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遗存菩萨装施降魔印佛造像的流布与演变及其与大日如来尊像的异同探疑

　　石窟遗存菩萨装施降魔印佛造像的流布与演变及其与大日如来尊像的异同探疑

　　——兼探密教本尊大日如来尊像的演变

　　陈明光

　　为查证大足石刻菩萨装大日如来造像源流，在下对我国石窟遗存的菩萨装佛造像作了些查考，检阅了些资料，发现唐宋石窟的遗存有相当数量，仅本文涉猎的就百余尊，而以大足石刻为最。其共通特征是，头戴宝冠露螺髻，衣著或“大饰”或“小饰”璎珞庄严。常见的手印是施降魔印、结智拳印、法界定印和最上菩提印。学界已往大都通认为是密教本尊像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上世纪末，研究“中国密教史”的学者提出：初唐施降魔印佛造像是持明密教时的“释迦佛顶佛”，不是大日如来，定名大日如来是“出于想当然”[1]。另有学者又提出：初唐造施降魔印佛像是依释迦降魔像流通的，最初不含供奉密教主尊性质，应称作“菩提瑞像”[2]。对智拳大日如来，近年韩国的学者提出：“印度、中国和日本没有发现智拳印毗卢遮那佛的实例”[3]。我国亦有学者认为：“金刚界大日结智拳印……开元后大日如来像流行密教中，但不多见于石窟造像中”[4]。于是可见，中外学者对我石窟中菩萨装佛造像的遗存、流变及其是否都是密教尊像大日如来？认识颇不一致，尤对施降魔印佛造像的认识分岐明显，颇有必要对其进行较全面的清理和系统探索。本文拟就对施降魔印佛造像的遗存、流变及其与大日如来的异同和大日尊像的演变进行探讨。

　　一、菩萨装施降印佛造像的遗存与分布

　　本文涉猎河南、四川、重庆、山西、宁夏、甘肃、陕西、广西、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市、区）16处石窟遗存的唐宋元代造像43龛尊。皆全跏趺坐，左手腹前仰掌结定印，右手抚右膝施降魔印。大都著袒右偏衫，以龙门、川北石窟造像为最，以头顶宝冠、身饰璎珞庄严者别具特色。唐之中叶后造像，大都摩尼珠顶严（头无冠），亦少见著身饰。

　　（一）初盛唐石窟的遗存与分布

　　分布河南、四川、山西、宁夏、甘肃5省区7处石窟计28龛尊像：宝冠佛12、无冠佛9、断头佛7尊。

　　1．河南龙门石窟

　　位洛阳南郊，遗存宝冠佛、无冠佛各5龛尊。早已报道的4尊宝冠佛，均位于东山擂鼓台，除北洞龛尊外，文物廊2尊和南洞尊均近现代就近收藏陈列，通判为唐武周造[5]。

　　南洞尊较完好。像高215厘米（本文长度以厘米为单位，下略“厘米”字），头顶高宝冠，颈刻蚕纹3道，宽肩细腰，袒右偏衫，尖形项圈，“葫芦形”臂钏，束腰叠涩方座设力士承座（图1）。

　　文物廊陈列2尊与南洞尊大同（图2）。

　　北洞三壁设龛，各坐一佛。降魔印佛位正壁，像高245，戴佛宝冠，舟形背光，头光饰七佛，项圈、臂钏与南洞尊大同（图3）。据洞小龛镌记“大足元年”（701年），判为武周[5]。

　　常青先生报道，又发现6小龛残像，皆袒右、施降魔印。其中5尊不冠，但或项饰、或臂钏璎珞庄严[6]。

　　1989年，培修古阳洞卷门，在门北侧发现一小龛（高35宽39深14），设一佛二菩萨，皆残。佛像著宝冠、臂钏，坐方台座，但无项饰。

　　擂鼓台第2093号窟（高106宽136深203），正壁龛设一佛二菩萨。佛像头无冠，著项圈、臂钏，坐束腰莲座（图4）。

　　高平郡王洞千佛壁遗存4尊坐佛，均不冠，著偏衫、臂钏，无项饰。

　　均无纪年造像镌记，龙门学者判为武周。对文物廊陈列像，有学者判为“中唐”[7]。

　　2．川北蒲江飞仙阁石窟。

　　遗存第9、60号龛宝冠佛2尊。

　　第60号龛（高128宽185）设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佛像高90，戴坐佛宝冠，椭圆形臂钏，齿轮项光，坐束腰叠涩莲座（图5）。龛镌唐永昌元年（689年）“为天皇天后”造。

　　第9号龛（高、宽270）设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及天龙八部等。佛像右臂残，高方冠，珠璎项圈，椭圆项光，坐束腰叠涩莲座，靠背施“六拏具”（图6）。判为武周，云“弥勒佛窟”[8]、“正觉佛龛”[9]皆有。

　　3．川北广元千佛崖石窟

　　遗存第13、33号窟戴冠和无冠佛2尊。

　　第13号窟三壁各设一佛二菩萨龛，俗称莲花洞（高370宽530深400）。摩尼珠顶、施降魔印佛位北壁，像高192，回纹项光，缀珠项圈，无臂钏、饰手镯，叠裳束腰方座（图7），判为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7年）前造[10]。

　　第33号窟设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供养菩萨、伎乐天等，俗称伎乐天人窟（高325宽410深330）。佛像高134，戴高宝冠，缀珠项圈，“葫芦形”臂钏，腕饰手镯，项光中坐佛11身，束腰座设2力士承座。菩提双树背屏，靠背施“六拏具”（图8）。据洞刻毕公《菩提瑞像颂》碑，判为唐景云至延和年间（710-712年）造[11]。

　　4．川北巴中南北西龛石窟

　　三处石窟遗存6龛尊，除西龛寺第87号龛佛像作摩尼珠顶外，余皆是宝冠佛。龛内多设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及护法、诸天等，唯西龛寺第23号龛中尊佛与倚坐佛并坐。均无纪年，判为初盛唐造[12]。

