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重佛教

　　宋朝皇帝重佛教

　　邓来送

　　一、宋初太祖敕雕佛经

　　后周统帅禁军的大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他便是宋太祖。赵宋王朝继唐朝后，对佛、道二教都极为提倡，所以，两宋时期，佛、道二教都十分流行。北宋建国之初，即极力提倡佛教。建隆元年(960)六月，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不久，便下诏诸路：在周世宗时所废而还未毁的寺院，立即停止毁禁，并着手修复；已经拆毁的寺庙，所遗留下来的佛像要妥善保存；敕令用金字、银字书写佛教经文。

　　在宋太祖保护佛教的政策下，建隆元年这一年便剃度僧尼8000人。接着，宋太祖又派行勒等157人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大力弘扬佛教。

　　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敕命内官张从信前往益州雕刻大藏经版。佛经，在唐朝以前主要依靠抄写，到了宋朝，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传播的需要，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推广。宋太祖利用最新技术，派内官张从信在益州主持雕刻大藏经，这次刻经，前后费时12年。最初刻制佛经5000多卷，后来又增刻1000多卷，共达13万块雕板。这部佛经因刻于宋开宝年间，所以被称为“开宝藏”。又因刻于四川，故又称“蜀版大藏”。这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也是当时最全的一部佛教丛书。应当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发展的一大贡献。

　　宋太祖赵匡胤还曾敕命铸造菩萨像。在河北正定有所佛寺，俗称“正定大佛寺”，是隋朝开皇年间建造的。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诏令，在寺内铸造一尊菩萨像，并将该寺大事扩建，更名“龙兴寺”。直到今天，这里还存有山门、摩尼殿、慈氏阁和转轮藏殿等四处宋代建筑。寺院虽经元、明、清几代重修，但仍较完整地保存了宋代的总体布局。清代康熙年间诏令改为“隆兴寺”。一所佛寺，倾注了从宋太祖到清康熙几朝几代帝王的心血。

　　二、太宗令编纂高僧传

　　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弟弟赵匡义继位，即是宋太宗。宋太宗保护佛教，即位的第一年太平兴国元年(976)，就剃度僧尼17万余人。宋太宗在位期间，大建佛寺，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地建造了为数不少的寺院。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敕令内侍张廷训主持重修五台山上的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等10所佛寺，并铸造金铜文殊像，安置于真容院(即今天的菩萨顶)。同年，宋太宗诏令峨嵋山白水寺高僧茂真重建集云、卧云、归云、黑水、白水诸寺，又铸造普贤菩萨铜像一尊，重达62吨，供奉于白水寺，也就是现在的万年寺。

　　宋太宗积极赞助佛经翻译事业。太平兴国五年(980)，他在东京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了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由于宋太宗奉佛，西域、天竺僧人携带经文来到汉地者络绎不绝。其中天竺僧人法天、施护、天息灾，都曾在宋太宗开设的东京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活动，并御派汉地僧人法进、常谨、清沼等人充任笔役，协助译经。

　　宋太宗敬重僧人，与高僧赞宁关系尤密。赞宁，俗姓高，吴兴德清人。他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后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除佛学之外，赞宁兼善儒、老、百家之言，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日增，五代十国时，曾为吴越王钱所敬，委任两浙僧统，赐以“明义宗文大师”称号。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降宋，僧人赞宁也以花甲之年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来到汴京(今开封)，宋太宗在滋福殿上亲自接见，赏赐甚丰。此后，宋太宗又多次召请赞宁入内，赐予紫衣及“通慧大师”称号，并恩命赞宁入翰林院。太平兴国六年，宋太宗委任赞宁充右街副僧录。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诏令赞宁返回杭州，主持编纂《大宋高僧传》，历时7年，成书30卷，受到宋太宗的褒奖，命僧录司将其编入大藏流通。淳化元年(990)，宋太宗敕命赞宁任左街讲经首座，第二年又任史馆编修。至道元年(995)，宋太宗又请赞宁出掌洛京(今洛阳)佛教事宜。赞宁以学识广博知名，他在宋太宗时期叠奉诏旨，主持编修《大宋僧史略》3卷，记载了僧尼事务及佛教典章制度的起源和沿革。僧人赞宁能在佛学史上有所造诣，是与宋太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宋太宗时，先有南唐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1卷，将其赐给宫女乔氏。后来，这姓乔的宫女被宋太宗看中，选入宫中，颇受宠爱。当李后主死去时，乔氏从内庭拿出所赐经文，舍身相国寺，并在经文后写道：

