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与藏族宗教联系的语言学考察

　　[杨杰宏]纳西族与藏族宗教联系的语言学考察

　　【作者】杨杰宏

　　【导师】木霁弘

　　【作者基本信息】云南大学，民俗学，2005年，硕士

　　【摘要】藏族和纳西族是两个有着丰厚文化遗产和突出文化个性的民族，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分别在中国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两个 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成为西南民族文化关系的重要内容。其中，宗教是藏族和纳西族文化交流史上突出而有特点的内容。在两个民族的语言中，寄寓着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包括宗教文化因素。本文主要运用纳藏宗教经典中的语言材料，以民族语言学方法论为主，并结合民俗学，民族史的研究方 法，对纳藏宗教联系的历史背景，词汇，语义，语言文化，以及语言特点，结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纳藏宗教联系的共性与个性，东巴教的性质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关键词】纳西族 藏族 东巴教 苯教 藏传佛教 语言学 考察

　　【收藏】云南大学图书馆研究生毕业论文文库

　　【字数】163029字

　　【收藏日期】2005年6月27日

　　纳西族与藏族宗教联系的语言学考察

　　导 言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语言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它既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以是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把语言现象当作民族文化的研究对象，重在考察它在民众生活中的表现和功能，并把它当作民众生活及文化的一种来研究。本文从语言入手来探讨民族文化的交往和联系便有内在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本文通过纳西族语言来追寻纳、藏宗教文化联系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德国哲学家海德尔说，“一个民族语言就是本民族精神，本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的历史，语言就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确良直接注解和说明。在民族语言现象中，注重研究那些有着鲜明浓厚的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宗教在民间作为一种信仰文化，在民众的民俗生活及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与语言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宗教自上而下地干预民众生活时，包括语言，语言也自下而上地渗透到宗教中。

　　藏族和纳西族是两个有着丰厚文化遗产和突出文化个性的民族，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分别在中国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成为西南民族文化关系的重要内容，成为推动当地“茶马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其中，宗教是藏族和纳西族文化交流史上突出而有特点的内容。在两个民族的语言中，寄寓着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包括宗教文化因素。语言作为一种活形态的立体性文化现象，它存活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有着特定的民俗功能，并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而变迁。通过语言透视两个民族的宗教文化联系，可以对当下藏族、纳西族民间社会的信仰实态、生活实态、民俗心理、文化变迁有个深入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面对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与传统民俗事象逐渐减少的现实，这种研究是“民俗学是一种现代学”的主张的一种尝试和实践。

　　二、 研究现状。

　　本文涉及到四个研究范畴：一是藏族与纳西族的历史比较研究；二是藏族与纳西族的宗教比较研究；三是藏族与纳西族的语言比较研究。与本论文有关的这个研究现状而言，纳藏历史关系、宗教关系的比较研究相对多一些，但纳藏历史关系、宗教关系的比较研究也迄今“尚无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论著及论文”。（杨福泉语）相对说来，纳藏文化关系研究中，以历史比较研究最为突出，成果显著。其中以郭大烈、和志武著的《纳西族史》、杨福泉博士论文《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尤为全面。《纳西族史》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纳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发展脉络作了历时性的概括，特别以元明清三代较为详细。杨福泉的论文到30多万字之巨，对藏族与纳西族的源流、政治、宗教、商贸、文学艺术等五个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其论文侧重于纳藏历史关系，对宗教关系也进行了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其中提出了新的一个观点，明代以降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大量渗透，是藏传佛教在丽江势微，使丽江成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分水岭的主要原因。文中对两个民族的语言渊源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除了以上两本专著外，方国瑜的《么些民族考》，和少英的《纳西族文化史》，白庚胜的《色彩与纳西族民俗》，王恒杰的《迪庆藏族社会史》，黄奋生的《藏族史略》，达仓宗巴的《汉藏史集》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纳藏历史关系的一些方面。

　　论文方面，张江华的《论纳西族与汉族、藏族的历史文化联系》较为突出，文章认为藏传佛教的传播是使藏区纳西族逐渐藏化的重要原因。在纳藏宗教关系方面，主要集中在纳西族东巴教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藏传佛教的相互影响关系。白庚胜的《东巴神话研究》、《东巴象征论》，戈阿干的《东巴神系与东巴舞谱》对东巴教的教义、神系类型、象征意义、仪式比较作了比较研究。三本专著皆侧重于东巴教与藏族本教的比较研究。相对而言东巴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比较研究李国文的《纳西象形文化与纳西哲学》、《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杨学政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相对突出些。

