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宗教史之西晋佛教

魏晋南北朝宗教史之西晋佛教

西晋佛教

(一)《般若经》之流行

佛教之传入中国,是大乘、小乘一起传入的。但大乘的般若学在魏晋时期更为流行,因般若学的 性空 说与魏晋盛行的贵无论玄学相类似,佛教僧侣便有意迎合玄学,大量宣扬《般若经》,而士人也重视此经。当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至于阗抄得《放光般若经》后,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方得遣弟子送经本回洛阳。又直到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才在陈留仓垣(今河南开封北)水南寺由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最后至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才由竺法寂和竺叔兰共同核定,写为定本。本来在《放光般若经》译出之前,尚有竺法护于泰康七年(公元286年)译出《光赞般若经》10卷。但此经当译于长安,而不知何故却长期 逸在凉州,不行于世 ①,没有产生影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放光般若经》。此经译出后,立即 大行京华,息心(僧侣)居士翕然传焉。 ②当时河北中山国(治今河北定县)的支和尚就派人到仓垣抄写此经。

抄完送回中山时,中山王就亲率众僧至 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 ①。可见影响之大。其后,便有很多僧侣、士人宣讲传诵此经。如支孝龙,是淮阳郡出家的僧人,出家后就经常研读《道行般若经》,当竺叔兰译出《放光般若经》后, 得即披阅,旬有馀日,便就开讲 ②。又如士族出家的竺道潛,二十四岁便讲《法华》、《大品》(即《放光般若经》),既蕴深解,复能善说,故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 ③再如生长于长安的西域僧康僧渊, 志业弘深,诵《放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 ④又如安慧则,不但诵读,还用黄缣将《放光般若经》缩写为一卷,以便流传,共写了十余本⑤。除了宣讲、传诵外,还有少数的注释者。如帛远之弟法祚,二十五岁出家后,即 深洞佛经,关陇知名 ,曾 注《放光般若经》及著《显宗论》等。 ⑥注解者之不多,说明西晋时人们对《般若经》还处于理解传播的阶段。要到东晋时期,般若学才与玄学相结合,开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

① 《出三藏记集》卷 7《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② 《出三藏记集》卷 7《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① 《出三藏记集》卷 7《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② 《高僧传》卷 4《支孝龙传》。

③ 《高僧传》卷 4《竺道潛传》。

④ 《高僧传》卷 4《康僧渊传》。

⑤ 见《高僧传》卷 10 《安慧则传》。

⑥ 《高僧传》卷 1《帛远传》。

(二)佛经之翻译

1。竺法护之译经

西晋的佛经翻译,是汉魏以来最多的。其中又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

竺法护梵名昙摩罗刹,是世代居于敦煌的月支人。本姓支,8岁出家,以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遂改姓竺。因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故能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晋武帝初年,中原佛教的寺庙图像虽已被崇重,但流行于西域的大乘经典却未翻译过来。法护就随师遍游西域诸国,学通36种语言文字,收集了大量梵文或西域文经典。回到内地后,就 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译写,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①竺法护在晋武帝末曾一度隐居深山。后又出山立寺于长安青门外,从事佛教的传播, 于是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四方士庶,闻风响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 ②。由于竺法护对佛教的贡献大,又世居敦煌,时人便称之为敦煌菩萨。东晋孙绰著《道贤论》,把一些名僧比作竹林七贤。

其中就以竺法护比山涛(字巨源)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 ③竺法护晚年的情况不大清楚,去世时78岁。

