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本土文化对佛教及佛经翻译的影响

　　浅析本土文化对佛教及佛经翻译的影响

　　龚家慧

　　摘 要:本文以时间为线,解析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传播过程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在佛经翻译中的体现。

　　关键词:本土文化 佛教 佛经翻译

　　一、佛教及佛经翻译

　　在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佛经翻译,从其翻译典籍的数量、参与人数、政府支持、历时之长等诸多方面,前所未有,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

　　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讲,佛经翻译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承载了文化传播、交流这样的重任。季羡林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倘若拿河流来做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袁朝云,2008:45)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印度(据《释迦牟尼传》记载),二十九岁出家学道,六年各方参学,备尝艰辛,穷尽诸学,终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从而洞察众生本源自性,详知身心潜能的无比妙用,洞彻宇宙万物的来龙去脉。后在世四十四年左右(也有四十九年之说),于印度各国游历传法,仅以言传身教而未留任何文字,涅槃后由其弟子将其说法结集,汇为经典。这也是现在我们所见经书名前一般都有“佛说”二字的原因,比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孝子经》等。

　　到了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开始向周边的国家传播。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了我国,而佛经从东汉恒帝末年即开始了汉译过程(据马祖毅,1984:19),佛教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最终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这一步极其重要。

　　二、本土文化及对佛经翻译的影响

　　1.由本土文化带来的误解

　　东汉时期,也即佛教传播的初期,并未引起很大影响,也没有得到广泛流传与回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佛教被视为秦汉之际道家法术的同类,以至于当时人们对佛教产生了这样的看法:“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佛也。”(参照马祖毅,1998:25)佛教经典中的确有很多类似神通的描写,比如在《观音菩萨普门品》中就有描写,说观世音菩萨度化人时会以多种形态示人,“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摘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版,佛教内部流传资料)经典里所要传达的与其说是神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传达,为了广度众生而作的各种努力。但是在当时信奉法术道士的年代,佛被普遍认为是消灾避难的神仙。对应的,此时期的佛经翻译也不受重视,在形式上以私译为主,经费由信仰佛教者自行提供,译者多来自异域,因此翻译方法上以直译为主,较为生硬。

　　2.佛教思想与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及佛经翻译的本土化尝试

　　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道两家思想,必然是一个巨大冲击。一般而论,本土文化为了保持其原有地位,必然要排斥、挤压异域文化,因此,可以想见在两晋之前,佛教必然处于一个受排挤、受排斥的境地。但佛教中圆融的思想赋予其兼容并包的特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一种融会、顺应的态度;而且,佛教很多思想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如南怀瑾所说,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时的用心与中国孔子的用心,并无多大差别,旨在“斥外道、说正法、存平等、行教化、正思维、伸智慧”(南怀瑾,2003:376)。所以,在传播上为了使中国读者易于接受,佛教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已有的概念来解释佛教义理,这样就使佛经的翻译具有明显的本地化色彩。比如,佛经翻译家支谦在翻译佛经时,就是直接用老庄哲学的名词概念来比附佛经中的概念,译《般若波罗蜜经》为《大明度无极经》就是取的《老子》中的“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也用“格义”法直接用《老子》中的概念来代替或解释佛经中的概念。并且支谦改胡音为汉意,也属于归化手法。风格上他追求文丽简约,较讲究修饰和文采。支谦的这种翻译佛经的方法引起了佛经翻译史上有名的“文质之争”,虽然在理论论述上“质派”取得胜利,但是在实践上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任继愈,1981:175)支谦这种翻译方法在三国到西晋时期引起了巨大的回应和认同,一方面是由于支谦是本土的译者,熟读经文又熟知中国文化,其表达方式必然适合本土读者的口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已不满足于儒家传统学说,积极探寻思想新方向,“并以旷达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谈的领域。其所宗奉《易经》《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恰在此时与佛教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变本加厉,便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风气。”(南怀瑾,2003:406)这些足以说明,知识分子阶层需要佛教思想新元素的注入,而人民大众由于政治社会的动荡和黑暗,战争频发,个人努力又无济于事,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因此,在思想上迫切需要有所依靠,而佛教思想所宣扬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使人们相信“前世因,今世果,今世因,后世果”,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解脱,在精神上找到了依靠和慰藉,因此人民大众的需求也是佛经翻译在本土化后得到广泛认同的一大原因。

　　三、本土文化对佛教的接受带来佛经翻译发展

　　东晋到隋末,是佛教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政治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历史上,在乱世时期往往会分化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入世的思想,及时享乐,追求奢靡生活,沉醉现实享受;一种是出世的思想,追求豁达高超的境界逃避现实。继承了魏晋玄学之风的南方社会在佛经翻译上仍然与玄学观点结合来阐发佛教理论,这也是南方统治者所一直找寻的进行精神统治的方式。北方社会崇尚经典,因此翻译禅学经典在北方比较盛行。统治阶级的操控使得佛教在南北方都得到发展。再加上这一时期僧人的积极活动,佛教有了大量信徒。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僧人佛图澄,他彰显的许多神通得到他人的信服与跟随,而且也传授佛学的修正方法,提倡禅定法门(安静、调息、首义入定),可谓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证实佛法的力量。而他彰显的神通又与中国道家的养生法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佛教在本土的接受障碍,从佛图澄开始逐渐扫清。

　　翻译形式上讲,从私译转为官译,从个人翻译转入集体翻译,翻译开始分工合作。佛图澄的大弟子释道安摆脱了佛教对玄学的依赖关系,总结了禅法与般若两系,虽然不懂梵文,却在对同本异译研究的过程中总结出了“翻译中的繁或简,文或质”(马祖毅,1998:37)的两种倾向,并且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

　　四、佛教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同放光辉

　　时至唐代,佛教文化已与中国文化互相包容、共存。民众对佛教思想及教义也欣然接纳、信服,佛教信徒越来越多。唐代的佛教,“既摄南朝佛教讲说的学风,从这方面阐扬封建制度的永恒性,也保留了北朝佛教注重禅定的学风,从宗教实践把人们纳入奴化教育的封建规范之内”(任继愈,1985:302)所以佛教依然被统治者加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其中玄奘大师从印度学成归国,可以说为佛经翻译做了巨大贡献。唐太宗为其设立译场,国内文人僧人达千人之众,共同参加翻译,玄奘大师精通梵语,母语又为汉语,在印度留学时,苦学佛学经典,能用梵语写作,译经更是得心应手。比起罗什大师的意译,玄奘倾向直译,但他的直译不是生硬,“他的翻译最擅胜的地方,在由于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自在运用文字来融化原本说的义理,借以发挥他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就是玄奘能很熟练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甚至改动原本。这样事实在从前没有梵文原典的对照是看不出来的。”(吕澂,1979:158)玄奘所组织的译场里,据《宋高僧传》记载,翻译的分工达十一种,从其不同的任务分工中,也可以看出佛经的翻译仍然是用归化的手法,使其更符合汉字阅读者的习惯。

　　五、结语

　　这让我们认识到,翻译的作用,绝不止于话语转化与信息传达,更肩负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任,并最终达到异域文化的内化和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因此,译者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正如王佐良先说所说:“他(指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1989:86)

　　以罗什大师和玄奘大师为代表的众多僧人学者,对待翻译工作殚思竭虑、精益求精、不辞辛劳,这种精神直到今天仍然照耀着翻译世界的天空,也激励着着每一名翻译工作者,要继承先圣遗踪,为后人留下更好的翻译作品,让文化交流在译者的妙笔下变得更加瑰丽多姿。

　　作者单位:河南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出自: 《新课程·教研版 》 2010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