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地区现存碑文价值探究

　　酒泉地区现存碑文价值探究

　　胡静

　　[摘要]酒泉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北要塞,散布其间的碑刻、摩崖、钟铭、题壁等,以详尽的记述向人们展示了这片土地饱经风霜的历史。这些碑文不仅具有深刻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酒泉地区;碑文;史学价值;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32-03

　　“塞外明珠”酒泉位于甘肃省西部,古称肃州。全区辖酒泉、玉门、敦煌三市和金塔、肃北、安西、阿克塞四县。酒泉这片神奇的绿洲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关隘要塞、长城烽燧、大漠驼铃、画工青灯、石窟佛陀、悲壮的征战、开拓的艰辛、传奇的故事、豪迈的诗篇,它们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呈现出酒泉厚重的文化底蕴。张骞“凿空西域”后,酒泉成为汉朝经营河西、开拓西域的重要基地和战略前哨。绵延起伏的汉、明长城,立守千年的阳关、玉门关、肩水金关,为雄伟的长城文化写下了浓浓的一笔。两汉、魏、晋、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扩展、繁荣,全区境内分布着1000多处独具魅力的西部文化胜迹。以莫高窟、榆林窟为代表的古代石窟艺术,以瓜州城、桥湾城、玉门关、阳关、汉明长城等100余座烽燧为代表的古长城、关隘遗址,以酒泉钟鼓楼、白马塔、金塔为代表的古建筑,以敦煌祁家湾、酒泉下河清等为代表的古墓群遗址,加上火烧沟文化遗址、赵家水磨遗址以及被誉为“20世纪文史资料第五大发现”的悬泉置遗址等,都向人们展现着酒泉地区昔日的风采。散布其间的碑刻、摩崖、钟铭、题壁等,向人们展示了这片土地饱经风霜的历史,这些碑文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一、史学价值

　　碑刻是前人留下的珍贵资料,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翔实地记载了社会历史的变迁。碑刻的内容大都真实可靠,正如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所论:“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可以证讹谬,有功于后学。”因此,碑刻不仅能补史书之不足,还可以正史书之谬。

　　(一)补史书之不足

　　东汉时期的反匈奴战争中,有一位被历史遗忘的人物——敦煌太守裴岑。关于裴岑的字号、生平,史书未作任何记载,今已无从考证。现存《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中的记述,则可以让我们简略了解裴岑其人。《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全文如下:

　　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

　　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

　　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

　　众,克敌全师,除西河之灾,

　　蠲四郡之害,边竟艾安,振

　　威到此。立德祠,威著万世。

　　拓片现存于岳池县文管所,系清代所拓。纵111厘米、横62厘米,共六行,每行十字,字径为6×5.5厘米。字体系以篆入隶,结体犹长。其捶拓时间为雍正七年至十三年(1729～1735),已有600多年的历史,风化较为严重,字迹模糊,但依稀可辨。据史书记载,汉安帝刘祜在位后期,“北虏呼衍王,常辗转蒲类(今新疆巴里坤)、秦海(即大秦,今罗马)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抄”。东汉王朝“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驰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今新疆土鲁番)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汉顺帝刘保阳嘉四年(135),呼衍王复攻后部(今乌鲁木齐地)破之,时呼衍气势日张。永和二年(137),裴岑能以郡兵3000人诛之,可谓功勋卓著,然而汉史仅以“(阳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扦,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寥寥数语入史,并隐去裴岑的姓名,实为可叹。从《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中,我们不仅得知抗击呼衍王的概况,还可知道裴岑为云中(今山西大同)人,这无疑可弥补正史记载不足带来的遗憾。

　　大唐经“安史之乱”后,国运衰微,吐蕃乘机占领河西陇右,使敦煌与中原隔绝。而正史中有关吐蕃如何统治敦煌、唐室遗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的记载甚少。仅据《新唐书?吐蕃传》得知,阎朝杀周鼎后,守城十年,粮械尽竭,以“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除此之外,我们无法从正史中看到更多的记载。《报恩吉祥窟记》载:“时属黎元失律,河石尘飞……呼甲乙而无闻,唤庭门而则诺;时运既此,知后奈何……出入帝阙,恭奉国师;典御一方,光祗四辰。”由此可见,吐蕃对敦煌的占领,使许多家庭灭绝无人。但是,敦煌部分世家大族却与吐蕃相互依存。在整个吐蕃统治时期,阴氏可能是所有敦煌唐朝旧族中最活跃的家族。《阴处士碑》中,阴氏子孙直言不讳地记述了这一史实:“属以五色庆云,分崩帝里;一条毒气,扇满幽燕。江边乱踏于楚歌,陇上痛闻(于)豺叫。枭声未殄,路绝河西。燕向幕巢,人倾海外。羁维板籍,已负蕃朝;歃血盟书,义存甥舅……事遇此年,屈膝两朝之主。自赞普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给印之初,垂祛补职。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承基振豫,代及全安。六亲当五秉之饶,一家蠲十一之税。复旧来之井赋,乐已忘亡。”索氏家族也是敦煌名族,两汉时期是其初发时期,两晋十六国时期发展到极盛,后有衰落,但在吐蕃统治时期再度兴盛。据《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记载,索义辩任敦煌佛教教团都法律,亡兄索清宁吐蕃时任沙洲城防使,“高情直节,毓著功名。权职蕃时,升荣曩日。克勤忠烈,管辖有方”。从此可以看出,吐蕃占领敦煌后,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依附吐蕃的敦煌部分世家大族,委以高官厚禄,免税免役;对于反对吐蕃统治的敦煌民众,或杀或徙。在吐蕃统治下,传统的儒家礼乐教化也受到挑战。《报恩吉祥窟记》载:“信义分崩,礼乐道废;人情百变,景色千般。”《张氏修功德记》也指出:“由是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由此可见,吐蕃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受到生活上的迫害,还受到精神上的束缚。

