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之龙象 群生之依怙——五百罗汉图像研究

　　佛门之龙象 群生之依怙——五百罗汉图像研究

　　夏金华

　　说起罗汉，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十八罗汉或五百罗汉、八百罗汉，甚至更多。原因无他，即其中异乎寻常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早已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并且，罗汉诡异怪诞的言行又与一些风俗习惯紧密相连，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日常话题。所以，寺院的罗汉堂内往往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他们在赞叹五百罗汉造像艺术魅力的同时，彼此也相互谈论神力感应的传说。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罗汉在中国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

　　一、五百罗汉的经论依据

　　罗汉，乃阿罗汉的简称。梵语是Arhat，初译应真，后译为杀贼、应供、无生等。依据《大智度论》、《大乘义章》和《翻译名义集》等书所释，这里的贼，是指烦恼。人生在世，难免烦恼多多，特别是见、思二惑，如同贼一般偷去人们的幸福。得道的罗汉是佛教修行中声闻四果之一，能够驱除这些烦恼，所以称为杀贼。应供，是由于罗汉所取得的果位，已断尽了一切烦恼，证得尽智，甚为难得，所以应受到人类和天神的供养。不生，又称为无生，乃指罗汉已证人涅槃，获得解脱，不再受生于欲界、色界、五色界三界之中。

　　一般说来，罗汉是小乘佛教所得之极果。在此之前，尚有初果的须陀洹，指人预流之义，已断尽三界见惑，预人圣道法流。二果斯陀含，于欲界九品思惑中，已断尽前六品，后三品犹在，须更来欲界，受生一次，故亦称一来果。三果阿那含，已断尽欲界后三品思惑，故不再来欲界受生。等等。

　　然在大乘看来，罗汉的地位排在佛陀、菩萨之后，尚不够圆满。但若广而言之，则又泛指大、小二乘佛教中的最高果位。如《成唯识论》卷三所说，阿罗汉为通摄三乘的无学果位，故为佛陀之异名，也是如来十大名号之一。[1]

　　此外，在分类上，罗汉还有三种、六种、九种的差别，其中的详细解释在《中阿含经》、《杂阿毗昙心论》、《俱舍论》和《成实论》等经论中均有反映。

　　在经论中，罗汉出现的频率极高，尤以《阿含经》为最。其数目也虚实相间，但仍以虚数居多。如佛陀著名的十大上首弟子、十六罗汉，是为实数，属于历史人物，有名有姓，有生平事迹；而五百罗汉、八百罗汉、千二百五十罗汉、五千罗汉、万二千罗汉、六万罗汉、八万四千罗汉，乃至于数量最多的，如《弥勒下生成佛经》所说282亿罗汉[2]，或无量数之类，则多为虚数，只有前面几位罗汉作为点缀，徒有数量而已。这是印度历史文化习俗使然，不必深究。在所有这些数据中，出现次数又以十大上首弟子、十六罗汉、五百罗汉和千二百五十罗汉为最多，这也是佛门一致认可并习惯使用的数目。

　　五百罗汉，类似于佛经里常提及的五百仙人[3]、比丘尼五百戒[4]、五百估客[5]、五百陀罗尼诸说一样[6]，原先的含义仅表示其多而非确切的实际数量。据笔者粗略统计，提到五百罗汉的佛教经论约有十五种左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九种。比如：

　　(一)后汉康孟祥所译《佛说兴起行经》(一名《严诚宿缘经》)说：“闻如是，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

　　(二)《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题目虽列五百之数，而实际全经三十品中，仅有大迦叶、宾头颅、摩头和律致等二十九位罗汉为代表自述身世及成道因缘，最后一品为《世尊品》。

　　(三)在《法华经·五百弟子授记品》中，佛陀是曾为懦陈如、迦留陀夷等五百弟子授予成佛之记别，皆号普明如来。但并未列举诸罗汉的名号及具体事迹。

　　(四)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五记载，有五百位已证得阿罗汉果的比丘，各自论说自身所生之原因，如观无明是身因，或观爱、无明为身因，或说行识、名色、六人、触等，以及饮食、五欲为身因，等等。

　　(五)据《贤愚经》卷六《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品》所说，佛陀在舍卫国亲自度五百盲人出家修道，后成为五百罗汉。

　　(六)据《舍利弗问经》记载，弗沙密多罗王毁灭佛法后，有五百罗汉重兴佛教。

　　(七)《十诵律》卷四认为，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后，说法时，即有五百声闻弟子随侍左右，被称为“五百罗汉”。

　　(八)依《五分律》卷三十、《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二载，释迦佛人灭之年，有五百罗汉聚集于摩竭陀国王舍城外的七叶窟中，以大迦叶为上首，举行第一次结集。

　　(九)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卷三说，佛灭后400年，在迦腻色迦王护持之下，以胁尊者、世友为上首，会集五百罗汉，于迦湿弥罗结集经论，成《大毗婆沙论》一书。此五百罗汉的前身为五百蝙蝠。

　　此外，还有一些与五百罗汉有关的记载，如《增一阿含经》卷三《弟子品》所载，受到佛陀称赞的100位罗汉弟子[7]、50位罗汉尼、40位在家罗汉、30位女居士罗汉；《法住记》所列十六罗汉的驻地、部下，各有数量不等的罗汉，其中五百罗汉是较多的一种；《阿含经》等早期佛经在“序分”中，也时常提到五百罗汉[8]。他如，梁代僧佑《萨婆多部记》所录历代传法53位大阿罗汉等[9]，也是重要的资料之一。

　　但是，在上述典籍所说的五百罗汉中，有时虽存在同名重复现象，但并非同一群体，而是各有所指。所以，与后来我国民间流行的五百罗汉图像及其名号在时空上均有相当的距离。

　　二、“罗汉供”的流行与五百罗汉图像的制作演变与发展

　　佛教传人中国后，罗汉的故事逐渐成为吸引民众加人信徒行列的重要媒介。禅宗从大迦叶、阿难至富那阁，十代祖师皆是大阿罗汉，所度者也是罗汉。马鸣、龙树、提婆、世亲始唱摩诃衍(大乘)，论著释经，摧灭外道，为菩萨开道鸣锣。而尊者阖夜多以戒力为威神，尊者摩罗以苦行为道迹。其他诸祖，或广行法教，或专心禅寂，或蝉蜕而去，或火化而灭，或攀树以示终，或受害而偿债，这是佛教中“法同而行不必同”的具体表现。[10]即所谓“祖师即罗汉，罗汉即祖师，无容异视矣”[11]。由此逐步促成了罗汉崇拜——“罗汉供”的兴起。