　　北龛寺毗卢佛窟：佛像于坛基坐束腰叠涩方座，通高187。佛头1997年盗割，像残高61，宝华项圈，齿轮项光，椭圆臂钏，菩提树背屏，靠背施“六拏具”（图9）。

　　南龛石窟2龛尊：

　　第37号宝冠佛，像高66，珠璎项圈，“葫芦形”臂钏，菩提树背屏，靠背施“六拏具”（图10）。

　　第103号宝冠佛，像通高460，戴宝冠、项圈、臂钏，火焰形背光套项光（图11）。

　　西龛寺石窟3龛尊：

　　第44号宝冠佛，像高66，顶悬宝盖，戴臂钏、手镯，忍冬纹项光，菩提树背屏，靠背施“六拏具”（图12）。

　　第73号宝冠佛，像高50、顶悬华盖，右臂断残，珠璎项圈，桃形项光，椭圆背光，束腰叠涩方座设2伎乐（图13）。

　　第87号无冠佛，像通高168，宝华项圈、手镯，无臂钏，束腰叠涩方座设3伎乐（图14）。龛壁剥落，残存华盖、飞天、菩提树局部。

　　5．山西天龙山石窟

　　位太原西南，遗存第4、6、7、13、18号窟5龛尊，佛像大都头臂断残，但降魔印尚可明见[13]。

　　第4号窟后室正壁龛设一佛二弟子。

　　第6号窟后室左右壁设倚坐佛、禅定佛三尊式龛，正壁坐降魔印佛夹立二弟子。

　　第7号小龛（高132宽104深95），降魔佛坐正壁，左右壁立二菩萨。

　　第13号摩崖小龛，刻一佛二菩萨。

　　第18号窟（高214宽220深255）三壁设三、五尊式佛龛：正壁残存施降魔印佛夹侍二弟子二菩萨。佛头、臂断残，坐三夜叉承的须弥座（图15）。

　　诸龛佛尊虽头残臂断，但颈饰蚕纹，宽肩细腰，衣薄贴体，袒右和手印等特征风格，与龙门、川北造像大同。有学者曰：显然是密教持明时期的释迦佛顶佛[1]。

　　6．宁夏须弥山石窟

　　位固原县。遗存第69号窟右壁断头佛一龛尊。窟（高376宽460深470）正壁设五尊式佛龛，左（倚坐佛）右壁设三尊式龛。施降魔印佛位右壁，头残，袒右偏衫拽覆右肩，无身饰，坐束腰叠涩方座（图16）。判为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前造[14]。

　　7．陇东北石窟寺

　　位甘肃庆阳。遗存第32、263号窟无冠佛2龛尊。

　　第32号中心柱式窟，大周如意元年（692年）临泾县令杨元裕造像2龛。降魔印佛龛（高200宽420）位正壁，七尊式，佛像袒右偏衫拽覆右肩，坐六边形束腰叠裳座（图17）。

　　另龛杨氏为亡姐造位中心柱正面，五尊式，造型装束与正壁佛大同，右手残，左手掌托物置膝上。杨氏造像记同曰：“阿弥陀佛”[15]。

　　第263号窟正壁设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佛像造型、装束、手印等与第32号正壁龛佛大同（图18）。当地学者曰：“盛唐难得完整的造像”[15]。

　　（二）晚唐、宋代石窟的遗存与分布

　　晚唐造像分布云南、重庆、广西三省市区4处石窟4龛尊；宋代造像分布陕西、云南二省2处石窟及张胜温画《梵像卷》计5尊。佛像均不戴冠，多无项饰、臂钏。

　　1．云南石钟山石窟

　　位大理州剑川。遗存沙登箐第1号龛刻一尊（龛高200宽105深25）。佛像头隆肉髻，额著白毫，袒右偏衫拽覆右肩。饰圆形项光，坐束腰叠涩方座（图19）。据邻龛“天启十一年（850年）”镌记，判为唐南诏后期。通常称“释迦佛”[16]。

　　2．重庆北山石窟

　　位大足城北。遗存佛湾第12号一佛二菩萨龛（高143宽118深68），顶悬华盖，飞天飘逸。佛像头顶残（高68），宽肩细腰，珠璎项圈，右臂断残，著偏衫，坐束腰叠涩方座，靠背施“六拏具”（图20）。失纪年，据邻龛，判为唐乾宁年间（894—897年）。

　　3．广西还珠洞石窟

　　位桂林伏波山。遗存洞下层南壁第8号单体像龛（高200宽150）。佛头隆磨光肉髻，著通肩大衣，坐束腰方座（图21）。判为“唐”[17]。

　　4．广西西山石窟

　　位桂林西山公园。遗存观音峰第22号龛（高200宽250深30），刻一佛二菩萨，皆坐莲茎支起的莲朵上。佛顶肉髻圆平，宽肩细腰，袒上身，著臂钏，饰莲辩纹项光（图22）。判为“唐”[17]。

　　5．陕北钟山石窟

　　位陕西子长城西。遗存第3号窟（东西1640南北950）2龛尊。窟置门柱呈3个门洞。

　　一位后部主室（1100×500）右壁龛。三壁同设三尊式龛，佛像皆隆肉髻，著通肩大衣，外饰偏衫覆右肩，坐八边形束腰莲座，异在手印。右龛施降魔印佛座设2力士承座（图23）。

　　二位窟左一柱水月观音像（高100）龛楣三身佛中尊，造型、装束与主室右龛像大同，坐仰莲座。据窟内别龛刻北宋元符三年、政和四年（1100、1114年）题记，判为宋刻[18]。

　　6．云南石钟山石窟

　　遗存石钟寺第6号龛（高400宽1126）中尊。龛设一佛二弟子八明王二天王。佛像高116，摩尼珠顶严，袒右偏衫，桃形项光，坐束腰方莲座（图24）。往常论者多判为唐末宋初，曰“明王堂释迦佛”[19]。近年论者多判为宋，曰大日遍照佛[20]。

