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信仰的视角探析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

　　从宗教信仰的视角探析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

　　邹丽娟

　　摘要：描述和分析了大理白族对佛教、道教和本主的多元宗教信仰，以及这些宗教信仰对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并以此为视角，探析了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特征。

　　关键词：宗教信仰，大理白族，传统文化；多元融合

　　中图分类号：G913.4；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3-0077-08

　　目前中外有许多学者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源头，我们对此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但是，宗教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它是一种包容性最广的、最复杂的文化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民族的宗教，往往是包容、储藏、沉积了该民族文化的“储藏库”，它能够充分、生动地体现出该民族文化的特征来。大理白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融合的宗教信仰，白族既广泛地信仰佛教，同时也信仰道教，并将佛教、道教与本土的巫教相融合，形成了独有的本主信仰，这种多元的融合的宗教信仰向我们展示出了白族文化的多元融合的特征。

　　一、大理白族对佛教的信仰及佛教对白族文化的影响

　　佛教何时传人云南，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笔者较为赞同大约是在唐初开始传人云南的。佛教有三大分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它们在云南都能得到传播并能生根、发展。佛教传人大理白族地区后，其初期盛行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并且主要是密宗。佛教传人大理并在大理广为传播是在南诏晚期，当时南诏十一代王劝丰佑废道教、崇奉佛教密宗。大理境内佛教主要由内地和西藏传人，胡蔚本《南诏野史》载：“开成元年(公元835年)，嵯巅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自保和十年(公元833年)至天启元年(公元835年)工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嵯巅是劝丰佑的武将，贤者即李成眉，为印度僧人，劝丰佑重用二人建崇圣寺三塔，使大理成为密教(宗)的中心，随后鹤庆、蒙化、祥云等地先后修建密教寺院。密教俗称“阿吒力教”，是印度大乘佛教后期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它传入大理地区以后，很快就找到了适宜于它的水土气候，站稳了脚跟，并得到蓬勃发展，成为从南诏晚期、大理国以来至元代以前这一地区的主要佛教派别，甚至在南诏、大理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奉为国教。特别是大理国时期，密教最为崇奉，并在统治阶级的利用下，形成了官为僧、僧为官的大理国政治。张沈《荡山寺记》中说：“大理为郡，负山面海。由唐以来蒙段氏据而有之，治六百年。二氏皆白人，西南夷为类，虽杂知文教者，惟白焉。其俗事佛而尚释，段氏有国，用僧为相，战已仕而出家。故大理佛法最盛，而僧之拔萃者，亦多收附之。”可见大理国时期僧为官的现象已较为普遍，特别是既通儒又通释的“释儒”阶层的出现，更是加快了大理国的政教合一。除僧为官的现象外，大理国还有官为僧、甚至是王为僧的罕见现象。段氏王室是虔诚的佛教徒，据各本《南诏野史》统计，在大理国主22人中，先后有段思英、素隆、素贞、思廉、寿辉、正明、正淳、正严、正兴、智祥10主避位为僧。可见当时密教在大理社会的影响之深。至元人李京《大理行记》记载说：“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说明在元代，大理密宗仍然十分兴盛。到元代末，密宗开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佛教禅宗。这时期，大理苍洱地区先后有赵州普通、蒙化普福、永昌普元三僧同往浙江天目山参访禅宗高僧中峰大法师，受法而归。普通人居鸡足山，普福人居太华山，普元入居苍山，结庵隐居不出，创立和弘扬禅宗，以后使鸡足山、太华山、苍山三山成为佛教禅宗的圣山。这时期，大理有名的禅宗高僧还有祥云照本禅师、苍山念庵圆护禅师、大理荡山水晶海印禅师等，都是弘扬禅宗。禅宗自元代从中原传入大理，至明清一直很兴盛，寺院遍及全州各地，各府的县分别建有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专门管理佛教禅宗僧众。知名僧人有祥云水目山无住，大理感通山无极，鸡足山大错、担当，巍山云隐寺悟空、知空等，这时期是禅宗在云南的鼎盛时期。总之，佛教传入大理白族地区后，深深地渗透进了白族的文化体系中，成为了白族普遍信仰的宗教，同时也从各方面影响着白族社会和白族生活。

