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经》研究百年述论

　　《华严经》研究百年述论

　　桑大鹏

　　内容提要：近百年来，学术界有关《华严经》的研究展现出新的气象。此文就搜集到的文献作了梳理，发现《华严经》研究在六个方向上展开：即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宗教与比较宗教学研究；华严教主及诸祖研究；文学研究；教育学研究。这六个方向各有力作问世，构成了华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在总体上又流露出诸多不足，故华严研究强烈呼唤着各界学人的参与，以期在全球化语境中迎来研究的新境界。

　　关键词：《华严经》；华严宗；文献；阐释。

　　一、引言

　　《华严经》是佛法的总纲，此经共有三种：《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三经的翻译跨越三百八十年。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三月（公元418年）由佛陀跋陀罗（觉贤三藏）率法业，慧严，慧观等一百多人于扬州道場寺首译此经，历时三年，即今传之《六十华严》。武周之时，武则天崇信佛法，知晋译华严不全，派人向于阗国求取四十万颂《华严》梵典，又礼聘于阗国之硕学实叉难陀（喜学）前来主持译经工作，在遍空寺中，自则天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始译，经五载寒暑方才译出，即今之《八十华严》。一百年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十一月，南天竺乌荼国师子王，派使者向唐朝进献国王亲笔所书之《华严》梵本。翌年，罽宾人般若三藏于长安崇福寺着手翻译，于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二月译毕，这便是今传之《四十华严》。《四十华严》又名《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相当于六十与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在《六十华严》中占13卷，在《八十华严》中占21卷。该经主要叙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及圆满成就普贤行愿的修行历程，是《入法界品》的充实与展开。弘一大师说，读《华严经》最好将《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结合起来读，《八十华严》读到五十九卷时，就开始读《四十华严》，故此完整的华严读法应渉阅九十九卷方才圆满。

　　《六十华严》译出之前，《华严经》中的诸多章节即作为单行本从印度陆续传入我国，如《兜沙经》，《十地经》等，以及相关的论（《十地经论》等），我国的僧人和学者开始了《华严经》的研究和接受，到隋唐时达到了《华严经》的翻译、研究、传播和接受的顶峰，其繁荣期历一百七十年，华严宗正是在此阶段建立，至唐武宗灭佛，华严宗及《华严经》的研究乃走向衰落，其义理融入禅宗，绵历至今。

　　《华严经》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心理学、日常生活乃至晋以来的整个民族精神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我们在用本民族固有的儒家、道家两种精神潜流交织而成的“前见”创造性地理解和接受这部佛法总纲的过程中，拓展了视野，提升了精神境界，获具了一种以奉献和牺牲为要义、人我并臻自由和幸福的大乘气象，使我们的民族精神达于恢弘、睿智和圆融，深刻地表明了《华严经》对中华民族心智的奇异启示力量，以及我们固有的文化在吸纳异域文化时显示的强大包容与创化能力。

　　唐宋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研究《华严经》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展开：即宗教体认（禅定）之路和学理探求之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若没有对华严圣境的内在体认，学理的探讨亦将流于纯粹名相概念的分辩。从南北朝《十地经》和相关的《十地经论》（印度世亲著）传入我国开始，即产生了当时南北对峙的地论师，经隋唐华严五祖的建构，李通玄的易学阐释，到宋代子叡和净源的中兴直至程朱理学对华严义理的吸收，遵循的都是这两条道路。当然，这两条路并非并行贯串华严研究始终。历史地看，华严研究走过了一种首重宗教体认、到宗教体认与学理创造并行、到终于滑向纯粹学术名相探讨的历程。华严初祖杜顺大师最突出的功夫乃是禅定，《五教止观》以华严圣境为极诣，实乃得之于深刻的禅定体验，在杜顺这里，宗教体认是大于学理建构的。从二祖智俨到五祖宗密，四人在行持上就将二者统一起来，一面以至深的禅定体验华严的至圆妙境，一面在学理上又大力创发，华严教外一系李通玄亦复如是，完整的华严宗哲学体系正赖此时而得建立。此后，华严的哲学体系即不再有大的发展，宋初长水子叡和晋水净源虽有中兴华严之举，但也只是大力讲谈华严的经、论、疏，而并无理论上的创新，理论的创造让位于名相的分别，而宗教体验一路亦不及于五祖的成就。到程朱时，便几乎只剩下纯粹的学术名相的分辨了，伊川自言出入华严数十载，并无所得，根本原因是他（们）放弃了对华严圣境的内在禅定体验，无法深达华严名相（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等）的精神底蕴，故此终生“并无所得”，此亦在情理之中。

