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藏世俗石刻艺术概述

　　院藏世俗石刻艺术概述

　　作者：谭淑琴

　　石刻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文字载体，在中华古代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开始，古人汇集与研究石刻材料的学术风气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二千多年来，有关石刻的著述数以百计，现存最早研究金石铭刻的著述以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为先，其后赵明诚的《金石录》把古代石刻的收集和研究推向一个高峰，使之正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金石学。宋代以降，收藏与研究石刻从未间断，至清代由于康有为提倡北碑，把石刻收藏与研究推向了高潮。河南是石刻文物的大省。柯昌泗先生在《语石异同辨》中，认为“河南石刻新出土者日多，远在关中之上，论各省石刻，自当以河南为第一，他省不得方属也”。河南博物院自1998年5月成立以来，征集全省石刻艺术的精粹，种类繁多，有碑刻、墓志、石经、佛教造像、画像石、黄肠石、神道柱、陵墓石刻、柱础等。这些石刻历史跨度久远，始于汉魏，止于明清，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题材内容广泛，艺术形式多样，可以说是东汉以来中原地区近二千年文明的象征和缩影。佛教造像属宗教类石刻，限于篇幅，将另作叙述，在这里，就院藏非宗教石刻，即世俗石刻进行概述。这些世俗石刻根据有无历史文献价值和雕刻手法的差异可分为文字石刻（如碑刻、墓志、石经）和造型艺术石刻（如画像石、石人、石兽）两大类。

　　一、 文字石刻：

　　碑刻、墓志是院藏石刻的主要部分，也是文字石刻的大宗。东汉是石刻文字大量涌现，各种石刻形制开始正式形成的重要阶段。碑刻、门阙、神道石刻、石经、汉画像石等都出现于这个时期，其中以碑刻数量存世最多。碑是在东汉时期脱颖而出的，东汉以前尚未发现具有固定形制的碑刻文字，先秦大型石刻——石鼓文，虽然是存世最早的石刻文字，但从外部形状上看，这些刻石皆为未经人工加工的天然石质，由于它的形状有些象石鼓，唐代文人称作“石鼓”习称至今。它表现了较原始的铭刻形制，不能算作碑刻。西汉石雕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从考古发掘来看，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发现形成定式的文字石刻，历代金石著录中收集的西汉石刻也很稀少。所以欧阳修才说：“至后汉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

　　碣，卒不可得。”

　　碑刻则是经过人工加工的形成定式的文字石刻。碑的原意是没有文字的竖石，是竖在地上的石头，用来观测日影，辨别方向，识别时间的。除此之外，碑中间有孔，孔中穿绳，立于墓穴之旁，古人用它作为拴牲口、下棺入穴的工具。碑由拴牲口、下棺入穴的工具演变为东汉有文字的碑刻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马衡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将碑刻的源流和形制进行了扼要叙说：“碑用以刻辞，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晕。”随着时代的发展，碑逐渐形成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组成的碑式，延用至明清。

　　我国现存汉碑遗存在文献中记载，《隶释》中收录汉碑文115件，《水经注》中共记录有100余座汉碑，有明确纪年的有160余品，主要分布在西安、河南和山东等地。河南现存汉碑仅十余块，绝大部分为传世品，主要保存在河南安阳、偃师、南阳等地文博部门。较为著名的有南阳东汉《李孟初神祠碑》、延熹二年《张景造土牛碑》、偃师建宁二年的《肥致碑》、荥阳东汉熹平四年《韩仁铭碑》以及鄢陵东汉熹平四年的《尹宙碑》。院藏汉碑仅有二石，东汉永元四年《袁安碑》（图）是河南存世最早的汉碑，碑中篆字锋颖如新，笔画圆润厚重，骨力劲拔而富有弹性，是研究我国汉代篆书及碑制演变的实物资料。此碑与辽宁博物馆所藏《袁敞碑》书体如出一人之手，皆为汉代传世篆书碑刻。《汉甘陵相尚府君碑》，虽残缺不全，但隶书端庄典雅，应规入矩，是汉隶佳作。二碑中部皆有穿，是典型的汉碑形制。

　　魏晋时期，禁止厚葬，不准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下诏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所以历代记录和流传的石刻十分稀少。现存河南临颖县繁城的建康元年《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与黄初元年的《受禅表》两件碑刻记载了黄初元年魏室取代汉帝的政治闹剧，是曹魏时期的碑刻珍品。1931年在洛阳偃师出土的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是一件难得的保存完好的晋代大型碑刻，曾经轰动一时。它记录了晋帝到辟雍视察太学、参加礼制活动的经过。

