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存藏碑刻的史料价值

　　陕西存藏碑刻的史料价值

　　刘思怡

　　【摘 要】 本文分门别类的研究分析了陕西境内存藏的数量巨大的碑刻资料,指出这些资料对于补史、正史以及研究陕西地方史、家族史、宗教史、农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陕西;碑刻;史料价值

　　陕西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大省,历史文化遗存丰厚,碑刻存藏量巨大,其中不乏精品,因此价值不容小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有大量的墓志碑刻类书籍相继出版,这些碑刻成为相关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料,其珍贵价值已为世人所公认。本文试图对陕藏碑刻的史料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主要涉及碑刻的补史正史作用,以及碑刻在研究陕西地方史、家族史、宗教、农业等方面的的史料价值。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补史、正史

　　陕西存藏着数量可观的历代碑刻,其中不乏重要历史人物的墓志,信手拈来,便可以找到大量补史、正(证)史的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了,本文仅取陕西境内存藏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碑刻资料,以期抛砖引玉,并说明此一命题。以下为详细论述。

　　出土于咸阳的《周独孤浑贞墓志铭》[1],记述了鲜卑北秀容部落酋长,也就是后来的西魏陇西王尔朱天光部下独孤浑贞的生平事迹,独孤浑贞北周时升至骠骑大将军、大将军,地位显赫,但史书无载,此志则可补其阙。志载其“魏永安二年(529),从故陇西王尔朱天光西征,时为别将” 则证明了北魏于建义元年(528),以尔朱天光为统帅,率领贺拔岳与侯莫陈悦入关,镇压关陇各族人民起义[2],并由此完成了北魏武川军人和晋北部民族的最大一次迁徙的史实。

　　出土于潼关县的《隋杨素墓志铭》,其补史、证史之价值,已有专文发表[3],此处不再赘述。

　　出土于乾县乾陵附近的《唐永泰公主志石文》[4],载永泰公主“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即因难产而死。而关于永泰公主的死因,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载为武则天所杀害,故此引发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议。若墓志记载准确,那么此志即纠正了史书之误。

　　现藏宝鸡市秦王陵博物馆的《李茂贞墓志》,因墓主李茂贞系割据西岐一带的晚唐藩镇首领,其生平事关晚唐五代的纷繁政局,故其墓志不仅可以正补史书,而且可以充实唐末五代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5]。

　　存于城固县的《杨从仪墓志》[6],详细记载了南宋抗金爱国将领杨从仪的生平事迹,杨从仪一生不仅屡建战功,而且在陕南大兴水利,造福一方百姓,爱民如子,深受陕南百姓爱戴。但其事迹,仅散见于《宋史》中,略而不详,此志不仅可以证补史书,而且使杨从仪的历史形象更加丰满真实。

　　出土于宝鸡陇县的明《严仲宇墓志》,则详载了兵部尚书严仲宇的生平事迹,关于此人史书仅有零星记载,此志即可起到补证史书的作用[7]。现存于澄城县的《重修观音老爷堂并绪事碑记》[8],记载了明末清初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崇祯登基,流寇猖狂,如混天星之久反,纵横扰乱,七省扫地,王之剽掠火劫,又复八年。……逆闯来自癸未,入关席卷三秦。迨继燕失,先帝缢,大官大宰充军助饷。甲申,清军定鼎,满兵直遍天下。顺治时,新服尽入中国。康熙二年,诏改八股为策论。岁次戊申,复更策论为文章。七年七月内,河南商城光、山二县有蛟龙数十余条,斗毕,大雨如注,民间房屋尽冲于河。又京师将正阳、顺城二门河水□□冲倒城墙垛楼数堵,溺死□民无数。”这些记载均可补证史书。

　　总之,陕西出土的历代碑刻资料具有补史正史的重要价值。

　　二、地方史方面

　　陕西各地存藏的碑刻,除了有一定地位的人物的墓志铭以外,往往还有诸如反映当地比较重要的事件的纪事碑、德政碑以及乡规民约、民间信仰等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碑刻,对于研究各地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今以安康地区的碑刻资料为例来做论述。

　　据《安康县志》记载,自秦汉以来,安康地区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直到明清时才逐渐受到重视,所以在整个地区建设方面都比较落后[9]。清朝时期,安康经常遭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县城屡有兴建,经济上凋敝不堪,清廷要经常蠲免其赋税,并时常救济该地区。而反映在碑刻方面则是该地区现存隋唐至明中叶之间的碑刻寥寥无几。明清时期则有大量的碑刻资料出现[10]。

　　我们从现存的安康地区碑刻中可以找到不少反映当地社会生活之资料,这不仅对补证安康地区方志类古籍大有裨益,也为研究安康地方史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

