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藏文典籍文化

　　试论藏文典籍文化

　　彭学云

　　[摘要] 藏族典籍文化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它是以书籍的外在形式来表现藏族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现象。藏文典籍雏形出现于松赞干布时期，后随藏族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此同时，藏文典籍的刻写、印刷、装帧及其对藏文典籍的管理都与独特的藏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藏文典籍；雕版印刷；装帧；管理

　　[中图分类号] G256.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7)01-0087-05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典籍文化即书籍历史的传承文化。从它的物质形态讲，它是社会的物质产品；从它承载的内涵讲，它又是人们的精神产品。因此，典籍是一种具有思想内容的特殊产品，这就决定了典籍文化的研究必须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方面着手，不但要研究物质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同时还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教派斗争、政治倾向、经济状况、文化风尚等对人们的影响，通过这种思想折射来反映典籍中的思想意识。典籍以不同的外在形式承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灵魂，从典籍的外部特征可以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从典籍承载的思想内容又可以探讨所处年代的意识形态。因此典籍之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历史文化的承载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藏族典籍文化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它是以书籍的外在形式来表现藏族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现象。

　　一、藏文典籍的形成和曲折发展

　　藏文典籍是随着藏族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

　　藏文典籍形成于何时，至今仍无定论。其雏形最早出现于松赞干布时期。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制订军事、行政制度，划分四如和千户所，设官管理，推行藏文，订立法律，并把佛教的内容写进法律条文。可以推定松赞干布时期订立的系列法律文书是藏文典籍的最早雏形，典籍内容是由法律文书、文件、制度等构成，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功能的单一倾向性。

　　赞普赤德祖赞即位(705年)后，派遣大臣章加·木列郭恰和涅·札拉古玛拉到印度去求取佛教经典。他们用藏文记下了印度班智达所讲的内容，形成文献，返藏后献给赞普，赤德祖赞为安放这些经典修建了拉萨喀扎、扎玛郑桑、扎玛格如、青浦那惹等5座佛殿。随后，赤德祖赞又派了桑希等4人到唐朝求取经典，唐玄宗赐给佛经千余卷，之后，桑希等人又前往五台山求经，并得到了《十善法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稻秆经》等佛教典籍。佛教典籍进入西藏社会，标志着吐蕃社会文化由单一性向多元性发展。

　　779年，赤松德赞建成桑耶寺，并在桑耶寺建立了译经机构，许多佛教经典翻译成了藏文。其后的赤祖德赞也多次派人赴印度、汉地学习佛家经典，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有了空前发展，藏文典籍得以有规模地发展起来。目前所知，吐蕃时期曾将已译成藏文的佛教经论进行编目，编成3部经录:东塘丹噶宫(stong thang ldan dkar)目录、桑耶秦浦(bsam yas mchims phu)目录、庞塘噶麦(vphang thang ka med)目录，都是以收藏经卷的处所而命名。但目前只存《丹噶目录》一种，保存在藏文大藏经里。

　　843年，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拆毁寺院、佛像，强迫僧人还俗、烧毁文献典籍。此后，西藏社会政治动荡，战争不断，吐蕃王朝在与各种反抗势力的战争中于877年灭亡。因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社会生产停滞不前，更谈不上文化的发展，藏文典籍也遭受毁灭性打击。现存的吐蕃时期的藏文典籍，包括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文写卷与木简、伏藏文献(注:伏藏(gter ma)，指藏族苯教和佛教徒在他们信仰的宗教受到劫难时藏匿起来，等到有再传条件时重新发掘出来的经典。从内容来分，有经文伏藏 (chos gter)和圣物伏藏(rdzas gter)两种。这里指经文伏藏。)以及由一些寺院、个人等直接传承下来的吐蕃文献等。

