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安与淝水之战

　　释道安与淝水之战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石虎死，太子石世即位。不久，石世又被其兄彭城王石遵篡杀，石遵又被义阳王石鉴所杀。翌年，后赵汉将领冉闵乘“石氏之乱”夺取政权并建立魏政权。永和八年（352年），鲜卑慕容氏率兵从辽河流域南下灭魏，建立前燕政权都蓟（今北京西南），五年后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几乎与此同时，关中的前秦政权日益强大，至符坚即位后，重用汉族士人王猛为辅佐，振兴儒学，恢复魏晋士籍，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势力逐渐扩张。又于太和五年（370年）出兵灭前燕，五年后又灭前凉和代，不久攻下巴蜀，派人征服西域。至此，北方又一度出现短暂的统一的局面。

　　佛教方面，自从佛图澄重用后赵石氏的崇佛思想而大力发展佛教，佛教在北方的广大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传播。

　　道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家、修学、研究佛学和进行传法活动的。

　　道安于永嘉六年（313年）出生于常山（今河北正定南）的一个世代为儒的家庭，七岁而读儒学经典。由于父母早亡，道安幼年出家，在寺庙中“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从无怨色，”数年后，道安求师问经，师与之《辨意经》一卷，约五千言。道安携经下田劳作，晚上回寺将经归还，请师另借别经。师又借给《成具光明论》一卷，近万言。当晚又还师。师疑之，于是，道安在师前背诵，竟一字不差。从此，得到老师的赏识和器重。年二十，受具足戒，开始游学生涯。

　　当时，正是佛图澄在北方大兴佛教之时，道安遂拜佛图澄为师，研修佛学。不久佛图澄圆寂，道安继续他的游学生涯并开始弘法。至四十五岁回到冀州，住受都寺，门下云集数百人。在古城襄阳，四方学士集结在道安的门下，以致所住白马寺显得狭小。由于富豪们的援助，于襄阳开始建寺造塔，名声大振。据说当时的凉州刺史杨弘忠献铜万斤，前秦王符坚赠黄金倚像，东晋孝武帝也遣使赞扬他的高德，著名的学者习凿齿也主动要求与道安交往。

　　前秦建元一五年（379年），符坚攻占襄阳，闻道安名声，想得到道安对自己的辅佐。道安答应符坚的请求，于是他离开襄阳来到长安，慕名而来并随他求学的达数千人之众。在长安期间，道安由于得到符坚的赏识，因而有了优越的地位和修学的环境，于是他得以专心研究佛经，撰写了大量的经典和序文。这一期间，道安实际上成了符坚的高级顾问。符坚在基本平定了北方以后，又企图南下灭晋，进而统一中国。东晋太平七年（382年）十月，符坚会群臣商议伐晋之事，但同意者甚少。一些大臣找到道安，希望他向符坚请谏，曰：“主上欲有事于东南，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一日，符坚游于东苑，符坚遂向道安示意南下灭晋之事，道安于是说，陛下应实行仁政，以“示德”来感化天下，以招致天下尚未归顺者，千万不要以武力来攻取东晋。道安说：“《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晋书·符坚载记》）

　　这里，道安所依取的道理并不是佛教教义，而是中国人传统的儒家观念。然而，伐晋心切的符坚也用儒家的说教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说：“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天生蒸庶，树之君者，所以除烦去乱，安得惮劳（《尚书．秦誓》）。朕即大运所钟，将简天心以行天罚。”表示自己一定要兴师南征的决心。道安不得已，只好又提出缓兵之计说：“若銮驾必欲亲征，犹不愿远涉江淮，可暂奉洛阳，明授胜略，驰纸檄于丹阳，开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符坚恃自己兵多将广，“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于第二年八月，强征各族青壮年为兵，率步骑兵87万人众，号称百万，从长安出发，前后旌旗相望，千里不绝。同时蜀汉之兵也顺流而下，而符融所率30万先锋部队也抵颖口（今安徽颖上县东南正阳镇），开始围攻东晋在淝水西岸的重镇寿阳（今寿县）。

　　这是发生在安徽境内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而取得最后胜利的不是强兵压境的符坚大军，而是奋起抵抗的东晋王朝。

　　溃不成军的符坚军队渡过淮水后仅剩千余人，不久符坚被杀，前秦短暂的统一随之土崩瓦解，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和混战的状态。而在此前的三个多月的东晋太元一0年（385）二月八日，道安逝世，享年74岁。

　　道安竭力劝阻符坚不要去攻打东晋，固然有其鄙夷胡族而偏重汉人的倾向，但是，最主要的，就象当初佛图澄用佛教的“戒杀”的理论劝谏石氏集团不要滥杀无辜一样，道安的行为，也表现了他作为佛教徒的“慈洽苍生，拯救危苦”的佛教思想。同时也说明，统治者虽然在一般的情况下表现出对佛教的虔诚和对佛教徒的尊重，其实不过是为了他们自身统治的需要，而一旦涉及到掠土攻城这样一些关于他们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是决不会也不可能接受佛教徒的建议的。（西行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