　　不过，话又说回来，伊川虽然没有抵达于华严圆融无碍的精神至境，但在名相上却大有所得，所谓“事事无碍”、“一多相即”、“圆融”、“六相”等，全都被程朱理学拿来装点自身，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便给人们另一种启示：当我们不再以禅定体认的方式游冶于华严的宗教圣境而纯以学术的眼光观察华严体系（含《华严经》文本和华严诸祖的阐释）时，我们发现，华严体系的哲学建构也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就范畴的创发之新颖、概念界定之严密、体系的内在结构之精密以及境界的宏阔幽微而言，舍华严而无出其右者。以深通中西方哲学的方东美先生，尚且赞叹华严体系是世间最高明的哲学。正因此，《华严经》和华严宗受到了历代哲学工作者的青睐。

　　但是，中国的学术研究历来与政治理念和时代风气相颉颃，当程朱理学被历代封建王朝推为意识形态的正宗并成为科举取士的指导思想后，并不能为人们的功名利禄提供现实资源的《华严经》研究从此走向沉寂，除少数丛林大德日夕讽诵之外，封建士子们瞥尔不顾。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百年间，各种形式的革命风起云涌、腥风血雨，富于理想主义气质和宁静安详之态的《华严经》及华严宗哲学亦不为时代所需，虽有杨仁山、谭嗣同、太虚等人高赞华严理想，然而曲高和寡，血腥的时代与这种宁静安详的圣典格格不入。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间，极“左”政治猖獗蔓延，《华严经》连同整个佛教体系、连同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乃至于连同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遭受了彻底摧残，民族的价值世界狼藉一片，我们“成功地”制造了道德和信仰的真空，“成功地”割断了与祖先的精神纽带，学术成为政治的奴婢。

　　好在癫痫的神经总有清醒的一刻，新时期以后，由于政治的解禁和宗教政策的开放，学术思想逐步活跃而自由起来，《华严经》再一次从我们的记忆深处被唤醒，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特别是知识精英们的关注，以方东美、方立天、任继愈、汤一介、吕瀓、杨政河、赖品超、魏道儒等名家大师为首的人构成了《华严经》研究的主打阵营。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视角以各种不同的理念重新阐释《华严经》，或赞或否，《华严经》研究开始展现可喜的前景。当然，客观的说，与目前众多的时尚学术相比，《华严经》研究毕竟还是冷门，虽然一批哲学家的参与提升了华严研究的哲学品格，但学者们不仅没有采用如华严五祖将宗教体认和学理创造结合的研究路子，即令纯粹的学术研究，亦亟待拓宽视野，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最新的科学成果（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等）进行新的阐释，以期让《华严经》在新的价值世界重放异彩。

　　据笔者统计，百余年来，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严研究中，颇具学术价值的有专著六部，论文二十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含比较哲学）、宗教学、文学、教育学等诸多视角解读《华严经》和华严宗，开辟了华严研究的新境界，为华严体系在新的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也暴露了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今择其要者以叙之。

　　二、目前华严研究的几个方向

　　（一）、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

　　这一方向上颇具价值者当数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⑴一书，这是目前学术界第一部研究中国华严宗兴起与流变历程的专著，上起东汉末年，下迄清代中叶，时间跨度约为1500年。该书严格区分华严宗学与华严经学的差别，认为华严宗教理主要在阐释华严经学的基础上形成，历时数百年才完善和定型。此书力求理清华严宗历史和理论形成、发展、演变、衰微和终结的脉络。密切关注制约和诱导华严哲学形成的诸多因素、根本动力；希望点明它所带有的印度佛教胎记、所负载的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所独具的理论风貌。作者从梳理华严文献典籍入手，探讨了华严典籍在传播和接受中，华严经学的发生直至成熟的过程，以此为契机深入思考了华严学的理论转型与学派建立、诸派融合与华严宗创立等重大历史与思想事件，作者认为，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学的转变，是从形象描述的宗教文学到概念分析的宗教哲学的转变，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诱导下发生的理论创造过程，是哲学化的过程。

