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曾绍发

　　[摘要]韩愈的一生是坚持反对佛老思想的一生。他的反佛具有现实客观性、社会功利性等原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韩愈 佛教 原因

　　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一生都在坚决反对佛老，但作为儒家代表的他在反佛中却与僧人打得火热，其原因何在？我们从他的反佛代表作《论佛骨表》中来一探究竟。

　　一、韩愈反佛的原因

　　1.社会政治原因

　　《论佛骨表》一文的问世源自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汉朝时佛教传入中国，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五代进入繁盛时期。尤其是唐朝统治者对各种思想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因此，佛教得到统治者大力提倡，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在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崇佛风气。到了中唐，佛教势力更大，代宗、德宗、宪宗等多位皇帝都虔诚信佛，于是佛教在社会得到人们的狂热信奉。《释氏通鉴》中就有记载：唐代的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僧尼人员不从事生产活动，过着寄生生活。住所是宏伟豪华的建筑，占有了大量土地，这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生产。另一方面，佛教弃绝红尘，四大皆空，只追求个人正果，不关心国事家事，更不讲论理纲常，在混乱的思想界里佛教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于拯救人心，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局面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这两方面的危害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对国计民生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宪宗亲自派人迎接佛骨，从十二月初一到来年正月丁亥（初八）开塔迎出佛骨，历时一个多月。当时的唐王朝现实是百业废弛，但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却唯佛是迷，很多家庭因崇佛而破裂，社会后果相当严重。

　　韩愈上书《论佛骨表》，反对佛教有其鲜明的社会政治目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恶性膨胀，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落。韩愈一生坚决站在反对藩镇割据一边，力主武力镇压，主张国家统一，维护中央集权。同时，中唐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为害最烈的时期之一，他们控制朝政，权在人主之上。还有当政者拼命盘剥百姓的“宫市”。有识之士对朝政腐败深为不满。这时，号称“中兴英主”的唐宪宗，进行了镇压藩镇反对腐败的统一事业。公元816年，淮西战事刚一结束，宪宗就下诏天下，征求方士，为从多方面去实现他的长生梦，宪宗一面叫道教方士炼制丹药，一面又向佛教表示他的虔诚。这在社会上兴起了佞佛崇道的风气。大量的钱财和土地进入寺庙，造成国库收入减少，同时加重了广大百姓的生活负担。为逃避赋税，许多人弃家归佛成道，佛道人数的增加，又加重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这对于刚稳定的政治局面极为不利。正是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国家的稳定繁荣，人民的耕织供给，韩愈才大胆斥佛。

　　2.思想道德原因

　　韩愈在中唐时期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他以儒学为根本，以孔孟的“道统”继承者自居。韩愈自小接受的就是正统儒学教育。他七岁开始就好读古书，学习孔孟，追求儒学，他自己曾说“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上宰相书》）。经常是“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按于百家之言”（《进学解》）。他的志向就是“行之于仁义之途，游之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答李翊书》）。可见，习仁行义，弘扬儒学是韩愈的精神生活。

　　在唐朝，虽然出现了儒释道三家并重的局面，但从具体的地位情形看，儒家屈居末端。到了西汉，先秦的儒学经董仲舒神化后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社会主流政治思想。随着汉末黄巾农民起义和魏蜀吴三国的鼎力出现，独尊一面的儒学失去了中心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民族大融合成为主流，佛教、道教兴盛起来，儒释道三家思想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到了隋唐，没有在变革中得到创新的传统儒学，根本没办法与体系博大的佛学理论一争高下。佛教自西汉入土中原后，经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不断完善发展，到隋唐时，已经达到了兴盛的时期。佛教在中原可谓是宗派林立，名僧辈出。道教土生土长有国情优势，它在历史发展中，利用养生求仙、长生不老、符水治病等赢得王公贵族及平民百姓的尊敬信奉，尤其到了唐代，皇帝自称老子李耳后裔，在政治中给予大力支持，道教在政治社会上获得了空前的地位。这样，从政治社会的总体的地位可看出，佛家第一，道家第二，儒学第三。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周道衰孔子殁，火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扬，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与佛”。唐代佛家道家的盛行与儒学的衰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于奉儒学为精神生命的正宗儒学者韩愈来说，在精神方面的打击是致命的，因此，韩愈的悲愤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而振兴儒学，排斥佛学道学，就成为他儒学思想要必须攻占的阵地。

　　儒学是韩愈立身处世的思想根源。作为儒士的韩愈反对佛道虚妄迷信的特定目的就是振兴儒学。韩愈在《送灵师》中说：“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吏，朝署时遗贤。”佛老还扰乱了他理想的封建秩序：“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令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原道》）儒学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的主要支柱，它主张的三纲五常和仁义道德的学说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较之佛道更能治世和维护封建统治。