　　所谓“罗汉供”，即罗汉供养。其最初缘起，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三所载，乃出于佛陀人灭时，曾咐嘱十六大罗汉，与布施者作福田。阿罗汉承佛旨意，以神通力延长寿命，住世度化众生。如果布施者迎请四方僧众，或在住处，或在寺中，广设无遮供养法会，十六罗汉及诸眷属即隐身分散赶赴，密受供养，使布施者得受殊胜的果报，如深智、辩才、长寿、鸿福等。 ；

　　从果位上说，罗汉虽已获解脱，不再人于轮回苦海之中，与佛、菩萨同列圣位，但因尚残留个人习气，其面容、服饰与人们比较接近，不如佛、菩萨一般庄严，而且待人随和，幽默诙谐，与世俗人等反而没有距离感，更容易亲近。况且，在大乘佛教中，罗汉因受佛陀嘱咐，发菩提心，长住世间，广度众生，故而更受佛教徒及一般普通人的喜爱。

　　我国供养罗汉之举，多流行于禅宗寺院。如《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载，唐代翠微无学禅师的供养罗汉之事：

　　师因供养罗汉，有僧问曰：“丹霞烧木佛，和尚为什么供养罗汉?”师曰：“烧也不烧着，供养亦一任供养。”又问：“供养罗汉，罗汉还来也无?”师曰：“汝每日还吃么?”僧无语。师曰：“少有灵利底。”[12]

　　密庵咸杰禅师也是“罗汉供”的积极倡导者。[13]唐代神清所著《北山录》也多次提及十六罗汉之说。此外，有的禅师还直接取名为罗汉，如宋代明州乾符寺的王罗汉，漳州亦有罗汉禅师之人[14]，就是典型之例。至于著名的济公禅师，“言行叵测，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至多”，因而被视为“天台五百应真之流”[15]，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罗汉在我国的深厚影响，由此可见。

　　除此之外，持诵《华严经》者，亦感得与受供养的五百罗汉一起用膳的果报。[16]民间供养罗汉的现象也非常流行。宋代文学家苏轼生平信仰佛道，也喜好供养、收藏罗汉画像，他撰写过许多深含佛教意蕴的诗文，其中咏叹罗汉的诗偈多达几十首，如《罗汉赞》十六首、《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补禅月罗汉赞》九首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篇描述因供养十六罗汉像而得瑞相的文章，即《十八大阿罗汉颂》的《跋尾》。其中说：

　　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或云罗汉慈悲深重，急于接物，故多现神变，倘其然乎?[17]不仅如此，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也撰有《五百罗汉图记》一文，盛赞法能上人所画的五百罗汉像。其中说道：“笔画虽不甚精绝，而情韵风趣，各有所得，其绵密委曲，可谓至矣。”[18]宋朝民间供养罗汉之风甚盛。例如，广东南华寺现存的雕刻于北宋时期的360尊木雕罗汉，根据罗汉像身上的铭文记载，供养人居然来自于四面八方，有泉州(今福建泉州市)、衢州(今浙江省衢县)、潮州(今广东潮州市)、连州(今广东连县)等寄居广州者。供养罗汉之风之烈，由此不难想见。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发展，为中国化五百罗汉像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同时，在盛唐时代的敦煌壁画中，于“涅槃变相”画里，有数十位表情悲切的佛弟子，环列于佛陀周围。而在龙门石窟中，也出现了二十五位或二十九位罗汉像。中唐时期，京、洛等地寺院两边的墙壁上也往往绘有传法弟子或六十罗汉的壁画。这些罗汉题材的作品虽不是五百罗汉图像创作的直接来源，但为后者的呼之欲出，间接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相传内地最早的五百罗汉塑像，是在中唐时期。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塑作门第六》记载，唐开元(713--741)，塑像名手杨惠之曾在河南广爱寺塑过五百罗汉像，“……又于河南广爱寺三门外上五百罗汉，及山亭院楞伽山，皆惠之塑也”，并在南北各地寺院制作过许多塑像，且著有《塑诀》一书，惜不存。

　　晚唐时期，百丈怀海的弟子普岸禅师来居天台山，曾建五百罗汉殿。如《宋高僧传》有云：

　　(普)岸迁塔于是山前，此寺置五百罗汉殿，永嘉全亿长史，画半千罗汉形，每一迎请，必于石桥宿夜。焚香，具锣钹、幢盖，引导入于殿。香风送幢幡之势，而入门即止。其方广寺在石桥里，梵呗方作，香霭始飘。先有金色鸟飞翔，后林树石畔见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状，或卧空之形，瞬息之间，千变万化。[19]

　　既有半千罗汉画，相应有五百罗汉像的雕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我们认为，五百罗汉殿堂的设立最早起始于唐代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只是具体年代尚难断定。五代之后，五百罗汉的信仰及造像进人全盛时期，可以说遍及南北东西各地，殆无可疑。因为，有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实物遗存的发现可资证明。比如，杭州南高峰石屋洞五百罗汉造像、广西容县都峤山的五百罗汉记、四川大足龙冈石窟五百罗汉造像，以及朱繇《佛会五百罗汉》画作等，都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品。

　　杭州南高峰石屋洞五百罗汉造像群，是国内最早的五百罗汉石刻造像。原名石屋院，始刻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936--843)，直至元代尚有续刻，前后延续时间甚久。如元朝释永隆《造像记》说：

　　昔在石晋天福年中开山建院，刊坚口为瞿昙、罗汉像凡七百余尊，星霜屡易，大欠庄严。遂投诚檀信，择吉鸠工，重绘重整，再饰再新，以广其传。愿一切人普同瞻仰，后之人继承我志，时修理之，庶永示于不朽也。

　　大德六年岁在壬寅能仁口口住山口口永隆谨志[20]

　　需要注意的是，引文中的罗汉像是七百余尊，而非五百之数。其实，这并不难解释。因为七百尊不完全是罗汉像，而是包括洞内的佛(瞿昙)、菩萨像在内的。如同四川新都宝光寺罗汉堂内，除了五百罗汉之外，还有三佛、六菩萨、十八罗汉，又加上寺院的五十位祖师，共计五百七十七尊塑像，即是同样的例子。

　　另外，石屋洞罗汉造像雕刻于不同的年代，又无统一设计，而且私刻甚多，如“弟子何承渥，造罗汉贰躯，为报父母恩，永充供养，甲辰十月十日”、“天龙军副将潘彦，并妻陈十二娘，共造罗汉二躯，永充供养。甲辰记”[21]，又如“阁门承旨梁文谊。奉宣差押元帅大王官告国信，经历到院，睹五百罗汉，发心舍净财，镌造一尊，为亡父母小女子七娘，充供养，永为不朽之身。显德六年十一月日永记”[222]。如此等等，是造成元代释永隆作记时有七百余尊罗汉的重要原因。