　　7．张胜温画《梵像卷》

　　遗存第九开、八十四开2铺[21]。

　　第九开佛像，通体圆形背光套项光，摩尼珠顶，袒右，坐八边形束腰座2力士承座。

　　第八十四开绘一佛二弟子。佛像造型、装束与第九开大同，火焰形背光，束腰方座，榜书“南无大日遍照佛”（图25）。

　　（三）元代石窟的遗存与分布

　　分布甘肃、浙江、福建三省3处石窟6龛尊，其中宝冠佛一尊。

　　1．河西金塔寺石窟

　　位甘肃张掖祁莲山境。遗存寺东窟中心柱面南并列2拱形龛。二佛像同高95，坐金刚台座，尖状摩尼珠顶，额著白毫，圆形项光，袒右偏衫，珠璎绅带搭左肩（图26）。北凉凿窟，佛像元代重修[22]。

　　2.浙江飞来峰石窟

　　位杭州西湖。遗存宝冠佛1、无冠佛3尊。

　　宝冠佛龛，位冷泉溪南岸栈道。单刻五叶宝冠佛像一尊（高158），袒上身，饰项圈、臂钏，珠璎蔽胸，坐仰莲台座（图27）。称“宝冠释迦”[23]。

　　不冠佛3身均为单体拱形龛：一位冷泉溪南岸（像高133）；二位龙泓洞悬崖，三位洞口北侧壁，均隆尖状肉髻，贴身偏衫，绅带搭左肩，坐仰莲台座。通常称“释迦佛”[24]。

　　3.福建清源山石窟

　　位泉州北郊。遗存碧霄岩三身佛龛中尊：摩尼珠顶严，袒右，绅带搭左肩，坐仰覆莲台座。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造像记曰：“三世佛”。今人或曰“藏传佛教”，或曰“密宗韵味”[25]。

　　唐宋元石窟遗存施降魔印佛像43尊，初盛唐28（宝冠佛13、摩尼珠顶严9，头残6）龛尊，晚唐4、宋代5、元代6（除元代1尊外全为无冠佛）龛尊，当然不可能是同代石窟造像遗存的尽有，但大体上可以看出始于龙门、川北石窟，北上南下流向的一般情况，可为研究菩萨装佛的流传提供一份形象资料。

　　关于造像年代，由于多无纪年镌记，除如还珠洞个别龛外，各地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迄今尚未发现初唐之前的造像，明清石窟造像亦不多见，但一些寺院雕塑（如上海玉佛寺玉佛阁）却光彩照人

　　[26] 。

　　本文未收的施降魔印佛造像有：（1）大日如来铺像中的东方阿閦如来像。诸如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主室顶藻井，元代画大日如来铺像中“东坡画阿閦如来（象座）”[27]；（2）显然是释迦降魔变图的主尊未收。诸如克孜尔第98窟主室前壁门上方绘降魔变壁画[28]。

　　二、菩萨装施降魔印佛造像的经轨与流变

　　（一）降魔印佛造像涉的文献与经籍

　　1．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菩提树及其事迹”目下记述了一则故事：弥勒菩萨化形婆罗门应造菩提树东精舍“如来成佛时妙相”。当时菩萨与和尚们约定，要满足六个月后方可开门观看。等到还剩四天才满六个月，和尚们惊异，即去开门观看：

　　看到精舍内有一尊佛像，庄重严肃，盘腿而坐，右脚在上，左手提起，右手下垂，向东而坐……三十二大人相和八十种好无不具备……只有右乳上面还没有图画和打磨周到……有一心地淳朴的沙门，梦见那位婆罗门对他说：我是弥勒菩萨，我怕工匠们想不出佛的圣容，所以亲自来画佛像。右手下垂，是因从前如来将要成佛的时候，天魔前来扰乱，地神们向如来报告天魔的到来，其中的一个首先跳出来助佛降魔，如来对地神说：你们不要怕，我凭忍的力量，必能降服魔王。魔王说：谁做证人？于是如来垂手指地说：这里有证人。这时第二个地神就跳出来作证。所以如今佛像的手仿照当初那样下垂。和尚们知道了神显灵的原因……就在尚未完工的乳上部分镶嵌各种珍宝，还戴上珠璎宝冠，用奇珍异宝互相装饰[29]。

　　2．《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如来成道及诸佛遗迹”目下云：

　　从菩提树往西不远，在一所大精舍中有一尊鍮石佛像，装饰着稀世珍宝，向东而立[30]。

　　3．《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毗卢折那伽蓝”目下云：

　　王城以南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处大寺庙，是这个国家先前的国王为毗卢折那[大唐语是遍照]阿罗汉建造的。当初，这个国家还没有受到佛法的教化，阿罗汉从迦湿弥罗国来到这里……国王暂且听从了他的请求，建立了寺庙……尽礼请佛，忽然看见佛像从天而降，把犍椎授给君王。国王从此诚心信佛，大力弘扬佛教

　　[31] 。

　　4．《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勃迦夷城”目下云：

　　城中有佛的坐像……头戴宝冠，时放光明。打听当地人说[佛像]本来在迦湿弥罗国，以后才被人们请移到这里……再也无法移动了，于是围绕着佛像建立了寺庙，敬谨招聚僧徒。国王施自己的宝冠放置在佛的头顶，所以今天佛戴的宝冠就是先王所施舍的宝冠[32]。

　　5、（唐）道世撰集《法苑珠林》卷二十九《王玄策行传》云：“西国瑞像无穷，且录摩诃菩提树像”。续又讲述了与《西域记》小异的弥勒菩萨画造“如来成佛时妙相”故事，并云：

　　其像自弥勒造成以来，一切道俗，规模图写，圣变难定，未有写得。王使至彼，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画，仿佛周尽，直为此像，出其经本，向有十卷，将传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摸。奘师传云：像右乳上图饰未周，更填众宝……左手敛，右手垂。所以垂手者像，佛初成道时，佛语魔王，指地为证……又依王玄策传云：此汉使奉敕往摩揭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史魏才书[33]。