　　佛教传入大理白族地区后，对当地的文化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在南诏时期和大理国时期的以寺院为学校、僧侣为教师的文化教育形式。元代以前大理白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受佛教的影响相当深。李京《云南志略》中说：大理地区“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郭松年《大理路兴举学校记》也说：“云南西陲，俗通天竺，徒事释氏之书，虽有设科取士，未得其正。”从元初这些著述推知，在南诏晚期及大理国时期，佛教僧人既是传教布道者，又操纵着对儿童的教育，以释儒思想灌输给学生，寺院也成了施教的场所。应该说这种文化教育的方式对历史上白族的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因为如前面所说，寺院里的寺僧(释儒)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并不仅限于佛教文化，还将儒家，甚至道家的一些内容也融入其中，一同传授，这样使中原汉文化在大理白族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白族在心灵上受到了佛教的洗礼，在思想上得到了儒、道的充实，成为了古代云南少数民族中较为先进的民族。正如元人李京在比较了云南诸民族后说：“诸神蛮夷刚愎嗜杀，骨肉之间一言不和，则白刃相搏；不知事神佛，若枭獍然。惟白人事佛惟谨，故杀心差少。由是言之，佛法之设，其于异俗亦自有益。”(《云南志略》)白族这种在人格上的特点，应是与白族的佛教文化教育分不开的。直到现代，白族仍然将儒家的忠恕、佛家的慈悲作为自己为人的准则，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为善、同情弱小、民风纯朴，这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文化教育是有关系的。

　　佛教不仅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而且在民俗方面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积染佛教礼仪较深的白族民俗。现仅以取名、节日、葬俗及崇法礼佛的日常习惯四个方面为例进行讨论。

　　(一)取名习俗

　　白族经历了从无姓氏到有姓氏，从少数上层人物有姓氏到多数人有姓氏的漫长过程。姓氏乃内地汉族的特点，白族之有姓氏可能受内地影响。有姓氏后，白族先是实行冠姓父子连名制，唐代南诏初期起流行冠姓双名制，一直到明末。清朝以后，白族的取名习俗渐渐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即演变为姓+名。但白族的取名习俗又受佛教影响，主要是在冠姓双名制这一阶段。在佛教盛行以前，白族人名中没有佛号，如《南诏德化碑》上载的“大军将王琮罗铎”、“大总管段旋忙凑”、“群牧大臣杨嵯白奇”、“亲诏大军将李外成苴”等，这些名字中都没有佛号。但随着佛教密宗在大力地区的兴盛，白族的姓名中大量地夹进了佛号。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述大理国人到横山卖马换书时说：“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国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名，凡36人至横山，议市马……”这种三字名，就是双名，有36人之多，可见当时此风之盛。近年在大理古城发掘的一批宋元碑刻中也载有很多这类姓名，如《大理故高姬墓志铭》载有：高妙音护、段易长顺、李大日贤；凤仪北汤天董 氏有：董金刚田、董法华镛等；崇圣寺三塔出土的文物题记上有：李药师祥、赵观音锦、杨诸天仑等。在上述例证中，李、董、张、段、赵、杨等都是白族的大姓。观音、般若、易长、大日、金刚、法华、药师、诸天等都是密宗的释号。得、黑、护、顺、贤、祥、锦、仑等都是俗名。由此可见，在佛教密宗盛行时期白族人的姓名为：姓+佛号+俗名，这是一种特有的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冠姓双名制。这种取名的习俗随着密宗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兴盛而兴盛，也随着密宗在此地的衰落而衰落。流行的时间为大理国、元、明时期，约有700余年。

　　(二)节日盛会

　　佛教传人以前，白族已有自己独有的民族节日，如三月的桃花会，六月的火把节，九月或十月的祭天鬼等。随着佛教的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节日也受到了影响，一些有关佛教的节日成为了白族的节日，并形成了传统延续下来，如农历二月十八的观音会、三月十五的“三月街”、七月半的“盂兰盆会”都成为了白族较为隆重的节日。