　　《通史》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勾画了中国华严宗兴起、发展、成熟、展开、衰微的历史轨迹，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命题（华严宗学与经学的差异；禅宗中的华严学等），填补了学术界有关华严宗通史专题研究的空白，是一部有关华严宗发展的准确“时间地图”。

　　吕瀓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2）一书，在其中第八讲《宗派的兴起及其发展》和《附录?华严宗》中，对华严宗一派作了较为详细的讲说，较早对华严宗的思想来源和理论特色作了梳理考辨，（《附录?华严宗》一文作于1954年7月至8月。）首次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其中关于《华严经》的集结时间和地点及其主干结构的思考尤为引人注目，作者认为，《华严经》可能是在西域地方从各小品集为大部，其编撰地点不会离中国太远，或者就在西域的遮拘迦国（新疆境内），因为译本经文《诸菩萨住处品》曾提到了中国的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和那罗延窟（山东牢山）。作者指出，《华严经》用《十地经》、《入法界品》和《兜沙经》三类主要思想做骨干，构成了一种体系。

　　作者对华严宗的判教说颇多批判，认为华严诸祖的判教、观行理论大多采用天台、慈恩之说，毫无创意，贤首的“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因袭了天台的五时八教说，而天台的五时八教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范畴来划分，十分合理，贤首硬把它们混为一谈，一种分类里用上了两个标准，逻辑上犯了根本错误。本书关于华严的文献与历史梳理较魏道儒《通史》要早几十年，很多观点对魏书亦颇具启发。

　　真禅先生著《<华严经>与华严宗》(3)一书，对《华严经》与华严宗的方方面面作了全景式描述。该书述及了《华严经》的译本；《华严经》的注疏；《华严经》的基本思想；华严宗的传法世系；华严宗的基本思想；华严宗的判教与观法等问题。其中“华严宗的传法世系”一章历叙了从初祖杜顺直至民国月霞、应慈的法脉，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其余各章亦复真实质朴，学理的深透与个人修行体验的深切并见其中。

　　启明先生撰《<华严经>及其宗派的成立》(4)一文，是一篇简史性的文章。该文首先讨论了《华严经》的译介情况。接着对华严经学向华严宗学的演化之路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最后探讨了华严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该文虽是简史性的文章，但对华严体系演化路径的勾勒清晰而精要。只有对华严体系的相关文献有细致的梳理、深入的领悟和精到的概括，方能臻此境界。

　　综上所述，笔者描述了有关《华严经》之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现状，四位学者分别对此展开了富有成效和个性的研究，各自在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魏著为我们勾画了华严宗发展的时间轨迹，提出了一些具有启示性的命题，显示了一个深广的研究视域；吕著的文献考辨颇见功夫，理论上的结论有待斟酌；真著深切而真诚；启著精到圆括，兼顾宗、学，思致周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是最基础、最琐细的工作，有关此课题的研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完成，《华严经》与华严宗的文献考辨与历史梳理有待进一步深入，有必要对《永乐藏》、《龙藏》、《大正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的相关文献作比较研究，《华严经》的不同版本（手抄本、金书、血书等）亦待进一步收集整理，这一课题的深入展开将为其余课题的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

　　这是华严研究中展开比较充分的部分。此中最有力者当数方东美先生的思考。方先生曾著《华严宗哲学》（5）一书。全面深入的阐述了华严宗的哲学思想，揭示了中国的原典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在接受和融会一种域外哲思时所发挥的巨大创化功能。方先生另有《以西方方法学的“关系逻辑”来透视杜顺大师的法界观》(6)一文，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对华严宗人的思想进行了微观透视。方教授认为要想认识华严宗哲学应先了解杜顺大师的思想，可是近代人要想了解杜顺的思想必遭遇到许多困难，首先要克服西方孤立思想的偏见、分析逻辑的偏失、二元对立思想的矛盾、宗教立场所产生的诸种错误、西方近代逻辑的偏失观念等。要想彻底了解华严宗的这一种思想，就必须透过近代哲学“关系逻辑”的方法，才能彻底了解杜顺大师交相互熔、旁通融贯的法界观。