　　6．（唐）阿地瞿多传译《陀罗尼集经》卷第一：

　　时佛世尊为诸会众说佛顶法……若欲行者，于净室中安置佛顶像。其作像法，于七宝华上结跏趺坐，其坐座底戴二狮子，其二狮子坐莲华上。其佛右手者，伸臂仰掌，当右膝上，指头垂下至于华上。其左手者，屈臂仰掌，向脐下横著。其佛左右两手臂上，各著三个七宝璎珞。其佛颈中亦著七宝璎珞。其佛头顶上作七宝天冠。其佛身形作真金色，亦被袈裟。其佛右边作观自菩萨……其佛左边作金刚藏菩萨像……[34]。

　　7．（唐）善无畏传译《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一卷）云：

　　摩诃毗卢遮那如来，身色如月，首戴五佛冠，以妙纱毂天衣璎珞庄严其身，光明普照十方法界，皆倚于月轮……如是三种悉地真言，虽佛顶尊胜心真言，皆是大日如来三身真言也。由此当知，尊胜佛顶者，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身，即是三部佛顶身[35]。

　　8．（清）工布查布译述《佛说造像量度经解》：

　　右像法……若夫无量寿及卢舍那、毗卢等五部如来，一切受用五欲秘密相者（亦畏之报身相），则宝髻作五股金刚杵之上半节。

　　衣服庄严……五部等报身佛相以八件宝饰为庄严。一、宝冠……谓之大饰。耳垂上前临优波罗华，冠左右下垂宝带，脚镯上绕碎铃、戒指等，谓之小饰。随宜妙绘，云肩飘繙为上衣，杂色长短重裙为下裳。

　　论坐位，则有备便之别……别者，谓秘密五部主佛，各有宜用分别，如来部主毗卢佛坐狮子宝座，金刚部主阿閦佛象王座……背光制，有云六拏具者：一曰伽噌拏，华云大鹏……是六件之尾语俱是“拏”字，故云六拏具；又以合为六度之义[36]。

　　9．工布查布述《造像量度经续补》五、威仪式：

　　中央如来部主毗卢如来：白色。手印二拳收胸前，左拳入右拳内把之，而二巨指并竖，二食指相依，谓之最上菩提印。

　　此五佛顶严，各作五股金刚，以具五部之义。或作麻尼珠顶严亦得（须知不可执泥）。以上五印，略为诸佛手印之总纲（若造多佛像……则以下说别印补之）。其有以左手作着拳

　　，巨指尖平入右拳内握。之起立当心，谓之毗卢大智印[37]。

　　10．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云：

　　金刚界大日如来：金刚界曼荼罗五大月轮中央轮五尊之中尊也……其相似菩萨，作天人状，头垂发，戴五智宝冠，手结智拳印，其色清白……密号谓之遍照金刚。

　　胎藏界大日如来……是亦菩萨形，首戴发髻，身缠轻妙之衣，手结法界定印，遍身金色……密号谓之遍照金刚[38]。

　　据涉猎文献揣度，古印度在玄奘法师去之前已出现了菩萨装佛造像，名曰“毗卢折那”。手结印契，即弥勒菩萨画造施降魔印的“菩提树像”。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阿地瞿多译《集经》云的“作像法”，与“菩提树像”仪范大同。

　　（二） 降魔印佛造像的流传与演变

　　龙门、川北石窟遗存的施降魔印的菩萨装佛像，是我石窟遗存的菩萨装佛像中最早的造像。造像仪范，与印度“菩提树像”和《陀罗尼集经》作像法说的大抵一致，但非是最先的造像。

　　唐高宗麟德元（664年），长安大慈恩寺玄奘法师临终前曾“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圣殿塑菩提像骨”[39]。麟德二年高宗驾幸洛阳，“王玄策取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亲自指挥塑造“敬爱寺佛殿内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40]。同年，王氏又在龙门石窟宾阳南洞造“弥勒像一铺”。1974年，龙门学者在该洞发现一则“王玄策……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的造像残记[41]。今像毁不睹，镌记曰：“弥勒像一铺”，想必与敬爱寺佛殿菩提树下弥勒菩萨的塑像（即：菩提树像）相同。这是迄今所见，印度写像传入中土后，“道俗竞摸”最先的几例，但所云均为单体。王玄策在龙门的造像，于是龙门也就成为中国石窟营造菩萨装佛像的发祥地。

　　龙门遗存像10身，戴冠与不冠的佛像各5身，但都身饰璎珞庄严，且多为单位体龛（其中3身圆雕像，他处绝无仅有），仅两小龛为三尊式，唯北洞三壁设佛龛形成三身佛格局。然引人注目的还是擂鼓台4身宝冠佛，宽肩细腰，珠璎宝冠，袒右偏衫，项、臂著宝圈、宝钏，力士承束腰方座，成为同代造像的基本特征。

　　川北石窟遗存10龛尊，其中不冠佛2尊。有纪年可征的蒲江、广元造像，不一定晚于龙门造像，巴中造像可能稍晚，但晚不过开元世。龙门、川北石窟戴冠与不戴冠的佛尊像的基本特征共通，但川北造像却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多尊式铺像组合，其中除广元莲花洞三壁设一佛二菩萨龛外，全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七尊式龛，有的还增设天龙八部、伎乐天等像，背屏多刻菩提双树；二是有5龛佛像的靠背施“六拏具”，这不仅龙门造像无，往后仅大足北山造像龛续见。文献经籍，《西域记》、《法苑珠林》亦未提及，仅《造像量度经》云毗卢如来的“背光制，有云六拏具者”[36]。

　　仅就本文涉猎的43龛尊像的流向看，始于龙门、川北石窟，呈现出北上南下的流布迹象：

　　北上造像：流布山西天龙山，宁夏须弥山，陇东北石窟寺及宋、元代的陕北钟山、河西金塔寺5处石窟，计11龛尊像。其中除唐、元代刻2龛单体像外，均为三、五尊式龛像组合。尊像明显的变化是装束，头不冠，身无饰，衣著偏衫拽覆右肩，但宽肩细腰、手印偏衫、束腰叠涩方座等特点，与龙门造像大同。元代造像的左肩始搭一条不长的珠璎绅带，但造型却失去了宽肩细腰等美感。南下的元代造像亦然。