　　观音会在大理白族佛教节日里是最为盛大的节日。据说每年二月十九是观音生日，白族在二月十八、十九日里，举行观音会，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在观音塘，此处又名大石庵，是因观音“负石阻兵”的故事而得名。会期，大理及邻县的善男信女、佛教僧侣纷纷前来烧香礼佛，同时还有歌舞、花灯、戏曲、杂耍等表演，热闹非凡。

　　“三月街”也是白族重要的民族节日，现已成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民族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一的七天时间里，白族人民都要在古城西门外点苍山中和峰下空旷的场地上举行盛大的民族民间交易会，此即俗称的“三月街”，又称“观音市”。“三月街”的来历也是与佛教传入有关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载：“大理有观音市，设于点苍山下阅武场中……至期则天下之商贾皆来贸易，若长安灯市然。相传观音大士以是日入大理，后人如期焚香顶礼。四方闻风，各以货来，至今不改。”可见，“三月街”也是因佛教的传人才在大理白族地区盛行的。

　　白族有祖先崇拜的习俗，而佛教传人后内容更加丰富，形成了有特色的盂兰盆会，此会道教又称为中元节，本地俗称“七月半”。“七月半”是白族非常重视的节日，在大理白族地区，农历七月初一或初二清早，家家户户都要“接祖”，把祖宗亡灵请回家，以鲜花、果品、酒茶供奉，每日敬上三餐，期间不能在家中吵闹喧哗，到十三、十四日傍晚将金银纸锞和剪好的纸衣焚化，供奉丰盛的饭菜，将祖先亡灵送至户外，再于次日清晨送一碗“浆水饭”，将前夜焚化的灰烬投入北门河中，“送祖”完成。盂兰盆会起源于佛教，依据是《盂兰盆经》，随着佛教的传入，盂兰盆会也成为了白族重要的节日。

　　(三)丧葬习俗

　　据考古发掘证明，佛教传入前(战国—南诏后期)大理地区都实行棺葬，死者的尸骨完整保存至入棺下葬。佛教密宗传人后，风气大变，除怒江地区的白族支系勒墨人外，白族居住地区都风行过佛教密宗式火葬。这种火葬习俗大约经历了大理国、元、明三个时代，历经数百年。一般说来，白族的火葬墓，均立石幢石碑，刻梵文经咒、佛像、莲座，以追荐死者，祈祷冥福。从葬法来说，人死后，请密僧阿吒力来主持法式、念经，三日后或择吉日火化，火化后的骨灰盛入特制的饰有莲花、十二生肖、五方佛等的火葬罐内，未化尽的骨头也请阿吒力用朱笔、墨笔或银箔在上书写梵咒，也盛入罐内，埋罐于家族墓地，并立墓幢或碑。由此可见佛教的传入对白族葬俗的影响之深。随着密宗在大理的衰落和明王朝对火葬的禁止，白族地区从嘉靖年间开始复兴棺葬，明清以后火葬逐渐消失。

　　(四)日常生活习俗

　　佛教传入后，白族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崇法礼佛之风日盛，拜佛念经成为日常功课，行善于积德成为修身的大事。自从南诏晚期统治者要求其臣民“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拈素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口”之后，佛教礼仪就逐渐成为白族生活习俗的一部分。《云南志略·白夷风俗条》也说：白人“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年手不释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可以说，礼佛拜佛、吃斋诵经已经成为古代白族的重要生活习俗，直到现在，有些白族家庭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吃素、拜佛、烧香。有些白族老者还加入“佛教会”、“莲池会”，无论何地有佛事都积极参加，俗称“上会”。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大事。总之，佛教传人后，对白族的日常生活习俗的影响是很深的。

　　佛教文化对白族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它传入以后，就在大理白族地区生根并茂盛起来，成为了白族多元融合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它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影响着白族的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大理白族对道教的信仰及道教对白族文化的影响

