皆收入其中,篇幅相当大,其中仅有部一宗的各种戒律合集起来即有近300卷。遵行戒律是民众对僧人的基本要求。由于从部派佛教以来,即不主张在家众阅读戒律,朱子大约未曾读过律藏。《语类》卷8:
佛家有三门:曰教,曰律,曰禅。禅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识心见性。律本法甚严,毫发有罪。如云不许饮水,才饮水便有罪过。如今小院号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
这段关于律宗的文字,大约出自传闻,非亲阅律藏所得。
论藏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在经藏之下,而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则视论藏为“了义之说”,其地位实在经藏之上,即所谓“依论不依经”。在佛典中,论藏的数量十分庞大,动辄数十卷乃至上百卷。如小乘有部的论典《大毗婆沙论》100卷,三论、天台宗所依的《大智度论》100卷,唯识宗的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100卷,《显扬圣教论》20卷,等等。在天台、华严、唯识诸宗兴起前,以上诸论曾受到普遍的重视与研读。诸宗兴起后,尤其是唐武宗之后,经藏与中土祖师著作的研读成为各宗的流行趋势,论藏则渐受冷落。受此情势影响,朱子所读论藏大概不多,《语类》与《文集》中几乎未有只字提及。
《语类》卷13有一段话:
近时释氏便有个忽然见道底说话。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从引文看,朱子似乎认为“见道”是一种新近流行的说法。其实,自原始佛教以来即有此说,只是在《阿含经》中一般将“见道”译作“见道迹”。有部以来,遂称见道,中观、唯识各派及中国的天台、三论、唯识各宗皆有见道之说,俱认为“见道”是转凡为圣的一个关键,也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各相关论典中皆有叙述。“见道”一词,在《大正藏》的释经论部出现73次,毗昙部(小乘论典)出现2400次,中观与瑜伽部(大乘论典)出现300多次,可见其出现频度之高,从中亦可见其重要性。以上诸部皆属“论藏”,朱子未多阅读此部分的著作,则显然可见。
四、朱子所读佛教典籍叙要之三:释经论及经疏
释经论作为一种分类,系指此类所收的著作乃解释大小乘经者,与后来所说的经疏之意大体接近。之所以称其为释经论,是出于强调其解说的权威性,故此类只收印度等地圣贤著作。本土此类著作则专门收入本土圣贤著作中,称之为经疏。《语类》、《文集》所涉及此类著作仅有一部《华严合论》。
《语类》卷126:
佛书中说“六根”、“六尘”、“六识”、“四大”、“十二缘生”之类,皆极精巧。故前辈学佛者,谓此孔子所不及。今学者且须截断。必欲穷究其说,恐不能得身己出来。《方子录》止此。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谓魂魄聚散。十二缘生在《华严合论》第十三“御”卷。
《华严合论》精密。
《华严合论》,其言极鄙陋无稽。不知陈了翁一生理会这个,会有什么好处,也不会厌。可惜极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它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广谕,说神说鬼,只是一个天地万物皆具此理而已。经中本说得简径白直,却被注解得越没收煞。”
以上3条,皆关涉《华严合论》。
《华严合论》,亦称《华严经合论》、《新华严经论》。唐大历年间,居士李通玄著。此论原作《会释》7卷、论40卷,流通之初,论本单行。大中年间,僧志宁厘经合论,成120卷本。宋乾德中,福建僧人慧研重加条理,更名为《华严经合论》。本论“判教极为赅博,张皇法海,罗列义天,处处提倡圆顿法门,与禅相为表里”,故大受诸宗欢迎。本论在宋太平兴国年间奉敕与天台、唯识诸宗祖师著作共入《开宝藏》中,但尚未有千字文编号。朱子所言“在第十三‘御’卷中”,此“御”字,当是本论在藏经中的千字文编号,则朱子所读论本,系出自《崇宁藏》或《毗卢藏》。“经中本说得简径白直,却被注解得越没收煞”一语,显出朱子所读本即经论合编本。
《华严经》及本论,与宋代理学关系深切,二程、龟山诸人皆曾研读。《龟山集》中有答陈了翁论《华严大旨》之书信。朱子对于本论,一则赞其“精密”,一则毁之“极鄙陋无稽”,一页之中毁誉何其乖离。于中可见朱子内心之矛盾及其思想变化的轨迹。然朱子所引诸人赞本论之“极精巧”、“孔子所不及”的部分,亦非本论之精微之处,不过是《阿含经》以来诸家共说的内容。本论之妙,朱子或别有所见。朱子、二程、龟山诸先生与《华严经》及本论的关系,容他日再作陈述。
另外,前文述及《四十二章经》的真宗注本及守遂所著《佛遗教经》的注本,亦可列入本类。
五、朱子所读佛教典籍叙要之四:本土著述(禅宗以外)