　　南流造像，似沿嘉陵江流域南下，经重庆大足石刻，流向广西桂林、云南大理诸处石窟和张胜温画《梵像卷》，及至杭州、泉州的元代造像，合计12龛尊。除杭州飞来峰元刻一尊五叶宝冠佛像外，全是不冠的佛像，且多为单体龛，并出现了袒上身和著通肩大衣的像。龛像独具特色的是大理剑川石钟寺第6号窟，设一佛二弟子八大明王二天王。

　　总观南北流向造像，显非初唐造像的广为传播，而是龙门、川北造像的余波流向，故流传面不广，所到之处的造像不仅少且多无特色。这恐与唐之中叶后，“开元三大士”密教推崇的本尊像是智拳印大日如来相关，但降魔印佛像在一些地方仍继续流通，尤在云南还颇有影响。

　　元代造像，乃元世祖推崇的“梵式造像”。

　　三、施降魔印佛尊与大日如来尊像的异同探疑。

　　石窟遗存最早的菩萨装佛是施降魔印佛像，有直接纪年镌记的是川北蒲江飞仙阁第60号龛，唐永昌元年（689年）造。本文涉猎的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造像，有纪年可征的都在唐之中叶之后。拟就两者在密教的尊名、尊像、尊位及其异同进行探讨。

　　（一）施降魔印佛造像的尊名尊像探源。

　　本文涉猎的降魔印佛造像，不外两类（戴宝冠与不戴冠类）三种形象（冠与不冠的佛像中有身饰璎珞庄严和无身饰者）。

　　龙门、川北造像戴冠与不戴冠的佛尊像均身饰璎珞庄严，但无一镌刻佛像尊名。广元千佛崖第33号窟毕公碑曰：“菩提瑞像颂”，似赞颂时兴的菩萨装佛“瑞像”而云然，非佛像的法定尊名。五代王蜀乾德六年（942年），越国夫人重装题记曰“毗遮那佛一龛”[11]，亦非面世时人们的认定。

　　南北流向造像的显著变化是头不冠、身无饰，除陇东杨元裕造像记误云“阿弥陀”外，亦无一镌刻佛像的法定尊名。南宋张胜温画像书榜：“南无大日遍照佛”，然时至南宋又非石窟造像。

　　恐因石窟遗存的尊像非一、尊名不考，导致学界众说纷纭。对菩萨装降魔印佛，往常虽然多曰“大日如来”，但近年来否之曰“释迦佛顶佛”、“菩提瑞像”、“正觉佛龛”，或曰：“释迦佛”、“弥勒佛窟”、“宝冠释迦”、“阿閦如来”的皆有，令人莫衷一是。

　　施降魔印佛造像的图本，当始于王玄策、宋法智图写的“菩提树像”。王氏时云：“西国瑞像无穷，且录摩诃菩提树像”。可见，他看到的菩萨装佛远非这一处。《大唐西域记》涉猎4处：“菩提树像”、“鍮石佛像”、“宝冠佛”和毗卢折那寺庙的“天降佛”。除菩提树像外，均不详佛像的装束、手印。揣度同时新兴的菩萨装佛，想必与菩提树像大同。诸处造像都假“神灵”推出而不道其名，唯“天降佛”名“毗卢折那”。这至少说明，7世纪初，北印地带即有以“毗卢折那”为名的佛像面世了。时密教方兴，恐由于假“神灵”而推出的菩萨装施降魔印的毗卢折那佛尊像与佛教传统佛像的装束相悖，其尊名、尊像还未被道俗理解和认同，故少直呼其尊名，多假“神灵”而云其尊像。王玄策图写曰：“摩诃菩提树像”，颇与大日如来梵名“摩诃毗卢折那”义近。

　　“西国瑞像无穷”，传入中土的密教本尊像图本是否仅“菩提树像”一个图样？有无不作菩萨装施降魔印的图样？或结其他手印的菩萨装佛图像？已无从稽考。宋法智、王玄策在慈恩寺、敬爱寺的塑像今也无考，然从石窟遗存的降魔印佛像两类三种形象看，印度传入中土的疑非一个图本。

　　近传历史信息，去冬今春《天竺之魂—印度古国青铜雕像展》在西安展出，其中就有被尊奉为密教“大日如来”的施降魔印的青铜雕像：不冠、袒右、施降魔印、全跏趺坐[42]。其如一，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出土9世纪的铜像一尊，高19，造型与云南石钟寺第6号窟中尊佛大同；其如二，波罗时期的约10世纪的一尊，高36，坐方台座，与杭州飞来峰元代造像酷似，左肩也搭一条绅带。仅此二例至少表明：一是古印度在9世纪前作菩萨装的与不作菩萨装的施降魔印佛像已并行于世了，也许似同时问世？唐朝臣使先后图写传入中土？也未可知；二可证，元世祖推崇的“梵像”，亦是源于印度无疑。

　　印度7世纪初以来出现的作菩萨装与不作菩萨装的施降魔印佛像，在我唐宋石窟遗存中均有显明表现，然我初唐石窟中还有不戴冠而身饰璎珞庄严者的佛像，现涉文献却无此记载。但这种装束的佛像，不仅初唐石窟遗存有，传为武周后期代表作的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石刻造像也有。日本细川家收藏有6件，均为三尊式造像，其中降魔印佛像戴宝冠的2件，不戴冠而著臂钏者4件[43]。于是可以想见，初唐世传入中土的施降魔印佛像图本不限“菩提树像”。王玄策四使西域，武周间又有义净西天求法图写“金容”归唐，先后有多本图像传入，石窟造像有多种形象的尊像出现，理顺情通。同时也说明，初唐世无结其他手印的菩萨装佛传入，故石窟中无实例可寻。

　　以上探讨如无大误，于是即可想见：7世纪初叶，在玄奘法师、王玄策出使西域前，北印等地传为“如来成佛时妙相”的菩萨装施降魔印佛像，以“毗卢折那”名、假“神意”而兴问世。时兴的施降魔印佛尊像，今有文可征或有例可寻的大致两类：即与传统佛像装束大同的类和与传统佛像装束相悖的菩萨装佛像类，然引人注目的还是后者类。玄奘法师等游历印度时，由于密教方兴，推崇的本尊像又与传统佛像的装束相悖，其时本尊佛的尊名、尊像都还未获道俗的普遍认同，致使图写传入中土的图像亦无定名，虽然“道俗竞摸”，然而无一镌刻尊像法名。