　　大理白族不仅普遍地信仰佛教，而且也信仰道教。道教是中国独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宗教。道教主张清修，认为按照道教思想理论和戒规进行修炼，可以长生不老，飞升成仙。道教以太上老君为教主，并崇奉神和仙，它分为两大派，一是符篆派，其创始人是东汉的张道陵，即张天师，该派相信科仪斋醮、符篆、禁咒可以禳灾求福，可以使役鬼神。此派道士不出家，不忌饮食，有妻室儿女，世代相承，东汉时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及后来的正一道(天师道)等都属于符篆派。二是丹鼎派，其创始人是宋代的王重阳，该派相信通过清修、炼养可以飞升成仙，忌腥荤，不结婚，出家修炼的全真各派都属于丹鼎派。大理地区两派都有分布。其中符篆派的历史最为悠久，始于东汉晚期，知名的道士有孟优，在巍山传授道术和道医，为人禳灾治病，被后人奉为本主。东汉在大理有名的符篆派道士还有杨波远，人号为“神明大士”，在苍洱之间传布道教和禳灾祈福。符策派至今仍在大理传播和发展。在民间主要分为两派，一为正一西河派，又称灵宝教，现已传了50多代，另一派是正一龙门派，又称清微教，现已传了18代。丹鼎派，即全真教，在大理地区的兴起是在宋代，这时期修建的道观有名的有巍山的玄珠观(今玄龙寺)、大理的中和寺等，明清为兴盛时期，当时大理各州县均设有道纪司，统管道教。直到现代，全真道教仍在大理传播和发展，巍山的巍宝山被列为全国13座道教名山之一。

　　道教从东汉晚期传入大理地区，以后不断发展。至南诏时期，从其一世祖细奴罗至第十主功利晟都崇奉道教天师道。道教是南诏前期的主要宗教信仰，这已被多数史学家认同。依据是唐人樊绰《蛮书》中有关“苍山会盟”的《誓文》载有“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运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于西洱河，一本异牟寻留诏城内府库，殆诫子孙。”从誓文所记仪式，明显地可以看出是五斗米道的三官手书方式。五斗米道是我国早期道教的一派，后称天师道。五斗米道在巴汉地区流传广泛，其请祷方法如为病人则“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三官”又称“三元”，是道教所奉的神，即天官、地官、水官。旧时大理各县多有三官 庙、三官殿，迄今道士为人请祷“上表”仍用“三通”。《誓文》中的五岳四渎也与五斗米道的崇祀相同，不过南诏所封的是点苍山、乌蒙山、高黎贡山、玉龙雪山，蒙乐山和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漾濞江。南诏信道的另一实证是《德化碑》有“开三教，宾四门”的文句，所谓三教即儒、释、道，道教为三教之一。胡蔚本《南诏野史》也载：“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立庙，祀晋军将军王羲之为圣人。”王羲之出身道教天师道世家，本也力倡天师道，又是书法名家，很受南诏王族的崇敬。总之，南诏前期的主要宗教信仰是道教，这是有史实证明的。但至南诏丰佑保和年间，天竺僧人到洱海地区传布密宗，经过佛教徒的宣扬、争取和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成为南诏后期到大理国近五百年间占优势的宗教，道教的原有地位逐渐丧失。从有关文献看，佛教在南诏盛行后，道教在白族地区处于劣势地位，王崧本《南诏野史》说：“丁未太和元年，王(丰佑)母出家，法名惠海(又名师摩矣)。太和二年，用银五千，铸佛一堂，废道教”。当然，废道教只能理解为佛教在丰佑时上升为主要地位，不等于道家被禁或消失，事实上，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里，道教在与佛教的抗衡中与之并存。李元阳纂《云南通志·寺观》中说：“老氏登仙，佛氏证果”，将释道同列。《邓川州志·风俗》有：“密僧叱龙救旱，道士驻雷逐疫，皆有天功。若二月八日迎佛，四月八日浴佛，九月朔至九日拜斗，皆自唐以来”。到了元明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改变，道教又在大理白族地区活跃起来，与佛教和本主崇拜一样，是白族信仰的主要宗教。直到现代，在白族民间还有“洞经会”这样的道教组织和一些世代相传的符箓派的职业道士。

