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佛教通论

　　新疆佛教通论

　　作者： 才吾加甫

　　主题词：新疆佛教、各朝时期、高僧与文化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浩如烟海的汉、蒙、藏文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国各朝时期的新疆两千年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

　　佛教是世界性的大宗教，起源于古代印度。佛教的产生约在公元前6世纪，距今已经延续了2500余年。其中它通过“丝绸之路”古道传入我国新疆和中原诸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汇流并存流行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其中佛教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影响很大。对此，在新疆各地现存的古代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胜金口千佛洞、鄯善吐峪沟千佛洞、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森木撒姆千佛洞、克孜尔尕哈千佛洞、焉耆锡克沁千佛洞、玛扎伯哈千佛洞、喀什三仙洞和吐鲁番交河故城佛寺遗址、雅尔湖石窟寺遗址、高昌故城佛寺遗址、阿斯塔那佛寺建筑遗址、鄯善塔木和塔什废佛寺塔遗址、哈密卡尔尕热土佛塔遗址、吉木赛尔应运大宁佛寺遗址、焉耆霍拉山废佛寺遗址、罗布泊楼兰故城佛寺遗址、若羌米兰佛寺遗址、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巴楚托和沙赖故城佛寺遗址、乌什沙依拉木石窟寺遗址、喀什摩尔佛寺塔遗址、和田热瓦克佛寺遗址、于阗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民丰尼雅佛寺遗址、安迪尔佛寺遗址以及在天山南北麓现有的近代和静巴伦台大黄寺、巴荣庙、昂嘉庙、胡苍庙、根杰庙、喇嘛庙、巴克希庙、焉耆楚布藏庙、博湖布尔洪巴克希庙、和硕塔什海庙、甘珠尔庙、昭苏圣佑庙、特克斯红庙、阿勒泰崇寿寺、博乐大白庙、额敏巴尔鲁克庙、乌苏白庙、黄庙、察罕格根庙和布克赛尔敖包庙、伊克庙、扎萨克苗与拉布楞庙等许多藏传佛教寺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新疆古今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古代西域佛教诸千佛洞、石窟寺和近代新疆藏传佛教各寺院、庙宇之佛教高僧大德在不同朝代、不同程度地对世界文化发展，特别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总之，新疆两千多年的佛教文化对整个西域甚至中亚地区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商贸往来、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和国与国之间互相了解友好往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疆佛教是中国佛教研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外历史考古学研究史料表明，佛教公元6-5世纪产生于印度，公元前1世纪末由克什米尔传入我国西域于阗以后，佛教在新疆从传播到发展过程中，经历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高僧倍出，信徒众多，石窟成群、寺塔林立、规模宏大，被誉为“佛教之第二故乡”或“小西天”。

　　汉朝时期的新疆佛教：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西域辽阔大地的大皇朝。汉朝统一西域之后，西域诸地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各族和谐、大小不等的诸“城郭之国”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西域各地佛教得到进一步传播发展。佛教沿西域古道“丝绸之路”南北两路分别传播西域之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阿克苏、库车、焉耆、切末、若羌、米兰、高昌、伊吾等诸地甚至通过河西走廊传入我国中原内地。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我国西域、中原、印度、安息、大夏、康居等国家和地区涌现出伊存、蔡愔、竺法兰、迦叶摩腾、安世高、安玄、竺佛朔、支娄迦谶、支曜、康孟洋、严佛调等名副其实的高僧大德。他们以善为本、传经译经、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佛教：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内地和北方尤其是西域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及民族大融合时期。公元220年至58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认为，在这三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西域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西域民间社会成了佛教的天下。西域塔里木盆地南北路诸国的佛教传播遭与两汉不同，整个西域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即铸造佛像、建寺、立塔、凿窟等社会事业特别盛兴。西域各地大小乘佛教并存流行。在佛教礼仪方面，比两汉三国时更为鼎盛发展。佛教道德深入民心，根基深厚。西域诸地佛教建筑佛窟成群、寺塔林立、首开我国石窟艺术之风，浮雕和立雕的大小佛像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凿窟、建寺立塔活动中，国王凿大窟和建最大寺，大官大富凿中等佛窟和建大庙，小官小富凿小佛窟，建不起大庙就建小庙和立大小不等的佛塔。佛的造像、绘画、雕刻等活动也大到高潮，官吏、僧侣和平民中释迦造像，弥勒造像、观世音造像等佛教造像运动特别流行。各国僧众天天燃香念经，月月道场，年年举行盛大的法会。这一时期，我国西域和中原甚至印度、康居等许多地区和国家前后涌现出朱土行、龙树、竺法护、法显、法献、白延、僧伽跋澄、鸠摩罗什、佛图澄、达磨跋陀、僧伽罗叉、佛陀耶舍、宋云、惠生等数千多名懂得梵语、汉语、西北印度俗语、法卢文、吐火罗语、于阗文、鄯善文、龟兹文、焉耆文，中亚古文字的佛教高僧大德和佛教专家。这些名僧大德们的佛经翻译活动导致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活动的高潮。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与中西方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东来弘佛法、西行取真经”的时代。又是西域大地成为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荟萃时期。