　　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佛教先后从青海、西藏阿里地区复兴并传至吐蕃腹心地带，中断了百余年的佛教文化在吐蕃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被历史上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随着藏族封建经济的发展，西藏佛教混乱的局面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进入各个教派形成和发展阶段。最初兴起的是宁玛派、噶当派，这两派是以寻求资金施舍，宣扬佛法为主，但没有形成地方势力；接着兴起的萨迦派和噶举派及其各个大小支派，则是与当地封建割据势力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教派的形成同地方封建领主势力范围的确立是亦步亦趋的。直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标志着各教派形成的过程最终完成。这个形成过程持续了近400年的历史。藏传佛教各派的建立，将藏族单一的译经文化推向了疏论著述的多元文化，从纯粹的意识形态思辨走向了自然科学领域。这一时期直至清、民国时期，藏族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译师、高僧和学者，他们不仅着力编译佛典，而且自己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藏文典籍，从而将藏族的典籍文化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藏族典籍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藏文大藏经》的结集；二是各种学科、各类体裁的藏文典籍大量出现。《藏文大藏经》是藏译佛教经、律、论及藏族学者佛学论著的汇编本。内容基本上包罗了藏族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于13—14世纪，此后出现了众多版本。《藏文大藏经》由《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组成，共收佛教书籍4569种(根据德格版的统计)。《甘珠尔》(bkar vgyur，佛语部)主要内容为佛教的原始经典，包括显宗、密宗两方面的经律，是释迦牟尼的言教。《丹珠尔》(bstan vgyur，论疏部)则为论藏，是释迦牟尼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其中包含哲学、文学、艺术、语言、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建筑等典籍。体现出藏族文化百花齐放的特征。有些学科甚至出现了多样的体裁，如在历史学科中，就出现了王统记(rgyal rabs)、传记(mam thar)、佛教源流(chos vbyung)、宗义书(grub mthav)、法嗣(gdan rabs)、世系(gdung rabs)、寺庙志(dkar yig)、地理志(gnas yig)、史册(deb ther)、编年史(lo rgyus)、名录(ming grang)等不同体裁的典籍，显示出藏族典籍的繁荣。

　　二、藏文典籍的刻写、印制及装帧

　　藏族典籍从产生走向繁荣，经历了由写本到刻本的历史性飞跃。在吐蕃和后弘期初期之前，西藏社会普遍采用书写的形式来记录社会、历史和文化。从考古成果来看，其材料包括兽骨、石头、金属、兽皮、木头、树皮、树叶。其中，兽骨主要为牛、马、羊等动物的骨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5年在安多县察秀塘四号祭祀遗址中出土的墨书藏文牛头骨就是其中的代表；(注:关于牛头骨上书写藏文的图片和文字，详细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彩版五十，第143—150页。)石头主要指碑文、摩崖石刻和玛尼石刻，其中822—823年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竖立的唐蕃会盟碑最为著名；金属铭文在吐蕃时期主要为钟铭，桑耶寺兴佛钟铭即是其中的代表；树叶和树皮遗存主要有贝叶和桦树，其中珍藏在布达拉宫、萨迦寺和大昭寺内的贝叶经享誉世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吐蕃时期佛教翻译著作的大量出现，这些载体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被一一淘汰，而帛和纸张则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纸张的发明和使用使古代西藏社会典籍的发展实现了第一次飞跃。由于纸张具有信息量大，阅读、携带方便，便于保存等兽骨、金石等材料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古代西藏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吐蕃时期的记事，特别是大量佛经的翻译采用的都是纸材。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大量古藏文写卷就是吐蕃时期大规模使用纸张来记录和传承古代文化的例证。