竺法护的译经很多,《高僧传?竺昙摩罗刹传》说有165部,《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说有149部,而《出三藏记集》卷2统计为154部309卷(实为159部310卷),又谓当时尚存的写本有95部,已缺64部。《历代三宝记》卷6则载为210部394卷。但其中有些错讹。《开元释教录》卷2经审定著为175部354卷,又谓当时尚存91部,已缺84部。经现代学者考定,竺法护译经实为74部177卷。另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舍利弗悔过经》、《梵网六十二见经》等10部,原为竺法护所译而被认为已经散失,现经判明,并未散失,只是分别误题为支谶、安世高、康孟祥、支谦译,经考证,实为竺法护之原译。如此,竺法护译经共为84部188卷①。这些译经,从《出三藏记集》记明年代地点的看,自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至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的43年中,竺法护不断译经,译经地点遍及各地。如《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译于敦煌,《须真天子经》、《正法华经》等译于长安,《圣法印经》译于酒泉,《文殊师利净律经》、《魔逆经》等译于洛阳。从译经的内容看,其范围也是很广的, 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 ②这样广泛的经籍,已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广阔的基础。其中尤以《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渐备一切智经》、《弥勒成佛经》等对后世影响最大。

① 《高僧传》卷 1《竺昙摩罗刹传》。

② 《出三藏记集》卷 13 《竺法护传》。

③ 《高僧传》卷 1《竺昙摩罗刹传》。

① 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竺法护》。

②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竺法护》。

《光赞般若经》虽译出后在凉州埋没了91年,直到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才被道安得到,并已残缺不全,但道安说此经 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诸反复相明,又不显灼。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 ③。就是说,此经语言质朴,内容周密详备。后来道安对它作了深入研究,著了《光赞折中解》、《光赞抄解》与《合放光光赞略解》等,扩大了它的影响。

《法华经》是大乘佛教早期重要经典之一。据学者研究,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此经的主旨虽在调和佛教大小乘的矛盾,主张 三乘归一 (即小乘的 声闻乘 、 缘觉乘 与大乘 菩萨乘 同归于 佛乘 ),但此经宣扬的一切众生均能成佛以及此经的无限威力,只要能护持、诵读、书写此经者,便可获得无量功德等等,就必然取得信徒的高度重视。故此经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法华经》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在长安译出后,很快就传遍各地,受到佛教信徒的极大欢迎。如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抄完此经后,即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请竺法护 口授古训,讲出深义 ,又于九月布萨(佛教仪式)日在东牛寺施主法会上讲诵此经, 竟日竟夜,无不咸欢。 ①后来此经即被佛教徒广为传诵,就是较偏辟的蜀郡,西晋时也有僧人专诵此经。②两晋之际的名僧讲诵此经者也不少,如竺法深, 年二十四讲《法华》、《大品》,……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 ③。其弟子竺法义,也 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后辞深出京,复大开讲席 ④。又如于法开, 深思孤发,独见言表,善《放光》、《法华》 ⑤。再如东晋的释昙邃, 少出家,止河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正法华经》,常一日一遍。 ⑥可见其影响之大。当《正法华经》盛行120年后,于姚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

鸠摩罗什参照此经又译出《妙法莲华经》,是《法华经》在中国的第二个译本。又经195年后,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又重勘补订罗什译本,译出《添品妙法莲华经》,此为第三个译本。而历代多流行罗什译本。至于历代研究注解此经者更不乏其人。至隋代,此经就成为天台宗(亦称法华宗)立宗的主要依据。《渐备一切智经》译于元康七年(公元297年),是《华严经》中的《十地品》,与鸠摩罗什、佛陀耶舍译的《十住经》是同本异译。此经的内容是讲大乘菩萨在修行过程中所必经的十个阶位(即十地),以及各阶位的修习教法等。当道安看到此经后就说: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馀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 还说此经 说事广大,义理幽深,乃是众经之美望。 ①《弥勒成佛经》又名《弥勒下生经》,与鸠摩罗什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是同本异译。又与鸠摩罗什译的《弥勒大成佛经》以及刘宋沮渠京声译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成为后世弥勒信仰依据的三部经典,称为 弥勒三部经.

