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论学派与北齐、隋主流刻经之关系

　　地论学派与北齐、隋主流刻经之关系

　　（在中国北朝刻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地论学派是指南北朝时期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主的一个佛教学派，主要流行在北朝，且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等经久不衰。《十地经论》是印度大乘瑜伽学系的重要典籍。作者世亲初从声闻乘出家，后闻其兄无著讲《十地经》，便改变所宗而先撰成《十地经论》，对《十地经》进行了解释和阐述，以赞扬大乘。巩固了瑜伽学说的理论基础。北魏宣武帝于永平元年岁次玄枵四月上日（508），“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伏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论十有余卷”。1历时四年。《十地经论》共12卷。基本内容是对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十地”)、八识、三身、三聚净戒、因分果分、总别同异等六相，分别展开论释。它的思想特色，除了论述“三界唯心”，为瑜伽学唯识论开辟道路外，还论述到万法性空和智慧解脱，承绪般若空宗学说。从而它沟通了般若和瑜伽，实际上成为对龙树思想的补充。由于北魏宣武帝（500-515）亲自主持和笔受《十地经论》，所以《十地经论》译出后，研习者甚众。据《魏书·崔光传》记载，高据要津的崔光“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正光四年（523）《马鸣寺根法师》碑也记载，根法师“……三乘，□御十地，大夏闲居，授讲后生，四方慕义，云会如至。……造经数千……以正光四年（523）卒于寺。”2根法师僧传无载，马鸣寺的地理位置据陆增祥的考证“府籍华泾，当在关内”3。可见《十地经》在北魏时期已经很具影响。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菩提流支等译家学僧及其僧徒，随迁邺城，使邺城很快成为地论学派发展的摇篮，研习地论的高僧被称为地论师，地论学派也一度成为北朝特别是北齐的官方佛教。

　　1、地论学派在北齐的影响

　　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翻译《十地经论》的过程当中，由于在认识上的分歧，地论师分成相州北道及相州南道两种派别，以道宠为北道之代表主张“阿黎耶识”作为“无明”，以慧光为南道之代表主张“阿黎耶识”作为“净识”。据《续高僧传·道宠传》记载：“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有关地论南北道的划分在学术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南北两派的存在却是无可争议的。

　　以道宠为主的相州北道系，虽徒众颇多，但著疏不存，《续高僧传·道宠本传》记载，道宠闻菩提流支讲授《十地》后，在邺城自开讲席，“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时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相从来听”，道宠弟子“千有余人”，其中高者有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可见，道宠地论北道系在邺城也是很有影响的。

　　相比之下，以慧光为首的被称为地论南道系的影响要远远胜于地论北道。慧光在北魏末年既见重于当朝，《续高僧传·慧光本传》记载，慧光“初在京洛任国僧统，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慧光在东魏时期任僧统，直到孝静帝元象元年（538）卒世4。慧光死后，“天子哀，至德之长沦，悼灵音之不永，乃遣黄门侍郎贾思同，宣旨吊慰，赐赠斋施墓。”5一般僧侣卒世都是建灵塔供养，而慧光的卒世不仅皇帝亲自宣旨吊慰，并给慧光赐斋赠墓，建墓舍来安葬，可见，慧光在东魏时期的特殊地位。东魏、北齐乃至北周、隋，慧光的《地论》学在北方影响深远。出自慧光门下的学士“翘颖入林，众所推仰者十人，”6在《续高僧传》中就记录了十五、六位慧光弟子的本传。

　　慧光死后，其弟子法上接任僧统，至北齐更是受到文宣帝高洋崇敬，“事之如佛，凡所吐言，无不承用”。北齐天保年间（550-559）置十大僧统，文宣帝手命法上为大统，余为通统。法上成为掌管北齐境内二百余万沙门的最高领袖。慧光的其他门徒也多受到当权者的礼遇，他们“上至朝廷，下至州邑刺史，或立寺供养，或受戒为徒。”在魏、齐、周、隋数朝中慧光弟子及再传弟子担任僧官者居多。足见地论学在邺城乃至北齐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隋而不消。

