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青州地区佛教造像风格探源

　　北齐青州地区佛教造像风格探源

　　俞方洁

　　摘　要:青州地区是指今山东中部地区,在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南北方的交通要道。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坑出土的东魏末期至北齐时期的石质造像为代表的“青州模式”是继“北凉模式”、“云冈模式”后兴盛于中国的又一崭新佛教造像样式。它的兴起与印度笈多美术的东渐,南朝文化不断北传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青州　青州模式　笈多美术　万佛寺

　　[中图分类号]:J3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44-01

　　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坑位于龙兴寺遗址北部,东西长870厘米,南北宽680厘米,坑内按上、中、下三层的次序叠放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出土的佛教造像大致可分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时期。“其中尤以北魏、北齐时期造像数量最多,形体最大”。北魏时期的作品与中原地区盛行的“秀骨清像”相一致。至东魏末期以来,一种有别于“褒衣博带”的新服装样式逐渐兴起。其特征为:薄衣透体,衣纹稀疏,多为双线单勾,衣褶舒叠下垂。北齐晚期衣纹更加稀疏,上衣已不刻衣纹,佛衣下摆的衣褶也趋稀少,隐现肌体。佛衣外多施彩绘,有清晰者多绘出袈裟框格。或在水田框格内绘制人物。龙兴寺出土的这批佛教造像与山东龙华寺遗址、山东诸城遗址所发现的佛教造像风格基本一致,因衣着特征完全不同于北魏其他地区,古代属于青州地区,故称此佛教造像为“青州模式”。探讨“青州模式”的源流,对进一步了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以及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此消彼长的运动变化过程有积极的作用。

　　从青州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来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北魏占领青州之前,青州入东晋的板块,继而属南朝刘宋政权。东晋南朝对青州地区的统治长达半个世纪。北魏占领青州地区后,将那里的民众包括一些民门豪族北迁代郡一带,他们达到平城地区后,起到了将南朝前期文化向北传播的作用,许多人对北魏孝文帝改制作出过贡献。并重用名士协助政权改制,在将南朝文化向北传播的进程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有崔光、刘芳、崔休、房景先、蒋少游等,此外北魏官方也与南朝交往频繁,仅孝文帝太和年间,北方使节就有十余次南渡。可见,青州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比北朝其他地区更易于接受南朝文化新风的影响。

　　由于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主要体现了对释迦牟尼佛立像和观音像的膜拜,有别于北方同时期其他地区对释迦牟尼、多宝并坐,交脚弥勒及双观音像等膜拜,衣着特征也明显异于“褒衣博带”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传统衣貌,故除了考虑青州地区历史地理沿革外,外来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盛行于4、5世纪的印度秣陀罗地区笈多王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四川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与“青州模式”如出一辙,为探讨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渊源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青州地区东魏末期以来,佛像流行的“通肩圆领”与四川万佛寺晚期的出土的服装有很大相关性,四川万佛寺出土佛像的“通肩圆领”正是直接从印度笈多美术(图五)中借鉴而来。青州后期的佛衣(图一)与万佛寺晚期佛衣(图四)在衣纹上均刻画较密,层阶梯状,右衣襟沿左臂搭在左肩上,胸前呈“u”字型或者坦右肩式(图),这也显然是从印度通肩服装演变而来。从青州地区佛像的面容特征也与四川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佛像较为相似,螺发,眼角上翘,嘴角微笑,体态丰腴,面容和蔼、可亲,一改北魏“秀骨清像”面容庄严肃穆的宗教形象。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南朝建康多有天竺、扶南沙门往来,寺院兴盛,对于佛像的供奉,出现了忠于天竺形制的造像趋势。更有梁武帝逢迎天竺佛像事迹的记载。《续高僧传》卷二九记载梁武帝得优填天王:“初,梁武得优填天王像,神瑞难纪,在丹阳龙光寺。及陈国云亡,道场焚毁,力乃逢接尊仪。”遗憾的是,迄今还未发现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出土天竺式“薄衣贴体”形象的实物,而四川成都不断出土的单体薄衣佛像对了解南朝时期佛像造像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成都所出薄衣单身像最早的立像是铭为“中大通元年太岁……番阳王世子……造释迦像一躯。”(图三)据《梁书·武帝纪》记载,番阳王世子范从建康西来不久造此佛像。推测益州佛像乃采用建康造佛像之粉本,受到了南朝以建康为中心地区造像的直接影响。上述类似的立佛仅见于山东青州地区。故高齐佛像无疑是收到南朝的影响,而南朝佛像则要追溯到印度笈多时期“薄衣贴体”背光纹饰繁缛的单体立像。

　　此外,宿白先生对青卅『地区佛教造像的外来影响因素有过详尽的论述,他认为“高齐佛像的新趋势,大约不是简单的前此出现的薄衣形势的恢复,而与六世纪天竺佛像一再直接东传,高齐重视中亚诸胡妓乐以及高齐对北魏汉化的某种抵制等似有关连。”高齐政权深染胡俗,提倡鲜卑化,一向反对北魏孝文帝以来的汉化政策,对汉人采取蔑视压制的措施。因此在服装上反对汉文化传统的“褒衣博带”样式,佛像服装采用“薄衣贴体”的天竺样式,较之南方更为彻底。

　　从理论上说,“青州模式”应源于南朝,并与印度秣陀罗地区笈多王朝的美术有一定相关性,与四川益州地区有着相同的发展阶段,并最后形成区域特征明显、造像特征独特佛教造像样式。

　　参考文献:

　　1,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2期。

　　2,杜在忠、韩岗:《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3,杨泓:《龙兴寺造像和青州考古》,《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4,(北齐)魏收:《魏书·高祖传》,中华书局,1976年。

　　5,费泳:　《“青州模式”造像的源流》,　《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6,(唐)释道宣:　《续高僧传》

　　7,刘志远、刘廷壁;　《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8,宿白:　《青州龙兴寺窑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　《文物》,1999年第10期。

　　出自: 《青年文学家 》 2010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