③ 《出三藏记集》卷 7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① 《出三藏记集》卷 8未详作者《正法华经后记》。

② 《法苑珠林》卷 26 《敬法篇》: 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为三贤寺主,诵《法华经》。 ③ 《高僧传》卷 4《竺道潛传》。

④ 《高僧传》卷 4《竺法义传》。

⑤ 《高僧传》卷 4《于法开传》。

⑥ 《高僧传》卷 14 《释昙邃传》。

① 《出三藏记集》卷 9未详作者《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按此叙署款为 未详作者 ,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皆谓道安作。

竺法护译经的质量是比较高的,他改变了以前安世高、支谶的朴质不尽义的倾向,又不同于支谦重文饰而伤了原文结构。他的汉文修养很好,又通晓西域36国语言文字,协助他译经的人又多,所以译经的质量比较高,颇得后人之赞许。协助竺法护译经的有聂承远、聂道真、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竺法护译经的质量比较高,是与他们分不开的。他们在协助译经时, 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后来道安称赞他们说: 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指般若学),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②其中又以聂承远、聂道真父子更为突出。聂承远 明解有才,笃志务法 ③。竺法护的译经,大多经过他润色订正文句。如《超日明经》(亦称《超日明三昧经》),竺法护初据梵文译出时, 颇多烦重,承远删正,得今行二卷 ①,比初译的质量大有提高。

聂道真不仅汉文水平高, 亦善梵学 ②,这对译经的帮助就更大。故《高僧传》称赞他们父子说: 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 ③

2。帛远之译经

帛远是西晋时汉僧译经者。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河内(今河南沁阳)

人。少年即出家,因才思敏捷,又能刻苦,故日通经八九千言;并深研大乘经典,博览儒家经史典籍;还通晓梵语,能读梵文佛经。后在长安构筑精舍,以讲习为业,从业者甚众,僧俗弟子将近千人。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河间王司马颙出镇关中④,至长安后,对帛远 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 ,并常请帛远至军府讲经论道。但因 八王之乱 的战争愈演愈烈,帛远便离长安,与秦州刺史张辅同赴陇右。途中却被管蕃谗毁而为张辅所鞭杀。

因帛远在关陇一带声望甚高,汉族和羌族等少数民族皆 奉之若神.他们得知帛远被张辅杀后,本准备迎接帛远的五千羌族精骑将进攻张辅,为帛远报仇。又遇张辅被部下所杀。羌族精骑遂 称善而还 ,并分走了帛远尸体,带回 各起塔庙 ⑤。从《高僧传》的上述记载,可见帛远影响之大。故孙绰《道贤论》将帛远比作嵇康说: 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嵇康曾为中散大夫)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处,经世招患,殆不异也。 ①关于帛远的译经,《高僧传?帛远传》说他 尝译《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经。……又有别译数部小经。值乱零失,不知其名。 《出三藏记集》卷2载帛远《惟逮菩萨经》一卷,梁时已佚。《开元释教录》卷2则载帛远译经16部18卷,其中11部12卷已佚,尚存《菩萨逝经》(1卷,亦名《誓童子经》或《逝经》)、《菩萨修行经》(1卷,亦名《威施长者问观身行经》或《长者修行经》)、《佛般泥垣经》(1卷)、《大爱道般泥垣经》(1卷)、《贤者五福经》(1卷)等5部5卷。《高僧传?帛远传》还说帛远注有《首楞严经》。