　　由于禁碑，碑刻转入地下，为墓志的发展创造了契机。墓志是自汉魏南北朝以来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字石刻，与碑不同的是墓志是置于墓中的附葬品，专为记述死者姓名、年月、生平事迹的石刻。墓志的形制经历了由砖质到石质、由碑形到方形墓志的发展历程 （1）。秦汉时期的刑徒墓砖，其性质和现在的石质墓志相同，是为墓志的滥殇。由于禁碑，树立在墓外的碑刻减少，转而埋入地下，出现了许多竖立在墓室中的小型碑状墓志。晋代小型墓志在全国的出土量不多，我院收藏《徐美人墓志》一方（图），徐美人，为当时西晋权臣贾充二女的乳母，其中大女贾南风贵为皇后。此志保存十分完好，圭首，长方形，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小型碑状墓志的例证。人们常说晋书尚韵，此碑书体平和清逸，既不锋芒毕露，也不剑拔弩张，是魏晋人尚清逸之气、追求洒脱精神的体现。

　　北朝不禁碑，皇帝喜爱刻石纪功，故又掀起了刻碑的高潮，墓志的形制在此期也逐渐规范化，圆螭首和圭首这些与碑接近的形状逐渐淘汰，北魏初期出现了方形墓志，标志着墓志成熟定型。这一时期墓志的存世数量极为丰富，传世品以魏元氏宗室葬志为主。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后规定随迁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并“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2），所以在洛阳留下了大量的墓志。

　　并以洛阳人自居，死葬邙山，不准再回旧都平城，因而在邙山留下了大量的世俗墓志，从邙洛瀍河两岸，至偃师首阳山，有东汉至民国时期的无数墓葬，仅出土碑刻墓志就达四千余件，其中北朝墓志约600余方，成为北朝书法艺术遗存的集中体现。北朝书法被称为魏碑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这种书法是鲜卑族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具有勃勃的强劲气息和质朴的浑重气魄。至清末由于康有为大力提倡北魏，使其身价倍增，引人注目。院藏北朝墓志皆为珍品。北魏《元怀墓志》、《元叉墓志》、《元延明墓志》（图）皆出土于洛阳北邙，其内容涉及到北魏上层政治斗争，有重要史料价值。北魏《司马悦墓志》为近年出土（图），保存完整无缺，字划清晰，刀锋毕现，书体与龙门二十品中的尉迟、元详、杨大眼等到造像题记相似。院藏北齐《窦泰墓志》，志文所载窦泰事迹涉及北魏“河阴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北齐其它墓志，如窦泰妻《娄黑女墓志》（图）、《石信墓志》、《范粹墓志》等，书体已受南朝柔媚绵丽之风影响，用笔含蓄内在，运转圆润、遒美，显示出一种平和宁静的稳重感，开启隋唐书风之先河。

　　隋唐时期，碑刻不但数量多，书法精妙，且多为宏篇巨制。隋代虽然只有短短37年，但有不少碑版遗世，且大都是以真书的面貌出现，院藏隋开皇十五年的《张盛墓志》，出土于安阳张盛墓中，是研究张盛生平的唯一资料。志文楷书峻严方饬，已从北碑雄强古朴的遗风中走了出来，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石刻的雕刻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碑刻不但形制庞大，雕刻精致，而且文词华丽，书法高超，在全国各地皆有遗存，河南不乏精品巨制。在偃师缑氏山上有武则天亲自撰写与书丹的《升仙太子碑》、在登封嵩阳书院有高达9米的嵩山第一大碑——《大唐嵩阳观圣德感应颂》，这些碑刻集雕塑、书法、文学于一体，成为碑刻历史上的巨制。唐代墓志数量占有很大比重，洛阳作为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唐志的主要出土地，著名的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在全国唐志收藏中首屈一指。院藏唐志精品甚多。唐武德二年（619年）的《李密墓志》，出土于浚县大伓山，与《全唐文》所录《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如出一辙。但就李密死因，志文撰者魏征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如实述说，无有隐讳。唐永淳元年（682年）伏余隆墓志和唐调露元年（697年）的《泉男生墓志》是研究唐代中国与百济、高句丽关系的重要史料。后者书丹者欧阳通，为书法史上第一大楷书家欧阳询之子，其楷法传承父诣，与其父在书史上有“大欧”、“小欧”的称誉。该志精美小楷，规范谨严，为世所重。后人评论其字说：“险劲横轶，往往突过乃翁。”

