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佛教传入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浅论佛教传入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胡国峰

　　摘 要:印度佛教的传入之时中国戏曲从内容到形式还处于蒙昧期,它的传入直接影响了中国戏曲的成熟定型,并因其世俗性和大众性特质对民族审美与接受心理之文化积淀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佛教;中国戏曲;世俗性;大众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11(2009)09-0007-01

　　在中西文化三次大的交融史上,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建构无疑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不但最终促成从汉代到明代儒释道合流之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而且发展了中国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态势,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体和艺术形式。

　　中国古代戏曲由萌生到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时代为娱神而产生的舞蹈与音乐结合的一种歌舞仪式。完备形式的戏曲出现在宋代,由于城市手工业、商业都的繁荣发达,各大城市都有了提供演出必备的场所(勾栏)和观众,戏曲本身也得到了高度的综合,日臻完善。随着“宋杂剧”和“金院本”的产生,中国戏曲便由此走向鼎盛和繁荣。

　　因此可以说,印度佛教传入之时中国戏曲从内容到形式还处于蒙昧期,其后来的成熟定型过程中受佛教的影响必定是在所难免的了。我们探讨佛教文化移入之于中国戏曲的影响,首先不能忽略的是印度梵剧和诗庙舞乐对中国戏曲直接作用的存在,正如许地山等人的研究证明,梵剧可能早已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戏曲的道白、词曲和程式都可能有借鉴作用;另一方面,“佛教戏曲”——西域和天竺舞乐在东渐的传播过程中,音乐、唱腔、乐舞、念词、道白等结合为一体,构成了立体层次的对流,使得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得到了集中体现,形成了与中国戏曲完全不同的戏曲风格,这使得相互借鉴融合成为可能。此外,佛经故事、教规教义对中国戏曲的影响也集中地在后来流行曲目中显现出来,并对民族审美与接受心理之文化积淀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原始戏曲与天竺舞乐在相互借鉴中融合,从而使得中国戏曲雏形期形态得以生成。它突出地表现为佛教利用这种原初的戏曲样式宣讲佛教教义,中国戏曲借鉴佛经故事及“佛教戏曲”表演手段获得自身艺术品格的独立。佛教传入之初,曾受到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儒道两教的猛烈排斥,为站稳脚跟,它一方面竭力与儒道两家的思想相适应,另一方面选择以当时在中国被视为小道的戏曲等形式来宣传其教义,以达到与最广大底层社会融合,扩大其影响面。中国戏曲大部分以小说选材,中国的古代小说篇幅又简短,如庄子、孟子、列子所讲譬喻,只能谈说而已,若用于戏剧,则影响其表现效果,佛教故事阐述“万法皆空”、“生死轮回”等思想、义理,往往以譬喻、故事的技巧来表达,其内容洞达世情,委曲尽致,笔法高妙。中国戏曲借鉴吸收了佛教这些优点,创造出许多富于想像、变化的戏曲,使戏曲的故事性增强,情节趋向完整。中国戏曲中的昆曲、歌仔戏、黄梅戏都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起初这些戏曲的创作仅限于传统题材,自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戏曲发挥的空间便扩大范围,打破原本平铺直叙、呆板的束缚。佛教善于运用譬喻、寓言、故事等文学形式来说明教义,而戏曲从佛教中取材,因此提高了戏曲的层次,也达到戏剧教育、歌舞、唯美、象征的特征与优点。现今仍流传的著名戏曲如“三藏取经”、“目连救母”等,其戏曲结构、故事来源、思想内涵等各方面,都因佛法的流传而产生。随着故事情节的复杂化,角色也相对的增多。

　　事实上,在中国戏曲的历史演进中,佛教的影响从未间断,杰出的戏曲家和重要的剧作处处可见佛经的存在。元代戏剧是中国戏曲的高峰,佛教的影响也达到了空前的境地。由于佛经中轮回报应思想的存在,人与鬼之间的恩怨,阴间与阳间的转换,善行与恶报之间的对立成为戏曲冲突的主流,在表演中大量出现鬼魂及其他怪异形象,南戏《包待制判断盆儿鬼》、关汉卿《窦娥冤》等,都有这种场景的出现,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其与佛教教义的勾连。明代戏曲继元代之后,成为一个集大成而且出名作的时代,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梦》和《南柯梦》里,把人生如梦的思想表现得十分真切,沈景的《双鱼记》、《红渠记》等,无论写人生遭际还是男女姻缘,都突出佛经的“缘”的思想。这股潮流直至清代仍然久盛不衰,洪升《长生殿》等名作中,仍然是天上人间的永世姻缘,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戏曲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戏曲之所以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可能正在于两者有相同的特质,这就是世俗性和大众性。而且,流传深广、波及社会各个角落的佛教,利用其神明外衣的庇护,以寺庙为场所为演艺集结了大批的观众,从而促进了戏曲的繁荣和发展。这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戏曲形成和发展的最大的积极影响。

　　出自: 《南腔北调 》 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