　　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故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

　　宫女乔氏所书，字迹整洁，词语怆惋。后来，有僧人把这一李后主书写、宫女乔氏添词的经文带到江南，放置于天禧寺相轮中。据说，该寺后来大火，相轮从火中堕毁，而经文仍完好无损。这一故事向人们透露，宋太宗的后宫内，也有不少好佛的嫔妃佳人。

　　三、仁宗赏赐高僧紫袍

　　宋太宗之后，是宋真宗赵恒。他沿袭宋初保护佛教政策，在位期间，除继续建造佛寺翻译佛经之外，还亲自为佛经作注，又亲笔撰写《崇释论》，文中反复论说佛教与孔孟之儒教“迹异而道同”。在真宗的提倡下，全国僧徒达到40万，女尼6万多，成为赵宋一朝僧尼最多、佛学最盛的时期。

　　接下来的宋仁宗赵祯，可算是北宋中期的皇帝，他也尊奉佛法。当时，有南方僧人契嵩格外受到朝廷敬重。契嵩，俗姓李，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他7岁出家，13岁落发，翌年受具足戒。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契嵩游历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居于灵隐寺永安精舍。这期间他著有《原教》、《孝论》等10多篇，力陈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五常”义理相通，他说：“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佛家的戒律正是儒家的信条，两者同是治国安民所不可缺少的，以此来驳斥那些排挤佛教的论调。他还著有《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等佛学著作，对禅宗史有较大影响。在观察使李公谨的奏请下，宋仁宗向契嵩赏赐紫方袍一件。接着，开封府尹王仲义又上疏仁宗，请将契嵩的佛学著述诏付法院编次入藏，仁宗依请颁旨，并赐予契嵩“明教大师”称号。当时，朝中自丞相韩琦以下，对僧人契嵩莫不崇敬。契嵩后来返回钱塘，受到太守蔡君谟的礼遇，住在佛日山。一介高僧，成为赵宋君臣尊崇膜拜的偶像。

　　四、神宗后帝继续崇佛

　　及至宋神宗时，继续崇佛。据说，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皇帝大赦曾有佛光预兆。一天夜里，司理院狱屋的高处，有道道彩光闪现，京城官民为之惊骇。第二天，宋神宗的大赦诏令颁下，京师上下都为此感到奇怪。宋神宗命人到彩光出现的地方搜寻，结果得到一纸，上有38字：“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法有缘，佛法相因。行念观世音，坐念观世音，念念不离心，念佛从心起。”

　　宋神宗曾在“海天佛国”的普陀山大造佛寺。普陀山，位于碧波万顷的东湾莲花洋一个不大的小岛上，岛上林幽石奇，银涛吞沙，梵刹遍布。在普陀山众多的寺院中，尤以普济、法雨、慧济三大禅寺规模最大，后人称之为“普陀三大寺”。其中的普济寺就是宋神宗敕令建造的。据载，元丰三年(1080)，饮差大臣王舜封巡视东海普陀洋面，空遇狂风巨浪，这饮差连连向普陀山观音大士叩祷，终于平安济渡。王舜封回到朝廷，向宋神宗奏报此情，神宗感激观音菩萨保佑大宋使臣，当即动拔帑银，在原来小庵院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修整，完工后赐定普济寺之名。