　　从敦煌和西藏一些寺院中至今仍然保存的吐蕃时期的写卷来看，绝大部分内容为佛经。所用纸张一般为白色，形制长条，多用墨汁双面书写。与现代书籍一样，书页也有页眉、页脚之分，其中最早的典籍在书页两端中心部分画圈打孔，便于用绳子来捆扎书籍。发展到后期，只画圈不打孔，并且圆圈越来越小，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装饰符号。与此同时，有时在书页的两侧绘制插图。整个书页书写工整，图文并茂，装帧独特。随着时代的发展，藏文典籍的书写在质地和书写材料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从纸张来看，蓝纸被大量使用；从书写材料来看，除墨书外，朱砂、金、银、珍珠、绿松石等各种宝石也被广泛地采用；与此同时，字体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不仅有行书，也有楷书和草书。装帧也更加考究，每部书籍都有上下两块精致的夹经板，经板上通常都是精雕细琢，刻有大量的植物、动物和人物图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素有第二敦煌之称的西藏萨迦寺大殿正壁的藏经墙就珍藏了不少这样精美的古代典籍。

　　尽管从形制、制作、装帧等各方面来看，在雕版印刷术传入之前，西藏的写本典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系统，但与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而诞生的刻本相比，在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快捷方面都无法相提并论。毋庸讳言，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运为古代藏族的典籍带来了第二次革命性的飞跃。

　　雕版印刷术何时传入古代西藏并且得到应用，学术界一直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永乐皇帝1409年在南京刻印并陆续赠送给西藏各大首领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是西藏现存较早的刻本典籍之一。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在蒙古族建立元朝之前，西藏至少就知道了雕版印刷术，因为萨迦寺保存有赵城金藏和弘法藏汉文大藏经。(注: 关于萨迦寺所藏赵城藏、弘法藏汉文大藏经，请详细参见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4—233页。)但是随着近年来对西夏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敦煌博物院对敦煌北区石刻发掘的展开，藏文刻本出现的时间被大大提前。因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藏文刻本护轮图版画、《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和敦煌北区石窟中出土的藏文刻本和木刻版画都清楚表明，藏文印刷技术在西夏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其技术的应用已经非常娴熟。

　　众所周知，西夏立朝于北宋明道十一年(1032)，与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并存的两个王朝。在西夏，除了使用西夏文、汉文外，也使用藏文，西夏发达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为藏文的雕版工艺和印刷技术创造了条件。史金波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初探》(注:祁庆富主编:《民族文化遗产》[M]第1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一文中指出:“在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多种藏文刻本。如《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等，还有多种单叶‘护法轮图’。藏文刻本佛经有梵夹装和蝴蝶装两种，雕刊精细，是很成熟的印刷品。”这是产生于11世纪至13世纪初的藏文雕版印刷典籍，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藏文雕版图籍。当然，西夏时期在藏文典籍中采用了印刷技术，并不意味着西藏在此时期也采用了这一技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西藏在此时期至少就知道了这一技术。原因很简单，西夏在地理位置上与西藏毗邻，在文化、民族上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就佛教文化而论，西夏佛教有两大渊源，其一为汉传佛教，而另外一种则为藏传佛教。藏文文献中有关各个教派的高僧到西夏传法授徒的记载不绝于史，其中一些高僧甚至还在西夏担任过国师。西夏与西藏之间的来往非常频繁，因此西藏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技术。不过，学术界一般认为，真正的雕版印刷工艺还是从13世纪由内地开始传入藏区的。

　　据东噶先生在《西藏文献目录学》(注:载《章恰尔》(藏文版)，1986年第2期。)一文中所记，1312年，元朝仁宗皇帝邀请纳塘寺的格西嘉木格巴西到内蒙古传教，返藏后，嘉木格巴西送给自己的老师觉丹热白热智一批从内地带回的笔墨纸张。之后不久，觉丹热白热智率罗色降曲益等人，收集了当时藏区能找到的所有《大藏经》，完成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汇聚工作，并把《甘珠尔》和《丹珠尔》藏于噶当派的纳塘寺里。由僧伽嘉央于1320年按照甘、丹目录抄编了一套完整的《大藏经》，存放于纳塘寺里。这套《大藏经》虽不是刻版，但是后来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纳塘古版。纳塘古版是最早最完整的一套《大藏经》典籍。众多藏文史籍认为纳塘古版是后世《甘珠尔》各种刊印板之范本，为后世学者和广大僧众所推崇。