　　在纳藏语言比较研究方面，直接对“藏族与纳西族的语言比较研究”的专著则尚未发现，论文则较为分散地附带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在这方面，木仕华的《纳西象形文与藏文的关系》较为突出。纳西族的语言方面可以分为语言和文字两部分。在语言方面以和即仁、姜竹仪著的《纳西语简志》为代表，此书对纳西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文字作了实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尤其是文后的纳西语基本词汇表对本论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纳西文字以方国瑜的《纳西象形文字谱》和李霖灿的《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为范本，二书对纳西象形文的字、词、义、构造方式、文字功能作了科学的分析，并对纳西象形文字的产生时间、历史背景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另外，研究论文方面，孙宏开的《论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一文，把纳西语置放于藏缅语族的背景下，从词汇、语音、语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对纳西语在藏缅语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纳西语是介于彝语和羌语的交叉语言，而非单属于某一个语支。盖兴之的《论纳西语中的多元文化现象》则对纳西语与汉语、白语、藏语作了比较研究，尤其是与汉字语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民族接触中的语言文化联系。在藏语言研究的文本中，戴庆厦的《藏缅语族语言研究》，《民族与语言》，马学良的《民族语言研究论文集》， 中央民族大学编的《藏缅语15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等著作中相应地涉及到一些。另外，瞿霭堂的《汉藏语言研究院的理论和方法》，施向东的《汉语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汉藏同源词谱》通过汉语与藏语的研究比较，对研究的范式、理论方法、同源体系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这对纳西语与藏语的比较研究不无启示。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由于对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语言视野下的民族宗教研究在国内尚未充分展开，本文在通过具体的语言现象透视民族宗教的文化联系时，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 对语言与宗教二者关系的总体把握，其中关键是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关系问题。关注的焦点是放在语言上还是放在宗教学范畴上？笔者认为，对民众信仰现象的语言学考察，首先要符合语言学研究的总体任务。从这一原则出发，就要将语言研究对象——民间语言现象界定为民众的生活及文化活动现象，把民族文化视野下的语言现象当作一种生活情景中的文化活动。它包括三个层面：语言形式，语言行为和与之相关联的民众精神状态。

　　2、 语言与纳藏宗教文化联系之间的关系。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与其他文化事象交融在一起的，尤其与宗教关系。这种状况所带来直接的三个问题：一是在研究两个民族的语言时，也是在研究两个民族的宗教文化；二是在研究两个民族的宗教文化的同时，也是在研究两个民族文化情境，如信仰实态、生活实态；三是在研究两个民族的语言、宗教文化时，也是在研究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如历史关系、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文化变迁。

　　3、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语言学和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语言现象 。（1）、语言学的方法：①、分析法。从语言特点的分析中来两个民族在宗教上的联系。如分析词义的多义性特点，词组的构造，借词的特点。②、比较法。通过语言材料的相互比较来观察、揭示两个民族在宗教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融合的过程。如通过对同源词、共价词的比较，考察两个民族语言在类型牙的相似性与起源上的同一性。

　　（2）民俗学的方法。本文除了上面所述的两个方面以外，特别注意了运用民俗学的基本特征来考察纳藏两个民族的民间语言现象，尤其是语言的传承性和变异性的两个方面。在研究中既要注意追溯语言的传统形态，又要注意研究它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变异状况。另一方面是民俗学特别注重的田野作业方法。

　　四、 研究的难题。

　　一是有关从语言透视民族宗教关系的研究资料不多。藏族和纳西族的比较研究被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传统比较研究所涵盖的历史局面仍未打破，至于以语言学的角度对两个民族宗教的比较研究少有涉及。这对论文的深入展开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困难。

　　二是论文的理论建构，逻辑关系。如何处理以下四种关系：（1）时空限定与宏观背景之间的关系。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民族语言中的宗教这样一个“时空坐落”中，但宗教与语言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和孤立的单位，特别是在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如何把握宗教与语言的演变、渗透？如何把握其二者的参照性？（2）、宗教行为与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宗教文化活动是以习惯的行为模式出现，体现的是民众精神，有传统文化的沉淀；而参与这些宗教活动的民众与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有差距，他们对传统活动的理解也是有差距的，这些差距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上表现出来。（3）、语言视野下宗教的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作为语言的使用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语言使用区域内的语言行为是有差异的，如早期藏族宗教对纳西族宗教的影响是以本教为主，后期以藏传佛教为主，但二者又不能截然分开，早期的藏传佛教的传入是通过后期本教渗透过来的；其次在纳西族东西两个方言区而言，也是存在着纳藏宗教联系的差异性及层次性，东部方言区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至今仍在继续。再次，从语言中表现出来的宗教就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形态及其文化内涵，二是变迁后的现状以及原因。如何分析、把握语言、宗教二者的传统与变迁关系？

