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孟秋华

　　南朝是佛教发展史上的繁盛期。从东晋开始佛教逐步进入文人文化之间,至南朝,成为士大夫间最重要的文化思潮。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士文人都为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南朝文学方面,在中国文化历经坎坷之后出现了新的风貌,发挥着空前启后的作用。

　　一、佛教对南朝士人的影响

　　佛教对士人的影响,与佛教在南朝经历了从个人到集团化并最终发展到国家化的一个过程有密切的关系。《高僧传·跛尸梨蜜多罗传》载: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太尉庾元规、光禄周伯仁、太常谢幼兴与廷尉桓茂伦,皆一代名士,见之,终日累叹,披矜致契。这是属于个人和佛教之间的关系。永明时期的文化中心是以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及所谓“竟陵八友”为核心的文人集团。不过,竟陵集团并不只是一个文学集团,还是一个文化集团。集团成员常常被组织起来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活动,这时,士人的文化行为不再是个人的,而是有组织的。作为当时文化中心的竟陵集团,其实还是当时的佛教中心。竟陵集团的士人交游名僧、参与佛事、践行教义、辩护佛理等参与一系列活动。永明文人与高僧的交游,带有明显的集团化的性质,一位高僧周围每每聚集着一批文人。同时,一位文人又常常与多位高僧来往,这种集团化的交游,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给南朝文人带来思想和文化背景的改变,从而也促进了南朝文学的发展,使南朝文学出现了新的面貌。

　　永明文人与僧人在竟陵集团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环境内所进行的交叉往来,使得文人与僧人之间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立体形态,以致当时文学与佛学在许多方面的交融成为可能。因此,佛教对文人的话语方式、思想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佛教的成分。刘宋时期,作为“元嘉之雄”的谢灵运,作品中融入了大量佛学成分。如《石壁立招提精舍》:“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事为明教用,道以神理超。”这里的“道”与“理”都已有了佛教的含义。永明时的不少重要文人都有融入佛学内容的作品。王融《法乐辞十二章》其一:“禅衢开远驾,爱海乱轻舟。”其二:“百神肃以虔,三灵震且越。”其三:“表尘维净觉,泛俗乃轮皇。”其四:“生老终以萦,死病行当荐。方为净国游,岂结危城恋。”其七:“明心弘十力,寂虑安四禅。”从上面诗文中,可以看出佛教语言及观念对文学的影响。

　　二、佛教对永明体、宫体诗的影响

　　佛教对世界的第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诸行无常,即不论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不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不论是近处还是远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佛教中的这种新变观念影响了南朝文学中的新变思想。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永明文学上。

　　永明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新变。《梁书·庾肩吾传》中说:“王融、谢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佛教由于对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至深,必然地反映到文人的文学创作上。尤其是当时的竟陵文学集团。竟陵集团不仅是文化集团,也是佛教集团,而且,竟陵集团是当时文学风尚的引领者,是文学“新变”的主持者和实践者。所以,佛教的新变教义和观点促进了文学的新变观,在佛教逐渐国家化的过程中,永明文学的新变不能不说受到佛教的影响。

　　如果说永明时期的新变潮流是王公贵族们推动起来的话,那么“宫体诗”的涌现便是直接由帝王发动起来的。《梁书·简文帝纪》说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宫体诗”与佛教产生联系更是不足为怪,因为南朝很多帝王爱好文学,而且直接参与佛事。简文帝很尊崇佛教,曾亲临瓦官寺听竺法汰讲《放光般若经》(《高僧传·竺法汰传》)。孝武帝奉佛更甚,“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梁武帝更是一个狂热的佛教信徒,多次舍身同泰寺,曾亲受菩萨戒。还常“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义”,讲《金字三慧经》等。

　　不只是帝王,王公贵族和一般的士子文人也写了大量的佛理诗,这都是和帝王的直接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宫体诗在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有很大的弊端,但无可否认,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可抹杀的,这也是和佛教的影响分不开的。

　　三、佛教对作家人格理想和心理观念的影响

　　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动荡不安的社会,佛教对作家思想的影响波及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士人阶层的心理。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它独特的风格和治国理念以及它的思想内涵使士人文人敞开了怀抱,认真洗手接纳佛教带来的新意和独特。士人的这种心态也促使了佛教的生长和发展,这样既丰富了文学的创作,开拓了题材,也使文人们在生命的苦痛中实现了超越和升华。

　　江淹就是一个以佛教解脱痛苦的人物。江淹在《自序传》中说:“幼传家业,六岁能属诗,十三二孤,长遂博览群书,不事章句之学,颇留精与文章。所诵咏者,盖二十万言。而爱奇尚异,深沉有远识。”这都说明了江淹对佛教经典非常熟悉,而且也已经把对佛教的理解注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莲花赋》中云:“余有莲华一池,爱之如金。宇宙之丽,难息绝气。聊书竹素,傥不灭焉。”莲华就是我们所说的莲花,他把莲花比作圣洁之物:“一为道珍,二为世瑞。发青莲于王宫,验奇花于陆地”,显示了莲花独特的高洁而又清纯的性格特点,这种独特品格也象征了江淹本人在经历仕宦沉浮后所拥有的超然心态。在江淹爱子夭折、妻子去世、贬斥吴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人生苦痛和悲愤寓于佛教诗歌中,写了大量的诗歌,也就是这样的心理情怀,使江淹在文学上的成就达到了最高峰。吴兴三年,他写了大量的通过佛理获释生命苦难的诗歌。《杂三言》:“余汩阻兮至南国,迹已徂兮心未扃。立孤台兮山岫,架半空兮江汀。”江淹在孤寂和落寞的贬官生涯中独自构建象台。“禅情于云径,守息心于端石。永结意于鹫山,长憔悴而不惜。”“鹫山”也就是“灵鹫山”,它是释迦牟尼成佛后经常说法的地方。中国禅宗盛传的“ 拈花微笑”的故事就是发生在灵鹫山,灵鹫山因此也成为佛教信仰者极度敬仰的圣地。江淹在诗中表达了“永结意于鹫山”的思想,是他虔心皈信于佛教的明显标志。

　　佛教在南朝势如破竹地发展开来,由个人化逐渐走到社会化,走到上层知识阶层甚至下层市民中,是有它自己优势的。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很符合当时的情景的。南朝是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人格个性不断张扬的时代。这为佛教进入士人心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于士人知识分子来说,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人生道路充满荆棘险恶的时代,通经至仕之路断绝,囹圄刀俎之祸时至,现实人生的苦难滋养了佛教的成长,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纷纷接受佛教的影响。研究南朝文学,不能不研究佛教,它不仅仅是一种外来文化的称谓,也成了组成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重视佛教在南朝的发展和它对中国文学承前启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2]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杨孝容.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7]张淼,何应敏.佛道思想与江淹的生命意识[J].青海社会科学,2008,(2).

　　(作者简介:孟秋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出自: 《飞天 》 2010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