藏经中的“本土著述”一般包括汉地、新罗、高丽等地佛教僧尼及居士的各种佛教著作。天台、唯识、三论、华严、净土以及禅宗著作等皆入此中,后代遂据之分而为天台、华严等诸宗,各以类从。唐以后,此类著作在大藏经中的比重日渐增加,在宋代《开宝》、《崇宁》、《毗卢》各藏中,即渐有收录。藏经之外,尚有大量的写本与刻本流通。
朱子著作中涉及的有慧远、僧肇、延寿、寒山等诸家之作,而以禅宗著述为最。关于禅宗的部分,另文述及。
《语类》卷126云:
今世所传《肇论》,云出于肇法师,有“四不迁”之说:“日月历天而不周,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山岳偃仆而常静。”此四句只是一义,只是动中有静之意,如适间所说东坡“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之意尔。
如远师诸论,皆成片尽是老庄意思。
可知朱子曾读过《肇论》。《肇论》,1卷,是东晋僧肇的一组佛学文章,包括《宗本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附刘遗民之往返论学书札各一通)、《涅槃无名论》 等。上文朱子所引的是《物不迁论》中数句。至于其主旨,则非是所谓“动中有静之义”。
慧远,也是东晋高僧,是中国净土宗的开创者,曾长期驻锡庐山东林寺。朱子任职江西时曾泛游庐山,亲至东林寺,其所见远师之文,或于东林寺得之。慧远著作,见于著录的有《大智度论要略》20卷、《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3卷、《法性论》2卷、文集10卷。现仅存《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改名《大乘大义章》,其余都已散佚,惟《出三藏记集》、《弘明集》、《高僧传》和《广弘明集》收载有他的论、序、赞、书等断章零篇。其著述虽不脱玄学之术语,其要旨自非玄学之比。不知朱子所见的是哪些作品。彼时,远师之文所存或尚多于今日。
《语类》卷8中尚涉及永明延寿的著作:
佛家有三门:曰教,曰律,曰禅。……教自有三项: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
寿教。延寿教南方无传,有些文字,无能通者。其学近禅,故禅家以此为得。延寿(904-975),唐末、五代时法眼宗僧,从法眼宗文益的弟子天台德韶得法,法化盛于江浙,并传演高丽。从《语类》的文字看,南宋时佛教界是倾向于将延寿这一支视为重视经论的“教下”宗派,但他也于禅“有得”。但佛教史中,一般仍将延寿归入禅宗法眼宗,其思想以禅为归,宗眼明彻,教理通达,并推重净土宗。著作甚多,有《宗镜录》100卷、《万善同归集》3卷、《唯心诀》1卷、《神栖安养赋》1卷、《定慧相资歌》1卷、《警世》1卷。诸作之中,以《宗镜录》影响最大。
从朱子的话语来看,当时福建等地流传的延寿著作当为其小部头作品,与禅宗相关,且不易懂。则《宗镜录》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及《万善同归集》、《栖神安养赋》等净土宗方面的著作,或不在其中。
《别集》中收录了朱子与志南上人的书信,求《寒山子》:
《寒山子》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为雠校刊刻,令字画稍大,便于观览,亦佳也。(《别集·志南上人》)
……《寒山诗》刻成,幸早见寄。(《别集·志南上人》)
据此可知朱子曾读过多种版本的《寒山诗》。
《寒山诗》,3卷,系集录寒山子之诗偈而成,内收五言诗285首、七言诗20首、三言诗6首,共计311首。卷末附载丰干禅师诗及拾得诗。三诗合称三隐集(或作三隐诗集),多明禅理,唐末以来,甚受佛门重视,曹洞宗祖师曹山本寂曾为之作注解,名《对寒山子诗》。
寒山与拾得、丰干常相见于天台山国清寺,《寒山子》亦国清寺僧道翘所集,所以当朱子方外之友志南上人住持天台国清寺后,朱子即有求书之事。志南上人后以国清寺版《寒山子》与朱子。
以上是朱子所读佛教经论的大体状况,或有遗漏,容日后再行补充。
六、结语
朱子所读佛教文献,有据可查的大小乘经10部、127卷,释经论及经疏1部、120卷,本土著述僧肇著作1卷,庐山慧远著作若干,永明延寿著作若干,寒山著作3卷。出入佛老十几年,以朱子之好学博览,以上内容似嫌未足。考虑到朱子早年主要的精力与热情在于参话头与研读禅宗语录上,其《语类》与《文集》中所见、所引禅宗文献有《临济语录》1卷、《景德传灯录》30卷、《大慧禅师语录》30卷、《宗门武库》、《四家语录》等等。此外,如《百丈清规》、《禅苑清规》以及当时流行的居士张九成、张商英、苏辙等的佛教著作,也都纳入朱子的关心视野,而这部分内容,占了其所引佛教文献的绝大部分。这也与朱子关注的焦点是一致的。
出自: 《孔子研究 》 200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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