　　本文涉猎文献，所云传入中土的菩萨装佛图本似单体。唐高宗初，阿地瞿多来华传译的《集经》，方以“安置佛顶像”的“作像法”详其仪范经轨，并系统译出三尊式等的铺像组合轨范。龙门、川北石窟和光宅寺的三尊式龛像组合，似《集经》作像法的展现。然《集经》云的“佛顶像”，乃类“佛顶佛像”的泛称，非某一佛的法定尊名。于是不难想见，阿地瞿多来中土时，印度时兴的菩萨装施降魔印佛像的尊名尚未获公认，故《集经》泛以“佛顶像作像法”详其轨范。

　　“开元三大士”来华后的译经，“佛顶像”的尊名方明。善无畏传译《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一卷）云：“摩诃毗卢遮那金鼓说……如是三种悉地真言，皆是大日如来三身真言也。由此当知，尊胜佛顶者，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身，即是三部佛顶身”[44]。至此方证，菩萨装施降魔印的“佛顶尊”像，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越国夫人重装题记曰：“毗卢遮那佛”，原是有据而云然。

　　摩尼珠顶施降魔印佛像流传到云南，宋大理国世的道俗以大日遍照佛尊名高度崇奉。1978年，上海博物馆从法国购回一件金铜像，高48，不冠，袒右饰臂钏，整体造型与张胜温画榜书“大日遍照佛”和印度展9世纪的青铜像类同。铜像铸铭：大理国“盛明三年（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敬造金铜像大日遍照一身”[45]。相传，大理国著名的圣元寺和报恩寺、普光寺供奉的主尊都是大日遍照佛。于今，丽江大宝积宫壁画，还可明见不冠、袒右、施降魔印佛的说法图。

　　大理国人特别崇奉大日遍照佛，疑与唐达磨栖那译《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关切。《佛顶经》云：“如是我闻，一时婆誐鑁尾噜左曩（薄伽梵毗卢遮那）如来，在鸡足山峰……于虚空法界住大金刚三摩地……大日遍照佛入此三摩地已，起定徽开二目……身现作摄一切佛顶轮王之像”[46]。有学者查考：诸译经唯此经主尊名大日遍照佛，大理国人特别尊崇，疑与经首句中的“鸡足山”句相关，因大理国边境也有座鸡足山[47]。据榜题、铸铭“大日遍照佛”像，云南地区南诏、大理世石窟营造的施降魔印的主尊佛及民间流通的金铜玉等雕像，是大日遍照佛毋疑。

　　综上对施降魔印佛像的尊名、尊像的探讨，不妨试作这样认识：施降魔印佛像，是7世纪初印度密教新兴时假“神意”推崇的本尊像“毗卢折那如来”。其时尊像有作菩萨装和不作菩萨装的，然以菩萨装佛像引人注目，由因与传统佛像的装束相悖，唐玄奘出使西域间其尊名尊像还未被道俗认同。王玄策游历见其多而惊呼曰：“瑞像无穷”。由于时无定名，他在图写弥勒菩萨造像时模棱曰：“且录摩诃菩提树像”。致使我石窟造像亦无定名，直到善无畏、达磨栖那译出《真言仪轨》、《佛顶经》后，五代、两宋道俗方据经证其名曰：毗卢遮那佛、大日遍照佛。

　　（二）大日如来尊名尊像源流及其演变探疑

　　大日如来梵音“毗卢遮那”，本文始见于7世纪初印度瞿萨旦那国“天降佛”的寺庙曰：“毗卢折那伽蓝”。但庙内的毗卢折那佛尊像不详，揣度与时新兴的

　　“菩提树像”大同。续见菩提流志（683年到长安）传译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五云：“内院中画七宝莲花。台上宝殿，中毗卢遮那如来，右手作摩顶像，面西结跏趺坐狮子座；左阿弥陀佛……；右释迦牟尼佛”[48]。由此得知，7世纪初印度密教新兴时推崇的本尊佛毗卢折那，至菩提流志来华时已获得道俗认同，故《真言经》较50年前阿地瞿多译的《集经》，不仅明言其尊名，更定其在佛教中的尊位。有学者认为：“该经属观世音部密典……大日如来的地位很不起眼……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这恐欠全面，至少明定其在佛教中的至上尊位，还是不容忽视的。

　　大日如来以作菩萨装结智拳印的尊像传播中土，是在“开元三大士”来华译经弘传“体系化”密教之后。其尊名，如一行《大日经疏》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遍明之义也。然世间之日……不可喻，但取少分相似故，加以大名曰摩诃卢遮那”[49]。大日如来的尊名、尊像，盖如丁福保先生征引诸经概云：大日如来密教之本尊，梵名摩诃毗卢遮那，又作毗卢舍那、毗卢折那，佛真身之尊称也，为日之别名，故译云大日。密家以为毗卢遮那为理智不二之法身佛，或翻大日，或翻遍照，或翻最高显广眼藏。金刚界大日如来，其相似菩萨，戴五智宝冠，手结智拳。胎藏界大日如来，是亦菩萨形，首戴发髻冠，手结法界定印[50]。

　　“开元三大士”在汉地推崇的大日尊，主要是作菩萨装结智拳印的金刚界佛尊像。但韩国一学者提出“印度、中国和日本没有发现智拳印毗卢遮那佛的实例”[3]。我国亦有学者认为：“两界大日根本印相作为定式，没有其他变化……因善、金所传的新密教只限于本宗内部传持……所以也就很少出现于一般寺院和公开让广大信众顶礼膜拜的石窟中”[1]。