　　韩愈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个重任，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韩愈建立的儒学“道统”，一方面是为了抬高儒家在历史上的地位，以与佛教相抗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自己说成儒学传统在唐代的真正继承人，以取得复兴儒学的旗手资格和传统依据。维护儒学道统的必然结果就是把矛头指向盛及当时的佛教。

　　3.职业责任原因

　　佛教入土中原后就建立了自身的经济基础，即寺院经济。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中期，佛教的寺院经济急剧膨胀，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国家社会问题。在《旧唐书?辛替否传》中曾有记载：“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宗佛兴寺给封建统治带来的危害，所以唐代上表反佛者代有其人。在唐朝时，天下僧尼，数盈十万，在那种“一夫不耕，就受其憋，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狄人杰传》）的情况下，其所造成的损民财坏国贮的危害相当严重的。

　　韩愈不只是一名儒士，还是一名封建官员，他处于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其感受更深，而那份力挽狂澜的责任心更强。他指出：“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佛教的急剧发展，教徒的不事生产，浮食天下，在经济上已直接危害到统治阶级的利益。韩愈《送灵师》师曰：“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吏，朝署时遗贤。”当时，寺院成为百姓逃避赋税徭役的避难所，一些知识分子也遁入了山林禅寺，不为朝廷所用。韩愈深感缺臣少民，给封建统治带来的危机，所以他痛心疾首，坚决禁绝佛教。同时，唐朝诸帝大多崇佛佞道，更是给社会带来无尽的灾害。帝王笃信佛教，朝野风从，劳民伤财，旷时废业。韩愈生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那时大乱已过去，但时局仍处于多事之秋。韩愈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五个皇帝执政的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同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韩愈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所日思夜虑，并力图解决的问题，即是如何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减少或避免大的政治动乱。当时的思想武器，无非是儒释道三家，佛道尽管于辅助王化，安定人心亦有成效，但它们不事君父，浪迹四海的行径，一定程度上也给封建统治带来离心倾向和不安定因素，这种负面价值在几次大的动乱中亦日益显露。所以必须从意识形态上统一人们的思想，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而“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客观公正地说，韩愈的谏迎佛骨的确是向统治阶级和佛界两方面都提出了警告。其实，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忠于职守的朝廷官吏，不论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还是从同情百姓的角度出发，都应挺身而出，犯颜直谏。韩愈正是这样的人。

　　4.个人性格原因

　　韩愈敢于冒死排佛，犯颜直谏，除与社会现实，思想道德，维护统治的理性认识有关外，还与他的独特个性密切相关。韩愈一生刚直不阿，不避强梁，如贞元十八年（公元８０２年），他初次做官，关中旱饥，便上书请宽徭役，免田租以安京师，又上书论除宫市之弊，主张对皇家及贵族的贪欲有所抑制，引起唐德宗的不满，嫌他刚升朝官就直言多事，便将他远贬为连州（在今广东西北）县令。《旧唐书》说他“操行坚正，拙于时务”。元和十四年（公元８０９年），他改任官员外郎。洛阳僧道，在宦官纵容下，蔑视法纪，胡作非为。韩愈职责所在，整顿僧道法纪，按照法典办事，当诛者诛，当禁者禁。引起宦官们的不满，改韩愈为河南县令，但他并不畏缩，仍然执法如山，使军士没有敢犯禁的。这种精神在他日后改革弊政反对藩镇割据的斗争中，旗帜鲜明，贯彻始终。元和九年（公元８１４年）韩愈编写《顺宗实录》，触犯时忌，秉笔直书，因而唐穆宗、唐文宗等总想诏令史官添改，这说明韩愈一直奉行自己耿直倔强的精神。元和十四年（公元８１９年）宪宗迎奉佛骨，韩愈的冒死相谏，可谓是这一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当时举朝佞佛的气氛下，韩愈能够挺身而出，谏迎佛骨，的确是惊世骇俗的举动，特别是他表示的“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的那种悲壮无畏的气概，尤为可贵。即使在被贬途中，仍写了著名诗作《左迁至蓝关示子侄孙湘》，记叙了自己的情怀。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表示了虽遭贬迁仍不折不悔的信念。其时，佛老盛行，朝野信奉。韩愈在《答张籍书》里曾说：“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那么，“上”当然是帝王后妃了。所以韩愈反佛，是要有相当的勇气和胆魄的。韩愈此次反佛，声名大振，影响甚大。及至长庆三年（公元８２３年）韩愈被任命为京兆尹，“六军将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故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李文公集》卷１《韩吏部行状》）这说明韩愈晚年仍保持了那种耿直的性格，倔强的精神和较高的威望。韩愈一生，宦海浮沉，几番上下，多由于他并不一味明哲保身，他屡遭贬迁之苦，一旦遇赦，便又直言上书，评议朝政。这是其个性使然。

　　二、小结

　　韩愈上书《论佛骨表》，态度坚决反对佛老，可以看出，他反对的是佛教，是针对佛教派别的，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反佛一事表现了他的可贵精神，这对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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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 《商情 》 2010年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