　　虽然道教在后期不是白族的主要宗教，但是道教对白族的影响还是较为深入广泛的，这从白族的民间信仰、岁时民俗及日常语言都可以看出。

　　(一)从民间信仰来看，大理白族人家的堂屋或正楼，供奉的神祗多为“三教并列”，有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一些人家不供佛像，则写“天地国君亲师位”，这来源于全真教的“君”、“亲”、“师”三位一体的伦理观念。其次是供奉祖先牌位。道教对儒家的“孝”持肯定态度。白族很重“孝”，某人“孝心如何”成为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大理的丧葬风俗受道教的影响也较深，如发丧的前夜须请道士做法事为死者“开咽喉”，即给死者去阴间发放“通行证”；入土时要供山神土地，要洒米、埋鸡蛋等；丧毕之后再做道场，以“超度亡灵”。做法事请道士，不请僧尼，这些都属于道教在白族民间信仰方面留下的痕迹。

　　(二)从四时风俗来看，春节大年初一的头一件事是“请天地”和到水井“请水”，实际就是请“三官”，这种风俗到现在还有。旧时正月十六有“送龙船的”的习俗，是最隆重的道教“打清醮”活动。旧时做道场三天，地方人士设坛备宴，当晚家家点燃松毛，熏的满街雾气腾腾，伸手不见五指。子夜才送“龙船”，穿古装的仪仗队领先，龙灯队随后，第三是“各界人士代表”，然后才是穿道袍、执法器的大小道士，最后则是彩色纸扎的灵官像和龙首兽身的“船”。这种场面大、耗资多的活动起源较早，康熙时的大理方志就有“白人正月十六则跳神唱灯”的记载，现在送“龙船”的风俗已经没有了，仅存正月十六耍龙等习俗。还有七月半“烧包”接祖的习俗，在前面我们也谈到在佛教那里也有这样的风俗，佛教称为“盂兰盆会”，在这里，道教也有接祖的习俗，称为“中元会”。这样看来，白族人七月半接祖的习俗是佛教和道教共同影响的结果。从这些岁时风俗所留有的道教的痕迹来看，道教对白族的影响也是较深的

　　(三)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看，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脱胎换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道教的语言也成为了白族人常用的口头语。还有“神气”一词，作为大理方言，意为“健康”。如问：“可有神气?”就是在问有没有精神。而“神气”一词就是来源于《太平经》“人有气即有神，气绝则神亡”之句的。又如“人各有命”的宿命论亦来源于《太平经》中的“故人各有命也，命贵不能为贱，命贱不能为贵也”。道教对白族日常生活语言的影响可见一斑。

　　看来，白族曾经普遍信仰过道教，因而道教在民间信仰、生活习俗、日常语言等方面都对白族产生了影响，成为大理白族多元融合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

　　三、大理白族的本主信仰是对佛、儒、道、巫的多元融合

　　白族宗教信仰的多元融合特征，不仅在于白族既信佛又信道的双重信仰，而且在于他还信仰本主。本主信仰是白族特有的一种宗教形式。佛教、道教和本主信仰构成了白族信仰的全部，这从宗教这一文化层面突出了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并且就本主信仰而言，它作为白族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形式，本身就是白族在原始巫教的基础上，经过选择融合了儒、释、道的内容而形成的，它本身也就充分体现了白族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

　　本主信仰是白族社会中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一种宗教信仰，除白族支系勒墨人不信本主外，其他地方的白族都崇拜本主。“本主”，又叫“本主神”，白语称之为“武增”、“武增尼”、“增尼”、“本任尼”、“老谷”、“老太”等，意为“我们的主人”，具有村社祖先或村社保护神的含义。在白族地区的绝大部分乡村里都供有“本主”，有的是一村供奉一个本主，有的是数村供奉一个本主，用泥塑或香木雕成本主像，供奉在本主庙内。本主一般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包括本主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及侍从。凡供有本主的地方，每年都要接一次本主，或在本主诞辰时举行盛大的祭祀，即白语所谓的“本主节”，这是白族最重要的民间节日。本主信仰在白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婚嫁，丧葬，生病，起居盖房，求子嗣，还是外出求学，做生意等关系人生的大事，白族人都要到本主庙去磕头敬香，以求本主神灵护佑。同时，几乎每一位本主神都有着一个传说故事，这些故事里大都包含了爱国爱乡的思想，英勇献身的精神，仁慈孝敬的美德，创造进取的斗志等伦理思想；这些思想随着本主信仰一起代代相传，成为白族心理特质的核心内容，也使得白族对本主的信仰更加根深蒂固。本主崇拜是一种多神崇拜，它没有如世界三大宗教那样有一个凌驾于众神之上的至上神，被奉为“本主”的神，各村各地不一。有的是自然本主，如石头、树疙瘩、猴子、白骆驼等；有的是英雄本主，如杜朝选、段赤诚等；有的是民间人物本主，如大理南门本主，鹤庆城关镇本主张老人等；有的是帝王将相及祖先本主，如阁罗凤、段宗榜、段思平、张乐进求等；有的是外族人本主，如郑回、杜光庭、李宓、忽必烈；还有的是佛教与道教神祗本主，如观音、大黑天神、文昌、关公、李靖等。白族所供奉的本主神虽然形形色色，但从中却体现出了一个标准，即对白族有恩的，有利的，有用的人或物都可奉为本主，可见白族的本主崇拜是一种现世的、实用性的宗教。正是本主崇拜的这种现世性和实用性。使它作为宗教信仰一直被白族由古至今延续下来，成为白族宗教信仰中最普遍的，也是影响最深刻的一种信仰形式。同时，白族的本主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本身就具有融合性。对白族本主神种类的深入剖析，我们发现它对巫文化、佛教、道教、儒家文化的摄取与改造是比较成功的，它与外来文 化通过整和、重新包装后，形成了白族本主崇拜的独立体系。