　　五、 文本的规范

　　1、 学术界对纳西族东巴古籍中所使用的文字有三种不同的称谓：“东巴文”、“东巴象形文”、“纳西象形文”，现统—称之为“纳西象形文”。根据有三：一、方国瑜认为“文字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为社会实践服务。纳西象形文字虽与东巴教有关系，但应是先有文字，后为东巴所利用。文字的创始与运用，当在萨勒（笔者注：指丁巴什罗，相传为东巴教的创始人）之前，到他时运用已广，并得到发展。所以不能称为东巴文，而应称为纳西文”。[1]二、纳西象形文字的创制、使用、传承的主体是纳西族人民。其使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东巴教，也包括纳西族上层、下层民众。因此不能只强调宗教性，而忽略了群众性、民族性。三、国际上对语言文字的称谓也是以文字的使用主体的族称或朝代来命名，如汉字、蒙古文、藏文、西夏文、契丹文等等。

　　2、 藏族的本教在不同的文本中写作“苯教、“本波教”、“笨教”、“本教”、“黑教”，现统—为“本教”。

　　3、 东巴经中的神灵名称、神格名称以云南省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所编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1——3卷）为参照标准。[2]

　　论文结构梗概

　　藏族和纳西族是两个有着丰厚文化遗产和突出文化个性的民族，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分别在中国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纵观整个纳藏关系史，尽管两族之间发生过一些战争、冲突，但居于主流的仍是相互交流、影响，和平共处，声气往来，共荣共赢。尤其在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这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也体现出来。方国瑜的评语是中肯的：“唐初，磨些民族介于吐蕃，南诏之间，其势力消长，互相攘夺，则其文化之冲突与融合，亦可想得之；今日麽些之文化，受西川传入汉文化之影响甚大，而南诏、吐蕃之文化亦有影响，又麽些文化输至吐蕃亦有之（如食品，礼节多习麽些也）。任乃强《西康图经 民俗篇》述开辟滇康间文化之三大动力，以丽江木氏图强，经略附近民族为第一动力，洵非诬也”。[1]

　　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成为西南民族文化关系的重要内容。其中，宗教是藏族和纳西族文化交流史上突出而有特点的内容。在两个民族的语言中，寄寓着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包括宗教文化因素。语言作为一种活形态的立体性文化现象，它存活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有着特定的民俗功能，并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而变迁。

　　在族源上纳西族与藏族同源于古羌人；在语言上，纳藏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民族活动的地理环境上一直处于杂居、毗邻的关系。在经济、文化上一直处于交流、融合的关系，即使在历史上相互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并未割断过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也是纳藏宗教、语言联系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

　　本文基于这样深厚的历史背景，本文主要运用纳藏宗教经典中的语言材料，以民族语言学和民俗学、民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词汇、语义、语言文化、语言结构理论四个方面在对纳藏宗教联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1、 纳藏宗教联系的词汇分析。

　　纳西语与藏语同源于古羌人的语言，具体讲是牦牛羌仍未分离时的语言，也就是藏缅语言仍未分化时期的语言。这种状况到白狼羌时还存在着明显的亲属关系；后与牦牛羌发生分离，纳西语与彝语支语言属于—个语支系统，但同时与相邻而居的藏语支、羌语支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宗教对词汇的影响是巨大的，两个民族皆有着大量的宗教词汇。仅从神灵体系的词汇而言，东巴教中既有大量的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产生的神灵，也有不少的来自外来宗教的神灵。藏族的神灵体系中也有原始宗教所产生的神祗，但主要以佛教的神灵体系居多。词汇分析主要侧重于同源词、借词、纳西象形字与藏文的关系。从同源词分析来看，一是纳西语与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与彝语支不相上下，个别语言还略高于彝语支。尤其是属于羌语支南支的尔苏语、纳木义语与纳西语的接近程度高于彝语支语言，特别是纳西语的东部方言更明显地接近羌语支的南支。