② 《高僧传》卷 1《竺昙摩罗刹传》。

③ 《高僧传》卷 1《竺昙摩罗刹传》。

① 《高僧传》卷 1《竺昙摩罗刹传》。

② 《高僧传》卷 1《竺昙摩罗刹传》。

③ 《高僧传》卷 1《竺昙摩罗刹传》。

④ 见《晋书》卷 4《惠帝纪》。

⑤ 以上事实及引文均见《高僧传》卷 1《帛远传》。

① 《高僧传》卷 1《帛远传》。

西晋的译经僧还有竺叔兰、无叉罗、强梁娄至、安法钦、支法度、若罗严、法立、法炬等。竺叔兰、无叉罗除共译朱士行传回的《放光般若经》外,竺权兰还译了《异维摩诘经》3卷、《首楞严经》2卷。②强梁娄至译有《十二游经》1卷(已佚)③。安法钦译有《道神足无极变化经》4卷、《阿育王传》(亦称《大阿育王经》)7卷、《文殊师利现宝藏经》2卷、《阿阇贳王经》2卷、《阿难目佉经》1卷等5部(后3部佚)④。支法度译有《逝童子经》1卷、《善生子经》1卷⑤。若罗严译有《时非时经》1卷。法立、法炬共译有《诸德福田经》(亦称《福田经》)1卷、《楼炭经》6卷、《法句譬喻经》(亦称《法句本末经》)4卷、《大方等如来藏经》1卷⑥。法立死后法炬还译有《优填王经》、《前世三转经》、《恒水经》、《求欲经》、《遗教法律经》等40部50卷①。

西晋的佛经翻译,在中国译经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大唐内典录》卷2《西晋朝传译佛经录》说: 教流渐渍,汉魏虽闻,至于弘义,方开于晋。且晋虽不文,文才实盛。故使翻传,终由人显,所以礼乐衣冠,晋朝始备。 这一论断是比较恰当的。

西晋佛经的翻译数量,各经录记载不同。《出三藏记集》卷2载为166部345卷(实为171部346卷),《历代三宝记》卷6载为451部717卷,《大唐内典录》卷2亦同。《开元释教录》经审订讹误后,于卷2载为333部590卷。在这众多的佛经中,大乘佛经是主要的。在大乘佛经中,又以《般若经》的分量较大。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也是《放光般若经》和《正法华经》。

② 见《出三藏记集》卷 2. ③ 见《开元释教录》卷 2. ④ 见《开元释教录》卷 2. ⑤ 见《开元释教录》卷 2. ⑥ 见《开元释教录》卷 2. ① 见《开元释教录》卷 2.

(三)西晋的佛寺及佛教的流行概况

佛寺在天竺称为 僧伽蓝摩 ,简称 伽蓝 ,是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的处所。汉魏时期的佛寺,是供外来僧侣和信佛商人礼佛和息宿之用。外来僧侣遵守戒律,也不蓄资财,生活也靠乞食,故汉人每称他们为 乞胡.最初汉人出家后,也可能随师乞食,或依靠俗家供养。到西晋时,如果佛寺由帝王贵族所建,则僧侣生活也由他们供给。唐法琳《辩证论?十代奉佛篇》就说晋武帝 广树伽蓝 ,晋惠帝 于洛下造兴圣寺,供养百僧 ,晋愍帝 仍于长安造通灵、白马二寺.不由帝王贵族供应的寺庙,则由信众捐资布施。如竺叔兰、无叉罗在仓垣水南寺译《放光般若经》时, 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 ②。资财捐多了,寺庙也就富裕了。如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立寺,长安一富豪伪往借钱20万,其弟子竺法乘即在侧应许①。可见其已有丰厚的资财。寺庙资财多了,僧侣的生活也自然优裕。这与早期佛教僧侣不蓄资财的教规是违背的。所以元康六年(公元270年)天竺小乘僧人耆域经海上到达交、广二州,又经襄阳北上到达洛阳后,见众僧 衣服华丽 ②,就讥讽说: 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诚,但为浮华求供养耳! ③《辩正论?十代奉佛篇》载,西晋仅长安和洛阳就有佛寺180所,僧尼3700人。而《魏书?释老志》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又说西晋洛阳有佛寺42所。以此推算,则长安有佛寺138所。西晋的佛事活动虽以洛阳、长安为两大中心。但长安是西晋前期的重镇末期的都城,又是西域到达洛阳的必经之地,天竺、西域僧侣入中国后,在长安活动者较多,故佛寺就多。