　　广西容县都峤山的五百罗汉记，是一处摩崖石刻：“《中峰石室五百罗汉记》，干(乾)和四年岁次丙午八口口口口十五日癸未。”[23]乾和，是十国南汉的年号；乾和四年，相当于后晋开运三年，即公元946年。仅比杭州石屋洞造像晚数年而已，也是五代时期五百罗汉造像兴盛的依据之一。

　　此外，四川大足龙冈石窟的五百罗汉造像，据杨家骆《大足唐宋石刻》一书第八幅图录所载，在龙冈第23号石窟中，总共有293尊罗汉整齐排列。罗汉像的多躯头像被毁，但大部分尚完整，罗汉全呈坐姿，脸已具汉人面相，没有了唐代罗汉像的那种西域面容。而且大部分罗汉都穿交领右衽式汉服，也有通肩圆领长袍，但没有偏袒右肩者。至于坐姿，除结跏趺坐外，尚有双垂下足的安乐坐，垂一足的吉祥坐，也有结半跏、抱一足的适意坐等多种样式。建造的年代约在唐、宋之间，只是具体的年代难以辨定。

　　上述五代石刻的五百罗汉造像，大致如此。至于表现在绘画上，则有画家朱繇。他是长安人，生活于唐末至后梁时期。擅长道、释画，画风酷似吴道子，曾在洛阳广爱寺、长寿寺及河中府金真观等画有文殊、普贤等壁画。宋、明诸家收藏他的道、释画迹颇多，然罗汉画极少见，而《佩文斋书画谱》一书却载他所绘之《佛会五百罗汉》的作品。但是，其真伪难以辩定。

　　人宋之后，随着禅宗的大行，加上禅师与罗汉的密切关系，促使五百罗汉造像更趋发达。所不同的是，罗汉开始多从山中石窟、摩崖走进了寺院的殿堂。也就是寺院里五百罗汉堂的建设渐趋流行起来，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宋朝初年的五百罗汉造像，据说是宋太宗下诏建造的：“雍熙元年(984)……敕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奉安天台寿昌寺。”[24]此后，又有一些地方陆续开建罗汉堂，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河南辉县白茅寺的五百罗汉；政和四年(1114)，直隶行唐东北普照院的罗汉堂；宣和二年(1120)，四川阆中香城宫，造像五百尊于罗汉堂；宣和六年(1124)，山东长清灵岩寺的五百罗汉像等，一时形成了高潮。然时事变迁，沧海桑田，这些曾经辉煌过的建筑、塑像，多已不存，几乎也没有留下艺术传承的痕迹。

　　唯一例外的，是杭州西湖净慈寺的五百罗汉塑像。据史料记载，五代时，净慈寺全称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创自周显德元年(954)，吴越钱懿王号曰：“慧日永明院”，并应许住持道潜禅师的请求，将雷峰塔下十六尊铜罗汉移至寺内供奉，同时启建罗汉堂，塑造五百罗汉像。宋太宗赐额“寿宁禅院”。高宗南渡时，寺院被毁，罗汉堂也遭厄运。至绍兴二十三年(1153)，高宗敕湖州和尚佛智道容重建寺院，并恢复十六罗汉像，且再重塑五百罗汉圣像：

　　应真殿，四十九楹，即五百阿罗汉田字殿也。在正殿之西。显德元年，(道)潜移奉(雷峰)塔下金铜十六大士，始建。及南渡毁，绍兴二十三年，高宗临幸，敕佛智道容重建，复十六大士，并五百尊罗汉像，各高数尺。[25]

　　五百罗像建成之后，因其寺院规模宏大，佛、菩萨像庄严有度，罗汉像或庄或谐，一颦一笑，无不曲尽其妙，所以声名远播，引起各地寺院的纷纷仿效。故凡罗汉堂之设，必以净慈寺建筑为蓝本，五百罗汉像也必以寺内罗汉像的塑像为依据(详后)，使该寺的塑像、建筑艺术得到有效的传播与发展。

　　除此之外，宋代的五百罗汉造像，较著名的还有广东韶关南华寺的木雕罗汉像。其雕造年代，据罗汉像身上的铭文推测，约在庆历五年(1045)至庆历八年(1048)之间，前后历时四年之久。后经火灾，宋代木雕五百罗；汉造像被焚毁不少。因此，明、清时又有翻刻，但艺术上均不及北宋罗汉像为佳。至今，五百罗汉像仅存360尊。雕像通高49．5--58厘米，直径23．5--28厘米，都是用整块的木头雕刻而成。木料多数为柏木，也采用一些楠木、樟木或檀香木，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木雕造像，弥觉珍贵。

　　与罗汉堂造像相对应的是，宋代的士大夫们也形成了一股较之于五代更盛的画罗汉之风。这样既可以表达自己对罗汉隐逸出世精神的向往，又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赏玩，此与当时社会流行的禅家思想关系密切。因而即使不谙丹青之道的士夫们，也乐意在名家笔下的罗汉画题写诗偈，以附风雅。前述苏轼罗汉像赞一类作品，以及秦观《五百罗汉图记》等，就是如此。这在宋代艺坛中，居然也竞相流行起来。

　　除了上文提到的法能的五百罗汉画之外，李公麟的《五百应真图》也是值得一说的作品。李公麟，字伯时，安徽舒城人。熙宁三年(1070)进土，曾为检法御史。元符三年(1100)，辞官归田，居于龙眠山，自称“龙眠居士”。由于李公麟的名声大，流传的画迹又多，因此，长期以来他画过五百罗汉之事，鲜为人知。直到五百余年后的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张青父所撰《清河书画舫》一书，其中的“李公麟条”才对李氏的五百罗汉画做了评价：“龙眠山人之图五百应真也，布景不凡，落笔尤异，前后树色川光，松针石脉，烟云风日，奇踪桥梁，殿宇胜概，大非平日可比，即其经禅枯坐外，或为栖岩渡海，或为伏虎降龙，或为乘马驾车，或为坐狮骑象，以至麋鹿衔花，猿猴献果，诸夷顶礼，龙王请斋，舞鹤观莲之容，净发挑耳之相，种种不离宗门本色，唯是中闲分写琴、棋、书、画四段，殆是书生习气未除耶?”

