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大师苏曼殊

　　走近大师苏曼殊

达亮

　　行云流水一孤僧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集革命与创作于一身的“奇人异僧”。从革命的角度说，他意志坚定，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推翻清朝统治和袁世凯帝制竭忠尽力；从创作的角度说，他多才多艺，以风格独特的诗歌、小说、散文、翻译、绘画树帜文坛，赢得生前和身后无数读者的击节和赞赏；从身份的角度说，他是个亦僧(法号曼殊)亦俗(俗姓苏)、亦侠亦儒的革命者和文艺家。他曾获得的桂冠大体停留在不大反映本质的“诗僧”“情僧”“风流和尚”“革命和尚”等一类称号上，然而随着这位传奇的历史人物的“真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他不再继续充当人们揣测的对象。

　　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及文学、佛学的各种撰述和翻译工作的苏曼殊是近代人们公认的一位天才。在佛教中，他是高僧，佛学家；在文艺上，他是诗人、文学家、画家；通晓英、法、中、日、梵文的翻译家；在军政界，他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西行求法的头陀，是一位特殊的高僧，又是文坛上杰出的天才。然而他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社会上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影响了他，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境遇和飘零的身世，及一生坎坷不平，命运多舛，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四处漂泊。病痛的折磨，际遇的悲惨，内心的伤痛，三者集于一身，终于使这位天才，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生活中的苏曼殊是极端个性化的，芒鞋破钵，放浪形骸，癫狂无度。他曾指洋油灯大骂，生吃鲍鱼直到腹痛生病，“继则呻吟床第而后已”，没钱买糖，则将自己的金牙敲下易糖而食。特好奇，尤好故弄玄虚，别号多达几十。曼殊留学日本时，孙中山先生曾派廖仲恺给曼殊送去二百元银洋，曼殊得之欣喜若狂，立即大发请帖，宴请亲朋好友。当孙先生和廖仲恺接到请贴时，廖仲恺目视孙先生的反映，孙先生笑着说：“这就是曼殊，我们去赴宴，让他高兴高兴……”他以僧人的身份混迹于世俗社会，并对此津津乐道。林语堂先生曾说：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而苏曼殊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鲜明之外，简直有几分怪异、叛逆、忧郁。种种奇特之处是曼殊阅世的手段，还是他避世、游世的途径？联系曼殊的家庭境遇、飘零的身世际遇，可想而知他对变动、混乱的社会有着深刻的体悟。

　　曼殊大师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的法名博经，法号是曼殊。俗姓苏，名戬，字子谷，小名三郎，学名玄瑛，为避康熙皇帝讳玄烨而改为元瑛，但其友柳亚子认为此举无甚意义，故仍改元瑛为玄瑛。冯自由在《苏曼殊之真面目》中云：“至曼殊于披剃后自号‘元瑛’，或谓其取义于《红楼梦》之神瑛侍者，斯言亦有可信，盖余尝见曼殊居东京时，向友借阅《红楼梦》，手不释卷，后有此称，其殆以摆脱尘缘自命欤。”曼殊，乳名宗之助，广东香山人，今珠海沥溪乡人。其父苏杰生经商日本，为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的买办，自与其首妾河合仙的胞妹若子私通后，于1884年9月28日生下曼殊。未及3月，若子返回家乡后不知所踪。曼殊改由河合仙抚养，致使他在很长的时期里，错认养母河合仙为生身之母。以致后来常常为自己血统和身世慨叹：“思维身世，有难言之恫。”“每一念及，伤心无极。”

　　曼殊6岁随嫡母黄氏回广东老家，入私塾受启蒙教育。曼殊生长在一个“重宗法”的没落的封建家庭，而家人、族人把他目为“异类”，称作“杂种”。在这样的家庭里，幼小的曼殊备受各种各样的歧视和折磨，丝毫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疼爱，婶娘的白眼，庶母的刻薄，兄弟姐妹的欺凌，甚至病危时不予治疗而抬入柴房待死……面对着这一张张凶狠的嘴脸，他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一个个残忍的行为，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摧残。曼殊大师的童年是孤独的，悲惨的，一开始人生就向他进行了疯狂的挑战，显示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和无情，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留下了阴暗潜影。

