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兴衰史探讨——写在大足石刻开创1350周年、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之际

　　大足石刻，遍布重庆市西郊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艺术的总称。按造像纪年镌记，始于初唐永徽元年（650）。公元2000年，正1350周年。
　　大足石刻，涵盖历经20世纪50、80年代两次文物普查，由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含个别处寺庙圆雕）75处（唐代开凿3处，宋代凿造的33处，明、清代造像39处）。其中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5处，省、市级4处，县级66处（另，镶嵌有大量石刻佛教造像的多宝塔，亦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像内容，儒、释、道“三教”并臻，然以佛教为最，密宗造像别特色。大小雕像5万余躯，石刻铭文10万余字。纪年镌记造像，始见于宝山乡尖山子第7号弥勒说法图刻：“永徽年（650）八月十一日”，终于民国12年（1923）4月，雷公嘴“新修坤母圣像、土地尊神”镌记。其间，历时1273年。
　　大足石刻造像称谓，在学术讨论活动中，对各处文物保护单位，称石刻、石窟、摩崖造像的皆有。笔者采用“石窟”称谓。
　　大足石刻，虽然始自初唐，但至晚唐景福元年（892），昌州剌史韦君靖开凿北山石窟，方渐大兴。历前、后蜀（五代），经北宋到南宋达到鼎盛，余波荡及明清。
　　大足，由于惨遭元、明两季兵燹等因，社会历史沧桑变迁，致使大足石刻史失其载，直至20世纪40年代，八年抗战胜期间，方为在渝史家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瞩目。
　　新中国建立，党和国家十分珍视，建国之初即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培修。1980年初春对外开放，从而引举世瞩目。1999年12月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缔约国代表大会上，大足石刻被正式表决通过获准载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石窟继敦煌莫高窟之后，第二个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的石窟。此时此刻，愚见已往少有论道大足石刻的发展史，在此略陈管见，就教方家。
　　一、大足石刻兴起的历史背景
　　审视大足石刻发展变化的历程，无不是伴随着大足县在历史上地位的兴起而兴起、衰落而衰落的。
　　大足，地处四川盆地东南，古今都是成渝便道通邑。东邻铜梁，西界安岳，南邻荣昌、永川，北与潼南毗邻。成渝铁路、高速公路穿县南邮亭镇。东去重庆、西上成都不过一、三小时。
　　大足县，唐乾元元年（758年）割合州巴川县地与昌州同置，隶昌州。昌州时领与州同置的昌元（荣昌）、静南（析普州普康县地置，宋初省入大足，其地相当大足西南半县。高升镇太和村坝——古“静南坝”，是静南遗址）、大足三县，州治昌元。大历六年（771），张朝、杨林焚荡州治，州县俱废，地各还其属。大历十一年复置昌州，州治迁静南。光启元年（885），刺史韦君靖徙昌州治大足，至宋末400年未变迁。
　　唐龙纪、大顺年间（889－891），韦君靖因参与蜀中“三川之战”，以功升“使持节”守昌州剌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于是昌州又成为静南军使治州。《新唐书》曰：“昌州，下都督府”。光化二年（899），蜀王建置遂州武信军方罢。景福元年（892年），韦君靖以北山为中心，“维（系）龙岗山（城西）建永昌寨”，粮贮十年，兵屯数万。[1]
　　是时大足又成为东川的军事重镇。由此可见，晚唐大足的繁盛景象。
