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哥与尼泊尔佛像艺术的传入

　　阿尼哥与尼泊尔佛像艺术的传入

　　元朝时影响西藏佛像艺术的外来艺术主要是尼泊尔艺术。从文献记载看，尼泊尔艺术对西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大批尼泊尔艺人翻山越岭来到西藏帮助造像而实现的。由于藏传佛像艺术注重纯粹的宗教情感，从不雕刻造像者自己的名姓，所以大多数尼泊尔艺人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一尊留下尼泊尔艺人名字的造像。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些尼泊尔艺人中，有一位最杰出的尼泊尔艺术家的名字流传了下来，他就是阿尼哥。阿尼哥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杰出的成就得到了元朝帝王的极大尊崇，他死后，元朝大学士程钜夫尊专门为他树碑立传——《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同时他还被收入明人纂修的《元史》之中。阿尼哥的传记材料对我们研究当时中尼佛教艺术（包括佛像艺术）的交流和尼泊尔艺术对我国西藏和中原佛像艺术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

　　阿尼哥（1245-1306年），又名阿纳噶木。1245年出生于尼泊尔帕坦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属于尼泊尔圣阿巴格帝南岸，北望首都加德满都。历史上，这里以建筑、雕塑和工艺制作著称，有“良工之萃”的美誉，是尼泊尔古老的都市之一。阿尼哥自由生长在这块艺术沃土上，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染。三岁时，父亲便带他去逛各种庙会，参见各种佛事活动，帕坦大街小巷的寺庙和佛塔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次，在一个法会上，他仰望着寺庙那高耸入云的佛塔喃喃自语道：“这塔的主心木、相轮、塔身是谁设计建造？”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到惊讶。长大以后，他开始送读佛经，并兼习雕塑、绘画等传统技艺。他勤奋好学，天资聪颖，所学无有不通。从阿尼哥同年到少年的这些生活和学习经历看，他后来成为一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并不是偶然的。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尊奉西藏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以玉印，最终使西藏顺利地归附元朝中央政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族的一员。为了庆贺西藏的和平归附，以表蒙古帝国对西藏的重视，忽必烈立即敕令八思巴在藏地修建一座黄金塔。因为西藏与尼泊尔山水相连，当时身为萨迦派第一任本勤的释迦桑波深知尼泊尔多能工巧匠，就将建塔之事托付给当时的尼泊尔国王。尼泊尔国王欣然接受了释迦桑波的求助，立即在全国征召工匠，最后挑选了80名优秀工匠，阿尼哥即为其中之一。当时他年仅17岁。

　　阿尼哥与众工匠一起带着尼泊尔人民的深情厚谊翻山越岭来到西藏，入藏后便立即投入到建塔工程中。他们不畏艰辛，日夜奋战，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建塔任务。在建塔过程中，阿尼哥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指挥才能，都让冷眼旁观的八思巴看得真真切切。所以在黄金塔建成后，八思巴执意把他留了下来，并亲自为他剃度，收为入室弟子。1262年忽必烈诏请八思巴进京弘法，八思巴动身时特意将阿尼哥带在身边，准备推荐给忽必烈。抵京面圣时，忽必烈问阿尼哥：“你到我们大国来不感到害怕吗？”阿尼个回答说：“圣人对他的人民像孩子一样关心、爱护，我来到您的面前就像来到父亲面前一样，有何惧怕呢！”他的回答机智果敢，不卑不亢，大出忽必烈意料，令忽必烈惊叹不已。从此阿尼哥开始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

　　在重用阿尼哥前，忽必烈特意让他修补一躯宋室遗留下来用于针灸的铜人，为的是考核他的艺术才能。铜人是专为针灸而设计的，周身满布穴位，以作练习、考核针法之用。由于年久失修，铜人的关鬲脉络大都损坏失灵，曾经找过许多工匠修补，但无一人能担此重任。阿尼哥接受这项任务后，潜心研究铜人每一个细小部位，精心修理，经过四载，终告完成。忽必烈得知铜人修好后，欣喜若狂，当即叫来大臣和皇室匠人前来观看，并当众对阿尼哥大加赞赏。皇室的工匠见到修好的铜人无不佩服，一致惊叹道：“天巧，佛非人所及也。”阿尼哥由此而名声大噪。从此，忽必烈便把一些修寺、建塔、雕塑方面的重要任务交给他去完成。

　　阿尼哥不辱帝王的重托，积极的效忠于元王朝，不遗余力地贡献他的艺术才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由于他在艺术上频频做出成绩，他在元朝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元至元十年（1273年）他被授予“诸色人匠总管”；至元十五年（1278年）又被擢升为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将作院”是掌管宫廷服用及各类器物制造的机构。一个外国人能成为“将作院”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领导。足见其能力和影响非同一般，同时也反映了元统治者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宽容政策。

　　1306年阿尼哥猝然逝世于大都，享年61岁。元成宗特地为他辍朝致哀，并赐他“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等尊贵称号。还按其本国风俗，将其遗体火化。他的身骨葬在了当时的宛平县香山冈子原。他一生共娶了10个妻子，生有14个子女。阿尼哥的墓地今天在哪里？他的后代今天还有没有？这些都为仲尼两国人民极为关注！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阿尼哥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他的艺术才能体现在建筑、雕塑、绘画等多方面，并且都有突出的贡献。这些在元朝大学士程钜夫撰写的《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有明确的记载。其中，在塑像方面，他的成就尤为突出。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他向忽必烈献上修补好的铜人，大受忽必烈的称赞，这是他首次显示在塑像方面的才能。自那以后的几十年艺术生涯中，他在朝廷设置的“梵像提举司”辛勤耕耘，为各地寺观塑造了大量佛像。《元史》中说“凡两都（大都与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可见其塑像数量之多。《元史》还称他“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以此结合《元代画塑记》的记载，可以推知他当时塑造的佛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夹纻像；一类是失蜡法铸造的金铜造像。由于阿尼哥在艺术上的频繁活动和突出成绩，他和他的艺术风格在当时的中原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人们都称其造像为“西天梵相”或“梵相”，表现出对其艺术风格的认同。同时还有不少人投其门下，从他学习技艺，大都宝坻人刘元就是其中的一位，也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阿尼哥传来的“西天梵相”由于地域不确切，过去曾引起国内学人的种种推测，有人说是西藏造像风格，有人说是印度造像风格，其实具体应为尼泊尔公元12世纪时的造像风格。尼泊尔佛像艺术的肇始与印度同步，也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其后经不断发展与演变，在公元10世纪时开始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到公元12世纪时终于形成了具有其民族特色的艺术模式，艺术风格与手法皆臻于成熟。阿尼哥来自尼泊尔，他的“西天梵相”自然秉承了尼泊尔成熟期的艺术风格。当然，尼泊尔佛像艺术风格是在吸收和融合印度帕拉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其风格中保留了较多帕拉艺术因素，国外学者习惯称之为尼泊尔——帕拉风格；再者，尼泊尔艺术传入中原后，又受到了中原艺术的较大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元朝尼泊尔佛像艺术不仅仅是传统的尼泊尔艺术风格，同时还夹带有印度帕拉艺术因素和中原艺术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