　　北宋晚期的哲宗赵煦于绍圣元年(1094)九月，在皇宫开设道场，哲宗亲临道场听讲。高僧则振振有辞，愿佛祖保佑赵宋江山万代相传。

　　宋徽宗赵佶亦敬重僧尼。大观年间(1100～1107)，有僧人道楷名声远扬，宋徽宗仰慕其名，赐予“定照禅师”称号，又赏给紫衣谍一套。可是，僧人道楷不识皇帝抬举，对徽宗的封号赏赐均予回绝，没有接受天子的一番好意，这惹怒了宋徽宗，即下诏将这僧人治罪。但不久，徽宗又将道楷特赦，放归庙庵。道楷76岁时死去，临死留下遗偈：“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

　　若将佛、道二教比较起来，宋徽宗是更为笃信道教的。因此，他一度命令佛教与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将佛号、僧尼的名称都道教化。这对佛教是个很大的打击，虽然不久即恢复原状，但北宋统治也随即告终了。

　　五、崇佛政策深入民间

　　在北宋帝王的崇佛政策下，佛教更深入民间。宋人陈淳的《北溪字义》记载说：“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感，有沦肌洽髓，牢不可解者。”可见传播之广，佛风之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观音菩萨成为家家供奉的偶像。据佛经上讲，观世音本是印度一位国王的长子，大约在南北朝时，由于北魏灵太后的敬佛，而将观世音变成了女性。到了北宋年间，观世音菩萨的“前身”，已被传说成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三女儿，名叫妙善。妙善从小孝顺聪慧，父母爱她如掌上明珠。后来，楚庄王得了重病，虽然延请名医诊治，但病情却日见沉重，毫无起色。三公主妙善为了救父，不惜牺牲生命，终于治好了楚庄王的病。楚庄王痛惜心爱的女儿，就封妙善为“大悲佛”，后来也就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一故事，在北宋民间广为流传。自宋朝以后，随着我国封建伦理纲常观念的日益加深，在信佛的妇女闺房里供着一个男性菩萨，显然不符合“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于是，女性的观音就成了女信徒们虔诚供奉的一尊慈祥可亲的偶像。

　　六、南宋对佛教是限制

　　北宋徽宗、钦宗被金兵北掳后，康王赵构在临安(浙江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然仍然保持一定的盛况，但总的来讲，南宋朝廷对佛教的发展是限制的。

　　南宋高宗时，对度僧数量控制得较严。高宗曾颁布诏令，明确规定不准在朝廷准可的数额之外度僧，具体指标是，原有僧尼100人，每年可以新度1人，使僧众数目自然减少，沙门队伍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南宋初年有位高僧名叫宗杲，是禅宗临济宗扬歧派的代表人物，他曾跟从圆悟克勤学禅，后名震京师。靖康元年(1126)，朝廷赐给紫衣及“佛日”称号，后因不满秦桧专权卖国，受到秦桧的迫害，被褫夺衣牒。绍兴二十六年(1141)，宋廷将其赦放。宋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向宗杲赏赐“大慧禅师”封号，死后又赐谥“普觉禅师”。

　　南宋朝廷在度牒上很是做了一番文章。度牒，作为朝廷发给出家者的合法证明书，自唐时出现以后，便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现象。唐宋时，只要获得度牒，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家，可以免丁钱、避徭役和地税。因此，社会上趋之若鹜，买卖度牒之风很盛，甚至有伪造度牒的情况。

　　七、宋明理学吸收佛说

　　两宋时期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佛家学说。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是来自华严宗的理事说和“月映万川”之喻。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物”、“明心见理”，则是禅宗“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的翻版，但它所要说明的却是天理本体就是人心的良知，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为人心所固有，不假外求。王守仁的“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等命题，则是天台宗湛然“无情有性”说的直接继承。由此可见，宋明理学摒弃的只是佛教僧侣的寺院生活，而他们听讲的“理”，其实不过是披着“理学”语言的佛家说教。

　　尽管南宋时期，佛教在帝王那里不是很受欢迎，甚至受到压制，但禅、净两宗却仍呈发展趋势。这是因为，禅宗各家原本散住于各地山林，禅宗大师惠能所弘扬的“顿悟成佛”的教义，更适合乱世统治者的需要，给统治者阶层的精神负担带来了“解脱”。至于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而且从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就渐渐归宿净土，因而能绵延相续，直到近世，仍是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