　　宋初，昌州升为上州，大足升为上县（《宋史》）。可见，前、后蜀年间，大足安定繁荣。时至宋高宗南渡临安（杭州），宋王朝偏安江左，特许四川举子免入京殿试，朝廷派员来川考取进士，称之为“类省试”。昌州一度成为朝廷进行类省试的“置司”之州，即潼川府路治所在地。淳熙十三年（1186）四月，应试举子资中刘子发等题刻北山佛湾：“较试南昌毕事之三日……拉游北山，徜徉竟日”。至今墨迹犹新。[2]
　　可见，宋时昌州治大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和影响大大扩展，一时还成为潼川府路治的活动重心。
　　大足，自晚唐迁昌州来治，至宋末蒙军兵及昌州之前，没发生过大的兵事、灾患。王小波起义，烽烟也很少辐射昌州。大足400年州治，300多年安堵，人丁兴旺，生产发展，手工业发达，场镇经济兴盛。北宋元丰、熙宁时，昌州的人口密度、场镇数量、年商税额，超过合州、渝州（重庆），处于四川领先的州县行列。[3]
　　宋时大足，富贾云集，庄园林立，随僖宗入蜀的士大夫解达亦定居大足。《舆地纪胜•昌州》云：“静南山水奇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
　　两宋大足安定，士大夫、富商、庄园主集居，从而加快了大足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为大足石刻勃兴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厚实的经济基础。
　　大足，地扼巴蜀文化交汇的“川东道”，毗邻潼南、安岳、合川等地，早自北周至随唐，或佛、或道造像就相当活跃，对大足寺观建设、石窟造像的兴起不无影响。纵观大足石刻建设，初唐时的尖山子石窟，即建在置静南前的普康县的地面上；中唐时的圣水寺造像，又是在州治静南百余年间的产物。但是凡具规模的造像，又无不是在州治大足400年间凿造。
　　宋末，大足惨遭兵燹，元代失去州县治活动重心地位，石窟造像沉寂无声。元末，农民军将领明玉珍据重庆，建国大[夏]，建元“天统”，又才复置大足，隶合州。明初，朱明一统巴蜀，大足改隶重庆府。明初永乐，石窟造像复苏，但远非昔日之壮丽辉煌，且好景不常在。明末清初，大足又惨遭兵燹，康熙年间，“平地宜林”举目可见。致使在雍正之前，由荣昌知县摄大足县事。、康熙、雍正间的《图书集成》、《四川通志》，无大足的职方典遂。时至乾隆年，又才见有纪年镌记造像，但已微不足为道。民国年间，更无所道及。
　　从大足县的兴衰，可以想见大足石刻的发展情况。
　　二、大足石刻建设历程
　　大足石刻建设，届2000年，正1350周年。纵览其发展变化历程，笔者试把它划为四个历史时期：石窟造像建设时期——唐永徽元年至南宋末年（650－1279）；石窟造像延续（余波）与培修、装绚时期——元明清三朝（1279－1911）；石窟造像初引世人瞩目与科研萌发时期——民国年间（1912－1949）；精心保护与弘扬大足石刻时期——新中国建立50年。
　　本文主要讨论前两个时期的情况。
　　1．石窟造像建设时期及其发展阶段
　　石窟造像建设，从初唐永徽至南宋末时，历时约629年。其间摩崖造像36处，发现宋代寺庙遗址遗存圆雕造像4处，计得纪年造像镌记、题刻230件。审视纪年造像的发展、变化及其分布情况，笔者又试把它划分为：造像序品、初兴、间歇、大兴、鼎盛五个发展阶段。分别陈述如下：
　　第一、石窟造像“序品”阶段
　　初唐永徽元年至晚唐景福元年开凿北山石窟前，历时约242年（650－892。若以置州县年始，时仅134年）。其间，在唐静南遗址附近查得尖山子、圣水寺（亦名圣水岩，俗呼“寨子坡”）两个石窟，但造像各不过100尊。造像纪年镌记，尖山子残存“永徽年”（650）1件；圣水寺镌记漶灭不存，视其保存完美的千手观音、三世佛等造像龛的形制、格局和风格，似北山晚唐同类题材造像的先兆，当是昌州治静南百余年间（776－885）的佳作（据考查，圣水岩是韦君靖在州治静南时的屯兵之地，尚残存沿崖因险设防的削崖寨墙，故俗呼寨子坡）。
　　另，1997年，县东金山镇（原大堡）华法寺掘出一个佛洞（高128、宽140、深262厘米），三壁刻像约80余尊，头大都断残。正壁跌坐四佛夹侍二力士，右壁53尊小菩萨坐在莲茎支撑的莲朵上；左壁后半壁雕像16尊，漶残较重。洞口左壁一竖形小龛，刻五尊式的佛说法图，背壁有天龙八部残像，镌记残存“大通院”名。按题刻，疑似“大通至圣佛说法图”？后壁16尊像，疑似其“十六王子”？造像题材，排坐四佛，有可能似“藏通别圆”四佛？大足石刻中不多见，视其风格，当在置州县前后不远凿造，至晚也在昌州迁治大足之前？待考究。