　　《明弘治十一年及万历十一年蜀河口汉江水文题刻》[11],在洵阳县蜀河口杨泗庙前北侧石崖上,位于蜀河口与汉江汇合的倒漾水缓地带。该题刻反映出明万历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此地汉江最高洪峰水位比弘治十一年最高水位高出170.9厘米,比1983年8月1日最高水位高出了218.9厘米,是陕西境内历史上汉江第一水位。此题刻补充了地方文献资料之阙,也为安康地区多水患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证据。

　　地方史很自然地与当地州县长官有关系,这些父母官虽良莠不齐,但其活动轨迹对地方史研究很有价值。清光绪十年所立的《洵阳知县沈天祥墓碑》[12],则记载了清初一位受人尊敬的知县沈天祥的生平,沈知县康熙年间连任洵阳知县十五年,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只因一再为民请命,得罪了上司,至死未得升迁。此碑反映了清康熙年间官场现实及政治生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紫阳知县朱承恩德政碑》[13],载紫阳知县朱承恩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初夏,办理汉南昭信股票的事迹。朱本人体国爱民,多有德政,故深得百姓爱戴。此碑还为研究清末陕南金融活动提供重要资料。

　　现存安康市的《唐氏合族置地碑》[14],载:“大明成化时,此处有刘千金(斤)、石和尚之乱,其后乱平而居民鲜少,田地荒芜,吴祖因迁居于此,自占山林,给帖领粮,编入户籍。自明及清,盖十数世于兹矣。”现存紫阳县的《紫阳县昭忠节孝祠并明都御史原公祠碑》[15]又载:“公当宪宗时,荆襄盗起,继尚书白公圭、项公忠讨平寇掠之余,遍历山泽,宣明德意,大会湖广、河南、陕西巡抚官,编籍流民,俾无产者,咸得欣然附籍,而后山谷阨塞、林菁蒙昧之中,一变而为杂耕乐土。”这两方碑刻,说的正是明成化十二年(1476),郧阳巡抚、左副都御史原杰继白圭、项忠平定荆襄流民起义后,倡议打开山禁,欢迎流民附籍。于是数以万计的流民涌入安康地区,到处垦殖,带来了大批劳动力和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安康地区经济大开发的史实。这便是安康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大开发。

　　现存紫阳县的《钟资万墓碑》[16],记载了墓主钟资万生平事迹。钟资万大约在乾隆四十年前后,由湖北崇阳随父来紫阳创业营居,家业渐兴旺发达。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时,经历了一百三十年时间的钟家,已繁衍生息了五代人,人口达到了一百二十一人。这是研究清代中期以来秦巴山区人口源流及其繁衍状况的重要资料,是清中叶以来安康地区第二次经济大开发的生动写照,也是研究安康地方史的第一手资料。

　　存于紫阳的清光绪三十四年《唐明远墓碑》[17],记载了富豪唐明远的生平,唐明远在嘉庆初年,积极参与镇压白莲教的活动,曾受到清军将领杨遇春的褒奖。此碑为研究白莲教活动提供了资料,也是安康地区地方史重要的一笔。

　　《丰口坝公议条规碑》、《石泉知县整饬风化告示碑》、《景家公议十条规款碑》、《公和兴会公议条规碑》[18]等则属乡规民约碑,对了解安康地区民风民俗有一定价值,也应是安康地方史之一部分。

　　《回复滩祖师显灵碑》、《中皇山女娲氏庙木碑》、《重建观音庙碑》、《重建东岳庙碑》[19]等,都是反映安康地区民间信仰的碑刻,应属社会生活之一部分,也是安康地方史的一部分。

　　三、家族史方面

　　关于家族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对于家族史的研究,往往需要借助于墓志资料,此类例子很多,此处仅略举数例:杜文玉先生发表过一篇关于墓志在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的文章[20],此文以独特的角度,论述了墓志在研究唐代宦官家族史方面的价值,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文就用到了一批陕西出土的唐代宦官墓志;周征松先生对河东裴氏也有深入的研究[21];夏炎对清河崔氏家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有大量著作出版[22],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类文章或是书籍,毫无例外都用到了一批陕西出土的墓志资料。

　　陕西出土了不少家族墓葬群,其中埋藏着成批的家族墓志铭,为研究这些家族历史包括家族谱系,家族的演变兴衰,家族对历代政治经济的影响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北魏弘农杨氏是汉魏以来的高门望族,而在华山脚下出土的弘农华阴杨氏墓葬群[23],则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墓志铭,这无疑为研究这一家族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陕北榆林市府谷县出土了一批折氏家族墓志[24],这为名将辈出、世居西北边陲,为抵抗少数民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而功绩卓越的云州大族——折氏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关于折氏家族已有大著出版。存藏于宝鸡陇县的阎氏家族墓志铭[25],为研究明代陇县阎氏家族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大荔县李氏家族是清代较为显赫的名门望族,家族实力雄厚,许多人都从政为官,且有不少人经商,在全国各地开设商号,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人店” [26]。出土的李氏家族墓志铭,除了记述墓主人个人生平事迹、家室、谱系外,还记载了诸多历史背景材料,如西北回民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等,这不仅对研究李氏家族史有重要价值,还为研究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官僚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7]。