　　方先生在文中透视了近代人要理解杜顺大师法界观所遇到的主要障碍，认为近代人受西方分析逻辑的影响，在二分法思维和二元论的引导下，把宇宙整体分解成碎片来认识，从而只能认识宇宙的差别境界，但我们却将对这种差别境界的认知结果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扩大其范畴或者是思想应用的范围，如此就难免产生一叶障目的偏失，作茧自缚，障碍了我们的自由解放。西方这种心智的障碍和认知的偏失在哲学、宗教和科学领域处处存在，虽然他们也在作种种努力试图克服这种偏执，但收效甚微。而近代“内在关系逻辑”方法的产生，为我们走出西方认知心理的困境以及理解华严宗的法界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此文是以西方哲学的视角观照华严的典范，为我们打开了研究华严体系的新思路。

　　方立天先生撰《华严宗的现象圆融论》(7)一文，从界说事事无碍切入，分析事事无碍论的内容，进而揭示该论说的哲学底蕴与逻辑性格，理论基础与中国特色。作者认为，作为最能代表华严宗理论特征的事事无碍论，是指佛的殊胜境界；宇宙的最高层次；观法的最后目标以及本觉真如，含有境界论，认识论，宇宙论和修持论等多层面的意蕴，是华严宗人的重要理论创造。华严宗的事事无碍论反映了人类某种希望消除痛苦、追求理想以及协调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深刻思想。从世界理想来看，佛呈现的圆融无碍世界，是一种整体世界，慈悲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人的独立存在既被肯定，同时又强调与他人的关联，强调个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的自性既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又与他人、与社会处于相即相入的统一环境中。华严宗人这种包含于宗教理想中的美好社会理想，尤其是既重视个体的独立自性，又强调个性与社会的关联性思想，具有明显的现代意义。从华严宗的事事无碍论整个学说来看，它是华严学者综合印度大乘佛教与中国道家等思想并加以创造的结果。是典型的中国佛教思想命题和中国思维方式，是先秦庄子以来齐物论思想的发展，也是着重探讨本末体用关系的魏晋玄学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方立天先生此文是迄今为止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华严“事事无碍”论所作的最具哲学底蕴的阐发。

　　汤一介先生撰《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8)一文，思考了华严体系的著名范畴“十玄门”。作者详细解析了“十玄门”的哲学意义，认为可注意者有三：第一，一概念必有其相对应之概念而立，如有“体”必有“用”，有“统一性”必有“多样性”，有“排他性”，必有“共存性”等等；第二，所有成对之概念均为互补性之概念，故在法藏思想体系中必然表现为相对应之概念才有不可相离之互补性；第三，法藏之“十玄门”只是举出十个方面的相对应的概念的相关性，但并不是说只有这十个方面的相对应的概念有相关性，而是说任何一概念都有其相对应之概念，这一对相对应之概念必是相互成立、互补的，这样才构成一圆融无碍之图景。

　　作者由对“十玄门”哲学意义的分析，思考了现代哲学语境中几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其一是“先有飞机还是先有飞机之理”即“现实性与可能性”的问题。其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其三是一般（共性、共相）与个别（个性、殊相）的关系问题。作者站在华严学的立场对这几个现代哲学命题的思考颇具颠覆性和震撼力。

　　杨政河先生著《华严哲学研究》(9) 作为在家居士，杨在哲学上师承方东美先生，佛学上师承印顺法师、南怀瑾教授和李炳南老居士，并有个人的修行体验，功底深厚，创成四十余万字的《华严哲学研究》。对《华严经》进行了系统深刻的哲学阐发，是继方东美先生《华严宗哲学》以来的又一部力作。杨先生不仅解析了《华严经》的义理结构，而且对华严五祖各自的思想体系以及继承发展脉络进行深入剖析，其间贯串着一条“法界缘起观”的创发、展开、演变与结归（结归于法藏的“十玄缘起”）之路，此路疏通了从杜顺直至法藏乃至宗密之间思想的内在联系，为我们给出了中国知识精英对《华严经》进行中国化阐释的思想图景。让读者领悟到《华严经》的华化过程实则是外来思想激活中国的文化底蕴而创生新的智慧的过程，“法界缘起观”是中印智慧碰撞交融的结晶。

