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于蒲津关的求道者——唐代河东僧人与长安佛教

　　出入于蒲津关的求道者——唐代河东僧人与长安佛教

　　冯国栋

　　陕西、山西一河相隔，地缘毗连，自古即为友好睦邻，文化交流素称频繁。降及有唐，长安既为国家首都、文化中心；而河东为唐王朝龙兴之地，太原号为北都。两地交通发达，文化交流日趋繁胜。河东僧人大量进入长安，或求学、或瞻礼、或王命助译、或敕令主持，促进了长安佛教的繁荣。

　　一、唐代河东与长安之交通

　　唐代仿效前代，于交通重镇、区域中心设立陪都。通过陪都的设立，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交通网，加强对各区域之控制。陪都为全国副中心，又为各区域之政治、文化、交通中心，地位仅次于京城，对该区域具有强大的辐射与控制能力。而唐王朝在河东一道曾设立两个陪都，即北都太原、中都蒲州，足见河东道在唐代举足轻重之地位。

　　并州太原既为李唐王朝龙兴肇基之地，亦为则天武后之桑梓故里，其北拒大漠，东接河北，军事地位殊为重要。故武后于天授元年（690）升太原为北都。[①]神龙元年（705）虽罢，然至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以王业所兴”，又升并州为太原府，复建北都，天宝元年，改称北京，肃宗元年，又称北都。北都之称名虽屡有迁变，然其作为陪都之地位却始终未变。李白《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称：“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②]北都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以河曲为中心，鼎足而三，拱立于关中、河南，形成初盛唐重要的城市三角区域，也为唐代最重要的文化发达区。

　　唐代河东的第二个陪都为中都河中府。河中本为隋之河东郡，唐代前期为蒲州。其地南临黄河，东接泽潞，北通幽并，位居京都长安、东都洛阳与北都太原之间，当三都交会联络之枢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颜真卿《蒲州刺史谢上表》言：“此州之地，尧舜所都，表里山河，古称天险。……扼秦、晋之喉，抚幽、并之背。”[③]元载则称：河中“有羊肠、底柱之险，浊河、孟门之限，以轘辕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刘敬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抚其背’，即此之谓。……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胜，郁关河之气色。”[④]因地理位置之重要，故于开元九年、元和元年两次置为中都。[⑤]

　　河东与长安之交通，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长安太原驿道》、第五卷《晋绛与潞泽间之乌岭道》，王文楚《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再考》已做详密之考证。长安至太原之驿路走向为：长安——同州——蒲津关——蒲州——绛州——晋州——太原府。长安至泽潞之驿道为：长安——同州——蒲津关——蒲州——绛州——晋州——落漠驿——铜鞮——潞州——泽州。长安至泽潞也可走乌岭道，即由绛州或晋州至乌岭，东行至长子——潞州——泽州。而此数条驿路皆须经过隶属于蒲州之蒲津关。蒲津关地当关内、河东、河南之交会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严耕望先生称之为“河东、河北陆道西入关中之第一锁钥”。[⑥]《唐六典·刑部司门郞中》载：唐代关津二十有六，其中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上关六，蒲津居其一。[⑦]张说《蒲津桥赞》曰：“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⑧]都足见蒲津关地理之险要。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其大和二年由五台入长安，“（八月）十三日……从北舜西门出，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⑨]可知当时僧人巡游，也须出入蒲津关。

　　唐代帝王多次巡幸太原。贞观二十年（646）太宗巡幸太原；显庆五年（660）、龙朔二年（662）、调露元年（679）高宗三次巡游太原。而唐玄宗亦分别于开元十一年（723）、开元二十年（732）年两次巡幸太原。帝王巡幸，地方政府多重制御路。由于帝王之多次巡幸，故知初盛唐，长安至河东之驿路当极畅通。而中唐以后，据严耕望先生言：“及安史之乱，吐蕃强盛，侵扰原州（今固原），屡扰盐、夏（横山山脉北麓），北侵西域，致西域、灵州南至长安之道不能畅通；故唐与回纥之主要通道，惟存太原一线。凡使节往还，商贸行旅，莫不由之……而国疆东北部之河北三镇叛服不常，太行东麓之南北驿道交通亦时见阻隔。故唐中叶之后，国都长安西北至回纥惟有太原一道，东北通幽州、妫州，亦往往取太原雁门道，是以太原府在北塞交通与军事支援方面之重要性更为增加。”[⑩]长安太原道既为帝王巡幸之驿路，又为军事交通之要津，可以想见，终唐一代，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此驿路当极为重视，沿途之驿站设施当皆有良好之修筑与维护，此为河东僧人西游长安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二、僧传所载河东僧人入长安之情况