　　上述可见，在昌州治大足前的一两百年间，今存两处石窟造像，均在唐静南县域，即是加上历为大足县域的华法寺造像，也还不成其为大足石刻兴起的势头，故笔者把它视为“序品”阶段。
　　第二、石窟造像“初兴”阶段
　　晚唐景福元年至前、后蜀（五代）年间，历时70余年（892－965）。其间，拾得纪年造像镌记38件（晚唐16，前、后蜀22件）：晚唐有乾宁、光化；前、后蜀有永平、广政等。但全在北山石窟范围，其他处没发现一刻其间的纪年镌记造像。[4]
　　北山石窟造像近万尊，按《韦君靖碑》载：唐景福元年（892）刺史韦君靖开凿。佛湾南端的北方天王、千手观音、释迦佛等，第3、5、9、10号诸窟造像，即韦君靖凿造，笫10号千手观音窟口左侧，残存韦君靖造像镌记。[5]
　　从此，州县官吏，地方士绅，僧尼、平民等，相继效法，历经前蜀至后蜀广政造像不断，从而掀起大足石刻建设史上第一个造像热（高）潮。造像地区，从北山佛湾扩展至北山台地方圆的营盘坡、佛耳岩、观音坡、北塔寺各处，但均在韦君靖营建的《永昌寨》区域，即今北山石窟范围内。造像题材有释迦佛、三世佛、阿弥陀佛、千手观音、地藏、北方天王、十六罗汉和观经变、药师变等。造像数量，占今北山石窟总量的半数以上。
　　晚唐、五代规模造像，石窟群中不多。1962年，北大教授阎文儒考察时称：这里的晚唐、五代造像，“虽不能说是全国之冠，亦足称誉全国”。[6]
　　第三、石窟造像“间歇”与寺庙造像供奉兴起阶段
　　宋灭后蜀至熙宁末年，历时约112年（965－1077年）。其间，除北山佛湾镌刻北宋至道至景德二年（995—1005）5件装绚记外，其他各处石窟尚未发见一件纪年镌记造像、或一件装绚镌记。
　　1979－1987年间，在县城北的佛耳岩、县东的金山镇、万古镇、县西北的天宝乡，发现延恩寺、大钟寺和石壁寺等4处北宋佛教寺庙遗址。大钟寺一处，出土佛、菩萨、罗汉和经幢等各种石雕百余件，其中较完整的雕像（头残）计有50多身，拾得纪年造像残记23件，尚可辩识出纪年的有16件。最早纪年是咸平二年（1000），历经皇祐至嘉祐八年（1063），历时63年。[7]
　　另石壁寺1件，镌刻大中祥符六年（1013）造毗沙门天王像。此外，县西南的龙石、高升等乡、镇的宋时古镇遗址处，还有般若寺等以资可考的寺庙遗迹。有文可征的寺院，还有县南的惠因寺。
　　今据上述石窟和寺庙遗址出土造像的纪年镌记，笔者故把北宋初期的百余年间，视为石窟造像停歇、寺院造像供奉之风兴起阶段，但其原因尚待探索。不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毗邻安岳石窟造像，这段时间的纪年镌记造像，也不多见。[8]
　　第四、石窟造像“大兴”阶段
　　北宋元丰至南宋乾道的近百年间（1078－1173）。其间，摩崖造像勃兴：北宋元丰，大庄园主严逊置石篆山地，蜀中名僧希昼营造
　　“三教”石窟；绍圣间，乡绅杨才友等开凿石门山佛、道造像区；大观、政和年间，仕绅马道子、邓惟明等续在北山石窟摩崖造像；南宋绍兴，乡贡进士何浩父子，舍地开山，营造南山道教造像窟；与之同时，“庄主”古及之等，凿造佛安桥“三教”石窟，等等。这时四乡造像此起彼伏不已，从而掀起大足石刻建设史上第二个造像高潮。
　　特别是北山造像惹人注目：南宋建炎、绍兴间的昌州刺史任宗易、张莘民和录事参军赵彭年等出资凿造佛湾第149、136号大型洞窟，泸南沿边安抚使冯大学出六百贯文足造多宝塔第六级。于是可见，当时造像之盛况。
　　大足石刻名下，两宋造像33处。其中，31处建造其间，世人注目的道教和“三教”造像都在其中。大足石刻，遗存纪年造像镌记302件，镌存在这31处石窟中的，就多达169件。大足石刻，发见30位石刻匠师的题名，其中28位匠师的姓名，都镌存在这时造像的龛窟中。造像数量（含北山造像），占大足石刻造像总数的约2／3左右。造像题材，佛教的观音特多，新出现有“三界佛”（毗卢佛夹坐阿弥陀、释迦佛）、地藏与十王、弥勒净土变、孔雀明王经变、“善财变”（五十三参）、九子母、牛王菩萨、引路王菩萨，和泗洲大圣、宝志、万回及泗洲弟子木叉等圣僧像。
　　第五、石窟造像“鼎盛”阶段