　　从借词分析来看，东巴经中就存在着大量的藏族宗教中的词汇。相对而言，藏传佛教的借词比之本教更多—些。这可能与后期本教佛教化的原因有关。这些借词的大量充斥在东巴经中，一方面，丰富了东巴教的内涵，同时也对东巴教的原有内容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促使其发生演变。如“三恶趣”、“三界六道”、“四大部洲”等佛教词汇对东巴教的教义、仪轨、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文字而言，藏文字母同时出现于东巴图画一象形字和哥巴音节文字中，即李霖灿所谓形字和音字，其中少量与形字结合派生出新的字体，成为纳西象形文造字法中又一新的模式。而大多数借纳西象形文的藏文字母及相关符号主要与哥巴字(音字)结合，结合后产生的新字有的合乎藏文拼读规则，有的纯粹作为构字部件，而未起到标音和标意的作用。尤其是藏文元音符号在纳西象形文中的运用，任意性较大，与藏文中的作用相去甚远。

　　2、纳藏宗教联系的语义分析。

　　宗教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曲折反映，在两族的宗教经典中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动物神灵也是这种社会历史的反映。这说明纳西族与藏族在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游牧生活，由于长期与动物接触，动物名词对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产生了一些影响。如以动物名词来命名人名、神名、鬼名、地名，以动物名词来比喻社会生活中的哲理、经验。纳西族与藏族的动物名词的语义层次大同小异，其差异性表现在一些动物的功能、名称上，如休曲??33 ???13在藏语中的指义是“鸡”，在纳西语中是“大鹏鸟”，其神通比藏语中的“鸡”要大得多。“牦牛”、“犏牛”、“乌鸦”的神通功能则藏语语义要比纳西族要大得多。说明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既有相关性， 也有差异性。

　　3、纳藏宗教联系的语言文化。

　　纳西族、藏族多元的社会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宗教作为民族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也能从语言中反映出来。语言及其所反映的宗教内容、观念都是以纳藏两族的文化作为“底座”。现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纳藏宗教的内在逻辑联系。纳藏宗教联系的源头可追溯到古羌人的自然崇拜、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通过宗教联系，在民族心理上获得了的更大认同，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为稳定边疆和祖国统一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交往，成为推动历史上“茶马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

　　4、纳藏宗教联系的语言结构分析。

　　语用学的角度来看，纳藏宗教联系的语言结构可分为三个层面：语言资源、语言行为、语言意识。语言资源实际上上不具备完全独立的存在形式，它从语言行为和语言意识中抽象出来的规则系统。但语言的高度凝固性、超强稳定性及传承性决定了语言在—定程度上具备相对独立性，使得语言的演变并不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同步，并在—定程度上成为—种相对独立于人的共时性精神活动的客观实存，从而影响、制约着人的精神，进而规范着语言行为。藏传佛教的密宗中的“中阴”理论及纳西族的“绍”的灵魂观可以佐证上述理论的成立。

　　5、纳藏宗教联系的差异性。

　　首先两个民族宗教信仰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性质不同，如藏族的宗教信仰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较大，而且这种影响是直接的。纳西族的宗教信仰里也有印度宗教文化影响的内容，但这种影响主要是间接的，中间经过了藏族宗教文化的过滤、融合。

　　其次，两个民族的宗教文化的影响关系是不对等的，大体来说，藏族的宗教信仰对纳西族影响更为广泛、深刻，而纳西族的宗教信仰对藏族的影响相对较小。

　　第三，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历史层次性也有差异，汉文化与藏文化是影响纳西文化的两大主流文化。二者对纳西文化的影响在历史上呈现出互为消长的局面。如纳西族的宗教信仰在历史的早期、中期（宋元以前）受藏族文化影响较大，但后期受汉族、白族文化影响较大。

　　第四，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影响在历史进程中，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影响再大，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同化）的现象，而是相对独立地保存了各自民族的信仰体系。

　　第五，纳藏宗教联系有地域差异。

　　6、纳西族东巴教的特点及性质。

　　宗教性、集体性、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复合性是东巴教的重要特征，但无法概括出东巴教的所有特征。五个特征只是在东巴教中普遍性较为突出的概括，同时这五个特征是辨证统一的，我们在考察东巴教时应整体考虑，这样才会对东巴教有一个清晰、客观、完整的认识。