　　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完备至极的时代，各种书体皆备，使碑志石刻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李阳冰为唐代篆书大家，《宣和书谱》记曰：“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李阳冰独步。”其传世篆迹较多，但皆非原石，院藏其篆写的《崔祐甫墓志盖》为原石原刻，锋颖如新，弥足珍贵。唐代隶书的出现是一次大革新，结字比汉隶稍微加高，多数成为正方形，笔画呈现出程式化，波挑劲圆，有意圭角，成为唐隶的特有风格。院藏唐代隶书大家徐浩所书的唐天宝十年的《张庭珪墓志》为其48岁时所作，是继《嵩阳观圣德感应颂碑》之后又一书法珍品。清王树之《虚舟题跋》评曰：“徐季海隶书碑刻最多，唐人隶书之盛，无如季海，隶书之工，亦无如季海，而名出史维则、韩择木诸公下。”此志与院藏徐珙所书的唐大历十三年（778年）《王媛墓志》与唐建中元年的《崔祐甫墓志》皆为唐代隶书杰作。

　　宋代碑刻、墓志数目庞大，在形制上基本沿袭唐代，院藏宋天圣九年（1031年）十月立《宋真宗诗诏赐贺兰先生碑》高265厘米，原存河南济源县奉先观东贺兰栖真墓侧，碑中有宋真宗诏道教大师贺兰栖真入朝的敕文与诗。书者杨虚已，好王羲之书，与其风格极似。清叶昌炽《语石》云：“杨虚已书，流媚中有逸气，所书贺兰栖真敕，极似唐末经生笔。”河南宋志多散存于各地文博部门，院藏宋元丰八年（1085年），1976年3月出土于伊川县文彦博篆盖，安焘撰文、苏辙书丹的《王拱辰墓志》，以其文字数量超过4000余字，志石边长达1.3米以上让人刮目相看，墓志主人为北宋名臣，历仁、英、神、哲四朝，职位显赫，曾任吏、户、礼、兵、刑五部尚书，在位期间数次以特使、国信使身份，出使契丹（辽国），为研究 宋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院藏《苏适墓志》及《苏适妻黄氏墓志》出土于河南省郏县“三苏坟”院外合葬墓中。苏适是苏辙的次子，苏轼的侄儿。这两方墓志的出土落实了郏县“三苏坟”的真伪问题，具有重要的考古与史料价值。此志书法轻松自由，突破唐代尚法局面，体现了宋代书坛轻松自由的尚意风格。宋代隶书石刻较少，院藏《王尚恭墓志》，书丹者司马光，官至宰相，朝中重臣，所书墨迹及石刻流传不多。此志为其晚年所书，以楷法作小隶，结体秀劲，一笔不苟，书风尽脱唐隶窠臼，为难得之佳品。

　　北宋皇陵出土墓石、碑刻计116件，其中存志石仅38方。院藏宋元祐九年（1094年）赵墓志，出土于河南省巩县孝义镇永厚陵赵 墓中。志石完整，文字清晰。赵 贵为亲王，陪葬于宋英宗永厚陵。其志记述生平与《宋史》相比，志详传略，可补史证史，且北宋宗室墓志中葬地多不明确，赵 墓志详记暂厝、出殡与葬地，对研究宋宗室殡葬礼仪提供了史料。

　　元代是赵孟頫一人主持书坛，其所书碑刻河南及全国皆有遗存，河南少林寺的《裕公碑》，辉县《盘谷序碑》为其所书名碑。院藏元大德十年的《渔庄记碑》，为其晚年之作，小字楷书，以行意为之，书体纯和洒落，遒媚雅健，表现出圆韵含蓄的阴柔之美。元代康里巎少数民族书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等职，其书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书钟太傅、王有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评者谓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之后，便及公也。”院藏《元清河郡候张思忠神道碑》，康里巎书丹，原存巩义，碑文记载了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张思忠的生平事迹。

　　明末清初，由于书法艺术的成熟和普及，文人们对前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日益珍视，上至帝王，下至大夫，并重贴学，使刻帖之风大盛。河南孟津县所藏王铎《拟山园帖》90块以及河南洛宁县所藏《琅华馆帖》12块皆为传世法贴，各种书体皆备，倍受世人青睐。王铎有“神笔”之誉，是明末清初浪漫派书法的中坚人物。院藏《王铎为潞王祝寿诗刻石》，刻于明崇祯十五年。刻石诗文行书五言六句，体现了王铎笔势跌宕，沉雄劲健的书风，自然天成。