西晋佛教的流传是比较广泛的,上自王公臣僚,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前面列举的率众僧迎接《放光般若经》的中山王和友敬帛远的河间王司马颙,就是信奉佛教的封王。臣僚信奉佛教的,如荆州刺史石崇,《弘明集》卷1《正诬论》说他 奉佛亦至.又如晋愍帝时为丞相司马睿参军的周嵩,与其妻胡氏皆信奉佛教。《高僧传?安慧则传》谓安慧则将缩写的《大品般若经》一本赠送胡氏,胡氏遂珍惜供养,过江时还 賫经自随.《晋书?周浚传附嵩传》也说周嵩 精干事佛 ,后被王敦所害, 临刑犹于市诵经.平民百姓信奉佛教的,以在家居士为多。《法苑珠林?受请篇》引《冥祥记》说: 汲郡卫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其母又甚信向,诵经常斋,家常饭僧。……士度善有文辞,作《八关忏文》,晋末斋者尚用之。 可见卫士度是一名虔诚的居士。其母也很虔诚,不但诵经,还持斋。 常斋 即 长斋 ,《般舟三昧经》说: 一食长斋。 即长斋中每日不过中午食一次,中午以后就不再进食。亦即东晋郗超《奉法要》所说的: 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而食。

② 《出三藏记集》卷 7未详作者《放光经记》。

① 见《高僧传》卷 4《竺法乘传》。

② 《高僧传》卷 10 《耆域传》。

③ 《法苑珠林》卷 37 《神异篇》引《冥祥记》。

既中之后,其香美味一不得尝。 长斋,谓斋食长续,有 三斋月 与 六斋 ,均为在家居士之修持。 三斋月 是在正月、五月、九月的前半月按 八戒 规定持斋修行①。 六斋 ,是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等六天持斋修行。至于卫士度所作的《八关忏文》,大概是在八关斋戒日(即遵守八戒的斋日)向佛忏悔的文字。《法苑珠林?受请篇》又引《冥祥记》说: 晋南阳滕普,累世敬信,妻吴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设斋会,不逆招请,随有来者,因留供之。 这不仅自己持斋,还举行斋会,供施来者。从卫士度家和滕普家之持斋修行、举行斋会以及《八关忏文》之流行,可见西晋时佛教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西晋虽沿袭汉魏之制,禁止汉人出家为僧②,但佛教已深入民间,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法苑珠林?神异篇》引《冥祥记》载: 晋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晋人作沙门。世常奉法精进,潛于宅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僧众来者,无所辞却。 由此可见,西晋初是存在违禁出家的僧人,并且还有居士供养他们。再从抵世常是中山人、卫士度是汲郡人、滕普是南阳人、膝普妻是吴郡人看,也说明佛教已流传于南北各地。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地处佛教来华必经之地,接触佛教还较内地早,所以信仰佛教的也较多。如竺法护从西域带经回内地时,就 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 ①。后来他的弟子竺法乘,又从长安去 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 ②。将佛教传播于少数民族中,故《高僧传》说: 大化西行,乘之力也。 ③又如前面所述的帛远,帛远在长安传教译经后,遂使 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 后来帛远被张辅杀害,羌族等少数民族便率五千精骑攻击张辅,为帛远复仇。可见这些少数民族信仰佛教是很深的。

① 《十善戒经》说: 八戒斋者,……一者不杀,二者不盗,三者不淫,四者不妄语,五者不饮酒,六者不坐高广大床,七者不作倡伎乐,故往观听,不着香熏衣,八者不过中食。 ② 《晋书》卷 95 《佛图澄传》载后赵著作郎王度奏言: 佛,外国之神,……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 ① 《高僧传》卷 1《竺昙摩罗刹传》。

② 《高僧传》卷 4《竺法乘传》。

③ 《高僧传》卷 4《竺法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