　　就东巴经的性质而言，它与原始宗教、巫术是有着重要区别的，历经千百年发展而来的东巴教绝非早期的“原始巫术”，即使它仍残留着大量的原始宗教的内容，但绝不能静止地、狭义地理解为纳西先民早期的萨满教（巫教）。东巴教的性质难以原始二字涵盖。

　　10、纳藏宗教联系的启示

　　宗教是文化的精神，因此文化对话的关键在于宗教的对话。宗教精神体现了文化形式中的统—性，因此文化对话的基础性工作就在于宗教对话，文化对话最终成功的希望也系于宗教对话。纳藏宗教联系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宗教文化的对话交流促进了两个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成为茶马古道的关键动力之—；二是促进了东巴教的发展，使其超越了原始宗教的范畴，成为最有纳西族民族文化特质，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文化标识；三是这种长期的交流、对话使两个民族形成了开放进取、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各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后 记

　　此论文的缘由已久，如果推到终结点，可能是在孩提时就开始了。出身在纳西人家，村里有座大黑神庙，传说与纳西族保护神三多同属兄弟，自幼时，脑海里就充斥有关三多神、祖先神崇仁利恩、风神达勒阿萨命等种种神话及传说。幼时一直以为现实中真的有这样一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世界。后来上了学，慢慢褪去了神秘色彩。但不经意间又浸染了另—种神通更为广大的宗教——藏传佛教。初中时的学校就设在赫赫有名的丽江十三大寺之首的指云寺，读了三年书，睡了三年大殿。及至高中，换了另一所学校，虽然不需要再睡大殿了，但还是与佛寺有缘：在学校相隔三公里的地方就是文峰寺。寺旁有一灵洞，静坐三年三月三日三时三刻满者可获得“都巴”学位，有了这个学位可以到其他寺中担任主持。三年后上了大学，佛寺不再相随，但同舍的同学中有一个来自德钦的藏族同胞，一有空他就给我们灌输一通佛祖的教义。虽说没有多少效果，但对藏传佛教有了不少的了解。后来，毕业后分到丽江教育学院，学校的南邻是东巴博物馆与东巴研究院，北边是藏传佛教寺庙东竹林寺。我还是逃不出佛的手心！

　　2002年到云南大学读民俗学时，我的导师木霁弘老师一开始就给三年的学术方向定了位：以语言为研究手段，主攻纳藏宗教联系。我就走上了这条畏途，一走就两年多了。当然，刚开始时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等到走上了这条畏途，其间的艰难、甘苦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平时积累的浅薄，对宗教事象的似是而非，藏学方面的空疏，语言学根基的不足。这些都构成了对自己巨大的挑战。无法忘记三年中奔走于宿舍与图书馆之间的日日夜夜；无法记起多少次走访老师、前辈们时的感念与沉实；无法抹去记忆中行走于家乡与藏区的惊险与惊喜；还有因电脑故障导致文稿化为乌有时的万念俱灰；图书馆的借来的五本书一夜间不见踪影而惶惶不安；工作、生计、学习带来的压力曾一度使我喘不过气来……这些前行中的细节及感受一一沉淀在心中，成为灵魂中飘扬的旗帜，一直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每一次回望走过的路，我心中总是涌现出由衷的悲怆与欣慰。

　　在云大三年的学习中，导师木霁弘老师自始至终宽严相济，在学理与为人上谆谆教诲，使我终生受益！张福三、段炳昌、黄泽、谭君强、谢国先、郑筱云、马京、秦臻等老师给了我写这篇拙文的理论基础和勇气。

　　另，此书的成稿也受惠于郭大烈、余嘉华、木芹、杨福泉、和绍英、白庚胜、杨世光、木基元、戈阿干、和仕华等诸多前辈的指正。想及这么多年，受惠于诸多先学的携爱，自己在学业上却未能有尺寸之进，不禁泫然！

　　还有与我三年同窗的同学刘帅东、秦一超、杨筝、梁晓芬、丁晓辉、吕雁等同学，一直声气往来，息息相通，互勉共进，成为三年里最沉实的记忆。还有在撰写论文时给予心力支持的刘世超、和春云、刘建华、和万传、杨林军、杨春和、木仕华、和建华、和志国等同学及乡友，他们的热情与真诚一直与我相随，使我在寂寞的行程中有了几分前行的勇气和温馨。

　　诚然，因自己才疏学浅，论文在学理与内容上的薄陋是明显的，与其说是—种尝试，不如说这只是探求这个认识过程的一个思路，并且更是一个自己未来走向的设计而已。

　　我将不惮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