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方法论对古典意境理论的影响

　　禅宗方法论对古典意境理论的影响

　　李艳丽

　　摘要：意境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佛教现观论作为古典诗歌意境理论的哲学基础，佛学境界论作为意境理论产生的直接原因，佛教的妙悟说作为意境理论的思维形式，佛教语言现对意境世界的开启。从而最终形成了古典意境理论。

　　关键词：佛教　禅宗　意境

　　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维方式可以用“妙悟”来概括。妙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既不是感性的思维，也不是理性的思维，它是一种直觉、直观，但这种直觉和西方哲学的直觉的含义完全不同，是佛教徒在禅定中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认识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佛教所倡导的这种不假外求，直指人心的直观思维，为意境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所谓“悟”也即佛教所说现量。现量境一切现成，不假推理，它是原真的、即时星显的、未经逻辑理念干预的境界，如：《华严经》卷四十三所说，现量“不依文字，不著世间，不取诸法，不起分别，不染著世事，不分别境界，于诸法智，但应安住，不应称量。”不可用比量来推知揣度。是现量境的根本特点。仅凭知性逻辑并不能达成禅悟，不落二边的禅不可以计量解会。妙悟既不能思量，也不能不思量。落人思量，悟就会蜕化成空洞的概念、抽象的名词；坠入不思量，就成了所谓的反理性。妙悟是超越了思量和不思量的现量。现量本是因明用语，指感觉器官对于事物原真态的直接反映，纯以直觉去量知色等外境诸法的自相，如眼见色、耳闻声，未加人思维分别，毫无计度推求等作用。与现量相对的是比量。比量是以分别之心。比类已知之事，量知未知之事，如见烟比知彼处有火。“所谓胸襟流出者，乃是自己无始时来现量，本自具足。才起第二念，即落比量矣。比量是外境庄严所得之法，现置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

　　佛教的悟是特定修行阶段的认识活动，不是常人所能具有的，是经过静坐和禅定等预备性的心理锻炼才能形成的，所以。悟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神秘色彩对强调以禅人诗的意境理论来说，要求诗人像参禅一样去悟，也就是以悟作为诗的思维方式。严羽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他也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严羽认为以禅喻诗最为亲切、最能说明问题，也就是说意境是出于悟的结果，但悟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思考的意思。“妙悟”的佛学含义，丁宝福《佛学大辞典》解释说：“妙悟，(术语)殊妙之觉悟。唐《华严经》十二曰：‘妙悟皆满，二行永断。’《涅槃无名论》曰：‘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禅宗的妙悟。其特点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种对佛性的领悟，是不可言喻的，只能自己心里去体会，如人喝水。冷暖自知。谁也不可能说清楚。故知禅宗妙悟，即心即佛，实相无相，不缘文字，其妙无穷。严羽认为诗歌艺术的奥妙，既非语言所能表达清楚，也非理论所可阐说明白。必须“自家闭门实证实悟”，“凿破此片田地”。从大量上乘佳作中，凭借内在的直觉思维，从内心去感受和体验。才能领会艺术三昧，领略其中的奥妙。去除了见道明性的障碍，就达到了无利害的空达的灵心。瞬间顿悟直觉自由解脱的心性。这就是严羽《沦浪诗话》总结的“妙悟”论的美学核心。可见意境的妙悟和样的妙悟是何等的相似。

　　王惟在他的许多山水田园诗中善于将禅意融如诗心，使诗境与禅境合一，所以，他的诗含蓄深远，余味无穷。王维的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响。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一种空灵宁静的境界；它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抒发了空灵的心境，达到了对宇庙本体的感悟，在刹那瞬间顿悟到无限永恒。中唐时期，皎然、灵澈、权德舆、刘禹锡等人论诗歌意境。均与禅境紧密相联。宋代禅宗有了更大的发展。文人学禅更为普遍。例如：苏轼、黄庭坚均为禅宗居士。并被列入禅宗法嗣。这说明诗与禅的结合在理论和创作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以禅悟诗也相当普遍了。所以，禅的神秘必然影响诗歌的创作，形成意境韵味无穷的特点。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将佛教的现量说应用于阐发诗歌理论。他说：“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这一段中的“即景会心”“因景因情”无不是诗人在创作时的有感而发的情景，它与比量思维有着明显的差别。另外，他在《相宗络索》中说得更加明白：“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参虚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现量的铁门限。”这些都是讲人的直觉感悟。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将禅与诗的妙悟相同的特点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

　　妙悟作为佛教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言说方式，必然也形成了佛教独特的语言观，特别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语言观对于诗歌意境世界的开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奠定了古代中国诗歌语言追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意境之美。

　　佛教禅宗认为心灵的传递、接受、体验是非言说性的，是超越语言的。禅宗最著名的公案应是拈花微笑，《五灯会元》中说：“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则“拈花微笑”公案是中国禅师的创作，历来被视为是以“以心传心”方式传授正法的典范，具有典型意义。“拈花微笑”公案关系到佛教的传播方式、佛教真理的会通方式，佛教修持经验的沟通方式。涉及语言与心灵的关系等问题。佛教经验、佛教真理不能离开心灵而存在。离开心灵的经验、真理是不存在的、无效的。“以心传心”何以可能?禅宗把这种可能归结为心灵的内在宗教体验，也即个体主观对真理的体悟。这种体验、体悟是超越日常经验和思维活动的。也是非语言文字所能涉及和表述的。禅宗大师对个体间心灵的直接传递做了论证。慧能说“：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观照，不假文字。”慧能认为，人的本性具有般若智慧，禅悟是自我的般若智慧观照，是不假文字的。这是说，个体的内在智慧活动。心开悟解，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心灵的直接体悟，是与文字无关的。

　　在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中，这种“超以象外”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是由禅宗来完成的。用有限表达无限。用有形表达无形，禅宗实现了对于不可言说的言说。比如：南朝时。梁武帝请善慧大士傅翕讲《金刚经》，大士到经座上挥了一下经尺就走了下来。粱武帝非常吃惊。他旁边的宝志禅师问：“陛下听懂了吗?”武帝说：“没有。”宝志禅师说：大士已经讲完了。后来。这种以行为演示“密密意”的方法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我们且不论这些关于禅意的行为表演在说明什么，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这种以有限表达无限的方式，为禅意的表达开辟了新境。佛教禅宗的语言观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是。在佛教语言观的影响下，诗人们从观念上认识到了语言的局限，在创作实践中又深切体悟出语言潜在能力的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诗歌言外之意的追求。诗人们对“言外之意”的追求，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几乎所有处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的诗人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佛教语言观所给予的这种影响，许许多多的诗歌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佛家语言观影响的印记。从而形成古典诗歌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东省文化厅重点课题“汉传佛教美术风格的形成及影响”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zb2006054，作者系课题负责人。]

　　李艳丽：山东济宁学院美术系。

　　出自: 《山东文学下半月 》 2008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