　　石经也是文字石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碑的形制刻写的石质书籍，经典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历史上有三大著名的儒家经典石经，皆刻于洛阳太学。熹平石经是最早刊刻的官定儒家经典，因用隶书一体写成，故又称“一体石经”。刻石经的原因，《后汉书》记载：“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于是在汉灵帝的准许下，诏诸儒臣定六经文字，作为标准范本刻于碑石竖立于洛阳鸿都太学门外。石经完工后，洛阳城里前来观赏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使儒家经典得到了一次宣传普及。此石经经汉末战乱而残破不全，至唐时已十不存一，北宋以来，洛阳等地不断有熹平石经残石出土，院藏《熹平石经》残碑石二小块，存字零落，不成文，其中之一上仅写“三重编钟”四字八行。《正始石经》建于魏正始年间，亦称“三体石经”，是继熹平石经之后的又一石刻经典，现也全部毁佚，仅存若干残石，院藏残碑石六、七小块。宋《嘉祐石经》，也称《二体石经》，现存世七石，院藏其较大一石《尚书》残石，字体虽有残缺，但尚可看出行文出处。是石经中保存较好的碑石。

　　二、造型艺术石刻

　　中国古代的石雕艺术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永久性的造型艺术，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它产生的最早。这些大型石刻的艺术创作手法主要运用雕和刻，创作出具有一定体积的艺术形象，存世数量巨大，是古代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雕艺术在原始雕刻中相当发达，占有重要地位。早在距今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中，就出现了充满生活神秘气息的石雕人像（1）。在北京市平谷县上宅遗址出土距今７０００－６５００年的小石猴，顽皮可爱，出土的石猪头和石羊头憨态可掬，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石雕动物(2)。这些原始石雕形体较小，多是手可把玩的小型之作，艺术手法朴拙粗略，随意性很强，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资料。到了战国晚期，出现了大型纪念性的石雕作品，如传说秦蜀郡太守李冰在建造都江堰时，曾雕刻石牛；又据《三辅黄图》卷六记载，秦在建造渭桥时，曾雕刻力士孟贲的石像，但这两件大型石雕仅见于文献记载，未见实物。我国现存的古代大型石雕，以陕西省长安县斗门镇附近的建于汉武帝元狩三年牵牛、织女石雕为最早（3），它们以天然石块经简单加工雕成，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中国古代石雕作品，内容题材非常广泛，古人在使用它们时用途作用各不相同，存世的艺术品基本上从属于墓葬、宗教和建筑三个方面。从属于墓葬的一般为陪葬的明器、墓室装饰和陵墓神道前石人、石兽造型；从属于宗教的作品主要为石窟造像及寺院、家庭供奉的造像。从属于建筑的有建筑构件和室内装饰雕刻等。院藏石雕作品主要包括用于墓葬装饰的画像石和陵墓前的石刻以及从属于宗教的佛教造像艺术作品，佛教造像艺术是我院石刻的大宗，属纯宗教类石刻，将另设章节专述。画像石与陵墓石刻属世俗石刻艺术，简述如下。

　　画像石是采用剔地浅浮雕的技法，在磨制好的石面上创作出各种图画，其用途主要是作为汉代墓阙、墓室及祠堂的建筑构件。兴起于西汉末年，衰落于东汉末年，是汉人厚葬之风影响下的产物，是一种艺术风格独特的雕刻艺术。在全国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四川、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等地，各地不同区域的画像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色。河南是汉画像石分布的主要区域，汉画遗存极其丰富，主要集中于南阳、商丘、许昌、密县及浚县四个地区，院藏汉画以南阳和商丘汉画为主，它们在题材内容及雕刻方法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地方特点，是河南汉画像石中两种不同的类型。南阳汉画现已收集达2000余块，题材主要包括有田猎骑射、饮食器皿、衣冠服饰、门阙屋宇、车马出行、舞乐百戏、历史故事、日月天象、神话传说等等，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研究汉代人衣食住行用等实际生活情况以及研究他们认识自然宇宙及信仰崇拜提供了极为丰富多彩的实物材料。院藏南阳汉画题材广泛，基本上包括了以上题材内容。如历史故事“二桃杀三士”，以三勇士不为利生，宁为义死的悲壮故事，宣扬了儒家忠孝思想；“鹿车”升仙（图3）表现了墓主人在幻想中引魂升天的急切愿望，是汉代谶纬迷信思想及道家学说在汉画中的反映；“日月同辉”、“嫦羲捧月”是汉代天文科学与优美神话的结合，反映了汉代天文学的发展。商丘汉画像石主要来自永城芒砀山汉墓中，现已搜集近200余块，其题材内容侧重于对神话动物的变化描写，大多是珍禽异兽，如驯兽、苍龙奔跑、人首兽身、兽首鸟身、猴、熊等等，与南阳相比，没有反映汉代上层阶级生死观念和儒家忠臣义士思想的题材。从雕刻技法来看，南阳汉画主要采用拟浮雕的手法，画面凸起较薄，近似绘画，艺术手法较为粗犷雄劲、古朴豪放；而商丘汉画采用高浮雕创作，画面凸起较高，物象立体感强烈，艺术表现精雕细琢，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除汉画像石外，我院还藏有汉代封墓之黄肠石、南阳出土的汉代虎头石雕、密县出土的汉画像石臼，许昌出土的东汉四神柱础等石刻。其中东汉四神柱础，柱基周围高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雕工精致，形象生动，引人注目。柱础出土地点为古文献中所记东汉末年之许都古城遗址，对于探讨“许都”的位置及其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参考。