　　如此画风与布局，迭现繁荣奢华之极，此与五代贯休所绘罗汉松风水月、野逸枯禅之风形成鲜明的反差。李公麟的五百罗汉画风，明、清时代尚见流传，如画家仇英的《阿罗汉卷》，吴彬的们临李龙眠五百罗汉图》等，皆承其遗绪，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到了南宋时期，罗汉画作在题材、技艺上继续向前发展。如李嵩、贾师古、梁楷、牧溪，还有名列南宋四大山水画家之一的刘松年等，均涉及罗汉画的创作，惜无相关的作品流传下来。至今，硕果仅存的是林庭珪、周季常的百幅罗汉画迹。据说，其中十二幅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日本大德寺藏有八十二幅，其余的下落不明。画中每位罗汉的造型，均呈瘦骨嶙峋模样，俊逸内敛，既有南宋文人风流倜傥的雅儒之风，又有高僧悲智双运的超脱精神，是我国画坛上别具一格的优秀作品。

　　降及明清时代，五百罗汉的画作依然风行，但精品明显不及前代。值得一提的仅有三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内壁的壁画和显通寺的铁罗汉，以及清代许从龙的五百罗汉画作。

　　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壁画中的五百位罗汉早已脱离了梵形，完全是一派汉族僧人的样子，罗汉的面孔有左右侧面的，也有仰首，或正视、低眉等，富于变化，手式也是如此，头光亦有红、黄等多种颜色。人物大都着右衽宽袖长袍，有在长袍之外罩一架裟者，也有的再加外衣，更有赤裸上身者。就线条、着色、造型而论，是为明代五百罗汉画中的上乘之作。

　　显通寺的铁罗汉，有关的传说不少。据说，此五百铁罗汉铸于明崇祯末年(1640—1644)。原有499尊，后经岁月洗礼，现仅存223尊，可称得上是有明一代塑像的精品之作。后来，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塑像，曾将显通寺铁罗汉作为参考的依据之一。

　　关于许从龙，清鱼翼撰《海虞画苑略》中说，其“山水花鸟，得法宋元，尤工仙、释、神，奇异状形，匠心而出，不资粉本，自成一家。……曾为金方伯绘五百阿罗汉，装三百轴，归南昌栖贤寺”。意思是说，许氏之画，独具匠心，自成一家，因而深受收藏家喜爱，不但士人如此，连寺院也加入到收藏行列中来，江西南昌的栖贤寺，就是其中之一。至今，江西庐山博物馆所藏许氏绘制的《五百罗汉图》，尚存112幅，为国家一级文物，充分说明许氏罗汉图的艺术价值所在。

　　三、五百罗汉尊号的考证及组合分析

　　五百罗汉名号的出现，是罗汉中国化或者说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到目前为止，现存记录有关五百罗汉名号的古代原始资料仅有三件：

　　第一，《吴新兴寺崇福院五百罗汉碑》。有南宋陈思所撰《宝刻丛编》卷十五引《复斋碑录》所云：“《吴新兴寺崇福院五百罗汉碑》，天德崇义正书，太和癸已岁十月建。”同是南宋不著撰人的《宝刻类编》一书亦著录。[26]但此书与《宝刻丛编》一样，仅录碑目，并未录人具体名号。太和，即大和，为五代十国吴杨溥的年号，与历史上唐文宗的“大(太)和”年号相同。太和癸已，即大和五年，公元933年。这是迄今为止金石史料中所见到的有关五百罗汉尊号碑的最早的文字记录。《复斋碑录》系出自五代人手笔，久佚，作者及碑录的具体内容亦不得而知。

　　第二，北宋元符元年(1098)所立的《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又名《宜州会仙山保民寺罗汉洞新建五百大阿罗汉碑》。此碑所刻的罗汉名号共518位，碑高20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碑中央还刻有释迦佛与若干弟子的线刻画。此碑位于广西宜州会仙山白龙洞，现保存完好。[27]这是五百罗汉名号在国内出现最早且遗存的石刻记录。此外，白龙洞中还刻有佛教故事画29幅，题为《婺林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每幅画均配有文字说明。洞内相关的佛教碑刻还有《潘助伏捐资刻菩萨造像记》、《龙管资刻普贤菩萨造像记》、《白龙洞常住田碑》等。

　　第三，南宋绍光四年(1134)所刻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此碑比《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晚36年。惜碑早亡，唯拓片尚存，并为明代官僚高玄期所收藏。《金石续编》卷十七载有此碑名，但文未收人。崇祯十六年(1643)，高玄期之子高承埏将此五百罗汉尊号刻于泾县衙署中。后其子高佑铠又重刻流通，并被收入《嘉兴藏》第四十三函中，署名工部郎中高道素(斗光)手录、高承埏校、高佑铠重订。清朝《龙藏》亦著录。因而广为流传，乃至成为以后寺院建造五百罗汉像所取名号的依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第三两碑在五百罗汉的尊号上仅小有出入，明显是同出一源，应无疑问。唯二者排序完全不同，《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首位罗汉为“贤者尊者”，末尾为“弃恶法尊者”，与《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首“阿若懦陈如尊者”、末“愿事众尊者”相去甚远。还有，前者的文字粗糙，错讹较多；在称呼上虽以“尊者”居多，但中间还夹杂着“罗汉”、“大阿罗汉”的称号，看起来是属于早期的作品。也就是说，从唐末五代五百罗汉名号的出现，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定型，中间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虽不能说《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是最初的原型，但说去此不远，想来不会错到哪里去。

　　至于说《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拓片，是高玄期从市场上偶然购得的。此有高承埏所作《恭题先大夫手录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一文的记录为证：

　　一日，散步燕市，遇木里浦真如庵僧，售一蠹帧。谛视之，乃《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也，住世十八尊者、石桥五百尊者名号咸备。有绍兴间叶内翰清臣赞，曰：“觉雄示入灭，尊者俱受记。现彼声闻身，护兹浊恶世。他方自感通，此地真灵秘。一路指桥西，谁明导师意?”先大夫亟购归，补缀手书一过，藏之笥中。今二十五年矣。[28]

　　其中提到的叶清臣(1000—1049)，为北宋名臣，其赞辞名为《题石桥》，作于晚年。而高佑铠所写的《后记》，则主要记述了拓片刻印流通的时节因缘：

　　吾祖夙具上根，深于禅理，所书罗汉尊号，凡五百一十有入。诸方耆宿，咸赞叹希有。先公镌于泾县署中，惜传布未广，特再授梓，俾得流通，试一展卷，称颂便如尊者森列现前，令人瞻仰。而先祖往昔因缘及先公继述，禅喜咸永，永弗替矣。为偈曰：“诸大阿罗汉，一一垂名号；五百不为多，十八亦非少；各具精进心，乃成无上道。赞叹顶礼者，咸得除烦恼。”[29]