　　2、北响堂刻经主唐邕与地论学的关系

　　在《唐邕刻经碑》、《北齐书》及《续高僧传》等史料中，均未提及唐邕与地论学派或地论师的关系。但从北齐当时的佛教局势分析，唐邕也应该与地论学派关系密切。

　　《北齐书》载，唐邕作为北齐权臣，“历事六帝，恩遇甚重”。可见唐邕与北齐诸帝关系甚密。唐邕曾陪文宣帝高洋去并州童子寺，高洋望着并州城问“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文宣帝说“我谓唐邕是金城。”可见唐邕在文宣帝高洋心目中的地位。而以法上为主的北齐地论师也与皇帝关系甚密。文宣帝高洋对地论师法上更是言听计从，礼遇有加。因此，唐邕与地论学派和地论师之间也有可能存在一种关系。

　　除法上之外，从其他地论师和地论学派在北齐贵族之间的影响分析，唐邕与地论学派也不可能没有接触。东魏北齐间，地论师与皇族乃至其他贵族交往甚密。仅从慧光法师的十大弟子即可看出：慧光弟子之一的道慎，由权臣高洋奏荐担任任东魏都维那；慧光的得意弟子法上，“年阶四十，游化怀卫”，被魏大将军高澄邀请入邺，遂成为魏、齐两代统师；另一弟子慧顺则是著名宰相崔光的弟弟，后经仆射祖孝徵推荐为僧官；僧达则是有宰相高隆之召入邺都，后介绍给文宣帝高洋，结果“齐文宣特加殊礼”，并在林虑山黄华岭下，为僧达建造了洪谷寺，并将神武皇帝高欢的旧庙施舍给僧达。等等。从而可以看出，一方面地论师与地论学派的思想在北齐统治集团从逐步渗透发展到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北齐贵族与地论师的交往似乎成为一种潮流，其内在的因素除地论思潮的影响外，还有可能是媚谳皇帝的一种伎俩（高洋对高隆之便一直有怀恨之心）。作为六朝元老的唐邕在这样的潮流中，不会袖手旁观，坐而视之。

　　从唐邕在北响堂所刻的四部佛经看，唐邕也应该是地论学派的一个直接追随者。按唐邕于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在北响堂发愿刻《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而《维摩》《胜鬘》《弥勒成佛经》都是地论师研习的主要经典。慧光还曾经注疏《维摩》和《胜鬘》，慧光的弟子僧范、慧顺、灵询以及再传弟子灵裕等也对《维摩》和《胜鬘》有过注疏。《弥勒下生成佛经》也是地论师日常诵习的经典。唐邕所刻《孛经》应该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北齐书·唐邕传》记载，北齐世祖时期，唐邕曾受到丞相高阿那肱的排挤，而《孛经》中佛对他的弟子也讲到一个受人嫉妒、毁谤的故事。除《孛经》是反映唐邕的个人心情外，其他三部佛经都是受地论学派的影响。

　　综合判断，唐邕在北响堂的刻经，受地论学派的影响很大，其所刻经典也以地论学派所诵习得经典为主。

　　3、娲皇宫刻经与地论学派之关系

　　娲皇宫共刻六部佛经，其中地论学派经典《十地经》占据主要地位，分布在南窟和南窟外崖面及北窟内。刻于北窟北侧的《深密解脱经》是由菩提流支翻译的，而菩提流支被推崇为地论北道派的祖师。《深密解脱经》内容也与《十地》关系密切，经文中讲到观世音菩萨请世尊说十地差别，而佛为广说大乘波罗蜜了义法门的内容。刻于北窟北壁的《佛垂般涅槃略说教戒经》简称《佛说教戒经》也称《遗教》，是地论师研习的主要经典之一。慧光法师曾经对这部经有过注疏。其再传弟子灵裕也有注疏。位于北窟北侧有唐邕为其妃刻的《妙法莲花经》也是地论派研习的主要经典之一。《佛说思益梵天所问经》属于大乘般若学系统，也是如来藏系得经典。也属于地论师研习的佛经。而《佛说盂兰盆经》主要讲孝道的问题，是一般僧俗都要诵习的佛教经本。