　　四、宗教方面

　　陕西存藏的宗教类碑刻十分丰富,涵盖了道教、佛教等类。以下以道教为例论述之。

　　陕西道教碑刻尤以户县重阳宫碑刻最为著名[28]。重阳宫道教碑刻共有四十余方,其中《重阳宫成道宫记》,记述了重阳宫创立、发展、宫之行制,以及全真教之道行:“故天将以是道大畀于人也,于大化中必先假乎一,刚大、中正、特立,不为人欲所动,可以为师范之士降于世,兹吾祖师之所以出也。”《全真教祖碑》详细记载了全真教祖王重阳的生平,他终其一生创立了全真教,并培养了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丘处机(号长春子)、刘处玄(号长生子)四名高足,日后成为全真教之衣钵传人。《马真人道行碑》则记述了马丹阳一生修道养性的过程,指出:“凡人入道,必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此外更无良药矣。”《尹宗师碑铭》记载了全真教第六世传人尹志平的生平事迹。此外,《洞真于真人道行碑并序》、《李无欲本行碑》、《诚明真人道行碑》等碑则对于了解全真教之分支别派很有帮助,通过《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更可以窥见全真教于元朝之兴盛。

　　《十方重阳万寿宫记》则详细阐述了全真教之教义:“太极为朕,元气未萌,窈窈冥冥,玄玄默默,至精不可以意索,至神不可以言诘,广大无名,字之曰道。天地得之以清以宁,覆载不穷;日月得之为光为明,照临不衰;阴阳得之有升有降,变化不测;五行得之迭王迭更,推移不息;四时得之相始相终,运行不忒;万物得之自本自根,生成不既。是道也,赋之于人,灵明虚静,刚健纯粹,存于内为理性,见于外为德行,其体无所不备,其用无所不通;故牢笼天地而顺其经,把握日月而循其轨,提挈阴阳而合其度,斡旋五行而适其正,驱驭四时而叶其序,宰制万物而遂其品,兹有为之极矣。屏世志,遣形累,休乎天均,和乎天倪,以冲漠栖神,以淡泊毓气,视之以心非目,而见无色之色出于众色;听之以心非以耳,而闻无声之声出于众声,不将不迎如镜之静,不澄不挠如水之止,利害无以汨其贞,荣悴无以回其素,雷行于渊□之中,龙见于尸居之际,混物我而俱忘,齐梦觉而皆幻,以大地为游尘,以万物为倏忽,兹无为之极也。非至精至神全道之真者,孰能超有为之相而入无为之妙乎!”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可供道教哲学研究者探讨。

　　总之,户县重阳宫道教碑刻,对于研究曾在元朝盛极一时的全真教创立、发展、演变、教义有重要价值,不愧为碑刻遗产之瑰宝。

　　五、农业方面

　　存藏于洋县的南宋绍兴十九年的《劝农文碑》[29],专谈农业,在古碑中罕见,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碑中指出许多当地农民耕作、生活之弊端。劝农文大致如下:“宅不毛之地,四周不栽桑麻果木;田不耕课苗者,亦犹耕而不治。如甲乙田相邻,甲田倍收,乙田荒芜是也;田虽膏腴,不使粪壤,谓之□肥,种稻粱则粃粕多,□□高;古者无有衣食之夫妻,家贫卧牛衣对泣。今观洋地寒而贫无被褥,更有庐舍破,遇霜雪则多冻死;治田之法,欲深耕浅种。深耕则地力厚,浅种则发动疾;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今高田无激水之具;凡建屋先问井厕,今洋人置厕而不问,不惟无以肥其田,又秽臭不可言,署月灾疫,多起于此;古者井田之法,百姓亲睦,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临田不相和协,往往多因过水,讼谍交至。”关于此碑的价值,陈显远先生有其独到的见解[30],此处不赘。

　　存于西乡县的万历二十七年《金洋堰公以除弊碑》[31],提到环境污染也会导致庄稼毁坏,农业歉收,于今天亦有现实意义。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陕南的汉中地区,河流纵横,农田水利特别发达。自西汉初年萧何在汉中创修了山河堰,即开汉中水利之先河,此风历代沿袭,其间各堰修建、定章约法以及官私处理争水纠纷的石碑,数量很多。有城固县明万历十年刻的《重修五门堰碑》[32]和二十七年的《重修六堰记碑》,南郑县清道光四年刻的《荒溪堰条规碑》等。其中《重修五门堰碑》叙述了重修五门堰的具体措施,记载了明万历十年间城固县令乔侯之善政,他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为民谋利,得到百姓称道。《重修六堰记碑》[33],阐述了河渠水利的重要性。