　　1322—1348年间，由万户长蔡巴·贡嘎多杰(1309—1364)仿照纳塘版《甘珠尔》为样本，参照异本，用金银汁写了一套《甘珠尔》经，写成后由布顿大师(1290—1364)校正，世称“蔡巴甘珠尔”。它的影响范围也是非常广的。1410年，明成祖下诏所刻的《甘珠尔》永乐版就是以蔡巴《甘珠尔》作为样本的，可见蔡巴《甘珠尔》的质量以及书写规范非同一般。

　　现存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甘珠尔》是在内地刊印而成的。永乐八年(1410)成祖为他去世的宠妃徐氏追荐冥福，下诏“遣使藏地访求经典，取其经藏全部翻刻。以资为荐扬之典”。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1384—1415)奉敕，在南京灵谷寺以蔡巴版《甘珠尔》为底本，制成铜印板模(另一说是木刻版)。(注:黄明信:《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藏文全集总目录》序。)人称永乐版《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珠印刷，亦称赤字版。德国藏学家艾依玛认为，藏语因称朱砂汁颜料为“蔡”，其发音几乎与蔡巴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相同，故称为“蔡巴”(注:[德]艾依玛著，熊文彬译:《佛语甘珠尔部历史释》[A]，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C]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牵强，把一个历史上宗教领袖的姓氏和颜料的叫法混为一谈，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科学的。

　　永乐版《甘珠尔》的刊印，开了藏文雕版刊刻之先河，对后来藏文雕版印刷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藏族此时已形成了自己的雕版印刷体系。尽管在永乐版的刻印过程中有不少藏族班智达和能工巧匠参与了这项工作，但他们只是在整个刊印工程中承担了某项工作，而不是整个工程。藏族形成自己的雕版印刷体系要首推1623年由云南丽江府纳西族土司木增主持雕刻的《甘珠尔》藏经，称丽江版《甘珠尔》。后因战乱，丽江版《甘珠尔》迁运到理塘寺印刷成书，故又称理塘版《甘珠尔》。杨福泉指出“现在拉萨大昭寺里还珍藏有木增奉献给该寺的《甘珠尔》朱印板共108卷，包括一千多篇文献，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注: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不过，此版本是否是理塘朱版尚需进一步研究。可以确定，理塘朱版是藏区刊印《甘珠尔》的最早的版本，它标志着藏族本身的雕版印刷事业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藏族的文化事业，以往大都被寺庙僧侣所独占。纵观藏族历史，凡是较大规模的印刊，都被寺庙僧侣集团所掌握。因此，人们也就习惯地把印书院叫做印经院。印经院所用雕刻的印板木料都是秋天伐来刚落叶的桦木，把木头顺纹路劈成长块，经过水煮、烘干刨制等工序制成两面都光滑平整的木板，再在木板上刻上藏文正楷字体。刻好字，经过校工校对无错误之后就可以开始印刷了。这些印板每印一次都要洗板，晒干藏好，以备下次再用。久而久之，印板不朽不损，光洁细腻。书可印为长、中、短几种不同规格。最长(有的叫这种书为特长书)的有85公分左右，这种长书阅读不便，主要作供奉之用。现在我们最常见的是60—70公分长的书，称之为箭杆本(意为一箭杆的长度)；中等长为40公分左右，称为一肘本(意为成人一肘之长)；最后一种是短的，长约20公分左右。版本的大小是因所刊书内容多少而定，就同一部书各印经院所刊印的也没有统一标准。

　　藏文佛教经典和其他典籍的版本甚多，所具形式和风格各异。所谓版本，就是指印经院所在地是什么地名或寺院是什么名称，刊印之书便称什么版本。在藏区比较著名的印经院有纳塘寺、德格、拉萨、塔尔寺、拉卜楞寺、卓尼禅定寺等。

