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和禅宗中的宋代美学——读《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

　　隐逸和禅宗中的宋代美学——读《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

　　汉语言文学 江川

　　宋代文化发展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型文化。而中国传统美学在宋代也得到新的发展，形成新的特征，并长期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主体建构。宋代美学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转折，是宋型文化的突出体现。

　　宋型文化对宋代美学精神形成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宋代文化精神由传统的外在宇宙论向内在心性论转型，宋代美学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迁与转型。特别突出体现于宋代美学对于审美人格理论的普遍强调和审美人格实践的普遍要求。其次，宋代美学在理论思辨方面明显深化。宋人遨游于精神领域，寻找人的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第三是三教融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第四，自白居易开启的中隐思想，到宋代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要求。隐逸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内核的重要构成部分。五、新兴的平民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宋代文化的普遍高涨，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与生活理想也在艺术美学领域中产生新变和转型。此外，市民文化的兴起，不仅引起文化结构的内在变革，而且为以后明清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美学特色鲜明，繁盛各异。拜读此书后，我从隐逸和禅宗两个方面来浅谈宋代美学。

　　隐逸，是宋代士大夫文化与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因，并以显在和隐性的方式表现出来。避世于丘壑幽林，略带原始意味的隐逸形式，称为“小隐”。身于市朝，却心游江湖的隐逸之途，谓之“大隐”。出仕于外部，能远避祸害，而且可以少受拘束，尽情享受游宴之乐的切身体会，即“中隐”。宋代社会极其推崇中隐思想，其隐逸特征更重要的是，士大夫群体普遍具有隐逸心态和身居庙堂之高而心存江湖之志的隐逸精神。宋代士大夫的隐逸审美精神，其高妙之处，就在于它既涵盖了儒家倡导的经世致用的积极入世精神，又包含了道家特别是庄周提倡的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精神自由的个性保持。同时，从根本上创造了一种依据自由的原则，一种超越儒家伦理道德的精神自由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的隐逸精神，以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方式阐释着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表达了对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它促进生活成为真正的人生艺术，从而启迪人们重新认识这种生活的积极意义，去追寻和探讨生命的终极价值。正是在这种隐逸的审美精神的渗透、影响下，宋代美学发展了一系列美学观念和追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于“逸”的美学精神的追求。宋代隐逸者以逸品之画、酒、书法等形式诠释着审美心态。何宴《集解者》云：“逸民者，节行超逸也。”这种人的隐逸精神品格，从尘俗中超越出来而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达到如同绘画中的“倏若造化”“宛若神巧”，仿佛是“天纵其能”的化境。宋代士大夫们对于其艺术创造中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关怀，怀有一种内在的极高的自信与自觉，鲜明地体现出宋代美学的深刻内涵。他们“不以外物移其好”，使艺术成为宋代士大夫诗意生活的重要方式，其活动构成了人生的诗性栖居。而这一切，无不凸显出隐逸文化在宋代美学发展中的重大贡献。

　　在宋代士大夫文人那里，“向内转”构成了鲜明突出的审美精神特征。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与时代精神状态转型背景下，禅宗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和随缘任心的“诗性栖居”的审美情趣，进一步契合了士大夫们深层的心理需要，而成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并进一步积淀内化，成为宋代美学理论与禅宗美学相融贯通的依据。其中，圆悟克勤的禅宗美学思想对宋代禅宗走向美学化作出重要贡献。他指出：“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不拘得失，逢境遇缘不变不异时时著眼体究，不论岁月，以悟为期。”这种顿悟和渐修并举的主张，与艺术、审美实践有着极大的相类相通的特性，因而对于中国传统美学影响很深。在他看来，人的彻悟消解了内外、彼此的对立，超越了现实人生的种种精神束缚，使人重返始源，认识本来面目，彻悟到宇宙生命的真谛，使有限的生命获得大自由、大解脱、大智慧以及某种永恒。这也正是审美活动中的至极审美感悟特征，也是审美精髓所在，美的本质意义所在。由此，可以看出禅宗的发展对宋代美学在认识、理解、审美等方面都极富启发性和创造性。而禅宗中的“游”“悟”思想方法同样极大地促进了美学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对于美学规律和艺术技巧的体证和把握。另一方面，以心游、神游和实践的形式，使人们探寻生活中的审美创造，为思考解决人生根本问题而努力。这样，促使人们去揭示审美活动的最高最深阶段的感悟，去捕获精神的自由感、解放感、愉悦感，开启人生的诗性生存之境。因此，不得不承认，禅宗的发展对于宋代美学的巨大推动作用。

　　宋代美学的发展是多层次、全方面，不断深化，不断向前的。在神奇的中国传统美学中，包含独特的隐逸和禅宗内涵的宋代美学正闪耀着神奇的光芒，璀璨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