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武帝与佛教

　　试论梁武帝与佛教

　　梁武帝萧衍是南朝梁代的创建者，既是威势显赫的开国皇帝，又博学多艺，同时也是虔诚狂热的佛教信徒。这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在奉佛的帝王中也是突出的。本文拟就梁武帝如何提倡佛教以及他倡导佛教的原因两方面，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力倡佛教

　　梁高祖武帝萧衍（464-549），生在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其父萧顺是齐高帝的族弟，与南齐皇室关系密切。天监元年（502年），萧衍乘齐内乱，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梁武帝在统治南方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中，大兴佛教，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手段提倡佛教，抬高佛教的地位，几乎以佛化治国。以致著名佛教史学家汤用彤说：“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

　　（1）、舍道归佛，以佛教为国教

　　梁武帝“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1] ”中复观道书，[2] ““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3] ” 可见梁武帝早年即学过儒家，又信奉道教，后来在齐萧子良门下由于和名僧以及信佛的文士交游[4]，深受熏染，而转变为信佛。

　　天监三年（504年）四月初八日，梁武帝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舍道事佛文》[3]，正式宣布舍弃对道教的信仰，归依佛教。其愿文说：“维天监三年四月初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圣僧。……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

　　梁武帝不仅自己“舍道归佛”，而且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唯佛一道，是为正道，……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即邪，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5]”梁武帝视佛教为唯一的“正道”，把老子、周公、孔子这些古代圣贤都当作如来弟子，号召官民统统拜倒在佛祖脚下，这实际上是凭借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钦定佛教为国教。

　　（2）、广建佛寺，大造佛像

　　梁武帝把建寺造像看成是敬奉佛教的首要内容，为此大兴土木，不惜动用国库，以追思双亲、怀念旧居、祭奠高僧等各种名目，建造了一批宏伟壮丽的佛寺，并于寺内设置各式佛像。据统计，梁朝半壁江山内，佛寺多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唐诗人杜牧曾描写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今南京）佛寺之盛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实际上，梁武帝时建康就已有佛寺五百所了[6]。

　　梁武帝敕建的寺院，著名的有大爱敬寺[7]、大智度寺[8]、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9]、解脱寺、开善寺[10]和同泰寺[11]等。同时梁武帝还大造金、银、铜、石佛像。他下令铸造的如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十方银像，光宝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立像高十丈、坐像高五丈的剡溪石像，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

　　（3）、严格戒律，禁断酒肉

　　梁武帝极为重视戒律，他在即位后第十八年亲到无碍殿受佛戒[12]，法名冠达。他敕命法超为僧正[13]，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亲作《断酒肉文》，文曰：“弟子萧衍于十方一切诸佛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圣僧前，与诸僧尼共申约誓：今日僧众还寺已后，各各检勒，使依佛教，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诸僧尼若披如来衣不行如来事，是假名僧，与盗贼不异，如是行者，犹是弟子国中编户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问。[14]”梁武帝表示，对于饮酒、食肉的僧尼，当责令他们还俗，以确保僧众队伍实行戒律。从此以后，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徒食用三净肉[15]的习惯，形成了出家僧尼（包括一部分在家信徒）一律素食的传统，这对后来佛教徒的生活影响颇大。

　　另外，梁武帝为了更有效地管束那些不守戒律的僧尼，曾经一心想当白衣僧正。梁武帝自己要亲做僧正，依照佛教律科来制定法规，亲自统治僧尼。

　　（4）、广交僧众

　　帝王与僧尼的交游，在梁武帝时代尤其盛行。梁武帝广泛结交僧众，与他们保持频繁往来，萧梁的皇宫成为僧侣常常出入的场所。与梁武帝有密切关系的高僧有慧超[16]、慧约[17]、宝志[18]、明彻[19]、昙鸾[20]、真谛[21]、菩提达摩[22]等。不论是江南，还是塞北，也不论是中土，还是外域，只要是名僧，梁武帝都想请入宫来，而且礼遇优厚，赏赐非常。梁武帝的宫庭，简直成了天下名僧荟萃之地。

　　（5）、重视译经，亲自讲经说法，广开各类佛教法会

　　梁武帝以优厚的待遇延请许多外国僧人翻译佛教经典。如扶南（今柬埔寨）沙门曼陀罗（仙）、僧伽提婆、伽婆罗、月婆首纳、僧伽婆罗等。他有时还“躬临法座，笔受其文[23]。”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真谛（西印度优禅尼人）也从扶南应梁武帝之邀而东来，他译出的经论很多，主要是有关大乘瑜伽宗的，其中《摄大乘论》的译本，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梁武帝热衷于亲自登堂讲授佛经，这在史书上多有记载。他经常讲经的地方有：同泰寺、华林园、寿光殿、占云馆、扶南馆、法云殿等处。他为僧俗主要讲说《大般若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金字三慧经》等。