　　首先，本主信仰是对巫教的直接吸收。巫教源于原始社会的鬼神崇拜，据文献记载，白族先民在南诏前期及以前主要信仰巫鬼教，有主持祭鬼的大小“鬼主”，“鬼主”是各个社区“政教合一”的首长，既是社区头人，又是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后来宗教的职能与行政职能逐渐分开，大约在宋代，形成了专门巫事的巫师，白语称为“朵兮薄”。巫教与“朵兮薄”在元明时期的宗教活动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各府、州、县衙门还专设了“朵兮薄纪纲司”，专管巫教事务。巫师除了跳神祭鬼，主持重大盟誓外，也是白族祭祀本主活动中的重要角色，这是远古时期巫师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直接继承，现今祭祀本主中残存降神，上刀梯，娱神等活动是从古代的“鬼文化”发展而来的。本主神本身也是巫师所崇拜的神祗，巫师既能代替本主向群众传达旨意，又能代替群众回答本主的话，是神与人之间联系中介。可见，本主崇拜与巫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本主崇拜已不是对鬼的崇拜，它只是在形式和观念上吸收了原始宗教的一些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

　　其次，儒家文化对本主信仰的熏陶也较为深厚。儒家文化在我国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尊为正统的社会思想，白族历史上就与中原地区来往密切，受汉文化的影响颇深。作为中原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同样影响了白族的历史发展，这种影响在白族的本主信仰中也有体现。我们从现存的一些本主庙碑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儒家文化的内容。如洱源江尾《重建石岩本主庙碑记》载：“自来创建庙宇纪念先德，保存政绩，以志不忘……我吕公教化之伟绩，丕彰我炎黄子孙悠久之历史，而期后世儿孙俎豆馨香千秋崇祀，遮使礼乐兴而文明盛，六蓄旺而五谷丰，我五千年古老之国文化之邦礼仪之域复屹立于世尔”。碑文中体现出的念先德、兴礼乐、讲礼仪的思想，明显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又如大理市下关邑《本主张李二公史考》载：“(张乐进求本主)实可谓名垂僰国，德贯古今矣，震十方而荣千古，创先业永昭万世也，功业著而不灭，名声施于无穷，后人‘以德施于民者奉之，以贤安于国者颂之’，全邑为此历尊张公氏进求为本主”。碑文中体现出的重社稷、讲贤德的思想，也是属于儒家所提倡的。可见，儒家文化对白族的本主信仰的熏陶是很深的。

　　儒家文化对白族本主信仰的影响除在一些本主庙碑记中有所体现，在白族供奉的本主神像的类型上也可以看出其祀奉的道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儒家影响的。被儒家尊为经典的《礼记·祭法》中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择大患则祀之。”儒家把这些作为祭祀的法则，而从白族祀奉的本主偶像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与这些法则相应的实例。在白族所祀奉的众多本主偶像中，“法施于民则祀之”的有诸葛亮、段思平、忽必烈等；“以死勤事则祀之”的有柏节夫人、大黑天神、李宓等；“以劳定国则祀之”的有张乐进求、段宗榜等；“能御大灾则祀之”的有段赤诚、杜朝选等；“能择大患则祀之”的有少年驱蝗英雄张小三等。