　　隋唐时期的新疆佛教：隋唐时期目前在新疆古“丝绸之路”南北道和其他各遗址上的西域早期千佛洞、石窟群、寺庙塔基本上已经形成。西域诸地佛教大小乘并存，据史料载，唐朝统一西域诸地之后，中原地区繁荣的佛教，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回流，对接近中原地区的西域东部的佛教给予了巨大影响。大量汉僧长期居于西域，建立庙宇，开凿石窟，讲经说法。在高昌、龟兹、焉耆等地的千佛洞中，大量唐代开凿的洞窟及具有浓郁唐风的壁画说明唐朝时代促进了本地佛教的发展和兴盛。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涌现出玄奘、义净、玄昭、道生、僧隆、慧命、会宁、大津、道宏、慧日、悟空、道方、智行、慧命、善行、僧哲等得高望重的名僧大德。西域与中原地区译经活动达到规模空前的新水平。总之，隋唐时期，西域佛教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西域与中原各地甚至整个中亚佛寺林立，僧徒甚多、高僧大德倍出，译经数万，他们的翻译成果遍及中华大地，影响了我国人民几千年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总而言之，在整个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西域佛教发展的特点是丝绸之路南北道佛教大小乘并存流行。其中丝绸之路南道地区佛教大小乘并存，但以大乘为主。丝绸之路北道诸地佛教大小乘并存传播，但以小乘教为主。丝绸之路东段却是佛教大小乘同行发展。

　　宋、元、明时期的新疆佛教：国内外佛教研究资料表明，在整个宋元明时期，西域宗教信仰多元化，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并存，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并肩对峙。这一时期，西域佛教进一步多元化的趋势发展，西域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共同并行，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这里的佛教较之我国其他地区有了更浓厚的区域特色。宋朝时期，西域佛教在龟兹、焉耆、高昌、伊吾、鄯善、吉木赛尔地区很大发展。元代我国的版图空前扩大，领域横跨欧亚大陆，使元朝的佛教具有民族多样性的色彩。元朝在全国实行宗教信仰多样化的政策。其中特别重视佛教的发展，元朝在南方采纳扶持汉传佛教兴盛的策略，在北方采取护持藏传佛教全面传播发展的方针。当时西域佛教在天山东部与北部之广阔地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明朝时期，瓦剌蒙古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上，瓦剌是在西域继元朝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民族之一。这一时时期，佛教在伊吾、高昌、焉耆、吉木赛尔传布之外，藏传佛教在天山北麓传播发展。总之宋元明时期，西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寺庙成群、信徒众多、高僧倍出、译经数万、口译笔译兼备、内容广泛。特别是元代，西域佛教的发展进一步影响到国外佛教世界，西域佛教和中原内地涌现出法天、法贤、法护、智吉祥、帕思巴、亦真、胆巴、阿鲁浑萨里、察罕、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梵琦、宗泐、绍玛、慧经、纳尔载、桑果、刺马刺失里、佛先、巴刺麻答失等精通梵文、汉文、藏文、蒙文、回鹘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语言文字的数百名名副其实的高僧大德。当时这些不同成分的名僧大德对中西方文化之发展，尤其是中西佛教文化之交流作出了贡献。

　　清朝时期的藏传佛教：清朝时期，我国藏传佛教取而代之西域早期佛教，在新疆伊吾、高昌、焉耆、吉木赛尔和伊犁、博尔塔拉，和布克赛尔、塔城、阿拉泰等地区全面发展。据文史载，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一个多世纪的准噶尔汗国时期，新疆卫拉特蒙古诸地的藏传佛教之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信徒众多、寺庙广布、规模宏大、名僧辈出，涌现出扎雅班弟达、乃济托因、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济雪活佛、墨尔根喇嘛等许多精通各种语言文字和天文、历算、哲学、医学、艺术等学文的高僧大德。当时这些名僧大德为新疆卫拉特蒙古诸地弘扬佛教、翻译佛经，加强蒙、藏、汉等兄弟民族来往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也在欧洲境内之伏尔加河地区游牧的我国土尔扈特蒙古得到进一步传播发展。从此，我国藏传佛教成为跨地区、跨国、跨洲之宗教。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公元1762——1763年，部分察哈尔蒙古从张家口、宣化、大同等地分前、后两部分迁来新疆游牧守边。于1771年，众土尔扈特蒙古自欧洲境内的伏尔加河东迁回归祖国移来新疆游牧耕耘。加之，乾隆统一准噶尔汗国期间，逃入俄罗斯和四处流散到其它地方的部分厄鲁特蒙古也回到新疆从事农牧业。清政府为了稳定新疆政局，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维系民心，藏传佛教就自然成为清维系民心的思想武器之一。当时清朝采取“因俗习为治”、“因其教不易其俗”的统治政策。一是建筑藏传佛教寺庙，二是优待喇嘛高僧。此后，新疆蒙古藏传佛教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新疆之土尔扈特蒙古、和硕特蒙古、厄鲁特蒙古、察哈尔蒙古等蒙古前后涌现出，精通梵文、藏文、蒙文等语言文字和佛教五明（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的许多藏传佛教名僧和活佛。他们为蒙、藏、汉等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作出了很大贡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于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扎雅班弟达学者创作托忒蒙文。新疆卫拉特蒙古托忒蒙文文献是国内外蒙古文献中唯一的方言文献，托忒蒙文文献产生和发展于17-18世纪中叶。其大多数文献是藏传佛教经文。托忒蒙文产生以后，新疆蒙古就用托忒蒙古文编撰自己的历史，记载他们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自己的方言进行文学创作，通过翻译介绍其他兄弟民族古老文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托忒蒙文文献。在国内外有许多珍贵托忒蒙文文献：其中国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藏有15大类、424种、2000多册托忒蒙文文献。国内的托忒蒙古文文献主要分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辽宁省沈阳市等的各级图书馆、博物馆、图书室、资料室。共收藏历史、政治、法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医学、艺术、哲学、天文、综合性图书等12大类托忒蒙古文文献，根据目前的统计托忒蒙古文文献约有1500册左右。这些托忒蒙古文文献大多数都写在毛边纸上。其中经卷式线状本较多，也有少量碑文托片。托忒蒙古文文献对整个蒙古学研究、蒙古文献学研究、蒙古文字史的研究、新兴的卫拉特蒙古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稿源：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