　　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四方道俗云集宝顶山赵本尊（智凤）座下，营造密教石窟道场。其时，四乡造像停歇，除在宝兴乡僻静的山腰间发现一处新开凿的灵岩寺小型石窟、拾得纪年造像镌记4件外，其他30多处唐宋石窟中未发现一件其时的纪年镌记造像。可见，是时大足四乡造像沉寂，而宝顶造像却迅猛异常，从而掀起大足石刻史上的第三次造像高潮，把大足石刻造像推向鼎盛。
　　宝顶山石窟，摩崖造像近万，刻写经偈颂文数以万计，却没发见一刻纪年造像镌记、一件僧俗发愿铭文，而“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等“假使偈”，遍见于石窟各处。今据石窟遗存宋、明碑碣、题刻和造像题材有条不紊等格局旁证，专家、学者多认为是宋僧赵智凤营造无疑。赵氏承持晚唐川西柳本尊密教，约于淳熙六年（1179年）在宝顶山布道造像，“清苦七十余年”，有总体构思地营建成一座以大小佛湾为中心的“是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教石窟道场”。大佛湾造像数千躯，图文并举，题材无一重复，内容前后辉映，在石窟艺术群中独树一帜，为世所罕见。[9]
　　宝顶山与赵智凤，皆名不见经传。然自赵氏于是山布道造像来，即声名雀起。明碑曰：赵氏“德洽远近，莫不皈依”，“声势之盛，轰动朝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朝廷太常少卿魏了翁、权尚书兵部侍郎杜孝严，都亲临宝顶山礼佛。他俩题壁“毗卢庵”、“宝顶山”等刻，至今光彩照人。[10]
　　其时府州官员更是参礼不绝，他们题壁大佛湾的墨迹至今犹新：重庆知府姚 宍恭 书匾“毗卢道场”，昌州知州覃怀李 濬岗
　　书“报恩圆觉道场”，昌州守宇文屺著书赵智宗（凤）“刻石追孝”的七绝诗序碑，朝散郎直秘阁潼川府路（漶）题壁的“宝岩”等，莫不耀眼夺目。更有盛者，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旨宣阿育王山舍利宝塔入禁庭供奉显灵的瑞相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嘉定十年由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住持、传法臣僧道权题识，赐给宝顶山刻石安奉，可谓空前盛事。于是东阳王象之端平三年（1236年）成书的《舆地纪胜》载：宝峯（顶）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
　　赵智凤，于淳熙至淳祐的六、七十年间，营建一座像近万身大型石窟，其时盛况不难想见：成群结队的石刻匠师劈山凿崖造像的壮阔场面，朝野官员络绎参礼、四方道俗朝拜不绝的热朝，香火熠熠“震炫川东”的景象，无不是大足石刻造像“鼎盛”时期情景的写照。
　　宝顶山石窟，是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殿堂。它为建成中国石窟艺术的最后一座丰碑¬¬——大足石刻，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大足石刻造像建设，历时600余年，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其间掀起三次造像高潮，建成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大足石刻，从而把史论：中国石窟艺术“迄于唐之中叶”的断言，往后延续近400年，为中国石窟建设史、艺术史、宗教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2．石窟造像延续与培修、装绚时期情况
　　本时期，历元明清三朝，计约631年。其间，摩崖造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含个别寺庙圆雕）39处（明代27、清代12处），但造像数量不到大足石刻的1／3。
　　纪年造像镌记、题刻，拾得72件（明刻41、清刻25，民国刻6件）：刻在宋代石窟的14件（明刻3、清刻10、民国1件）；明代石窟45件（明刻38、清刻4、民国3件）；清代石窟13件（民国2件）。
　　石窟培修、装绚镌记，拾得155件。
　　第一、 石窟造像延续（余波）的变化情况
　　本时期，元明清三朝600余年。