　　作为清王朝钦定的正统思想,宋明理学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理学家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重新建构的礼教伦理纲常体系,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相标榜鼓吹的贞节观念,对女性的思想和人性的禁锢,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理学贞节观念对两性关系和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妇女的人性、人格和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无疑都是极其巨大的。上级政府和地方乡绅也层层配合,紧相呼应,贞节之风愈演愈烈。然而正史中对于甘肃妇女守节的记录相对甚少。酒泉境内的一些碑刻资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具体而翔实的文字见证。乾隆年间的酒泉《节孝祠碑文》生动地记述了当时肃州妇女恪守理学贞节观的情况:“节志之于人,甚矣哉!不独钟诸男子,抑且及于妇人……人生若朝露,碌碌何所求之。数女子者,抱以终身,宁望后世表而列祀之哉。”除了数女子对此趋之若骛,地方乡绅还“共徘徊而筹度之,得官地一区,旁城隍庙,捐百金,建三楹”,修建专门的地方来表彰节妇。这则材料反映出当时肃州妇女守节状况与中原地区大致相同,从中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对肃州的影响。

　　(二)正史书之谬

　　关于莫高窟的创建人和修建时间,学术界历来看法不一。就修建时间来说,有“索境题壁仙岩寺”、“永和八年建窟”和“前秦建元二年”之说;而就创建人而言,现只存一条“晋司空索境题壁仙岩寺”的追述。大唐名碑《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建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发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

　　确凿、翔实的碑文资料明确地告诉我们,莫高窟是在前秦建元二年(366)由乐僔、法良二位僧人创建的。

　　(三)提供新的研究课题

　　纵观酒泉地区存留的碑铭石刻,都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各个侧面。例如从《玉门社仓碑》、《安西捐设义田碑记》依稀可见本地社仓、义田修建的始末及相关制度;《敦煌普利渠渠规碑》和《敦煌月牙泉龙五庙记》能帮助我们了解清代敦煌地区水利发展状况;《敦煌代申典常修党桥碑记》、《陶公新建昌马河大桥碑记》有利于我们了解肃州的交通状况;《酒泉书院碑记》、《酒泉尊经阁藏书记》便于我们清楚了解清代酒泉地区的教育状况……这些宝贵的史料都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二、文化价值

　　(一)碑刻是人类神圣情感的载体

　　古人刻石纪功、树碑立传,是一件极其隆重、虔诚的事,都是为了表达和寄托某一种神圣的情感:或悲痛哀思,或惋惜眷恋,或敬仰钦慕,或推崇表彰,或追悼纪念……总之,碑刻凝聚和体现着极其复杂的情感,是人类各种神圣情感的大容量载体。如《敦煌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碑记》、《敦煌张淮深造窟功德碑》、《敦煌索崇恩和尚修功德碑记》、《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又名《阴处士碑》)等都是吐蕃统治者、归义军统治者以及世家大族营造大型洞窟时借助佛教为自己家族歌功颂德,《关帝庙碑》凭吊的是征战回鹘的勇士。

　　(二)碑刻是书法艺术和雕刻艺术的荟萃

　　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以绚丽多姿的风采和独特的审美价值闪耀于世界艺术之林。中国的雕刻艺术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现存于玉门市火烧沟的《万福攸同碑》,碑石为泥质细砂岩,高106厘米,宽76厘米,厚13.5厘米,由碑头、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双面刻字。碑头刻有飞龙腾云卧波图案,正中自上而下阳刻竖写楷书“万福攸同”四字,其刀法细腻、雕工精湛,给人以美的享受。

　　(三)碑刻是中国古文字的渊薮

　　数以万计的碑刻在历史长河中始终没有间断过,清晰地展现了汉字字体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书、由隶书而草书、由草书而楷书、由楷书而行书的演变过程。酒泉地区的有些碑文还使用了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如在敦煌岷州庙今存《敦煌梵文经幢》,仅存其半。石高约2尺,分为三层。上刻佛像,中为隶书经文,下为梵文。如今存于敦煌千佛洞的《敦煌莫高窟造相记》,石刻佛经,有蒙古文、回纥文、女真文、梵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酒泉东城门柱高七八尺,上有多行蒙古文,左、右各有一块为筑城纪事之石,即《东门蒙古文碑》。这些碑刻无疑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酒泉境内的碑铭、石刻所体现出来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显而易见。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在以往很少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即使其中有的碑铭也曾在一些地方志及金石著作中做过著录,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其中不免多有错讹衍漏,从而给史学研究者造成种种疑难与诸多不便。除此之外,由于年代的限制,对于近代以来酒泉地区存有的碑铭,已鲜有人进行整理。

　　碑刻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创造,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所存的古碑到现在已经为数不多,这些古碑又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保护,加上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有的被弃置荒野,有的残破不堪,令人痛惜。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还有许多古碑将继续受损,抢救与保护现存的碑刻是当务之急。

　　[注释]

　　赵明诚:《金石录》,齐鲁书社2009年版。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参考文献]

　　[1]欧阳修等. 新唐书. 吐蕃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中国西北文献丛书[M].兰州:兰州古籍出版社,2003.

　　[3]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M]. 兰州:教育出版社,1992.

　　[4]金其祯. 中国碑文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丝绸之路》201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