　　引文里的所说“石桥”、“桥西”，乃指天台山的石桥寺，因而被称为“石桥五百尊者”。石桥寺，后更名为方广寺，至今犹存。

　　由此推之，应先有石桥五百罗汉的名号，而后才有《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二者极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此一判断，也与《西域志》所言“天台山石梁桥方广寺，五百罗汉之所住持，其灵异事迹，往往称著”之语相吻合。[30]

　　据梁慧皎《高僧传》载，东晋时有僧昙猷来天台，于跨涧石桥遇神僧。以后，始有五百应真(罗汉)的传说。随着年代的推移，此类传说愈演愈多。历史上也曾有过记载，而今大都湮没不存。

　　值得注意的是，天台石桥五百尊者，又与杭州净慈寺建造五百罗汉像有瓜葛。五代时期，五百罗汉的尊崇尤为兴盛。吴越王钱氏造五百铜罗汉于天台山方广寺。显德元年(954)道潜禅师得吴越钱忠懿王的允许，将杭州雷峰塔下的十六大士像迁往净慈寺，并创建五百罗汉堂。宋雍熙二年(985)，又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即十六罗汉与五百罗汉)，奉安于天台山寿昌寺。宋仁宗供施石桥五百罗汉的敕书，具载《天台山志》中。高宗南渡，净慈寺毁。绍兴二十三年(1153)，佛智道容重建十六大士，并五百罗汉像。后复屡经兴废，不一而足。

　　净慈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像，应该均有名号。这是从两方面的依据来推测的：其一，《净慈寺旧志》记载，罗汉堂建成后，吴越一带民间“数罗汉”、“斋罗汉”的风俗开始流行。[31]“数罗汉”的习俗是指从与自己有缘的罗汉身上来了解自己的命运之举。从逻辑上说，应该有罗汉的名字才更具神圣性。其二，据元代刘一清《钱塘遗事》云：“(净慈寺罗汉堂)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用黄罗幕之，偃蹇便腹，觑人而笑。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烧香。今龛废矣。”[32]由此说明，该寺五百应真已有名号。而且始作俑者有可能就是道潜禅师，或那位塑像之僧，也可能是天台山的某位神秘人物。年代约在后周显德元年(954)前后，不会晚于北宋元符元年(1098)，亦即广西宜州会仙山白龙洞《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出现之前。

　　如上所述，杭州南高峰烟霞岭上的石屋洞镌刻的五百罗汉石雕，也在这一时期，但早于净慈寺的罗汉堂。只是尺寸较小，也没有名号。由此可见，吴越时期与宋代是天台山及杭州塑造五百罗汉像的黄金年代，而推动最力者，除了像道潜那样的高僧大德之外，还有钱缪王及宋朝诸帝。

　　需要澄清的是，对于高玄期父子等人提供的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学界普遍评价不高，认为其缺乏典据，真实性可疑，不过是宋人附会云云。[33]其实，这种评价是不正确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确有不足之处，比如，有五尊罗汉重复，组成不够严谨，等等。但从总体上判断，还是成功的。否则，数百年来不会被人们，尤其是佛门所认可。这是因为：

　　一是高玄期，乃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株宏的在家弟子，且“夙具上根，深于禅理”。从其年十二，即能立时作出“如来已现光明藏，羽客偏持清净经”的联语来看[34]，高氏佛学修养非同一般，是理所当然的。其子高承埏及高佑铠，均为虔诚佛子，且深信因果报应之说，胡乱编造五百罗汉尊号，罪过不小。这种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二是从五百应真的大致分类也能看出，其名号的确立，是有经典依据的，并非凭空杜撰而成。其中第一类是在印度佛教历史上实有其人的罗汉，占绝大多数。包括佛陀的十大上首弟子、八大菩萨、传承法统的历代祖师、高僧、优婆塞、优婆姨及护法诸王等。属于次一类的是，经论中有关佛教传说的人物，如佛陀的前身修菩萨行的主人公、佛世界中的菩萨、色界无色界之天神等。上述两类罗汉占绝大多数。第三类罗汉是着眼于教义内涵、“以德行立名”方式出现的。另外，还有将近51位显然是经过筛选的本土高僧，如第117尊的悟达国师、第131尊的善慧尊者——傅大士、第484尊悯不息尊者(慧日)等。最后是为数极少的不易归类的“其他”罗汉。

　　三是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在明代被收入《大藏经》中。按照惯例，凡人藏之文均须经当时的高僧硕德共同审定通过，是极其严肃的，马虎不得，如莲池株宏所言：“古来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经论人藏成式：梵僧若干员，汉僧若干员，通佛法宰官若干员，群聚而共议之。”[35]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人选明显属于“通佛法宰官”一类，可见其慎重。倘若这五百罗汉尊号系高氏父子胡拼乱凑而成，了无根据，想必也难逃高僧的法眼。由此可见，乾明院的五百应真名号是可靠的，近千年来已渐成定论，难以撼动。

　　此外，五百罗汉的排列次序，从北宋元符元年所立《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及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来看，除了“阿若懦陈如”列为第一以外，其余罗汉的顺序均是随机方式产生的。这可能是考虑到在排序问题上的困难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做法，也是本土传统文化中的尊卑观念在起作用吧?

　　至于后世寺院所设五百罗汉像都采用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排序，是因为高承埏父子努力推广所致。高氏曾发愿宣传此罗汉尊号碑，其在《序言》中说：

　　予且购良工，以先大夫手书者，寿之金石，广置名山，使览者得尽识尊者名号，生欢喜心。而先大夫夙因或亦不致泯没，客姑俟之。[36]

　　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做到“广置名山”，但高佑铠承父之衣钵，采取刻印流通之法，影响扩大，终至于被收入《嘉兴藏》，而清朝《龙藏》亦因之。甚至连朱彝尊《曝书亭集》、俞樾《茶香室续钞》也加以征引谈论。所以，导致上述结果。而《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地处我国西南偏僻之处，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信息流传不广，是不争的事实，加上发现时代较晚，其影响力相对于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来说，自然略逊一筹。

　　更主要的是，若将《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与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相互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很有出入，显示后者明显优于前者的地方：

　　第一，前者比较粗糙，如称五百应真，既有称“尊者”，又有称“大阿罗汉”，前后不一致，而且还将十八罗汉夹刻在第192尊“须跋陀罗尊者”与第193尊“无相空尊者”之间，明显不合情理。其次，错讹也较多，如“罗旬”误为“罗句”、“坏魔军”误为“怀魔军”、十八罗汉中的“庆友尊者”误为“度友尊者”等。相对而言，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显然没有此类错误，五百罗汉的称号为“尊者”，前后统一，没有例外，且将十八罗汉单独置于五百尊者之前，不但眉目清晰，也突出了十八罗汉的重要地位，符合佛教经论的一般惯例。