　　元代尚未发见石刻造像。自宋末元季兵燹造像中断，元世100年间，笔者除1985年在宝顶镇天宫庙（村），发见清碑云“肇于元代”一语外，至今尚未发现元世的一碑一刻。大足石刻名下，无元代文物保护单位，亦无一尊元代纪年造像。
　　明代，明初摩崖造像复苏，宝顶山“洪武三十年丁丑春月造”高观音龛，是明代最先的一刻记年造像。[11]
　　永乐元年、九年、十四年（1403－1416），先后开凿的千佛岩、七佛岩、大石佛寺3座规模较大的石窟，其中地藏造像惹人注目，是明初石窟造像复苏的象征。后经成化、正德、嘉靖至万历年间，陸续凿出几十处小区造像，普查选择其中具有代性的造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27处。据其纪年镌记，万厉十三年（1585）之后造像停滞，至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的180多年间，未发见一刻纪年镌记造像。
　　清代，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间（1772—1793），仅在4个宋代石窟、一个明代石窟中，发见5小龛纪年镌记造像。嘉庆元年（1796），才见新开凿中敖雷打岩石窟。道光、同治、光绪三朝，散刻四乡的一龛一刻造像颇多，但规模都小、造诣多不如前，但有时代佳品。选择其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的造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计有12处。
　　上述可见：大足石刻建设，自“元季兵燹”一劫，走向衰落。元代造像中断，明初复苏，但少创见，规模和造诣都不如前，内容也大都是前期造像的延续（余波），好景不长。明代后期，随着形势的逆转造像中断，直到清乾、嘉世，又才见新开凿石窟造像，然已是余波尽头的反映，但也不乏时代佳作。如宝顶山佛祖寺，清刻圆雕罗汉像，即可与唐宋石刻交相辉映。民国时，更无可道及。
　　明、清代造像，仅管规模多不很大，题材、内容也较庞杂，但是世俗宗教信仰和造像题材变化发展的真实反映。它作为大足石刻兴衰史的组成部分，择其有纪年镌记的造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的。
　　第二、石窟培修、装绚的变化情况
　　大足石刻史上，尚未发现官方或民间设置的保护机构。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曾“建议地方人士组织大足石刻保存会”。[12]
　　陈习删先生，是当时在场的主要地方人士之一。1955年，他撰著的《大足石刻志略》，只字未提“保存会”的事，[13]
　　此事恐因故不果而终？。于是可见，新中国之前，大足石刻无专门保护机构，各处造像一直是或僧、或道管护，世俗出资装修。大足史上，一些有识之士的地方官员（如清康熙知县史彰），亦有注重保护培修石刻者。
　　大足石刻，遗存培修、装绚记，拾得155件。其中宋代10件、明代17件、清代120件、民国8件。元代无一件，这与元代无造像恐出于同一原因？明、清培修、装绚记载的竖碑多毁，现存镌记多见于摩崖碑刻，然仅从现存镌记看出，明清时对石刻的装绚、培修胜于石刻造像。
　　宋代10件，都在晚唐开凿的北山佛湾石窟中拾得。这与宋代是石窟造像建设期的情况吻合。
　　明代17件，镌在宝顶山石窟中多达11件，其他宋代石窟中5件，明代石窟中1件。其中除因元季兵燹，明初永乐、宣德年间，培修宝顶山石窟、重修圣寿寺院2件，又重修石篆山佛会禅院、培修青山院各1件外，其余13件全是明成化、正德、隆庆、嘉靖、万历年间的装绚记。万历之后，没发见一刻培修、装绚记，这与万历之后无纪年造像，亦恐出于相同原因？
　　清代120件，镌在北山1件，宝顶山37件，其他20个宋代石窟中55件，明代12个石窟中19件，清代3处造像5件，另多宝塔有3件。在这120件中，除因明末兵燹，清康熙、雍正史彰延僧重开宝顶、世俗发愿维修南山玉皇阁、僧人维修青山院等5件外，其余大都与石窟造像同步，至清乾隆方兴，略早于造像年。始见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宝顶山金装千手观音的《遥播千古》碑。终于宣统元年（1909年），石壁寺、佛尔岩石窟两件装绚记。
