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明与社会和谐发展——宋圭武

　　一般而言，在不同发展阶段，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不同的，所以，在改革的不同阶段，需要解决的重点任务也是不同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物质建设与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巨大。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出现了一定的荒漠化现象，而这种荒漠化的精神状态对我国进一步的物质建设和制度建设构成了严重制约。
　　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而宗教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建设人们的精神家园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积极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人类文明建设应当是综合、协调的，其中理应包含宗教文明
　　人类文明主要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者是一个有机体。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制度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灵魂。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建设的目的之一，而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促进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支撑。制度文明主要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秩序和保障，而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建设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条件。若人类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这种文明就是一种野蛮的文明；若人类只剩下精神文明，而没有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这种文明就只能是一种原始社会性质的文明。因此，建设人类文明，必须要将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协调推进，否则，人类文明的建设就是不完整和不健康的，社会发展就是不和谐的。
　　宗教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建设中，应将宗教文明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与其他文明建设一起有机推进，协调发展。
　　宗教文明是宗教文化中的积极成分
　　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3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文化等同于文明，如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
　　另一种观点是，文化和文明是属性不同的两个部分，即文明是物质文化，文化是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文化包括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艺术等因素，而文明仅包括技术、技巧和物质的因素。
　　最后一种观点，也是目前得到较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文化包括文明。这种观点认为，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文明是在文字出现、城市形成和社会分工之后形成的。尤其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学者们普遍认为文明是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在这里，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
　　既然文明被界定为文化中的积极成分，那么，宗教文明就是指宗教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既然是积极成分，我们就应借鉴和建设，因为这符合吸收一切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因此，对于宗教文化，我们倡导区别对待的态度，去粗取精，建设宗教文明，而非一概吸收。
　　封建迷信不是宗教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在英语中，“宗教”一词（religion）的拉丁词源为religio，意为“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结合”，而“迷信”(superstition)一词的拉丁词源为superstare，意为“凌驾于某物之上”。所以，迷信从一开始就不是宗教。
　　张树卿在《宗教与迷信》一文中认为，宗教与迷信的区别有三：第一，宗教是经过理论化、系统化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完整而系统的教义、固定的经典、明确的礼仪形式，有教主和明确的崇拜对象。而迷信则没有系统的理论和经典，也没有统一的领导者。迷信只是某人应某事的一时之需，对未来、吉凶、求职升学等作出预测，而这种预测缺乏科学根据。第二，宗教是有组织的信仰和活动，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宗教信仰以及合法的宗教活动受宪法和法律法规的保护。迷信则不具备统一的组织和信仰，不受宪法和法律法规的保护。第三，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即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而迷信则只有消极的一面。
　　在此，笔者认为，我们建设宗教文明，就是要发挥宗教所体现出的积极社会功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宗教文明与唯物主义不矛盾
　　首先，建设宗教文明符合唯物主义存在第一的观点。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而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确定性的存在，一种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于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应尊重客观规律；对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应提倡敬畏意识，这也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否则，就是真正的盲目。
　　其次，建设宗教文明符合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治疗人的肉体疾病的药物中，许多的特性实质是人们并不了解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治疗疾病时的应用，因为这些药物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对人的疾病治疗是有效的。同样，在治疗人的精神疾病的菜单中，也应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凡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有利于人的精神健康与和谐的，就应当选择加以利用，而非排斥。在宗教问题上，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坚决反对任何先验的观点，反对固定化、权威化和绝对化的思想倾向，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基本原则。
　　再次，建设宗教文明符合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最根本的需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最大程度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目前，从一些地方群众的需要看，人们对建设宗教文明是感兴趣的。如果先进的东西不进入，落后的东西就必然会进入。如在我国农村的一些地方，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缺乏，客观上也导致了封建迷信和邪教的泛滥。
　　宗教文明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即是指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笔者认为，宗教文明是其中最关键和最深层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在于宗教文明。
　　早在轴心时代，中西方就在宗教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若从历史长河的总体看，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宗教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方法上，我国宗教更多的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和实用基础上；而西方宗教本质上是与理性精神相关的，是用理性精神和逻辑基础来对待宗教的。其次，从影响范围看，我国宗教的影响是局部的，而非整体；西方宗教的影响则是整体的。第三，从宗教派别看，我国宗教更多体现了一种零散性，而西方宗教更多体现了一种主导性。第四，从影响时间看，西方有中世纪的宗教时代，而在我国，则是集权专制统治维持延续了几千年。第五，从追求宗教的境界看，中国人是为生活而宗教，而西方人是为宗教而生活，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第六，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看，在西方，宗教高于政治；在我国，政治高于宗教。第七，在我国，祖先崇拜始终高于宗教崇拜。第八，从解脱方式看，我国宗教追求现世的解脱，而西方宗教追求来世的解脱。第九，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世俗的，而西方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神圣的。第十，中国人宗教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人，而西方人宗教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神。
　　笔者认为，正是上述差异导致西方存在宗教文明，而我国历史上则只存在宗教或宗教文化，不存在宗教文明。缺乏宗教文明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诚信与理性的缺乏，另一方面是集权统治的泛滥和世俗权力体系的膨胀与张扬。因为宗教文明对集权统治和世俗的权力体系是一种制约，同时也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改良。而强大的专制集权统治一经建立，又进一步加剧了诚信与理性的缺乏。所以，若从我国的历史源头和历史长河看，宗教文明的稀薄与专制集权制度的浓重，二者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最终导致我国与西方在发展路径上越走越远，各有各的方向。
　　反观历史，展望未来，我国的发展必须要全面推进各种文明的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也要吸收宗教文化中的有益成果，积极建设宗教文明，助推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全面地发展。
　　建设宗教文明，是一个重大而慎重的课题，需要认真讨论。既要尊重群众的意愿，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引进，也要注意适合国情。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宗教文明，而不是其他的宗教文明；是属于现代社会的宗教文明，而不是传统的宗教文明；是符合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宗教文明，而不是不符合我国国情需要的宗教文明。一句话，我们建设宗教文明，最终目的就是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