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严羽《沧浪诗话》的局限

　　试析严羽《沧浪诗话》的局限

　　张莉敏

　　一、批评标准的失衡

　　《沧浪诗话》言在为学诗者立法，意为针砭当时诗坛的种种弊病，并对诗歌进行批评，所谓“断百年公案”，“辨白是非，定其宗旨”。在这个目的下，就不得不涉及到其评论的标准。

　　笔者认为从《沧浪诗话》的批评标准看，严羽重在一己的认识，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放大了诗歌的审美价值，而把思想、文化等其它价值抛之脑后。他极赞：“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他只认识到了唐诗艺术形式高妙，而忽略了它们的思想成就的高度。试看他所推崇的李杜的作品：“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思，不惜微躯捐”(《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乱石诛求急，黎民糠其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这些针砭时弊、立志报国的诗句无不是在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完成的，但这些成就并没有纳入严羽的视线范围，没有成为他赞誉李杜、赞誉唐诗的理由所在。所以，他虽推崇李杜，却无法体会李杜的真长处，也不会看到他们的真面目。潘德舆就对这类“推崇”有过极公允的评价，以杜甫为例，他在《养一斋诗话》谈到：“……”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式姿态而已。于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列代诗人之称首哉？元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硪硖。’所见远矣。”虽然此话不免沾染了封建儒家色彩，但足以验证沧浪之失。不仅对于杜甫，严羽对其他诗人何尝不是只着眼于其艺术形式呢？

　　其次，《诗评》中很多话语都过于主观，严羽只有模糊的体会，缺乏反省思辨的析说能力。如：“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伤尤妙”；又云“前辈谓《大招》胜《招魂》，不然”；“唐人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这些见地无非是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快一己之意而已，完全没有严密的论证过程，无法让人信服。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其评述对象是不公正的。于是招来了钱振鍠的骂声：“索性能指出各家优劣，亦复何辨？无奈他只据一种荣古虐今的见识，犹自以为新奇，此真不可教训！”不仅如此，严羽的九种诗品不仅没有囊括所有的艺术风貌，而且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一样，未能把风格的性质阐述具体。不论其它，单就“大历以后”，严羽“所深取”的李长吉之诗就很难用其“九品”中的任一种来概括。

　　二、诗学结论的失公

　　由于批评标准的失衡，结论也难免有所误差。严羽的理论颇有“尊唐抑宋”之色彩，夸张一点就如上文称其有“荣古虐今”之思想。这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详细论述。

　　1、宋诗退化论

　　严羽只道宋诗不如唐诗，是“另一副言语”，没有公正地品评宋诗的艺术思想特色。他虽知唐诗妙却不知唐诗所以妙。唐诗的兴盛是唐代强国富民的产物。而宋诗的“变质”也有其深刻原因。事实上，“宋代士人长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1]”，所以诗歌风格也就与雅近而与风远了。而从文学的演变规律来看，“唐诗重情，宋史处于诗学发达的唐代之后，很难再在‘情’方面去跟唐人角力争胜，不能不从‘理’、‘学’等其他唐人所没有注意到的角度去发展诗歌，这是宋诗的必然趋势。[2]“难道是严羽没有看到“诗变”与“世变”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文学的演变规律吗？试看下面严沧浪的评论：

　　“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意为风格因人而异。

　　“至于刘休玄《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自体耳。”是说这两篇虽然为学古之作，虽然在拟古人的字句，但由于时代所限，意韵不似，呈现的只是自己的风格。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严羽认为古人用叠字是现其自然本色，而今人用之则有重复之嫌。古诗与今人之诗是两种方向，不同标准，所以“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今人考证，严羽所谓“气象”，是指大气象，“以大的时代单元为依托，以代表当时的主导风格的作家群的创作风格为标志的。[3]严羽以“气象”论诗，说明他对时代声调的面貌不同已有自觉的认识。

　　在《严羽传》中更有后人记录下的严羽关于此的直白表述：“唐之不能为汉魏、犹汉魏之不能为唐也。因言古制有可以行之三代，而不可行于后世者，非三代之制不善也，时不同也。诗亦若是已耳。[4]”

　　由此可见，严羽并非无知无识的“九斤老太”，他具有一定的辨证思维能力，对文学的演变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他却无视规律对宋诗大加挞伐，实为一谬也。