　　民国装绚纪8件。宝顶、北山石窟各1件，其他宋代石窟2件，明代石窟4件。最末一件是民国36年（1947年）。显然，民国时不仅造像无几，培修、装绚石刻也极少。
　　从155件培修、装绚记的分布看：北山12件，宝顶山49件，其他32个宋代石窟62件，明代27个石窟24件，清代12处造像5件，另多宝塔3件，这不难看出，历代培修、装绚重在宋代造像，宝顶山尤盛，明、清培修、装绚不断。这恐与宝顶山造像，根植于世俗生活、与僧俗情感交融之故。北山造像精工，尤能表现佛教之精神，但不似宝顶山造像那样贴近世俗生活，不能给人亲近感，故明清世俗装绚不多。特别明末兵燹之后，清代一直沉霾于蔓草荒烟间。嘉庆知县张澍沿“似历年无人行者”路，登临北山佛湾，剔苔藓方得识《韦君靖碑》。誉为北山石刻之冠的第125号数珠手观音像龛，直到民国22年才出土。[14]
　　北山石窟尚且如此，四乡造像可见之一班。
　　纵观大足石刻造像和培修、装绚的发展变化情况，无不与大足社会历史变迁关切。然而大足石刻所承载的历史文明信息，又无不是大足兴衰史的写照，也可说是一部凝固的大足史。
　　3．初引世人瞩目与弘扬时期概略
　　初引世人嘱目时期，即民国的38年间（1912－1949），这是大足石刻建设史上、清代极衰时期的延续。但时逢八年抗战，国府迁都重庆，专家、学者云集巴蜀，却为史失其载、湮没千年的大足石刻带来名世的机遇。其标志是，引来史称“乙酉考”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县考察。专家们经过科学的考察论证，以为大足石刻“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这就为大足石刻名世，奠基铺路。另据近年历史信息：1939年深冬，中国营造学社的专家梁思成、刘志平、陈明达、莫宗江（北大教授，1999年逝）曾来查看过北山、宝顶石刻，并拍了些照片。[15]
　　另1943年9月，有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传为记者）也来看过北山、宝顶石刻。[16]
　　考察团之后，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叶里夫，亦专程来大足看石刻，并对陈习删先生说：“大足县的石刻艺术是世界上第一流的”。[17]
　　故笔者视此时为“初引世人瞩目与科研萌发时期”。
　　弘扬时期
　　即新中国建立届2000年的50年，这是大足石刻史上的一个春天。新中国之初，1952年就建立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专门保护机构。至80年代，先后进行过两次文物普查，把具有一定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石窟造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投资培修不断，这是大足石刻史上的空前之举。1980年初春，大足石刻才以完美的面貌涉外开放。先后又建立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所，对石窟艺术进行了富有成效地保护、研究和宣传，从而把大足石刻推向世界，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名载《世界遗产名录》。故笔者视此时期为“大足石刻精心保护与弘扬时期”。
　　大足石刻，届2000年1350周年。笔者试把它分为四个时期，主要记述的前两个时期、两个600余年的发展变化情况，旨在概略展示大足石刻兴衰历程。民国年间情况，请详参拙著“书在05大足石刻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乙酉考’60周年纪念之际”的《杨家骆“乙酉考”大足石刻史话》。[18]
　　上述浅识，是笔者1993—1999年间，搜集大足石刻铭文、总纂《大足石刻铭文录》过程中的一点心得。谬所不免，方家教正。
　　2000年6月，于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稿。
　　2009，06，28，于馆“专办”修订。