　　《华严经》义理结构的剖析和华严五祖思想脉络的梳理构成了本书的双层结构，这种双层结构一体凝聚于作者自身的修行体验和思辨的激情，形成一种极具个性色彩的灵性结构。新见叠出，妙悟纷呈。深刻，厚重，激情和诚实是本书的基本美学风格。

　　刘孟骧先生撰《华严宗温和形而上学佛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10)一文，考察了华严宗形成过程中杜顺、智俨、法藏各自独特的理论贡献。此文给读者的印象就是剖析问题精细深入，故发论皆中，作者为华严哲学性格冠以“温和”一语，是对华严哲学体系之美学风格的描述，亦颇与事实相符。

　　邱高兴先生撰《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11)一文，该文叙述李通玄以《易》及儒家传统的观点诠释《华严经》，从而开创理解华严之新途径的文化背景、方式方法及其哲学意义。作者认为，在李通玄的《易》学阐释中，不仅是《华严经》作为文本的意义得以生长，同时也是作为背景的《易经》的意义得以扩张。两种不同对象的意义的生成与扩张，从本质上说是诠释者自我的放大，正是在这种放大的过程中，两种文化得以融合与共存。《易》的八卦方位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部分，特别是象数学说在注经及占卜问卦的民间方术中更有重要的地位。李通玄吸收这种思想来解释佛经，为中国人理解佛教经典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他的融合三教思想倾向，对华严宗五祖（宗密）在《原人论》中明确调和儒、道、佛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对曹洞宗爻象思想的提出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其穿凿附会之处也时时有见。

　　该文为读者深入剖析了一个诠释学的典型案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哲学诠释学成为主流的今天，这种案例分析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宜宾学院图书馆共撰《试论唐君毅“心灵境界说”对华严佛法的融契和阐扬》(12)一文，对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心灵境界说”作了透辟分析，剖析了其文化哲学对中国佛学华严宗教义的融会和阐扬。

　　作者追叙了二程和朱熹各自对华严精神的吸收，表明宋明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深度整合的产物，其理论的建构方式和内在精神深受华严“圆融无碍”观法的影响。形成了被现代新儒家称为“圆而神的智慧”，并影响着后世的一代代儒者，唐君毅首先继承了传统儒学和佛学中共通的思维特征，在东西方比较文化理论中，论证了这种圆融精神作为东方哲学中所共有的生命智慧，根本不同于西方以认知理性为基础的文化形态。在本体论和心灵境界说的体系建构中，借助华严佛学的法界观，把这种“圆而神”精神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该文对唐氏体系的把握十分透辟，以此折射出了华严思想对唐君毅的深刻影响，可以认为，唐氏体系的建立，是继程朱理学以来《华严经》启示中国人智慧的又一范例。

　　任继愈先生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3)中，有《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华严经》和华严宗进行了彻底清算和严厉批判。作者认为，华严宗根本取消了客观世界存在的物质基础，有意避开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哪是第一性、哪是第二性这一根本前提，不承认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只承认经过主观意识加工了的认识对象。华严宗虽然提出了许多范畴来说明世界事物的互相依存、制约、数量、变化、消灭过程的关系，但其目的在于歪曲地解释客观世界，从而企图取消客观世界。华严宗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与唯物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其中即使有一点辩证法思想，在其唯心主义体系下，也只能把那一点点辩证法因素引向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只有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才能克服这种弱点，达到正确的认知。该文表达了无神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极具代表性。但也让人们感受到两种哲学体系之间的深刻隔膜。

　　综上所述，上述八文或从西方哲学的视角观照华严哲学，或直接切入华严的哲学范畴，或梳理华严宗的观念史，或从马克思哲学视角给予批判。凡此种种，显示了学术界对华严哲学的多侧面关注，同时也暗示了《华严经》对学人的多元启示力量。当然，由于人类哲学观念的多元化特征，故而人们对《华严经》的多视角阐释必将是无尽的，华严的多元哲学阐释仍在展开之中。