　　曼殊才华横溢，过目不忘，少年时就崭露头角，语惊四座。7岁时其父将他送往上海，随著名西班牙老师罗弼·庄湘学习英语。罗弼·庄湘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并善于因材施教，颇得海内外人士刮目相看。曼殊入学不久，他本就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惊人的记忆力，再加上他学习刻苦认真，超过了比他先入学的同学。庄湘也对他格外器重，还将爱女雪鸿许配与他。后因其父生意不佳，就辍学回广东老家，遭受族人们的百般虐待。他忍无可忍，偷跑到惠州慧龙寺出家，这一年苏曼殊才17岁(一说是12岁)。后于广州六榕寺受沙弥戒时被苏家发现找回，又回到那个令他痛苦不堪的家中。

　　他居无定所，贫穷、疾病缠身，又积极参加革命，逃儒归佛之反复，创作诗歌、小说，从事翻译，从一个革命者、一个和尚、一个佛教徒、一个恋母的儿子、一个情人、一个飘泊者、一个嫖客……他从一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比他的创作更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苏曼殊有文才，有仪表，有风度，有德行，有炽热的心，还有耿直的个性，处处受到欢迎和爱戴，这一切无疑都是优点。凭这些优点，他结交了不少朋友，他自称“奢豪好客，肝胆照人”，所以他交友甚多，并且都是当时革命界、文艺界的著名人物。如陈独秀、刘季平、冯自由、陈天华、黄兴、廖仲恺、何香凝，陈少白、陶成章、章太淡、柳亚子、马一浮、高天梅、叶楚伧、蔡元培、胡汉民、宋教仁、周树人、李叔同、蒋介石、刘师培、陈果夫、刘半农等等。用柳无忌的话说，如果把苏曼殊的友人“一个一个名字排在我们脑海里，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在这些友人中，我们可以寻到许多于中国文学上、政治上都有永久影响的人，是的，他们于现今及以往的历史上皆能占有一页地位。”

　　如果说刘季平和柳亚子常常在经济上周济曼殊，孙中山先生无疑也是周济曼殊的一个。在曼殊的一生中，给他带来许多温暖的，也不乏其人。他的生母、养母、祖母、孙中山、章太炎……在他生命中有过重要作用的西班牙人庄湘父女等等。在他流离的日子里，在他多次住院的窘迫中，他的许多朋友，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借着这些援助，他才得以在这个世界，走完他的短暂的旅程。虽然说，人都是过客，不过匆匆，但是能够留下这么温暖的回忆，对于后人来说，又是多么值得宽慰的事。

　　苏曼殊1918年5月2日下午4时病逝，享年35岁，后事由汪精卫等料理。1924年6月9日，孙中山出资千金，由其友人陈巢南经办，把苏曼殊葬在西湖孤山之阴，与秋瑾之墓隔水相望，据说离他的坟墓不远处，还长眠着一代名伎苏小小。

　　以情求道

　　曼殊自谓“遭世有难言之恫”，这是因为直到他离开人世时，他还不知他的生母亲是谁，这就是曼殊一生的底蕴。饱受宗族歧视、缺少亲情的苏曼殊少小出家，及其“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的流浪生涯，对于人间温暖，正如久旱逢甘霖。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内腐和外侵，致使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遭受前所未有的沉痛灾难，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祖国被帝国主义疯狂瓜分，有识之士掀起一股爱国主义革命的浪潮。曼殊清醒认识到，只有挽救苦难的祖国，才能救度众生出水火。因此，他投身革命洪流，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曼殊在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班学习期间，由好友冯自由介绍，结识了陈独秀等不少革命志士，受到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参加了排满反帝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青年军“拒俄义勇军”及“军国民教育会”，革命思想渐渐形成，却遭到表兄林紫垣的反对，断绝他的经济供给，曼殊不得不弃学回国，准备投身正在兴起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临行作诗绘画赠别汤国顿，此即发表在《国民日报》上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一