　　陵墓石刻是采用圆雕技法创作的可以四面观看的石雕艺术品，这种雕刻具有完全立体的造型，是形体美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常立于帝王和大官僚墓前。其作用既可以镇墓辟邪，如同陵墓前的仪卫，又可以标志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借以象征他们生前的权威和功绩。中国陵墓石刻是中国雕塑中一大类别，主要包括墓阙、享堂、华表、石人和石兽等，其中石人、石兽往往用一整块大石雕刻而成，刀法粗犷有力，是纪念碑式的大型石雕。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成组石雕艺术品是陕西兴平县西汉霍去病陵墓前石雕群，有跃马、卧牛、野猪等共16件，以其艺术风格古朴凝重和沉深雄大而著称于世。另外，南京附近地区的南朝梁代诸帝王陵墓石雕，以及陕西唐诸皇陵石雕皆为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巨型石雕，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旷世佳作。河南是古代许多帝王建都的地方，有不少帝王陵墓及名人墓葬，分布及广，现存较完整的石雕群像位于偃师唐恭陵、巩义北宋皇陵和新乡明潞简王墓前，其余皆为散存石雕。就艺术形象来说唐陵圆雕高大厚实，凝重如山，气魄宏伟，具有静态的美感；宋陵石刻形象多样，造型庄严，但力感略逊于唐代；明陵石刻技法简朴，强调肃穆静谧而使形态呆滞，缺乏生气。院藏陵墓石刻多属全省各地散存石刻，时代特点鲜明，不乏精品佳作。石辟邪是汉代陵墓前祥瑞之神兽，我院所藏许昌出土的汉代石辟邪，形似虎狮，四肢直立行走的造型为东汉时的特征，保存完好无缺，十分难得。石翁仲是以封建帝王侍从的身份出现的石象生。多守立于陵墓的神道两旁来象征封建官僚生前的文武官员。孟州出土的唐代石翁仲，身高210厘米，采用写实手法突出表现了对封建帝王恭穆忠诚的主题思想。石柱，也叫神道柱，是立于古代陵园建筑神道两侧的标识，是从古代树立在宫门前的木制表柱演变而来，现存石柱以北京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神道柱为最早。晋代石刻稀少，晋代石柱更为罕见，我院有幸收藏一晋代石柱，是1978年搏爱县社员平整土地时掘出的。石柱体总高3.1米。柱的上部有一矩形方石，上边阴文篆刻“晋故乐安相河内 府君神道”12字。为稀有的珍品。

　　为了更好地保护散存石刻，河南博物院在主展馆的北面建成了石刻碑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岳飞、黄庭坚、刘墉、康有为等名家的书法贴刻，还能欣赏到许多石刻线画碑，如紫竹观音、仙人乘龙、关帝诗竹、诸葛亮像等，还可以看到明代寺庙雕刻繁密，构图严谨的建筑构件——龙壁，保存完好的清代石权、莲花石盆等石刻等，可谓琳榔满目。

　　综上所述，院藏古代石刻种类较为齐全，能较全面地反映出河南古代石刻的地方特色。碑刻墓志，篆、隶、真、草、行五体皆备，表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书家的书体特点以及中国文字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发展历程。不仅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为研究历史学、文学、文字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石雕造型艺术中，画像石、石人、石兽等石刻造型，以平面浅浮雕、圆雕、阴线刻、阳线刻等多种艺术形式进行雕刻，其浪漫的线条、宏大的气魄、静态的造型反映着不同时期人类的感情世界和文化艺术的审美倾向，充分体现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民间艺人的聪明才智，至今作为人类形象历史的凝固，作为现代人认识、了解古人生活场景和观念信仰的活化石，而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文献索引：

　　（1）赵超：《墓志溯源》，《文史》第21辑，中华书局出版。

　　（2）《魏书 高祖纪第七下》，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版。

　　（3）上海博物馆：《草原瑰宝—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品》6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

　　（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９年８期。

　　（5）《文物》197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