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与藏传佛像艺术

　　西夏王朝与藏传佛像艺术

　　西夏王朝（1038—1227年）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北宋初年建国，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历史上，西夏统治的地域与吐蕃毗邻，而其河西陇右许多部落就曾为藏族人占据，盛行藏传佛教并使用藏文。由于这一地缘和传统往来的关系，西夏在仁孝时期便正式传入和接受了藏传佛教。据藏文文献《贤者喜宴》记载，西夏仁孝（1140-1193）曾遣使延请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未能前来，而派其弟子藏锁哇前来西夏，后被尊为上师。其后双方往来频繁，如噶玛噶举本寺——粗朴寺建白登哲蚌塔，仁宗又供奉赤金璎珞与幢盖；西夏人多甸木雅恭仁曾去拉萨东北墨竹工卡建直贡寺；蔡巴噶举祥仁颇切弟子藏巴东沽洼等师徒七人经蒙古转道西夏译经并讲授三宝密咒，祥仁颇切还名查巴僧格到西夏弘法，亦被尊为上师；西夏王曾去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扎巴坚赞座前亲近承事，扎巴坚赞的弟子迥巴瓦觉本还被西夏王奉为国师，其后此西夏王孙又对萨迦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十分敬信；西藏萨迦派上师扎巴坚赞（1147——1216）的弟子迥巴瓦觉本，也曾被西夏人奉为国师。通过这些往来，到仁孝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明显取得了重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西夏文法典《天盛旧改所定律令》第十一章规定：蕃、汉、西蕃（吐蕃）三族人可以担任僧官，但必须会读诵十多种经咒，其中吐蕃文经咒约半数。这是一条反应藏传佛教在西夏王朝享有主导地位的有力证据。另外仁孝乾？二十年（1189年）施印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也明确记载在大法会上“念佛颂咒，读西蕃、蕃、汉藏经”；又罗氏皇太后施印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的境界普贤行愿品》发愿文中也明确提到“度僧西蕃、蕃、汉三千员”。这两条发愿文关于诵经和度僧都将吐蕃列于首位，也不难看出藏传佛教在当时西夏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到西夏后期，由于西夏语吐蕃关系趋于缓和，两地的交往更加频繁，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更为突出，国内外现存和发现的藏传佛教艺术遗品大多就是西夏后期的。

　　从以上西夏王室与藏传佛教高僧的往来可以推测，藏族人来西夏不仅带来了三宝经咒，也必然会带来藏传佛教在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的仪轨或范本。目前在今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过去西夏王朝统治的地区依存或发现了一些藏传佛教造像和佛画，是西夏王朝境内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实物见证。从这些遗存和发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夏王朝境内流行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风貌。

　　宁夏境内发现的主要有砖雕佛像和娟质佛画，都是从佛塔中发现的。如1986年宁夏贺兰山拜寺口西塔天宫发现的彩绘娟质上乐金刚唐卡、上师唐卡，以及彩绘木雕上乐金钢像；1987年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中的001号塔、017号塔、085号塔发现的八件砖雕佛像，以及一百零八塔塔区河滩2号塔出土的两幅彩绘娟质千佛图唐卡。这些造像和画像作品都是十分典型的藏传佛教题材和风格的作品，其中几件砖雕佛像最具代表性，它们皆为高浮雕形式，造像的轮廓都非常清晰，虽然都程度都不同的有残损，但并不影响其艺术效果。从这几件雕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们的风格渊源，即来源于印度帕拉风格或尼泊尔风格。这些砖雕佛像面部皆呈贝叶式，额部呈弓状，躯体挺拔，肩部圆润，全身结构匀称，衣纹完全照搬印度萨尔纳特样式，身后的背光呈马蹄状，这些都体现出帕拉造像的鲜明特点。