　　（三）、宗教与比较宗教学研究

　　赖品超先生撰《三一论、基督论与华严佛学》(14)一文，指出华严之相即相入及事事无碍等观念，是可以应用于解释基督教神学中的三一互渗，甚至有助于了解基督论中的互渗与属性相通之义理。作者从九个方面进行了阐释，该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华严视角观照基督教、以华严义理解析基督教理的范例，显示了两种宗教和哲学体系互相阐释的可能。作者的阐释颇具前卫性，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开阔的研究领域。

　　杨维中先生撰《论华严宗的染净善恶观与妄尽还源的修行路径》(15)一文，认为以“性起”说为根基的华严宗，便于解释净法的生起而拙于说明染法的存在。该文详细解析了三性同异与染净缘起、真妄交彻与性具善恶、心体心用与迷染悟净各自的理论来源、意义及其内在关系，清理出一条以妄尽还源而达于华严三昧的理路，思致精微，名相的考辨与梳理深微而缜密，显示了对华严诸祖理论体系的透彻了解。

　　王仲尧先生撰《论南北朝地论师的判教思想》(16)一文指出，现存文献对地论师南北二道分歧的历史渊源与关键以及门户传承等问题所记不清晰。此文从二道的判教结构和有关思想出发，认为南道判教是将《涅磐》、《华严》二经共同置于最高地位。北道判教则将《华严》置于《涅磐》之上。双方分歧的焦点，是佛性当有还是现有。南道持“真性缘起”，有强调理性主义，突出主体意识和义理思辨的倾向。北道持“法界缘起”，较偏重实践。地论师判教对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的几种思潮皆有所涉及，其判教的基本方法是对各种现实存在的学说思潮进行认识和分析，在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会通。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判教结构的不完整或不均衡性，判教的内容与整个佛教发展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割裂。但其主体意识和批判锋芒，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特色，故仍有重要价值。

　　上述三文提供了一个有关《华严经》之宗教研究的有益尝试，赖文的比较宗教研究尤具特色。但是我们认为，从宏观视角而言，迄今为止有关《华严经》的宗教阐释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其可能空间，这一方向仍有广阔的伸展余地。

　　（四）、华严教主及诸祖研究

　　方立天先生著《法藏评传》(17)一书，对华严宗的实际创宗者法藏作了全面述评。该书全面而深刻的展示了法藏的生平、学术与修行成就，重点放在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上，由于作者自身深厚的哲学修养，故此对法藏学术思想的评述尤见功夫，作者认为，由法藏实际创立的华严宗思想代表了大乘佛教哲学的最高成就，这与方东美先生的意见不谋而合。该文也为我们探索华严诸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某种写作范例。

　　李富华先生撰《<华严经>与普贤菩萨思想》(18)一文，以八十卷本《华严经》为主要依据，对《华严经》中关于普贤菩萨的思想进行探究，认为贯穿全经的是以“普贤行”、“普贤行愿”为中心的大乘佛教修行的理论和步骤，普贤菩萨的思想在《华严经》中得到了最充分也是最完美的表述。作者指出，虽然《华严经》中关于普贤菩萨的具体形象描绘不是那么真切，然而其形幻而神真，从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大乘菩萨的功能境界：其一，普贤菩萨是与三世诸佛等身的诸菩萨之首；其二，普贤菩萨是佛法的化身，是代表佛宣说大乘佛法并指引众生成就佛果的大菩萨；其三，普贤行愿是大乘菩萨修行的集中体现。

　　李蓉撰《澄观的生平及其思想》(19)一文，考察了历唐代九朝（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的华严宗四祖澄观一生的行藏及其思想倾向。澄观对华严三祖法藏提出的“四法界”说加以系统整理，不过，澄观自己在观法上偏重理智圆融，更接近于中观之学，与法藏侧重于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有所不同。他批判分析了慧苑的“双重十玄”，恢复了法藏《探玄记》“十玄”的原说。在“禅教一致”、“禅教兼修”方面，澄观比华严宗前三祖走得更远，其思想融合了三论、天台、南禅、北禅于一炉，博大精深，圆融无碍。