　　本文涉猎文献，印度尚未发现智拳印大日如来的实例，但中国石窟并不是无实例可寻。重庆合川城北濮岩寺石窟即遗存一窟七尊式铺像，乃唐合州剌史“刘温长庆三年（823年）镌佛像于北岩，并自记其事，今存”[51]。宋嘉定二年（1209年）信士张庆宗妆銮碑刻曰：舍财妆此“毗卢千佛尊像一龛”。像位石窟中部，洞高396宽460深326，顶密布千佛并坐二菩萨及6飞天。洞壁设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均敷金重彩。中尊大日如来顶悬华盖，头戴宝冠，饰圆形项光，佩珠璎项圈，穿通肩大衣，双手当胸结智拳印。背壁刻格花靠背施“六拏具”。佛像全跏坐方形束腰仰莲座，像通高305。笔者曾两度查考，1984年春得睹上述时貌，2001年夏沓看时，洞像被当地滋事者打残，后信众用水泥、油漆塑抹，失去原貌。除去佛身不实之物，佛像珠璎宝冠、项圈璎珞的痕迹尚隐然可见，项光、大衣、智拳印、六拏具靠背及洞顶千佛、菩萨、飞天等物征，还显然似初（图28-30）。宋刻张庆宗妆銮碑尚完存右壁（图31）。仅此表明，中晚唐年间，智拳印佛与降魔印佛已并行于东川的合、昌二州治的合川、大足县境。它清楚地说明，菩萨装智拳印大日如来造像，至晚也在9世纪初叶进入了民间石窟。然因“会昌法难”和“五代变乱”，唐、五代石窟遗存于今的造像确不多。入宋以后续行于世，仅本文就拾得11例（附表一），分布陕北、蜀东及云南等地，但造型、装束和结印，都小有变化。

　　考汉地石窟流通的金刚界大日如来，并非智拳印佛尊“成为定式，没有变化”，今大足宝顶山石窟即遗存南宋世按《造像量度经》载的作菩萨装结最上菩提印的毗卢如来尊像。如宝顶大佛湾第14号毗卢道场窟（高690，宽800深500）佛尊：坐蟠龙亭塔，戴五智宝冠，穿通肩大衣，腕饰手镯，二拳收胸结印。佛尊口吐文理之光，似正在与诸佛菩萨（洞像200多尊）说调伏之法（图32）。宝顶山石窟乃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年），由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本尊（智凤）营造的像近万尊的密教道场[52]，今已是举世注目的世界文化遗产胜地。宝顶山教派造像流布普州安岳，今两地石窟尚遗存结最上菩提印的佛尊像40余龛尊（附表二）。

　　宝顶山造像是两宋世唯建的一座大型石窟，并非偶尔的一龛一像。然其主尊佛手结印契，除见著清人据唐传藏文本译成的《造像量度经》外，石窟造像仅知西藏岗巴乃甲切木石窟遗存前弘后期的第1、5号窟的三身佛、五方佛的中尊像，作菩萨装结最上菩提印[53]。笔者揣度，结最上菩提印的佛尊像，疑是印度不同派别密教推崇的本尊像，经西藏传入四川，与晚唐流行的柳本尊教派结合，南宋大足赵本尊“西往弥蒙”学柳本尊法，承持其教而作为。若是，已往学者常云宝顶造像的一些内容异于“开元三大士”密教[54]，也就不言而喻了。但勿论是与否？大日如来尊像的演变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

　　仅上探析明见，初唐至南宋作菩萨装的大日尊像，以手印变化为主要特征的造像演变有三：初唐传入时的毗卢折那尊像施降魔印；唐之中叶后，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尊像流播中土；南宋年间，大足赵本尊承持由西藏流传四川与柳本尊教派结合的密教异军突起，结最上菩提印的毗卢如来尊像在蜀东兴盛一时。元代河西金塔寺、马蹄寺石窟亦造出结最上菩提印的佛尊像，并与施降魔印佛像并列为中尊（参见图26），当地学者曰：“具有典型的藏传佛教造像特点”[55]。这亦应是这由西藏流传河西的遗迹。

　　拙文探索如无大误，对施降魔印佛造像不妨作这样认识：菩萨装施降魔印佛尊，是7世纪初印度密教初兴时假“神灵”推崇的本尊像，尊名“毗卢折那”，颂为“如来成佛时降魔妙像”。时因尊像装束与传统佛像相悖，故至玄奘法师出使西域间，毗卢折那佛的尊名、尊像，尚未被印度道俗理解和认同，故王玄策图写时曰：“且录摩诃菩提树像”。

　　王氏图写“菩提树像”的图样疑似单体，亦未详其轨范。唐永徽阿地瞿多译出《陀罗尼集经》，方道出降魔印佛像的仪范经轨。然今可借此窥见，阿地瞿多来华时印度降魔印佛尊像的尊名尚未被道俗确认，故《集经》详尊像仪范而尊名却泛称“佛顶像”。我初唐石窟造像显然而未刻尊名，也就是情理皆然了。

　　“开元三大士”来华弘传密教，善无畏译出《佛顶尊胜心……真言仪轨》经方明：“尊胜佛顶者，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身”。不言而喻，《集经》云的“佛顶尊像”即是毗卢遮那（大日如来）毋疑！初唐广元“菩提瑞像”窟，五代越国夫人曰“重装毗卢遮那佛一龛”，也就理顺情通了。有学者以为初唐时像不含供奉密教主尊性质，应称“菩提瑞像”？须知，这是对菩萨装佛像的赞颂，非佛的法定尊名。

　　晚唐、两宋，作摩尼珠顶严的施降魔印佛像流传到云南，宋大理国世僧俗依唐达磨栖那译《大妙金刚……佛顶经》，高度崇奉为“大日遍照佛”，石窟造像、寺庙供奉、绘画和金铜、玉雕像等，流布民间。至此，初唐传入中土、尊名未定的降魔印佛尊像，五代前蜀、南宋大理国道俗据唐时译经证其名曰：“毗卢遮那”、“大日遍照佛”，即大日如来。