　　内蒙古境内的藏传佛像艺术遗存主要以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作品为代表。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赖库部东南约35公里的纳林河东岸戈壁沙漠之中，西夏景宗元昊时兴建，为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的所在地，1227年为成吉思汗军队摧毁。元灭西夏后，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设置亦集乃路，蒙古语称“哈拉浩特”（khara

　　khoto）。元朝以后渐渐荒废。20世纪初俄国人可兹洛夫c曾两次赴黑水城，掘走3500余件西夏和元朝文物。其中，大约有三百件绘画，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这些绘画在形式上有木刻板画、麻质画和织锦画等。在《西夏文物》图录中，就收录了6件藏传佛教绘画；《俄藏黑水城文献》（全七册）中也收录和刊出了一些绘画图片。从总体上看，这些绘画作品的艺术风格基本一致。关于其风格来源，国外学者大多倾向于帕拉——尼泊尔风格，即东印度帕拉和尼泊尔风格的混合形式。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从佛像的造型特征看，绘画中的帕拉和尼泊尔艺术因素都有明显的体现。黑水城金刚坐姿的释迦摩尼佛像唐卡共有11幅，每一幅在构图和造型上略有微细差异而已。绘画中的帕拉艺术因素在一些胁侍菩萨像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在黑水城出土的11幅以释迦摩尼佛为主题的唐卡中，每幅的主尊身旁都有两位胁侍菩萨。这些胁侍菩萨从躯体造型到装饰几乎完全一样。菩萨头戴花冠，顶结发髻冠，面部很有特点，眼窝深陷，高鼻梁，面颊鼓出，下颌突显，显得富态、高贵、妩媚动人，具有印度妇女特有的面形特征和气质。菩萨躯体修长，体态丰腴而柔软，以三折枝式向主尊侧身站立，优美动人。菩萨上身不着衣，脖子挂项圈璎珞，左肩斜披圣带，下身穿短裙，手臂、腕和脚踝上都有钏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幅唐卡菩萨头后的头光边缘出现了锯齿状火焰纹，与帕拉造像背光上的锯齿纹如出一辙。从上述特征看，黑水城的胁侍菩萨像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帕拉造像中菩萨的样式。惟其不同的是菩萨像的站姿。菩萨双腿纵列，看上去很别扭，像是要倒一样，这是帕拉造像和绘画中罕见的，不知是模仿的不成熟，还是为了突出人物特殊的体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另外，黑水城的绘画从构图上也体现了西藏绘画艺术的早期风貌。画面主尊较大，约占画面的三分之一，主尊四周以方格形式布置其他内容。这种风格也足以说明黑水城的藏式佛像艺术与西藏佛像艺术之间的紧密关系。

　　甘肃境内的藏传佛像艺术遗存主要在榆林石窟和东千佛洞。这两处石窟都在甘肃安西县境内，位于莫高窟东数十公里处。据考，这两处石窟在当时之所以出现藏传佛像艺术遗存，是与当时西夏王朝在其西境设立的监军司——“平西军司”置于瓜州有密切关系。在榆林窟第29窟窟口南侧所绘西夏装供养人像题名中署有“大瓜州监军司”，就是有力的证据。1999年岁末，笔者有幸考察了这两处石窟，对石窟中的藏传佛像艺术遗存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这两处石窟各保存有两个西夏开凿的带有藏密色彩的洞窟：榆林窟为第3和第29窟，东千佛洞为第2和第5窟。洞窟的形制两处略有不同，但同一处的两个洞窟形制则完全一致：榆林窟两窟为中心设坛的单室形式；东千佛洞两窟分前后两部分，后部为礼拜道。两除四个洞窟目前塑像全无，所存主要是绘于四壁和窟顶的彩绘佛像。从绘画内容和风格上看，不仅有西藏的，同时还有汉地的，但两种内容和风格的绘画并不相融或相混，而是各自形成独立的画面，表现独立的主题和思想，它们与后来元朝在莫高窟出现的纯粹的藏传佛教洞窟（如莫高窟第465窟）有明显的不同，这可能与当时西夏境内流行的显密并重的佛学风气有关。关于这两处洞窟的密教内容与题材，宿白先生曾作过专门的考证，详见他的《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但是对其绘画题材的宗教意义和宗派属性，宿白先生没有作进一步探讨，目前也未见其他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关于这四个洞窟中的藏传佛像艺术风格，我看同黑水城出土的绘画基本一致，都属于西藏早期佛像艺术模式，带有明显的印度帕拉和尼泊尔佛像特点。如佛像面部上宽下窄，头部肉髻高隆、躯体挺拔、全身比例匀称，与元朝大头方面、躯体短粗的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其他如本尊、女性尊者、护法神等也体现出同一时期西藏中部地区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