　　总的说来，儒家文化对白族本主信仰的熏陶是很深的，儒家所提倡的祭祀法则，重社稷，讲礼仪，尊德贤等思想被白族本主信仰所吸收，从而使本主信仰的宗教道德和伦理观念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形式。

　　再次，道教对白族本主信仰的影响也是较深的。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道教在大理地区的传播及影响，这种影响也在白族的本主信仰中有所体现。白族复杂的本主神系与道教的庞大神团系统常常相似，如道教所祀奉的日神，月神，太乙，文昌，风雨雷电之神。五岳、四渎、四海之神，山川、社稷之神，城隍、土地诸神，灶君，门神，财神，马牛，瘟疫诸神。这些道教所祀奉的神，几乎都被白族人所接受，成为本主庙中所常见的祀神，并且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把忠烈之士纳入道教神系，本主神系的发展也上这样。另外道教祀神的封号也明显地影响了本主信仰，道教所信奉的神仙人鬼，常冠以“帝”、“君”等封号，如尊道教天神玉帝为“金阙至尊玉皇大帝”；尊道教名山泰山神为“东岳天齐仁圣大帝”；还如“文昌帝君”、“碧霞元君”等，而本主神的封号也多称“皇帝”、“景帝”、“灵帝”，如“洱海灵帝”、“爱民皇帝”、“福应景帝”、“石头皇帝”、“白龙景帝”等，这种对神的“封号”形式，除与道教相似外，再也找不出其他类似的宗教封号形式了。再从偶像的造型上看，道教神多被塑成手执宝剑、胸佩明镜的勇猛形象，而本主神像也大都是手执大刀长矛、头佩明镜、身披铠甲、横扫一切邪恶的形象，这也是明显地取材于道教神仙造型的。同时道教正一派允许结婚生子、饮酒食荤、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这与本主信仰祈福免灾、追求国泰民安和现世幸福、信徒家居、敬神用血食等也有共同之处。此外，由民间道教组织发展演变而来，由中老年男子组成的洞经会，也崇拜本主，许多村子的本主庙会常由洞经会主持，并在庙会期间弹奏洞经音乐。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道教对白族本主信仰的影响确实是深厚的。

　　最后，佛教对白族本主信仰也有一定的影响。佛教在南诏中晚期传入了大理白族地区，随后佛教密宗被奉为南诏和大理国的国教。佛教能够在大理地区得以广泛的传播，本身就是佛教对大理白族的本土文化进行了让步，对自身的一些内容加以改造以迎合当地民族的结果，使得佛教文化在大理白族化了。佛教被白族接受后，佛教文化的一些成分也就渗入到了白族的本主信仰中。在寺庙建筑、神像雕塑、祀神形式、求签问凶吉等方面，白族的本主信仰对佛教文化进行了大胆的吸收，另外还将一些佛教神祗加入到本主神中，并且把这些佛教神祗白族化了，如佛教中的观音和带黑天神，经过白族的“改装”而成了两尊重要的本主神。观音是佛教中阿弥陀佛的左肋侍，佛教徒供奉的“西方三圣”之一。在白族地区，经过加工，观音成了伏罗刹、救百姓的英雄而被白族人奉为本主；大黑天神是佛教密宗的护法大神，在白族人的传说中却是不忍将瘟丹洒给百姓而违背天命，自己吞下瘟丹以救百姓的大慈大悲之神，也被白族人奉为了本主。可见，佛教文化对白族的本主信仰也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总之，宗教作为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包容性最广的、也是最复杂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往往最能够充分地体现该民族文化的特征。白族不仅广泛的信仰佛教，也信仰道教，同时还信仰本民族特有的本主，而且就本主信仰本身来讲，它也是对儒、释、道、巫的融合。可见，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大理白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融合的文化体系，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征在大理白族的宗教信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责任编辑：石　川

　　出自: 《贵州民族研究 》 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