　　梁武帝还常聚集僧俗，召开各类佛教法会，其名目有：无遮大会、救苦济会、平等法会、四部大会、无碍会、四部无碍法会、无碍法喜食宿、盂兰盆斋会等。

　　这里说说盂兰盆会，盂兰，在梵文里是倒悬的意思，盆是汉语，合起来意为盆之类的器皿盛食供佛奉僧以救倒悬之苦。《盂兰盆经》说，释迦牟尼的弟子目犍连，为救堕在饿鬼道中受苦的母亲，求佛指点，佛说：“你母亲罪业深重，不是你一个人的道力可以救助的，必须靠十方众僧的道力，才能救出你母亲脱离苦海。”那如何才能会集十方众僧来救人呢？佛告诉他：“七月十五日是众僧结夏安居修行结束之日，你应该在那一天敬设盛大的盂兰盆供，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众僧，他们的神威道力会帮助救脱你的母亲。”目犍连依言而行，果然救了他的母亲。后来目犍连又问佛，将来其他弟子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盂兰盆供救度他们的父母，佛予以肯定。这个故事里所包含的孝敬双亲的思想立即为汉地文化所接受。梁武帝正式创立盂兰盆会，大开斋筵，以供养十方僧众。由于梁武帝的极力提倡，民间各阶层无不效法遵行，渐渐成为汉地风俗，人们甚至把农历七月十五定为“盂兰节”。

　　设立水陆道场，也始于梁武帝。水陆道场，是汉地佛教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种，时间一般较长，短的7天，长的49天，规模也相当大，参加法事的有几十甚至上百名。其内容可概括为诵经设斋、礼佛拜忏和追荐亡灵。所设的供品以饮食为主。据佛教史籍传说，梁武帝在一天夜里梦里神僧对他说：“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普济群灵？”于是梁武帝创立法会，超度水陆上的一切鬼魂，普济众生。水陆道场就这样产生了。

　　（6）、编集、注释并撰写佛教著述

　　梁武帝博览佛书，勤于著述，《梁书·本纪》称武帝“尤长释（佛）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24]”。具体说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101卷、《大品注解》50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16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12卷，还有《立神明成佛性义记》、《净业赋》、《注解大品经序》、《宝亮法师制涅槃义疏序》、《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若干篇重要佛教论文。

　　在梁武帝的主持下，中外名僧对大批佛教书籍进行了编集和注释。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选集注释的佛教经典，主要有《众经要钞》88卷、《华林佛殿众经目录》4卷、《众经目录》4卷、《经律异相》55卷、《名僧传并序目》31卷、《众经饭供圣僧法》5卷、《众经护国高神名录》3卷、《众经诸佛名》3卷、《般若抄》12卷、《大般涅槃子注经》72卷、《义林》80卷、《众经忏悔灭罪方》3卷、《出要律仪》20卷、《法集》140卷、《续法轮论》70余卷、《大般涅槃经讲疏》101卷、《大集经讲疏》16卷等。梁武帝第三次敕编的佛经目录—由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

　　（7）、倡导佛教音乐

　　《隋书·音乐志》说，梁武帝曾“制《善载》、《大乐》、《大欢》、《天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另外，梁武帝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作“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据载，在梁武帝倡导下创作的梵呗新声，都有清商乐中“江南吴歌”的特色。由于帝王的喜好和鼓励，这个时期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8）、四次舍身为寺奴

　　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个人的所有身资服用统统舍给寺庙；一是舍自身，即自愿入寺，为僧众执役，以供养于佛，是为护法而舍弃肉身的修行方式。据《南史》卷七载，梁武帝四次舍身均在同泰寺，第一次在大通元年（527年）三月，时年64岁；第二次舍身在中大通元年（529年）九月，时年66岁；第三次舍身在中大同元年（546年）三月，时年83岁；第四次舍身在太清元年（547年），时年84岁。舍身时间第一次是4天，第二次是16天，第三次是37天，第四次是51天，说明梁武帝愈是到了晚年，舍身在寺的日期也就愈长。四次舍身，每次都由国家和公卿施舍大量财物，再把他赎回来，接着当皇帝，这种啼笑皆非的奇事，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5]。

　　梁武帝身为天子，却舍身入寺甘愿做“三宝之奴”，其目的是多重的：一是表明自身信佛极端虔诚，并不留恋皇帝宝座；二是带头兴起奉佛热潮，扩大佛教的声势，抬高佛教的地位；三是通过群臣用数亿万钱赎他这个“皇帝菩萨”回宫，可以极大地充实寺院经济，并借机把国库的支出转嫁到人民头上，变相榨取人民的血汗；四是还可以借此检验皇子王侯、文武百官对自己的忠诚程度，并进一步树立和加强其绝对权威。