　　2、以源为流修正论

　　严羽谓“江西诗派”作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针对此他提出：“最忌骨董，最忌衬贴。”但是他却没有真正找到实际可行的操作方案，只是一味推崇“师古”。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中肯地道出：“严羽看见了病症，却没有诊出病源，所以不知道从根本上去诊治，不去多喝点‘唯一的源泉’，而只换汤不换药地‘推源汉魏以来而决然谓当以盛唐为法。’换句话说，他然把流当作源，他并未改变模仿和仿傍的态度，只是模仿了另一个榜样，仿傍了另一家门户。”这句话中“唯一的源泉”就是社会现实基础。唐诗在这个“源泉”上扎根很深，形象地反映现实而不是叙述现实。但严羽以为的“源”则是宗汉魏、盛唐、李杜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艺术手腕。因此他尽管想救时之弊病，但却以水济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郭绍虞也总结说：“沧浪的错误，只在不从生活现实上出发，只在专从学古人出发。”

　　3、模仿验证论

　　既然严羽觉得“学古”能破除江西诗病，那么如何才算是学到古人的精髓呢，他自有一套验证体系。在《诗法》中他特别强调“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在《诗体》中也提到“辨尽诸家体制”。他认为详尽辨析诸家体制是诗学批评家的基本素质。在《答出继叔书临安吴景仙书》中他也推行过这套验证论：“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辨得体制否？”不仅如此，他还在《诗法》中谈到作诗的最高境界是“试以己诗置之古人之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这种“模仿说”被后人所诟病无数。陶明睿在《诗说杂记》中说：“其为弊也，腔易空，调易滑，意易陈，调易腐……盖彼所学之家数，未尝不对，而精华不侔，终觉不类，学之愈效，离之愈远，固一定之理也……”钱振鍠在《摘星说诗》中云：“我诗有我在，何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古诗之愈乎？”冯班更是抨击道：“沧浪之论，惟此一节最为误人”。虽然南宋的诗坛已经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一些著名的诗人如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及其他宋诗人的作品都经过效仿江西诗派到自立门户的过程。但按照严羽要人们把自己的诗混入古人之诗而达到让人无法辨认的地步，是比较极端的。“尽管他也有一些看似反模仿的言论，如‘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但那也只是针对苏黄诗风‘无一字无来历’说的，在其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中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巢臼[5]。”这是严羽理论体系的又一大抵牾。

　　三、以禅喻诗的失准

　　从其批评的语言上看，严羽虽自负以禅喻诗，并称“其词说沉著痛快，深切著名，显而易见”，但实际从读者接受这个角度来讲并没有达到他预设的效果。

　　首先，他在理论表述上未能用明晰的语言从诗歌形象的本体着眼加以说明，而以朦胧恍惚的禅家喻说出之，在读者理解和实际操作上都有困难。钱钟书《谈艺录》称他：“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云云，几同无字天书，以诗喻禅；意过于通，宜招钝吟之纠缪，起渔洋之误解。”

　　其次，严羽用流行的禅语喻诗，在用语方面不够准确，造成了后世的众说纷纭。争议最多的要属《诗辨》中的：“小乘禅”与“声闻辟支果”、“曹洞”与“临济”之争了。这个问题一直未有定论，不再赘言。另外一例如《诗辨》中“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一句。这里的“顿门”是“顿悟之门”的意思。关于“顿悟”用法李锐清有过精妙的阐述。严羽的“悟”的意思是叫人通过学习名家的作品，反覆细味，时间一长，就能“自然悟入”，达到“妙悟”的境界。而禅家所悟的是则宗教的意义和道理，这种教义和道理一旦豁然贯通以后，对于一切就都洞彻明白了。所以禅在“悟”以后，不须再悟。但是诗与禅不同：诗除了境界以外，还有知识(如诗的作法、诗人风格、流变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继续学习的；并不是说悟透了诗境以后就不再需要学习。严羽“老师”之一的包恢在《答传当可论诗书》说：“前辈尝有‘学诗浑似学参禅’之语，彼参禅固有顿悟，亦须有渐修，始得顿悟：如初生孩子，一旦肢体已成，渐修如长养成人，岁久而志学方立。”陆世仪的《思辨录辑要》说：“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以不灭。得悟亦不难：得悟之后，须继之以躬行，深之以学问，然后悟可以常继。不然而动称忽然有悟，言下不省。此正如击石见火，旋见旋灭耳！安足尚乎！”这两段话都形象地用比喻说明“悟”的不同之处。胡应麟更是切中要害说道：“严氏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触动天真。然禅必深造而能后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6]”三人都从不同角度论证“悟”诗称“顿悟”是不够严谨的。

