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魏晋僧人与名士的文化交游

　　解析魏晋僧人与名士的文化交游

　　李金泠

　　摘要:魏晋僧人在文学领域上十分活跃,同时在他们与名士们的交游中,也形象着名士们的文学态度,他们共同构成了魏晋文学的光辉。本文主要谈魏晋僧人与名士们在文化多方面的交游,以及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关键词:魏晋僧人;名士;文化交游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50-02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交融。这里主要从僧人与名士之间交游的这个侧面来谈。

　　佛教自从东汉永平十年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后,就对中国的平民、士族等各个阶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佛教的熏陶之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士人与僧人交游的现象。而魏晋时期是佛教传入后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佛教在这个时期与儒道传统文化相抗、吸收、融合,最终才形成儒释道相合的局面。

　　西晋佛教,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

　　东晋佛教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一百零四年间的佛教。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而加以提倡,就中在后赵、前后秦、北凉均盛,特别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南方为东晋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合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

　　二

　　当时的著名僧人有支遁、高坐道人、竺法深和竺法汰等人。支遁,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人。常被称为林公或林法师。在这些僧人中,最同时具有名士与名僧风范的就是支遁了。他平日喜游山水,养鹤喂马,好用诗阐扬佛理或吟咏山水。对于当时名士喜好老庄的兴趣,他也同样有。支遁与殷浩、许询、孙绰、郗超、王敬仁和王文度等名士都有交往,或是禅理,或是文学,或是相互排调。所以可以说,支遁是名僧与名士的双重统一体。支遁同样受到了东晋统治者的重视。晋哀帝即位后多次派使者请他进建康讲学。当时朝野对佛教相当信奉,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等十余所。可见统治阶层及士族对佛教的重视。

　　支遁与名士之间的交游,从很多方面都有表现。《高僧传》云:“王濛极重道林。尝曰:‘造微之功,不及减辅嗣。’”《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有“太原王濛宿构精理,撰其才辞,往诣遁,作数百语。自谓遁莫能抗。遁徐曰:‘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濛惭而退焉。”《晋书》中谢安还没有出仕前曾居住在会稽。与支遁、许询和王羲之等相互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郗超在《与亲友书》中写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有这些可以看出,支遁在于名士之间的交游中不仅涉及到佛理玄言,还有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高坐道人,《高坐道人别传》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传云国王子,以国让弟,遂为沙门。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资高朗,风韵遒迈。丞相王公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周仆射领选,抚其背而叹曰:‘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对其灵坐,作胡祝数千言,音声高畅,既而挥涕收泪,其哀乐废兴皆此类。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然神领意得,顿在言前。”

　　以上的引文对高坐道人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与王导、庾亮、周凯和桓彝等交游甚密。正如上文所说,王导“一见奇之”,王导在晋渡江前后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晋元帝践祚时请王导同坐御床就可以从中窥知。《世说新语·赏誉篇》中“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箸。’”桓彝与周凯对高坐道人的评价也可看出他们对高坐道人的欣赏。在周凯死后,高坐道人前往哭灵,恰恰凸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竺道潜,《高僧传》四云:“竺道潜字法深,姓王,琅邪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及中宗肃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世说新语·德行门》刘孝标注“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誉播山东,为中州刘公弟子。值永嘉之乱,投迹杨土,居止京邑,内持法网,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师也。以业慈清净,而不耐风尘,考室剡县东二百里山中,同游十余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风范,与高丽道人书,称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终于山中也。”

　　《世说新语·德行篇》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桓彝对竺法深是十分看重和尊敬的。竺道潜的老师刘元真有才解之誉。孙绰曾赞刘元真“索索虚徐,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矇。怀抱之内,豁而每融。”支遁与高丽道人书美竺道潜,特书为“中州刘公之弟子”。从这里就可看出竺道潜从小跟随名师学习,对于玄禅的开解也非常有深度。《僧传》云:潜伏膺以后,减削浮华,崇本务学,微言兴化,誉恰西朝也。在王导、庾亮去世之后,就“隐迹剡山”,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谓深厚。

　　竺法汰《世说新语》中“初,法汰北来未知名,乃分僧众,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勝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门题目》曰:“法汰高亮开达。”孙绰为汰赞曰:“凄风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无怍。事外潇丽,神内恢廓。实从前起,名随后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诏曰:“法汰师丧逝,哀痛伤怀,可赠钱十万。”竺法汰与王洽可谓敬重了解,“停车不行”可见王洽对竺法汰的重视程度。在与名士的交往之中,名士对于僧人们的看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他们钦佩僧人的同时,才能与僧人们进行交游往来。名士们对僧人们的钦佩主要是对他们人格魅力的折服以及认同对佛法的发挥和解悟。孙绰对竺法汰的评价,也可窥见竺法汰之风雅。

　　这些僧人不仅博学渊识,而且与当时的名士交游甚广。魏晋之时,士族普遍崇信佛教。因此这些高僧与名士之间谈论玄言佛道的同时,还会相已具有清谈家的互交流文学创作上的心得体会。总体上来看,名士向僧人们请教的主要是玄言佛理,而共同交流的主要是文学方面的心得。

　　魏晋时期的高僧有很多,不能一一详述,这里选出了典型的四个僧人进行详说。从这四人的身上,也可看出当时僧人们的主要交游集中在玄言佛理、文学创作以及对老庄作品的开解等方面。僧人们和名士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文化理解上,在精神层面上的高度契合,才使他们共同构成了魏晋时期繁荣灿烂的文化盛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僧人交往游玩的名士,大部分是出于求知而并非信仰,在感性以及理性思维基础上的分析理解,而不是结论后的研究,重点在于深入了解而并非信行。同时,这也恰恰表现了僧人与名士对于社会、人生和历史等的深入思考。

　　出自: 《文艺生活·文海艺苑 》 201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