　　上述认识如若成立，初唐石窟遗存的菩萨装施降魔印的佛尊像，即是印度密教初兴推崇、传入中土的毗卢折那本尊像。有关学者把唐开元之前的这类尊像定为

　　“释迦佛顶佛”，认为不是大日如来，而对开元之后继续流通的这类尊像则未理喻。然按唐人译经和五代、两宋道俗证名的大日如来，则就说不通了。该学者还认为，智拳印大日如来“定式不变”。南宋大足宝顶山造像证明，由西藏流传四川的印度不同派别密教推崇的本尊像即结最上菩提印，元代又流传河西走廊并造像。于是显见，智拳印佛“定式不变”的认定是对石窟遗存的密教本尊像未作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之故。

　　综拙文研讨，笔者揣度：印度密教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对推崇的本尊像至少在手印的认识上不尽一致。菩萨装施降魔印佛像是密教初兴时推崇的毗卢折那尊像，至阿地瞿多来华译《集经》还曰：右手掌当右膝上，“指头垂下到于华上”。迨到菩提流志来华译《真言经》却曰：“毗卢遮那如来，右手作摩顶像”。这就是初露端倪。“开元三大士”来华译经推崇的又是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与前举佛尊的手印显异。“开元三大士”教派疑似印度密教时兴流行的派别，其所推崇的佛尊像，由于传播中土，流传东亚，故中土等地智拳印佛尊像遗存于今。蜀东、河西石窟遗存宋、元时的结最上菩提印的毗卢如来尊像，应是唐代传入西藏的印度不同派别密教推崇的本尊像，西藏、蜀东、河西石窟遗存唐宋元代的毗卢如来尊像，即是明证。

　　以上探讨，谬不可免，就教方家。

　　于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2003年6月29日脱稿。

　　注 释：

　　[1] 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183—200页，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5年版。

　　[2] 罗世平《巴中石窟三题》，《文物》，1996年第3期第62-64页。

　　[3] [韩]金理那 李淑基著

　　李正恩译《统一新罗时代智拳印毗卢遮那佛像研究的争论之点及其有关问题》，《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71页。

　　[4] 同注[1]《中国密教史》第199页。

　　[5] 李文生《龙门唐代密宗造像》，《文物》，1991年第1期；《龙门石窟志》第220—221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

　　[6] 常青《试论龙门初唐密教雕刻》，《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

　　[7] 王朝闻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4龙门卷第220、227号图版及其说明，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8] 李巳生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2•四川石窟雕塑》第54号图版说明，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6月版。

　　[9] 注[7]《中国石窟雕塑全集》8四川、重庆卷第157、168号图版说明，重庆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0] 注[9]第18、22号图版及其说明。

　　[11] 广元文管所《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年第6期。

　　[12] 巴中市文管所《巴中西龛石窟调查记》，《文物》，1996年第3期。

　　[13] 李裕群《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1期。

　　[14] 宁夏文管会编《须弥山石窟》第170号图版及其说明，文物出版社，1988年9月版。

　　[15]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陇东石窟》第78、81号图版及其说明，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16] 注[7]《中国石窟雕塑全集》9云南、贵州、广西、西藏卷第57号图版说明，重庆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7] 注[16]《全集》9第117、110号图版说明。

　　[18] 注[7]《中国石窟雕塑全集》5陕西、宁夏卷71、94、95、107号图版及其说明。

　　[19]

　　李昆声主编《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第60号图版说明，云南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注[16]《全集》9云南……卷第26号图版说明。

　　[20]

　　罗炤《剑川石窟石钟寺第六窟考释》，《宿伯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文集》第476-52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侯冲《剑川石钟山石窟及其造像特色》，《民族学报》第一辑25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锡禄《大理白族佛教密宗》第135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刘长久《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2002年5月，剑川石窟研讨会上发表（待刊）。

　　[21] 注[19]《南诏大理……艺术》第197、220页左第1图。

　　[2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第24、26号图版及其说明，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3] 注[16]《中国石窟雕塑全集》10南方八省卷第99号图版及其说明。

　　[24] 注[23]《全集》第48、56、105号图版及其说明。

　　[25]

　　卢秀文编著《中国石窟图文志》上卷124页288号图版及其说明，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李东生《神秘的密宗意味》，《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2日第4版。

　　[26] 参见《佛教文化》封二图版：上海玉佛寺玉佛阁，2002年8月，改版创刊号。

　　[27]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第189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8] 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第328页图版84，台湾财团法人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2年7月1日初版。

　　[29]

　　《大唐西域记》（今译）第266-2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同见《大正藏》第51册，916.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6月修订版。

　　[30] 同注[29]第270页。《大正藏》第51册，916.3页

　　[31] 同注[29]第416-417页。《大正藏》第51册，943.2页

　　[32] 同注[29]419-420页。《大正藏》第51册，944.1页

　　[33] [唐]道世撰集《法苑珠林》第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34] 《大正藏》第18册，第785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2月版。

　　[35] 同注[34]第913页。

　　[36] 李鼎霞、白化文《佛教造像手印》第51—5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7] 同注[36]第70-72页。

　　[38]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第19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1月版。

　　[39] 慧立、彦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21页，1983年2月版。

　　[40]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画史丛书》第5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41] 李玉昆《龙门石窟王玄策造像题记》，《文物》，1976年第11期第94页。

　　[42] 《文物天地》，2003年第2期，第50—53页文图。

　　[43] 同注[6]《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第349—352页。

　　[44] 同注[34]第912—913页

　　[45] 杭侃《大理国大日如来鎏金铜佛像》，《文物》1999年第7期第61—63页及封三图照。

　　[46] 同注[34]第19册339页。

　　[47] 同注[20]罗 《剑川石钟寺第六窟考释》，《宿伯……文集》第477页。

　　[48] 同注[34]第20册301页。

　　[49] 同注[34]第39册579页。

　　[50] 同注[38]第190、801页。

　　[5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159“合州•碑记”，清粤雅堂开雕本。

　　[52] 参阅拙文《大足宝顶山石窟研究》，《佛学研究》2000第9期。

　　[53] 同注[16]《全集》9第142、143号图版。

　　[54] 参阅拙文《大足宝顶山石窟艺术的创新》，《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

　　[55] 参见注[22]第24、156号图版及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