　　纵观娲皇宫的刻经，基本吸收了地论南北两派的思想。《深密解脱经》是由地论北道祖师菩提流支翻译的，属于阿赖耶识系，是地论北派研习的主要经典。而《佛说思益梵天所问经》在北齐也较为流行，如《续传·法常传》记载：“释法常。高齐时人。领徒讲律有声漳邺。后讲涅槃并授禅数。齐主崇为国师。……有僧法隐者。久住覆船山东岭。诵法花维摩思益以为常业。而未闲心观。”地论南派的弟子也常讲习此经，如《续传·静琳本传》记载：“静琳……于觉法师所听受十地。回趾邺都。炬法师所采听华严楞伽思益。”静琳为慧光法师的第三代弟子。娲皇宫现存的石窟主要以刻经为主，而以禅观为目的佛教造像极为少见，可以看得出来娲皇宫石窟的开凿就是为了镌刻佛经，娲皇宫刻经重点突出了《十地经论》，其他几部刻经也与地论学派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们推断，娲皇宫在北齐之时有可能就是专门弘扬地论学派的一个道场。

　　4、南响堂刻经与地论学派之关系

　　南响堂刻经情况比较复杂，作为主流刻经应该是第一窟内的《华严经》、第二窟内的《般若经》《大集经》、第四窟内的《妙法莲花经》、上层窟檐上刻的《文殊般若经》，而第六窟窟檐上刻的《大般涅磐经》“诸行无常”偈的镌刻年代可能要晚一些。与前述的所谓主流刻经有所区别。

　　南响堂所刻的主要有四部佛经，即《华严》、《法华》、《般若》、《大集》。这四部佛经均是地论学派研习的主要经典，尤其是《华严经》，慧光法师也曾对《华严》有过注疏。而南响堂所刻的这四部经尤其是地论南道僧侣们日常诵习的重点。据南响堂第二窟外的《滏山石窟之碑》记载，南响堂石窟寺的功德主是北齐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续高僧传·昙遵本传》记载：“释昙遵。……河北人……初出化行洛下。流演齐楚晋魏乃至燕赵……丞相淮阴王肱深器之……举为国都。寻转为统。”高阿那肱对昙遵僧统非常器重，那么，高阿那肱出资营建的南响堂石窟寺就少不了昙遵的参与。《滏山石窟》碑中虽提及有灵化寺比丘慧义的初创，但高阿那肱在皇帝面前发愿营建石窟寺兼有为皇帝营建歇脚离宫的这么一项大工程，不可能交给一个普通比丘来完成，那么最好的人选就是高阿那肱深为器重的、身为国僧统的昙遵法师，南响堂的开凿可能就是昙遵法师主持的这项巨大工程。而昙遵法师是地论南道领袖慧光法师的第一代弟子。昙遵的弟子昙迁及再传弟子道哲、静琳等在弘扬和研习地论学派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昙遵对其师慧光极为孝忠，“光师终日。遵在齐州。初闻哀问不觉从床而坠。口中流血。”（《续传·本传》）。有昙遵参与开凿南响堂造像并刻经的历史背景，那么，南响堂刻经均为地论南道的经典便不足为奇了。由此也可推断，南响堂在北齐时可能为地论南道师的主要活动场所。

　　5、安阳宝山灵泉寺刻经与地论学派之关系

　　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开凿于隋开皇九年（589），所刻佛经有《大集经》、《法华经》、《摩诃摩耶经》、《胜缦经》、《华严经》、《佛说佛名经》等。