　　蹈海鲁连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从小就已爱憎分明的曼殊，自然如鱼得水，早早就投入革命的大熔炉，并是疾恶如仇的实践者。愤世嫉俗、傲骨凛然的他早期对革命也投注极大热情，素有“革命和尚”“爱国诗僧”之誉。其实，他与华山、太虚大师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革命和尚，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革命和尚”。自他在日本参加革命后，自始至终都站在爱国主义立场。

　　一天，曼殊听说同盟会的同志都已发到了津贴，他也去廖仲恺那里领津贴，廖仲恺想，你又不是盟员！但他对曼殊十分谨慎，没有拒绝，而是请他且等一下，说着就去请示孙先生。“当然要发，”孙先生说，“在我心里，曼殊早是我们的同志了。”他是在孙先生那里个别参加的，还是因为先生心里有他？廖仲恺对这没有问先生，他当着曼殊面，在同盟会的盟员花名册上留下曼殊的名字，照发津贴。

　　袁世凯窃国后，他仍坚持以文章激发革命，发表了著名的《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惊世骇俗，气度不凡。辛亥革命时，他正在印度尼西亚云游，当得知这一消息，他欣喜若狂，有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壮士横刀看革檄，美人挟瑟请题诗。”曾一度是曼殊友人的刘师培叛变民主革命后，即毅然与之绝交；当他知道深交章太炎变节后，即嘲讽其“兴致不浅”，“意殊自得”，并驰函规劝；他还想过刺杀康有为，并写了《讨袁檄文》，谴责袁世凯的复辟。虽然他极力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但是对一直拥护清王朝的辜鸿铭，又表示出欣赏，这就是苏曼殊。

　　曼殊大师是一个爱国的高僧，很多文字里浸透着对新世界的渴盼之情，和对清廷的无限愤恨，却是硬生生地被黑暗社会所淹没，希望破灭，痛极而笑，愤然落笔：

　　契阔死生君莫问，

　　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

　　纵有欢肠已似冰。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之二

　　一个清清白白的入世之躯焉能淡漠视之！他对这个世界绝望，他需要宁静。然而他终究无法承受宁静世界的孤寂……于是反复着脱俗、入世。对于这个世界他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他自己亦是无能为力的，他对于这个世界又是失望的，直到他临终。他看似浑噩的心神依旧在苦笑，人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曼殊大师是感到悲哀的。

　　苏曼殊作品吸引读者，“倾倒一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立下“以情求道”的创作宗旨。如上所述，他的“道”主要是爱国主义。虽然苏曼殊的作品充满了反封建的内容，但为了让读者容易接受，他选择了最能打动人的心扉的爱情、亲情、友情为作品作突口，把所要传播的“道”广为融洽和寄寓其中：

　　相逢莫问人间事，

　　故国伤心只泪流。

　　——《东居》之二

　　春雨楼头尺八箫，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本事诗》之九

　　一个客居异邦的僧人，在樱花坠落的日子里，楼头吹箫，思怀故国，忆念旧游。然而却无家可归，有国难投，只可托钵行乞，漫无目的跋涉于水远山长之间，“这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这不能仅仅用“革命和尚”来解读曼殊大师。

　　尽管曼殊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奋斗，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却极少提到他的名字，甚至连他的好友柳亚子晚年也说：“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里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此人只是文学上的天才，不能干实际工作。”其余的人，不理解曼殊者，就可想而知了。

　　白马投荒第二人

　　1900年苏曼殊17岁那年，常感叹身世孤零，忽有感触，潜回广东流浪到新会县崖山慧龙寺礼赞初大师披剃出家，又行至番禺县海云寺，因犯戒(偷食鸽)而被逐出山门，后至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