　　藏文典籍的装帧形式主要取决于典籍的制作材料和人们对典籍的使用方便情况。前面说过，藏文典籍大多是佛教经典，它的读者多是寺庙僧侣和信教的善男信女。佛教徒诵经要求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以表虔诚。要求用这种姿态诵念，经书的装帧首先要简便易翻。从印度传入西藏的梵文佛经的装帧(梵夹装)易翻便诵，深受经诵者的欢迎，很快被推广开去。后来受汉文典籍经折装影响，一部分藏文典籍亦有经折装的装帧形式。

　　藏文古籍长条型活叶装帧就是从印度梵文贝叶经形式演化而来的。起初是中间打孔穿索，后来演变成中间无孔，只是把印有文字的活叶依次重叠起来，不进行装订，在上下加上两张木板作为前后封面。有的木板做工甚为讲究，夹板均匀，为红漆描金，做工十分精细，有的珍贵典籍的夹板上还镌刻有佛像、火焰、宝珠及八宝等彩色图案。有些夹板或封二上，用宝石色汁画有莲花，用宝石色汁画的莲花永不褪色。莲花图不仅是书的装饰，更被视为吉祥、神圣、智慧之物。此外，有些珍贵的佛教经典还用黄色丝织品包裹多层，上下再夹上名贵的檀香木板，当作至高无上的供奉。

　　藏文书籍的印刷，一般采用黑墨印刷，只有极贵重的佛教经典才使用朱砂印刷。一些经典的卷首用花纹、佛像装饰，并在里页配以插图。极少的典籍使用金银、玛瑙等各种珍奇宝石磨成色汁书写成书，流传后世，成为珍贵文物。

　　三、对藏文典籍的管理

　　典籍的内容首先是创作者的个人思想意识，而创作就牵涉到人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感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爱憎、抑扬、褒贬和好恶。因此，典籍的创作，特别是人文和社会领域典籍的创作，就直接联系着西藏社会政治和时代风尚的敏感问题，自然会引起统治者对典籍的创作、生产和流通等问题的关注。但凡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他们就会鼓励、称赞和推荐；不利于、甚至反对者，就要遭到统治者的封杀、禁止、销毁。典籍承载着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自然由统治者来把持和管理。

　　藏文典籍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其管理权始终操持在统治者手中，典籍的内容、生产、流通只要违碍政教，均要遭到禁毁的。

　　传播佛教理论、培养弘扬佛法人才、祭祀佛教神像是藏传佛教寺院在宗教方面的基本功能，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不断发展，寺院又成了图书馆、研究院、出版社、学校和神庙的集合体。在寺院内无论是著作的著述、誊写，还是后来的刊印、典籍的流通等环节，均由政府决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寺院实际是政府部门控制下的一个文化机构。寺院决定典籍的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而印经院是寺院的一个典籍生产部门。这种管理机制是非常严格的，在典籍的生产过程中，印经院设有办事处、藏版室、印刷室、贮纸房、装订室5个机构。由办事处全面领导印经院的工作，办事处成员由巴本、巴涅、巴仲组成，他们的工作对主寺负责，巴本负责行政事务与对外经营，招收或开除工匠，指挥印经生产，定期向主寺汇报本院工作。巴涅主管财务，验收经书，发放工资，保管各类物资。巴仲则主管记账，制定印经预算，处理信函。印经院有刻工、印刷工、熬胶工、装订工、朱砂工等工匠，他们完成所订任务后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印经的基本流程是雕刻、印刷、晒干、校阅、装订、包装等程序，最后是由巴本负责销售。销售主要以客户或各大寺院的预订数目进行刊印。显然，藏文典籍的生产、流通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范，近千年来规范着典籍的管理，也传承着藏族文化。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彭学云，藏族，民族出版社编辑。(北京 100013)

　　出自: 《中国藏学 》 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