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现代主义

　　正如从前面论述中所看到的，东方佛教复兴和西方佛教传播的早期阶段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不仅是有组织性的；本质上它涉及到重新解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倾向。我们或可把这些倾向称作“佛教现代主义”。

　　19世纪初的亚洲佛教，实际上是一种复合的思想体系，由已经综合了各民族传统的宇宙观等在内的不同形式、异彩纷呈的宗教思想和实践所构成。由于受到19世纪学术研究的一般目的与方法的影响，对最早的原始资料的发掘与考察便是用来揭示佛陀原初教义的手段。学者和现代佛教徒都倾向于把“原始”佛教重新诠释成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给人们指出一条解脱痛苦与轮回的道路。传统的宇宙观，奇迹的信仰，及其它思想成分都不为现代思想家所接受，现在均被认作是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或层累而成的对佛教的不必要的添加和修正。



　　在这种意义上，佛教被理解成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尤其强调的是，佛陀并不要求信徒对他教义的盲目信仰，但是要求人们用理性的方式发现或通过宗教实践和沉思来验证佛法是真谛。因此，现代主义者把佛教描述成“理性的宗教”，旨在反对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那种盲信教条之类的宗教。有关西方宗教传统宣传的上帝和灵魂的思想受到批评，认为它们和现代世界的理性和实在论观点不相容。

　　在此，我从佛教现代主义的大量作者群中仅仅提三个名字。阿那迦里伽·达磨波罗，也是一个著名的作者，他的批评性论文集在1965年重印，题目是《回归正道》。日本佛教学者中村元(Hajime Nakamura)，《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的作者(火奴鲁鲁1964年版)，他成为享誉世界的阐释佛教现代思想的权威。斯里兰卡培拉迪尼亚(Peradeniya)大学的哲学家K．N．杰亚提洛克(Jayatilleke，1920—70)，对作为一种哲学的早期佛教，与当代流行的哲学思潮的内在联系作了最为贯通的解释。

　　佛教现代主义决不是一种统一的运动。自然，在大多数复兴的佛教中还存在着许多传统主义的成份，它们仍有一定的活动。此外，南亚各个国家尤其是锡兰和缅甸的佛教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社会改革成为那里的现代佛教徒的目标之一，一再坚持和维护佛教作为民族的宗教，致力于佛教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应有地位”，这是A·达磨波罗及其它亚洲佛教领袖在他们早期文章中表达的迫切要求和呼吁。他们描绘殖民地政府如何企图毁灭佛教，他们又如何为佛教复兴而作不懈的努力，这是和他们积极参与的，为他们国家重新获得民族独立所作的艰苦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斯里兰卡为例，“佛教民族主义”有悠长的历史。佛教作为宗教和僧伽罗人(Sinhalese)的特殊的关联，在该岛古代的编年史早就被浓墨重彩地加以强调，尤其在《大瓦弥沙》(Mahdvamsa，锡兰岛大历史)中受到重视。其中有所谓的“杜特哈伽玛特史诗” (Dutthagdmant epic)，叙述公元前2世纪的杜特哈伽玛特国王率领本岛人民抗争外族侵略，摆脱泰米(Tamil)统治的解放史。此古史强调了僧伽罗人作为佛陀宗教保持人的特别角色，僧伽即可理解为起维护这种“宗教民族主义”传统的作用，这是僧伽罗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在缅甸，缅甸人认同佛教的程度并不比锡兰僧伽罗人逊色，如以前我在阐述缅甸佛教时已经讨论的，此从略。在这两个国家，现代主义的支持者和传统主义观点的维护者之间有许多分歧，其分歧也反映在试图通过国家立法改革僧伽而产生的政治争论中。

　　尽管有这些问题，佛教僧团继续在斯里兰卡及东南亚的国家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领导性作用。几个世纪以来，佛教僧侣满维持各个层次的公共关系，尤其村落的公共关系。在佛教国家，僧侣团体与村社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村社生活结构的焦点。对后殖民时期或殖民晚期新出现的城市和半城市化的人民来说，佛教已成了在反抗外国政治和文化统治的斗争中树立起来的国家认同的象征。佛教现代主义的作者描绘了前殖民时佛教王国的理想的生活形象，这些文章现为新生代中间阶层 (既非完全传统又非完全现代的middle class——译者注)广泛阅读。他们愈益增长的自信致使他们寻找更加鲜明醒目的佛教新象征符号，例如在十字路口、山上或其它名胜之地树立雄伟壮观的大佛陀形象。这种新的象征主义，伽那斯·奥贝耶塞克(Gananath Obeyesekere)称之为“市场上的佛陀”。

　　佛教现代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成分是禅定技巧的复兴和世俗化。佛教禅定的实践历经多个世纪不间断的递传下来。传统上，禅定的法门是不向一般佛教信众开放的，但是一位禅师可向他精选的门徒传授。不少寺院里，禅定实践仍然受相当限制。在锡兰，禅定实践的古老传统于19世纪中叶业已消亡。大约1890 年，A·达摩波罗在巴姆巴格拉(Bambaragala)寺院发现了一本用僧伽罗语写成的禅定手册抄本。这就是后来由巴利圣典会出版的《瑜伽手册》
　　在佛教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新的趋势势不可挡，仍未受到新创立的禅定学校的遏制；不少受到古代禅法传统传授的禅定老师也已经指导世俗的信徒。现代主义的最早阶段仍受知识化、哲学化兴趣的宰制，而在几乎所有的现代佛教的最新发展中，五花八门的禅定实践已成为一种日益显著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下文一再提及禅师和禅定中心的缘故。下面我要讨论可选来用作范式(Paradigms)的几个国家的佛教复兴。

　　如果没有佛教现代主义这些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成就，那么就不可能有佛教在东方的复兴，也不会有佛教向西方的传播。随着佛教国家的僧伽学校的现代化趋势及其规模的壮大，僧伽之大部分都受到佛教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正因此，他们有助于把这些思想传播到这些国家的一般公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