　　肖雨先生撰《五台山最早的华严论师灵辨》(20)一文，该文描述了晋译《华严》诞生后，在北朝的传播和研习状况，详细解析了五台山清凉寺圣僧灵辨的百卷《华严经论》残卷中有关《如来光明觉品》的部分，指出灵辨法师以“十种智力”为纲，五十二个问题为目，细致入微层层深入地论释了《如来光明觉品》的义理，启发了众生学佛的信心。虽然灵辨法师这部巨著较法业的《华严旨归》、玄畅的《华严经释疏》稍晚，但较其未遑曲尽、仅标举大致的《旨归》和不详卷数的《释疏》看来，确是纲举目张、细致入微、卷秩颇大的巨著。是五台山僧人对佛学的一大贡献。

　　上述四文均属个案研究，虽其各具深度，但毫无疑问，有关华严三圣，华严诸祖，以及历代各大华严注家的研究都有待于学人的进一步开掘。

　　（五）、文学研究

　　刘纲纪先生撰《唐代佛学与王维诗歌》(21)一文，就华严宗对王维艺术创作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作者指出：从佛学义理来看，对于王维影响最深的，先是华严宗，后是禅宗（南派）。总的而论，王维在佛学义理上，由华严而南禅，两者有前期后期之分，但又是兼容的，这对他的诗歌创造有很大影响。他大量的诗不是以诗说佛理，而是通过对人生、社会、自然的丰富、生动的审美感受的描绘，抒写他对佛理的深刻体验，真正把佛理化为诗境，并找到了与之契合无间的高度艺术的形式，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创造。其所达到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艺术成就与华严“空海澄波，万象宛然”、“重重无尽，圆融无碍”之境十分相合，是一种既十分真切、又具有高度审美超越性的描绘。作者将哲人的深度与艺术的审美眼光结合于历史真实之中，发掘出《华严经》对唐代文学的潜在影响，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洞见，值得人们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

　　侯传文先生撰《<华严经>与中印启悟文学母题》(22)一文，该文以四十《华严》为工作底本，认为该经所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不同于以抽象和繁琐教条为主的一般佛经，而具有启悟小说的性质。作者由此想到了中国的启悟文学，认为我国的启悟文学发展有两条线索，都与佛教有关。其一是僧传文学。如梁慧皎的《高僧传》，宋普济的《五灯会元》等。其最有代表性的是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经过多次演变，最后经明末吴承恩的创造性加工，完成了举世瞩目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作者认为，《西游记》与《华严经》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唐僧发愿西天取经与善财童子发菩提心一样表现了求道精神。特别在叙述模式上，取经的81难与善财的53参在构思、设计、编排、叙述上都有惊人的一致。难与难、参与参之间又有基本相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形成多样的统一。

　　该文基于深厚的中印文学修养，旁征博引，在文学、史学、人类学等各学科之间跨越自如，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有关中印启悟文学的观点，是从文学视角解读华严的重大创获。该文后被收入其专著《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中华书局》2004年4月版）一书中。

　　吴言生先生撰《华严帝网印禅心》(23)一文，认为《华严经》蕴含着深邃灵动的禅悟思维。以《华严经》作为宗经的华严宗，构建起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圆融境为根本特征。圆融既是华严的至境，也是禅的至境。华严的圆融境对禅思禅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禅宗诗歌的理事圆融境、事事无碍、现量直观境。表达圆融境的禅诗彰显出重重无尽、圆融谐和的美感特质。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具体探讨《华严经》、华严宗的禅悟思维对禅诗禅思的影响，对构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禅诗研究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此文于此正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

　　上述三文暗示了对《华严经》进行文学把握的广阔前景，论文本身无疑也是十分成功的。但是，此三文却共同忽视了同一个问题，即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华严经》文本本身之文学性的探讨。事实上，从审美的视角看，《华严经》是极美的文学，经中对宇宙、生命、佛菩萨神通境界的描绘显示了灵动飞越、不可思议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具有一种冲决和撕裂小我、让狭隘的心灵在毁灭的刹那瞥尔洞见本真的神奇力量。表明《华严经》的文学之美具有净化灵魂、提升人的生命境界之功用。而我们，对此显然研究不够。