　　此时的刻经在经历了北周武帝的灭佛之后，更加体现了保存经典的用意。

　　安阳宝山灵泉寺更加体现出石窟及刻经与地论学派的关系，宝山石窟本身就是由地论南道的高僧开凿。开凿于东魏武定四年（546）的大留圣窟，原名道凭石堂，是为道凭法师建造。道凭法师在少林寺“闻光师弘扬戒本。因往听之。涉悟大乘。”“经停十载。声闻渐高。乃辞光通法弘化”，“讲《地论》、《涅槃》、《华严》、《四分》。”成为地论大师。《续传·灵裕传》记载：“道凭即光师之所亲承”。北齐天保十年死后便葬在了宝山寺；

　　开凿于开皇九年的大住圣窟，是由灵裕法师主持开凿的。开皇十九年灵裕被隋文帝封为国统。灵裕青年时代想追随地论大师慧光，可惜，“闻慧光律师英猷邺下。即往归禀。会已殁世才经七日”。“乃回投凭师听于地论”。道凭法师一生著述较多，而他的第一部著作便是《十地经论疏》，《续传·道凭本传》记载：“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维摩》《般若》疏各两卷。《华严疏》及旨归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义章》四卷，《胜鬘》、《央掘》、《寿观》、《仁王》、《毗尼》、《往生论》、《上、下生》、《遗教》等诸经各为疏记。《成实》《毗昙》《智论》各抄五卷。鉴于宝山寺道凭和灵裕这两位地论大师的影响，宝山灵泉寺刻经直接体现与地论学派的关系。到了隋代安阳宝山寺成为弘扬地论南派的主要道场。而与其只有数里之遥的善应寺石窟，是由禅僧僧稠主持开凿，僧稠禅师与后来成为地论大师的慧光早年都曾追随少林寺的佛陀禅师学道，因此，两人之间存有师门之谊，因此，善应寺刻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地论的影响。

　　６、云居寺早期刻经与地论学派的关系

　　由静琬最早开凿的云居寺雷音洞内，共刻有十九部佛经。过去认为静琬为南岳慧思的弟子，2002年北京石经文化研讨会上，罗昭先生提出了静琬为地论师灵裕的弟子。据罗昭先生的研究，在雷音洞所刻的十九部佛经中，与灵裕或地论有关的就达十五种之多。其中地论师慧光注疏过地论重要经典就有7部（《胜缦》《维摩》《温室》《遗教》《地持》《华严》《般若》），灵裕注疏过的经典有9部（《胜缦》《维摩》《弥勒上生经》《温室》《遗教》《地持》《无量寿经》《华严》《般若》），其中还有地论师法上在洛阳创讲的《法华经》一部。雷音洞所刻佛经与地论师日常研习的经典就达十部之多。基本刻出了地论的主要经典。从此也可看出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刻经与地论学派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罗昭先生的推断成立，静琬作为地论师灵裕的弟子，静琬法师也将是一位地论师。

　　由于时间所限，河南香泉寺刻经以及山东的大面积刻经不再论述。

　　综上所述，北齐刻经的产生与北齐的佛教背景是息息相关的。由于北齐刻经特别是邺下的北齐刻经，规模大面积广，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巨大，绝非普通民众所能作为，因此，这些刻经基本都得到了北齐上层贵族的支持或直接参与。参与刻经的僧人也以北齐的官僧居多，且大多属于地论学派的南道系僧人。而真正的下层禅僧参与刻经的很少。地论南道系的这些僧人不仅掌控者数百万北齐佛教寺院和僧人，也直接掌控和影响着佛教界的意识形态。尽管地论学派也研习禅学，但他们的官禅与达摩所创的下层禅学在佛理上不尽相同，因此他们毁谤和排挤甚至迫害禅僧，《历代法宝记》记载禅宗始祖达摩禅师之死就是菩提流支和慧光“于食置毒”而亡，禅宗二祖慧可之死也与地论徒僧有关。因此，北齐刻经更多的体现出了地论学派特别是地论南道系的佛学理念，而其作为禅观和为防止法灭的功用性质则在其后.

　　(本文在中国北朝刻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在中国北朝造像学术研讨会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