　　（9）、加强佛教交流，推动佛教传播

　　在梁武帝时代，南亚国家与梁的交通往来非常频繁，常有遣使朝贡活动，于是佛像和佛经也纷纷贡献梁朝。据史载，天监二年（503年），扶南国（今越南）的阇邪跋摩送来珊瑚佛像，并呈献一批宝物。天监十八年（519年），扶南国又献上天竺的旃檀瑞像，以及婆罗树叶子、宝石、香等。中大通二年（530年）丹丹国（今新加坡附近）遣使奉表，赞颂梁武帝的盛德，仰慕梁地佛法的兴隆，并献上象牙佛像及塔各两尊，还有香药等物。大同五年（539年），又有沙门释宝云奉梁武帝之命，迎请扶南国一丈二尺长的佛发来至梁境[26]。

　　梁武帝时，还将佛教传入日本、朝鲜。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汉人司马达等人东渡日本，在大和坂田原设立草堂，崇奉佛教，其儿女则分别出家为僧做尼，这是日本僧尼的开始。梁武帝太清年间（547—550年），曾诏令送佛舍利到朝鲜的新罗国，新罗从此开始建立佛塔，供奉佛教。

　　综合梁武帝提倡佛教的活动，可以看出是一贯的、全面的、不遗余力的。从政治到经济全力支持，从宗教理论到宗教实践全面带头。综观梁武帝的一生，是尊奉佛教的一生。

　　二、梁武帝崇佛的原因

　　（1）、梁武帝推崇佛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映并适应门阀士族、王室、官僚和文人的利益需要和信仰需要。自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历来是佛教的主要社会基础。如南朝最大士族王、谢，王氏自王导倡导佛法、奖进僧徒以后，世代奉佛。谢氏与佛教也因缘很深，谢灵运更是揄扬佛旨，进一步发挥顿悟成佛之义，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的社会，他们是统治阶层的主体，梁武帝自然要依赖于他们，则必然要倡导他们尊崇的佛教了。同时，自魏晋以来的历代帝王也时有尊崇佛教的，如：东晋的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和恭帝，宋代的武帝、文帝、明帝等。在皇帝的带动下，后妃、王子、诸王媚佛之风益盛。如齐竟陵王萧子良，便是奉佛影响很大的一个，他对梁武帝的舍道归佛有着重要的影响。士族、王室的奉佛，又推动了朝贵官僚、文人学士的信佛。如南朝宋代元嘉时佛教很盛，著名的文人谢灵运、颜延之、名士王弘、彭城王义康、范泰、何尚之等都信奉佛教。到梁武帝时代，信仰、提倡佛教已成为上层社会的传统习惯。

　　（2）、梁武帝倡佛，也是企图适应社会心理状态，为全社会指引超脱生死之路。魏晋以来，整个国家呈长期分裂状态，战争频繁，社会动乱，人们都有朝不保夕的忧虑，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据统计，东汉末年以来至梁武帝即位，约二百八十年间，称帝的达一百十人左右，平均在位不到三年，其中大部分是被杀、被废和被俘的。性命短促，人生无常，欢乐少有，悲伤良多的慨叹，支配了人们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弥漫于中国大地的典型音调，成为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内容。人们除了及时行乐、尽情享受，还产生摆脱人生苦难的强烈的欲望和执着。这就为佛教的发展造成特别有利的条件，而佛教也以其来世成佛的美好幻境召唤人们。梁武帝倡佛正是适应这种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普遍要求的反映。

　　（3）、佛教势力益趋强大，争取广大佛教徒的支持，是梁武帝倡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佛教自传入到梁代，已有五百年的发展史。佛教徒中上层人士依赖于朝廷的支持和人民的供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特权，不负担租赋和徭役，从而逐渐有了寺院经济。寺院不仅占有大量钱财，还占有土地田园和户口，甚至还放高利贷。在梁武帝时，寺院蓄养大量的“白徒”和“养女”，即没有出家而为寺院服役的男丁和妇女，几乎占有全国的一半户口。这表明当时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僧侣地主阶层。这个阶层既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势力。佛教需要得到整个地主阶级特别是门阀士族的支持，而门阀士族也需要得到佛教界的支持。梁武帝的弘奖佛教也是为了争取佛教界支持的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努力。