　　（本文以《大足石刻兴衰史探疑》，刊载拙著《大足石刻考察与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又以《大足石刻兴衰史略》，刊载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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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山石窟佛湾第2号摩崖，唐乾宁二年（895年）刻《韦君靖碑》。见《大足石刻铭文录》，
　　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2] 北山佛湾第149号窟口。同注[1]《大足石刻铭文录》第65页。
　　[3] 张 划《大足石刻崛起的内因探讨》，《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
　　[4] 同注[1]，《大足石刻铭文录》，第一、二、三编，36处唐、宋造像镌记、题刻。
　　[5] 陈明光《北山佛湾发现开创者韦君靖镌记》，《重庆文化》，2006，第3期；《四川文物》2007，笫3期。
　　[6] 阎文儒《大足龙岗山石窟》，《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
　　[7] 详同注[1]，《大足石刻铭文录•附录》。
　　[8] 拙文《试述大足石刻与安岳石刻的关系》，《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
　　[9] 拙文《宝顶山石窟——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殿堂》，《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宝顶石窟卷》，重庆出版社，1999年。
　　[10] 拙文《大足石刻探疑五则》，《大足石刻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
　　[11] 同注[1]，《大足石刻铭文录》，页205。
　　[12] 吴显齐《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首。
　　[13] 陈习删《大足石刻志略》，《大足石刻研究•中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
　　[14] 同注[13]，《大足石刻志略》，页222。
　　[15]
　　营造社专家来大足，此前不知。1997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的莫涛同志，因工来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手持其父莫宗江拍摄的北山佛湾第135号水月观音照片（放大、复印件。图版高30、宽20），右上角题：“四川
　　大足 北崖 佛湾┛菩萨像
　　后蜀永平五年建，公元九一五”。（注：135号不见“永平”题记。第53号有前蜀“永平五年”镌记）。图版下题：“1939年，梁思成、刘志平？陈明达、莫宗江四人同来大足。莫宗江拍摄”。莫涛承父言说：“他们是从川南来大足的”。莫老的照片“文革”中多毁损，仅存一二件，北山水月观音照是其一。
　　[16]
　　据县志办欧翥翔同志回忆：他当时在足中读书，一个星期天，在县政府门口得见两个“洋人”，男的30岁左右，带有相机，后坐滑干去北山看石刻。中午县参议会宴请，舒正江作翻译。他们尾追去看“洋人”，后传闻是美国记者。
　　[17]
　　陈明光（整理）《梅老（健鹰，大足石刻考察团成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已逝）谈<大足石刻考察团>事记略》，《大足石刻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页361。
　　[18] 《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页63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