　　第二，从排列方式上看，两碑也完全异趣。《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的首位罗汉为“贤者尊者”，末位为“弃恶法尊者”，几乎没有章法，非常凌乱；而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第一位则为“懦陈如尊者”，第五百位为“愿事众尊者”，相对比较合理。末尾罗汉的排列可以不论，就首位尊者来说，按照国人的传统习俗，应该有所讲究，以“贤者尊者”为首，明显欠妥，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该尊者并无特殊之处，换五百罗汉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这样是缺乏权威性的。然换作“懦陈如尊者”，则成了不二人选。因为他不仅是跟随佛陀最早出家的“五比丘”之一，而且佛陀曾当着众弟子的面称赞他是“声闻中第一比丘”[37]，且“于佛弟子中，最为第一悟”[38]。所以被推为五百罗汉之首，自是当之无愧。

　　四、著名五百罗汉像的建造因缘与艺术特色

　　经过考察目前国内现存的几处古代五百罗汉像后，我们发现，如北京碧云寺、常州天宁寺、苏州西园寺、武汉归元寺、宁波七塔寺、四川新都宝光寺等，这些寺院五百罗汉的建造，中间虽有曲折，但最终皆渊源于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堂，而五百名号则一依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其中以天宁寺与净慈寺罗汉堂的关系最为密切。唯一例外的是，云南筇竹寺的彩色五百罗汉本来全都没有名号。

　　据《天宁寺志》记载，该寺曾有过两种五百罗汉像的塑造：一种是泥塑的，始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系根据浙江雁荡山的三百罗汉像制作的彩色塑像，俗称“花罗汉”。至嘉庆年间(1796—1820)，又仿五台山显通寺铁罗汉的造型特色，增塑至五百之数，并全身装金。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中。光绪年间(1875—1909)，复又重塑。另一种是青砖雕刻的罗汉像，是按杭州净慈寺的原罗汉塑像绘图于嘉庆四年(1799)镌刻的，由晋陵吴树山镌字，常州知府胡观澜题跋，并制成拓片像帖流传。住持了月和尚撰文记其事，其中说：

　　……爰是特延名手画师，仿摹杭州净慈寺五百尊塑像，绘图勒石，昭垂久远，欲令十方瞻仰慈容者，皆大欢喜，信受皈依，广种善根，潜消恶念，庶使风俗益臻淳美，间阎永享太平，……镌咸五百罗汉石版送至天宁罗汉堂，敬供壁间，宝炬金轮，光照十方法界。[39]

　　光绪七年(1881)，心月上人将天宁寺的罗汉像翻刻于南岳衡山祝圣寺，并请李元度撰写《祝圣寺锲五百阿罗汉像记》及吴锦章作序。然世事无常，天宁寺砖雕原作后亦毁于兵燹，光绪年间又再度重刻，至今犹存。

　　创建于元末至顺二年(1331)的北京碧云寺，明代曾加以扩建，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完成了金刚宝座塔，并修建了罗汉堂。乃模仿杭州净慈寺所建，堂内供奉了五百尊罗汉像。像以木质雕塑，外覆金箔。坐像高约1．5米，身材大小与常人相同。有趣的是，堂内第295尊的闱夜多罗汉、第360尊的直福德尊者居然分别被塑成康熙、乾隆二皇帝模样，此举与唐朝则天武后将自己塑成龙门的卢舍那大佛如出一辙，以祈不朽。而济颠禅师却被意外地“放”到了大堂北面的屋梁上!此与苏州西园寺罗汉堂内手持破扇、傲然挺立之像形成鲜明的对照。

　　归元寺的五百罗汉，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咸丰二年(1852)毁于战乱。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重建，1902年竣工。据《归元丛林罗汉碑记》所载，该寺的罗汉像乃由湖北黄陂县的王氏父子花费九年时间精心塑造。黄陂，为著名的雕塑之乡，有着悠久的泥塑历史传统。王氏父子以衡山祝圣寺的五百罗汉石刻拓片为蓝本，经过加工、提炼、创作而成为立体的塑像。他们采用“脱胎漆塑”法制作，亦即先运用泥胎塑成罗汉模型，再用葛布和生漆逐层粘贴套塑，称之为漆布空塑。干透之后，再将每尊塑像用金粉装饰起来。所以，这些罗汉像被称为“金身托沙塑像”。这种制作工艺的优点是抗潮湿，防虫蛀，且经久不变。汉阳地处长江边，五百罗汉像塑成两百多年间，罗汉堂多次受到长江水患的冲击，有时甚至满堂进水，罗汉们四处漂浮，人们不禁为塑像担忧。然而，洪水退去后，罗汉塑像依旧安然坐立。由此可见，王氏父子塑像技艺的高超水平。

　　宁波七塔寺的五百罗汉石刻像，是由湖南籍住持慈运老和尚请人雕刻的。光绪十六年(1890)，他回故乡，前往祝圣寺挂单，觅得五百罗汉拓片。遂于寺院圆通殿内壁镌刻五百罗汉碑。所刻罗汉，均为坐姿，手中所持之物，既有佛门通用的经卷、念珠、木鱼、金刚杵、钵盂、锡杖、莲花、宝冠、宝塔、法轮诸物，也有诸如灵芝、如意、太极图、镜子、月琴、长颈瓶、仙桃、钱货、尘尾等，明显是受到本土道教神仙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还有白鹤、猕猴、梅花鹿、狮子、老虎、蝙蝠、凤凰、飞龙、毒蛇、四不象等坐骑，或珍禽异兽之类。七塔寺所刻罗汉像构图简洁明快，线条流畅优美，刀法娴熟细腻，表情丰富多彩，成为浙东古刹难得的艺术珍品。

　　苏州西园寺的罗汉堂，初创于明代末叶，清咸丰十年(1860)被毁。迨至同治、光绪年间，陆续重建。罗汉堂凡三进四十八间，布局呈“田”字形，沿用的是杭州净慈寺罗汉堂的设置，如净慈寺旧志云：“应真殿，四十九楹，即五百罗汉田字殿也。”西园寺罗汉堂屋宇深广，斗拱飞檐，浮雕垂栏，精巧玲珑，以普陀、峨眉、五台、九华四大佛教名山为中心，所塑金身罗汉像，分单、双号相对排列。造像比普通人高大，早没了深目高鼻的梵形异相，而是完全汉化，身着汉服，姿态万千，形象生动，举凡温良勇武、喜怒哀乐之状，无不神情毕肖，酣畅淋漓。尤其是相对而立的济公、疯僧二像，造型奇特，独具匠心。济公手持破扇，鹑衣百结，脸部表情更为有趣传神，从正面观察，啼笑皆非；自左侧望去，笑容可掬；转到右边看，又是愁容满面，充分表达出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禅师精神。取材于《说岳全传》的疯僧，原为杭州灵隐寺的“火头”，民族英雄岳飞在风波亭遇害后，一日见秦桧来寺烧香，他奋力驱赶，那手持扫把、疾恶如仇的性格特征，显露无遗。正如民国高僧印光大师所赞叹的那样：“奸桧受贿误国民，故劳我师特扫秦。一柄扫帚撑天地，几句法语震乾坤。惜彼陷溺已深固，虽承指示不问津。致令神归阿鼻狱，铁像千古跪岳坟。”[40]