　　（4）、从佛教自身作为统治工具的角度来看，儒家是适合封建土地所有制，适应中央专制主义的集权制，符合以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关系，并以此取得了正统地位。但儒家缺乏完整的宗教形态，在统治人民思想发面不如宗教浓烈，有很大的缺陷。而道教承袭了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庞大的宗教体系。它宣传“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由于根本做不到而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而佛教的宗教哲学、因果报应说、禅定修持、清规戒律、念经拜佛、布施功德以及各种宗教仪式，由于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有非常完整的宗教形式，而能适应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需要。它把人们的眼光从苦难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更是对人们具有独特的作用。佛教又能适应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条件和思想条件，和传统的思想、迷信相融合而日益中国化，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说，梁武帝提倡佛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选择、充实和调整思想统治工具的历史表现。

　　（5）、从梁武帝的个人因素来考虑，他通儒道、精文学，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这为他接受佛教提供了条件。同时，他的多重而复杂的性格，是他崇佛的内在主要原因。梁武帝具有强烈的内倾、封闭、保守和怯弱的性格，一方面他有贪婪和伪善的一面，他幻想既能从“布衣”而变为国君，也会有可能由凡人变为佛国菩萨。他突出个人，唯我独尊，制造对佛教的宗教迷信，正是要为臣属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他多次舍身，又要兼白衣僧正，其实是一种奉行政教合一的图谋；另一方面，他终身怀着强烈的精神寄托，沉溺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正是由此，使他走向佛门，他的狂热奉佛行为，也许不仅仅是出于宗教信仰，而且也还是他富有理智的冷静选择。

　　注释：

　　[1]、《会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上。

　　[2]、同[1]

　　[3]、《舍道事佛文》，《广弘明集》卷四。

　　[4]、“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招集文学之士，赋诗作文，纵谈阔论。当时萧衍和文坛领袖沈约以及谢脁、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以才学之士的身份并游西邸，号称‘八友’。”见《梁书》卷一，本纪第一，武帝上。

　　[5]、《敕命官民奉佛诏》，《全梁文》卷四。

　　[6]、“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见《郭祖深传》，《南史》卷七十。

　　[7]、大爱敬寺，位于钟山的北涧。为普通元年（502年）梁武帝为其父太祖文皇帝建造的。

　　[8]、大智度寺，梁武帝为亡母献太后所建。位于清溪西岸建阳城门路的东边，这是京城里最佳的地段。

　　[9]、光宅寺，本是梁武帝旧居，在同夏里三桥篱门的旁边。武帝即位后，即将其改为寺院。

　　[10]、开善寺，梁武帝为死去的高僧宝志所建。天监十三年（514年），宝志示寂，被安葬在钟山的独龙阜，梁武帝敕命就在墓地建造开善寺。高僧智藏曾被迎请住进于此，开讲《大般涅磐经》。

　　[11]、同泰寺，大通元年（527年），梁武帝在台城北建造。

　　[12]、见《南史》卷六。

　　[13]、僧正，由皇帝任命管理一个地区乃至全国佛教的“主教”。

　　[14]、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六。

　　[15]、三净肉，即不见、不闻、不疑杀生之肉。佛教《十诵律》：“我听噉三种净肉，何等三？不见、不闻、不疑。“

　　[16]、慧超，梁武帝的家僧。曾师事慧通，后从山东来到江南的南涧寺，习《涅磐经》，善草、隶书，能占相。曾为僧正，并向梁武帝授菩萨戒。庄严寺即梁武帝为慧超专门所建。

　　[17]、慧约，东阳（浙江金华）人，师事刘宋时的名僧慧静，受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所敬重。梁武帝对慧约礼遇十分优厚。慧约死后，梁武帝把他安葬在独龙山宝志墓的左侧。与宝志同为梁武帝最为尊崇的高僧。

　　[18]、宝志，俗姓朱，金城（甘肃兰州）人。梁武帝曾颁诏给宝志，称赞宝志的德行，并允许其自由出入宫城内外。

　　[19]、明彻，俗姓夏，吴郡钱唐（杭州）人。精律藏，曾为梁武帝家僧。梁武帝曾开设法会，为明彻忏悔，并亲自撰写忏悔文。死后被葬于定林寺。

　　[20]、昙鸾，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先驱，生于山西雁门。梁武帝尊他为北方肉身菩萨。

　　[21]、真谛，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前后共译佛教经论48部232卷，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四大家之一。

　　[22]、菩提达摩，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为禅宗祖师。

　　[23]、《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

　　[24]、《梁书》卷三。

　　[25]、《梁书·本纪》载，梁武帝舍身三次，比之于《南史》卷七所载，少了公元546年的第三次舍身，略有差异。

　　[26]、《列传第四十八·诸夷》，《梁书》卷五十四。

　　参考文献：

　　1、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4月版。

　　2、《梁书》。

　　3、《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