　　《荒溪堰条规碑》[34],记载了清道光年间原褒城县修护荒溪堰以及民户分水的具体规定条例,可见当时当地有着严密的沟渠用水管理制度,这为研究陕南农业水利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存藏于留坝的光绪三十年《留坝厅水利章程碑》[35],详细记录了农田水利管理条例,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总之,陕西境内存藏的数量巨大的碑刻资料,对于补史正史以及研究陕西地方史、家族史、宗教、农业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充分利用。

　　【注 释】

　　[1] 李慧,曹发展.咸阳碑刻.(以下略称《咸阳碑刻》)图008,8,录文385.三秦出版社,2003.

　　[2] 魏书.卷75.尔朱天光传.

　　[3] 姚万年.隋杨素墓志初考.周铮.〈隋杨素墓志初考〉补正.分别载.考古与文物,1991.2/1993.2.

　　[4] 咸阳碑刻.图041,53,录文449.

　　[5] 详见王凤翔.新见唐秦王李茂贞墓志浅释.文物春秋,2006.6;及氏著.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第五章,238-243,三秦出版社,2009.

　　[6] 陈显远.汉中碑石.图18,录文124.以下略称.汉中碑石.

　　[7] 详见刘思怡.明〈严仲宇墓志〉考述.碑林集刊,2006.12.

　　[8] 见王西平主编.澄城碑石.图37,录文147.以下略称.澄城碑石.

　　[9] 安康县志.卷5.舆地沿革表第一.云:“安康于秦为西域,自汉以来或郡或州,皆为附郭.元为散州,明为直隶州,虽有统属之尊,实同守土之责。”.

　　[10] 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

　　[11] 安康碑石.57.

　　[12] 安康碑石.275.

　　[13] 安康碑石.325.

　　[14] 安康碑石.143.

　　[15] 安康碑石.162.

　　[16] 安康碑石.351.

　　[17] 安康碑石.353.

　　[18] 此四碑分别见.安康碑石.125、131、216、217.

　　[19] 此四碑分别见.安康碑石.43、78、87、99.

　　[20] 杜文玉.论墓志在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代宦官家族为中心.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

　　[21] 周征松先生发表的文章有.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1.唐代河东裴氏墓志论述.文献.1997.2;著作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22] 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出版社,2004.

　　[23] 见张江涛.华山碑石.图7-23,录文233-247,共有北魏以来的杨颖、杨阿难、杨春妇崔氏、杨播、杨泰、天水吕夫人、杨暐、杨遁、杨侃、杨顺、杨仲宣、杨昱、杨泰妻华山郡主元氏、杨穆、杨氏、杨钦等人16方墓志铭;此外还有后来出土的杨夫人李氏、杨济、杨胐、杨矩、杨宏等人五方墓志.

　　[24] 详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阴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考古与文物.1984.5;陕西省文物信息中心咨询中心:陕西华阴北魏杨舒墓发掘简报》.文博,1985.2;李献奇,周铮.北周、隋五方杨氏家族墓志综考.碑林集刊,7,2001;王庆卫、王暄.隋代华阴杨氏考述——以墓志铭为中心.碑林集刊,11,陕西美术出版社,2005;龙仕平、毛远明.隋代弘农华阴杨氏家族再考述.文献,2010.1.

　　[25] 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

　　[26] 宝鸡陇县阎氏家族因严仲宇出仕为宦而渐显赫,阎氏家族墓志铭已见十余方,拓片现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所,关于此家族的研究,目前还未见论文发表.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报告(第22号)——大荔李氏家族墓地.2003,三秦出版社.

　　[28] 这些碑刻结集为.重阳宫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84.本部分涉及到的道教碑刻.依次分别见该书之图7录文65、图14录文84、图23-24录文104、图12录文78、图8录文67、图9录文70、图13录文82、图5录文59.

　　[29] 汉中碑石.图15,录文119.

　　[30] 陈显远.陕西洋县南宋〈劝农文〉碑考释.陕西洋县南宋〈劝农文〉碑再考释.分别载.农史研究,1983.1、农业考古.1990.2.

　　[31] 汉中碑石.图85.录文317.

　　[32] 汉中碑石.图33.录文170.

　　[33] 汉中碑石.图35.录文180.

　　[34] 汉中碑石.图55.录文258.

　　[35] 汉中碑石.录文370.

　　出自: 《新西部下半月 》 2010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