　　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当数四川新都宝光寺罗汉堂。这座建于清代咸丰元年(1851)的殿堂，为抬梁式木石结构建筑，九进九楹，内设四个天井，呈“田”字形排列，殿堂中央的屋面作穹隆状升起，中间矗立着一尊高达六米的千手干眼观世音菩萨塑像，其他各类塑像围绕“田”字展开，有内外四层，正中心以“十”字相连，通道曲折连通。整座罗汉堂占地1600平方米，面积为全国之最。堂内共塑佛、菩萨、罗汉以及历代祖师像合计577尊，数量居国内之冠。所塑五百罗汉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展现了我国民间塑像师杰出的艺术才能，因此扬名海内外。而罗汉堂门口的对联所说“即此是天台，像显阿罗五百”，也说明它与天台山的渊源关系所在。

　　据说，道光二十九年(1849)，宝光寺住持妙胜禅师聘请北派的陕西帮、南派的川西帮和川东帮三批塑像师，以杭州净慈寺、灵隐寺两寺罗汉图像为底本，共同塑造五百罗汉圣像。由于派别不同，艺术特色自然有差异，所谓各有所长，异曲同工：陕西帮所塑罗汉像肥头大耳，肌肉突出，造型独特，生动有趣；川西帮、川东帮塑像风格较为接近，比较强调人体比例，头部适中，人物表情自然，别具一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川东帮的黎广修(1815-?)，原名德生，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县)人(一说为德阳绵竹人)，少读书，通文墨，后随父以塑像为业。在进宝光寺罗汉堂塑像时，他35岁，正值壮年，等到竣工时的咸丰元年，他已44岁。九年间，黎广修得以大显身手，积累了丰富的塑像经验，成为蜀川的泥塑名家，也为其十多年后在云南筇竹寺再创辉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从艺术价值看，在现存所有古代遗存的五百罗汉像中，当以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塑像最为成功。其成功之处在于，所有的罗汉均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群；完全彻底本土化，凡夫走卒，达官贵人，嬉笑怒骂之态，举手投足之间，无不神情逼似?，仿佛是将社会生活的众生相“定格”在某一时刻，搬到了墙壁之上。此外，他还创作了为数众多的单个罗汉形象，或喜或瞠，语默动静，皆面目各异，生动有趣。即便是被塑造成身着黄袍的康熙、乾隆模样的罗汉，也如活人一般人木三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而，筇竹寺的泥彩塑五百罗汉群像代表了黎广修一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被后世誉为“东方雕塑艺术中的明珠”。

　　五、结 语

　　总而言之，五百罗汉作为三明六通的圣者[41]，是印度佛教经论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古代的流变中，其五百尊号的产生与成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它表明国人在接受印度宗教文明时，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着为我所用的胸襟和气度，表现出卓越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三通五百罗汉尊号碑文的存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材料。同时，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流行与影响大大超过《吴新兴寺崇福院五百罗汉碑》和《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除了碑文内容本身的原因之外，佛门的认可、地域的差异与广而告之的作用，亦显然不可低估，即佛教所谓“时节因缘，不可思议”者也。

　　至于五百尊者图像的绘制与建造，尊号的选择取舍，虽说历时长久，时事更迭，其变也多，尤其是本土化色彩的越发浓重，是最为显著的标志。期间，于此着力者，既有高僧大德、工匠艺人，也有帝王将相、士大夫，甚至于平民百姓，众缘聚合，图像乃成。但究其最终根源，盖出于佛教经论所说，则断无可疑。所变者，就图像而论，不过面容、服饰、器物而已，其内在精神，与释迦文佛之教本无二致。因而，从宗教意义上说，古代五百罗汉图像的建造、流传的漫长历史，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厚的佛教情怀与卓越智慧，它们不仅仅属于本土的国家和人民，也是属于全世界。至于艺术方面，立场不同，视角差异，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亦不妨作如是观。

　　(夏金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注释：

　　[1] 《成唯识论》卷三，南京金陵刻经处，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7--9页。

　　[2] 据《弥勒下生成佛经》所说：“尔时，弥勒佛于华林园。其园纵广一百由旬。大众满中，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大正藏》第十四卷，第425页中)一共282亿阿罗汉。

　　[3] 五百仙人，是佛教指五百位外道的高德。据《大智度论》卷十七所载，凡有三说：(1)五百仙人在山中，因闻甄陀罗女之歌声而失去禅定功夫；(2)五百仙人在空中飞行时，因闻甄陀罗女之歌声，其心狂醉而失神足，堕落于地；(3)骄赏弥国优填王由色染故，曾斩断五百仙人之手足。

　　[4] 比丘尼五百戒，指比丘尼具足戒的大约数目。据《大爱道比丘尼经》卷上、《毗尼母经》卷八等载，各派律典所载戒条数目不一致，如《十诵比丘尼戒本》有350戒，《四分律》有348戒，其他律典还有超过五百戒的。这是与比丘戒相比，多有超过之意，因此，取二倍计，泛称五百戒。

　　[5] 五百估客，即五百贩货人。据《大智度论》卷七所载，有五百估客人海采宝，适值鱼王摩伽罗张开嘴：海水快速流人鱼口中，人船遇险。幸有一居士聚众人念佛，鱼王闻念佛之声，而闭其口，人船得免于难o

　　[6] 陀罗尼者，有持、遮、总持三义。是为诸佛菩萨所得之法门。而五百，乃略举陀罗尼之数，《智论》也举出闻持、人音，寂灭等十余种陀罗尼。若广言之，则有八万四千或无量数。