　　四、理论局限的根由

　　《沧浪诗话》的种种局限归结来说是由于严羽不成熟的文艺观，这是有多方面合力引发的，主要是：①严羽把诗看作是文字的艺品的观念，这与其所受教育不无联系。严羽是陆九渊陆氏门人，陆九渊在其《陆象山文集》中有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种对内心自足的强调也对严羽产生了影响。严羽认为进入心中的真知而不必经思维作用，假设心象于心中即完成了完全的表现。这其实是要求作诗停留在形象思维。然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诗中包含的逻辑思维太强，形象思维被弱化了，没有达到唐诗那种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高度统一的境地。于是他提出“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欲以剔去宋诗中有关“理”的字句来强化诗的形象性。他称经由透彻之悟，就能到达到“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境地，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如此跳过了诗歌的思想成就，完全倾向了审美价值。当然，因为时代和其自身局限，严羽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这点，他只有模糊的感受。只不过“去理路”、“去言筌”后“固无以寄神韵也[7]”。②严羽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的做法深恶痛绝，直称“和韵最害人诗”，“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他对盛唐“情”“志”统一的鼎盛之音的追求和对现状的耿耿于怀加剧了他于宋诗的抵触。这也是他为何无视文学演变规律，偏颇地定义宋诗的原因。③严沧浪注意“熟参”“熟读”的途径，重视知识积累，却忽视了现实生活的积累。郭绍虞就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指出：“他不理解形象地反映现实的结果，同样可以说明事理……离开了现实生活，也就只能讲些迷离恍惚不可究诘的话了。”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直囿于诗文分说的视野，虽然宋人在理论上将诗文分开了，事实上却分不开。古文运动兴起后，原来归为非文学性质的“笔”这种文类进入了纯文学领域。方面，这有助于开拓文学性散文的范围，另一方面，将叙述论理的实用目的文字混入文学领域，也干扰了创作主体的文学概念。于是对诗歌创作表现也带来了影响。“以文为诗”的实验性作品出现，使得诗歌在语言上和情致上有了转变：诗人既有像文学散文一样，把叙事、抒情、议论、描写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成功之作，也有如非文学性散文一样，纯粹为了叙事论理而写成的押韵之文。可以说“以文为诗”本来囿于一种宽泛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使得诗人在具体创作时，对诗自身文学性的认识不自觉地带有或然性。[8]”因此严羽的错误也本于“没有从文学整体上理解文学的本质[9]”，没有真正走出诗文分说的阴影，其仅仅以诗论诗，难以上升到探讨文学性质的高度。

　　《沧浪诗话》既出，对唐诗的评价有了规范式的作用。后来的诗话作家“品评中、晚唐诗人，则多沿严羽(沧浪诗话·诗评)。[10]”如高棵编写的《唐诗品汇》的分类；王士祯编的《唐贤三昧集》自然不必说；还有许学夷的《诗源辨体》，也是继承其脉络，尊奉盛唐：以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境界说”，就是由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祯的“神韵说”发展而来成立的新艺术论。但严羽的偏狭的审美取向为后人开了一条复古的道路。明代前后的七子就是在他“第一义”号召下，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努力学习唐诗，试图单从学习唐以前的诗就可以写出第一流的作品，岂知只落得剽窃的恶名。更深远地来看，严格的复古诗学理论长期制约着此后诗歌创作的发展，其强化惟古是尊与申正黜变的诗学观念，是明以后日趋孱弱的诗歌创作的一大元凶。正如汤西崖所谓：“诗话作而诗亡。”不过这些都是严羽所始料未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道：“（严羽）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后人辗转承流，渐至浮光掠影，初非羽所及知。”

　　参考文献：

　　[1]杜若鸿：《诗之“尊唐抑宋”辨——从论(沧浪诗话)说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34卷第1期

　　[2]李锐清：《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3]张思齐：《严羽的诗意、气象学说和宗教情结》，《江西社会科学(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4]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263页。

　　[5]石迪：《严羽的诗歌创作与其(沧浪诗话)面面观》，《理论与创作》，2006年12期

　　[6]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5，91页。

　　[7]王骏飞：《回归“诗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现代阐释一种》，《当代文坛》，2005年第4期

　　[8]郭鹏：《“以文为诗”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l期

　　[9]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85页。

　　[10]周兴陆：《(沧浪诗话)对(唐才子传)唐诗观的影响》，《古典文学知识》，2005年第6期

　　张莉敏，女，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出自: 《文学教育 》 200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