　　（六）、教育学研究

　　沈立先生撰《中国佛教<华严经>的终生学习观》(24)一文，围绕《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行愿第八愿——常随佛学、《净行品》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结合华严宗与中国佛教其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总结与论述华严终生学习观，进而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终生学习理念。根据对“常随佛学”的理解，作者从其中总结出了“无限双螺旋学教对称”与“深入到意识流的微观终生学习”模式；依据《净行品》140种来源于日常生活而扩及于众生幸福的愿心，作者指出这是一种基于行为矫正的学习化生活；而根据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作者又从学习的心理基础、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式以及对于老师的选择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佛教本来就是一种教育，而《华严经》中包含了十分积极健康的生命观、生活观、学习观。如何将这些积极健康的因素化入我们的生活实践，以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信仰与价值观，正是现时代的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该文对此作了有效的尝试。

　　三、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的前景

　　综上所述，笔者就目前所掌握的不完全的文献资料作此梳理，百年来的《华严经》研究显示了上述六个方向，每个方向上的研究论文虽不多，但却俱各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学理品格，有的论文其哲学水准及其跨文化的阐释方式（如方东美、赖品超等先生的论文）甚至可作为范本启示后人。但是，问题也恰恰因为这些研究论文（专著）的启示而来。我们认为，根据上述文献资料所隐含、所暗示的可能的深度和广度，目前的《华严经》研究远没有将这种可能发挥的空间充分发挥。

　　△ 在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方向上，《华严经》究竟于何时何地集结？能否找到确凿的证据？是谁将众多单品经整合成为如此完整连贯的体系？或者真如龙树所说曾有十万偈四十八品流传印度，然则其余的九品五万五千偈今在何处？等等。这是就华严完本而来的问题。此外，笔者觉得，在华严体系的文本文献方面亦有很多工作要做，如：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华严经集解》，有必要将历代祖师大德的注、疏、论搜集完备，进行集中整理疏通，编一部集解式的华严文献；《大藏经》中所录日本历代高僧和学者研究《华严经》和华严宗的文献历来被我们所忽略，有必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 在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方向上，《华严经》和华严宗作为东方智慧体系彰显了典型的东方思维特征，故与西方哲学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华严的各大范畴是如何提出和确立的？为什么华严哲学体系经五祖的推动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即不再发展？排除外部政治因素之后，其间有没有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本身的原因？

　　△ 在宗教和比较宗教学研究方向上，笔者认为，作为佛教纲领的《华严经》和基督教纲领的《圣经》其宗旨、教义、体系结构、传播与影响的比较研究是尚未起步的工作，应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这绝对是一件极富意义的学术研究。华严阐释和《圣经》阐释是最能引人深思的问题，华严阐释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华严五祖的卓越努力已将其推向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对后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而《圣经》阐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随历史的演进在新的语境下不断获得新的阐释，《华严经》事实上也具备这种特征，只是由于政治、历史和许多人为的因素搁置了华严的阐释，在新的语境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开始这项工作。

　　△ 在华严教主及华严诸祖的研究方向上，已如前所说，诸祖的传记及其各自对《华严经》研究的独特贡献尚待深入探讨。

　　△ 文学：《华严经》神话式的的描写以及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极大地激发了晋以来中国人的想像力，对后世的诗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已开始，但流传于民间的数不胜数的《华严经》感应故事是不可多得的民间文学素材，而我们的研究尚为空白。

　　△ 教育学：十年浩劫以后，作为信仰沦丧和道义理想陨落的国民，有必要进行信仰和道德的重建，在我们的同情心、怜悯心、公德心以及正义感随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益凋落的时代，在制度性腐败已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导致人心涣散、利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信仰和道德的重建已显得尤为迫切，否则，我们将无从达成自我拯救。因此，《华严经》的教育学研究应结合宗教学研究、结合国民的信仰真空和道德困境深入展开，重建国民的价值世界，教育学研究的目的方才达成。

　　△ 此外，上述六个方向也没有能够包含华严研究可能展开的全部方向，我们尚须从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美学方面展开研究。

　　华严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昭示了研究的广阔前景，如果把上述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一 一理清，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华严研究必将获得质的飞跃。在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在文化多元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已成为共识的当代，华严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其中，从西方本体论诠释学的视角观照《华严经》文本和华严诸祖的文本阐释策略、然后从华严视角观照西方本体论诠释学体系，构建一个对话的平台，思考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互相启发与资鉴，是在这个全球化语境下相对而言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期待着各界学人的参与，以期将华严研究引入全球化视野，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重新唤起《华严经》圆融无碍、海纳百川的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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