　　[7] 详见《大正藏》第2册，第557页上一559页中。其百位罗汉分别是：拘邻(即憍陈如)、优陀夷、摩诃男、善肘、婆破、牛迹、善胜、迦叶三兄弟、马师、舍利弗、拘律、二十亿耳、迦叶、阿那律、离曰、摩罗、罗吒婆罗、大迦旃延、军头、宾头卢，谶比丘、鹏耆舍、拘绋罗、善牢、难提、今昆、施罗、浮弥、狐疑、婆蹉离、陀苏、尼婆、优多罗、卢醯宁，优迦摩、删提、昙摩留支、迦泪、婆拘、满愿子、波离、婆迦利，二难陀、婆陀、斯尼、天须菩提、难陀迦、须摩那、尸婆罗、优波先、婆陀先、迦延那、优头、面王、迦叶、罗云、二般兔、释王、婆提波、罗婆、鸯迦阗、阿难、迦持利、月光、输提、天比丘，婆醯、鸯掘魔、僧迦摩、质多舍利弗、善来、那罗陀、鬼陀、毗卢遮、善业(即须菩提)、耆利摩难、炎盛、梵摩达、须深、娑弥陀、跃波迦、昙弥、昆利陀、无畏、须泥陀、陀摩、须罗陀、那迦波罗、婆私吒、舍那、弥奚、尼拘留、鹿头、地比丘、头那、须拔(为佛陀人涅槃前所度化的最后一位弟子)。

　　[8] 举凡《阿含经》类“序分”中出现的大阿罗汉，基本不出《增一阿含经》卷三《弟子品》中的百位罗汉之名数，但在称呼上有些出入，所指罗汉是相同的。

　　[9] 出自僧佑所著《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共计53位大阿罗汉：大迦叶，阿难、末田地(译曰中也)、舍那婆斯、优波掘、慈世子、迦旃延、婆须蜜、吉栗瑟那、长老胁、马鸣、鸠摩罗驮、韦罗、瞿沙菩萨、富楼那、后马鸣、达磨多罗、蜜遮伽、难提婆秀、瞿沙罗汉、般遮尸弃、罗喉罗、弥帝丽尸利、达磨达、师子、因陀罗摩那、瞿罗忌梨婆、婆秀罗、僧伽罗叉、优波膻驮、婆难提、那伽难、达磨尸梨帝(译曰法胜)、龙树、提婆、婆罗提婆、破楼提婆、婆修跋摩、昆栗慧多罗、昆楼、昆阖延多罗、摩帝丽、诃梨跋暮、婆秀盘头(译曰青目)、达磨达帝、冲陀罗、勒那多罗、盘头达多、弗若蜜多、婆罗多罗、不若多罗、佛驮先，达磨多罗。(《大正藏》第五十五册，第89页上一页下)

　　[10] [宋]赞宁：《高僧传》卷六《宗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版，第126页。

　　[11] [清]释际祥：《净慈寺志》卷三《罗汉堂》引《净慈寺旧志》语。《中国佛寺志》第17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第296页。

　　[12] 《大正藏》第51册，第313页下。

　　[13] [日]《禅林象器笺·祭供门》，三宝书院，昭和56年'月，第547页。

　　[14] [宋]《宝刻类编》卷八《释氏十二》有张广撰《漳州故罗汉禅师碑》，《绛帖子：外七种》第7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5] [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五《圣僧考》，《中国佛寺志丛刊》第81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31页。

　　[16] 《华严经感应传》，《大正藏》第51册，第174页下。《神僧传》卷六，《大正藏》第50册，第987页下--988页上。

　　[17] 《东坡后集》卷二十，《东坡七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96页。

　　[18] 《秦观集》卷二十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9] [宋]赞宁：《高僧传》卷二十七卷，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版，第681--682页。[明1释传灯《天台方外志》卷十二《灵异考》，《中国佛寺志丛刊》第81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317--318页。

　　[20]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四《元释永隆造像记》，光绪十六年，浙江书刻本。

　　[21]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四，光绪十六年，浙江书刻本。

　　[22]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四，光绪十六年，浙江书刻本。

　　[23] [日]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东京：国书刊行会1917年6月，第657页。

　　[24] 《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大正藏》第49册，第399页下。

　　[25] [清]释际祥：《净慈寺志》卷三《罗汉堂》引《净慈寺旧志》语。《中国佛寺志》第17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第264--265页。

　　[26] [宋]《宝刻类编》卷八《释氏十》有。崇义《吴新兴寺崇福院五百罗汉碑》，太和十年建”字样。参阅《绛帖平：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页。

　　[27] 《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保存完好，但有若干尊者之名已漫漶，不可辨识，如第66，67,249,250．251、252,253、255、285、289尊等。

　　[28] [明]《嘉兴藏》第2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529页。

　　[29] [清]《乾隆大藏经》第161册，台湾传正有限公司1997年影印本，第445页

　　[30] [明]释传灯：《天台方外志》卷五引《西域志》语，《中国佛寺志丛刊》第81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22页。

　　[31] [清]释际祥：《净慈寺志》卷三《罗汉堂》附录引《净慈寺旧志》云：“吴越之俗，人田字殿数罗汉、斋罗汉，以为常斋。……数，则历指众像讫，所生年(龄)随所值老少狞慈，而卜吉凶。”(《中国佛寺志》第17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第297页)

　　[32] [清]释际祥：《净慈寺志》卷三《罗汉堂》引《湖山便览》语。《中国佛寺志》第17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第266页。

　　[33] 详见周叔迦《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一文，其中有“书中所举五百罗汉的名号毫无典据，想是宋人附会之谈而已”之说。《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1页。

　　[34] 高承埏：《恭题先大夫手录乾明院罗汉尊号碑》，[明]《嘉兴藏》第2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529页。

　　[35] [明]株宏：《竹窗三笔》，浙江嘉兴府楞严寺般若堂本，清康熙十年十二月，第49页。

　　[36] 高承埏：《恭题先大夫手录乾明院罗汉尊号碑》，[明)《嘉兴藏》第2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529页。

　　[37] 《增一阿含经》卷三《弟子晶》，《大正藏》第2册，第557页上。

　　[38] 《佛所行赞》卷三，《大正藏》第4册，第30页中。

　　[39] 《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记》，台湾读者书局1975年版，第4页。

　　[40] 《疯僧像赞》，《印光法师文钞》卷四，《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下)，苏州灵岩山寺流通本，1990年重印，第37页。

　　[41] 三明，指宿命明(明了自己及众生一生乃至百千万亿生情形的智慧)、天眼明(了知众生生死相状、死后趋向以及善恶之行的智慧)和漏尽明(如实证得四谛之理，解脱漏心，灭除一切烦恼的智慧)。六通，即六种神通：如意通(自由无碍，随心所欲现身的能力)、天眼通(能见六道众生生死、苦乐之相，以及见世间一切种种形色，无有障碍)、天耳通(能听闻六道众生各种语言及世间种种音声)、他心通(能知众生内心所想之事)、宿命通(能知自己及众生百千万世宿命及所做之事)、漏尽通(断尽三界见、思惑，不受生死，而得漏尽神通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