　　究竟有多少河东僧人出入于蒲津关来往于长安、河东之间求法弘教，不要说千年之后的我们，即使是当时人恐怕也并没有确切的了解。故而，我们只能依据经典文本的记载，对河东僧人入长安的情况做一管窥蠡测式的探讨。记载唐代僧人情况之史籍首推道宣《续高僧传》及赞宁《宋高僧传》，二书皆经严格之筛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可从二书所载略窥唐代河东僧人入长安之情况。[11]兹据《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中出现之次序，列河东僧人入长安表如次：

　　道宣《续高僧传》载唐代河东僧人29人，其中14人曾入长安；赞宁《宋高僧传》载唐代河东僧人32人，其中也有14人入长安。二者相加，两传所载唐代河东僧人62人，其中28人有游历长安之经历，占总人数45%。也就是说，僧传中所载的僧人中有将一半人曾在长安求学驻锡。由此可见，作为佛教中心的长安对河东僧人具有强大的辐射力与吸引力河东僧人入长安之原因，大略可分为二种，一为求学游历，一为是王命征召：

　　1、求学游历

　　长安作为国家首都，亦为佛教中心，寺庙众多，高僧云集，译场林立，义学发达，实为僧人游学之首选。从上表可以看出，其中以求学进入长安的河东僧人共11人，占总数三分之一强。他们中有的在隋代便入长安求学，在初唐崭露头角，有的在唐代方始进入长安。如长安弘福寺释灵润，本河东虞乡人，后入京“依止灵粲法师住兴善寺”。[13]慈恩寺道洪，本为河东人，“以开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昙延法师”。[14]蒲州普济寺道英，本为蒲州猗氏人，“后在京师住胜光寺，从昙迁禅师听采《摄论》”。[15]蒲州普救寺道积，本为河东安邑人，“（开皇）十八年入于京室，依宝昌寺明及法师咨习《地论》”[16]。再如大慈恩寺义忠，本为潞州襄垣人，初随淄州慧沼讲习，后“闻长安基师新造疏章，门生填委，声振天下。乃师资相将，同就基之讲肆”。[17]师徒二人皆入长安随窥基研习佛法，而慧沼后终成慈恩三祖。太原崇福寺宗哲，本为西河平遥人，“属玄奘三藏新翻诸经论。哲就其门请益无替”。[18]这些僧人或学成后返河东传教，或受法后于长安驻锡，对长安与河东佛教皆有贡献。

　　2、王命征召

　　河东僧人或因学识广博，或因德行高迈，或因读诵通利，或因屡显神异，受帝命征召入京。如释慧超，上党潞城人，本居并州大兴国寺，“至仁寿中年，献后崩，立禅定寺，以超名望征入京师”。[19]化度寺僧邕，太原介休人，本在白鹿山修行，开皇九年，与信行一起征召入京。[20]蒲州仁寿寺普明，本蒲州安邑人，“大业六年，召入大禅定道场，止十八夏，名预上班。”[21]此三人，虽皆于隋代征召入长安，然其在唐代或居长安，或返河东，影响颇大。再如洛阳佛授记寺德感，本太原人，“天皇大帝（唐高宗）征为翻经大德，又与胜庄、大仪等同参义净译场”。[22]荷恩寺文瓒，晋阳人，初居并州崇福寺，后“宣畅皇化，对扬天休，一皆悦服，诏为翻译，并河南佛授记寺兼京兆安国、荷恩、崇福等寺大德”。[23]太原崇福寺慧警，祁县人，三岁即能讽读《大云经》，“乃诏讽之。帝大悦，抚其顶，勅授紫袈裟一副。”[24]

　　四、河东僧人对长安佛教的贡献

　　辉煌灿烂的唐代长安佛教实际上是来各于全国各地释门精英共同创造的结果。如玄奘来自于河南道，义净来自于河北道，北宗神秀来自于河南道，密宗开元三大士善无畏、不空、金刚智来自于印度、西域。虽然进入长安的河东僧人少有开宗立派的人物，然其在赞助译经、宗派传承与寺塔建设方面的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义福、普寂对北宗禅的传播阙功至伟。

　　1、参与译经

　　虽然入长安的河东僧未能出现玄奘、义净这样杰出的译匠，然参与译经担当证义、缀文等辅助工作的却不在少数。如长安灵化寺三慧，本为娄烦人，“贞观年中，召入参译，缀文证义，伦次可崇”。[25]再如长安总持寺智通，安邑人，“隋大业中出家受具，后隶名总持寺。……因往洛京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属贞观中，有北天竺僧赍到《千臂千眼经》梵本，太宗勅搜天下僧中学解者充翻经馆缀文、笔受、证义等。通应其选，与梵僧对译，成二卷。天皇永徽四年，复于本寺出《千啭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呪》一卷、《观自在菩萨随心呪》一卷、《清净观世音菩萨陀罗尼》一卷，共四部五卷。通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伏”。[26]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八，亦载其译经四部五卷。[27]

　　唐代著名译师首推玄奘、义净、不空，而此数人之译场皆有河东僧人之参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贞观十九年参与玄奘译场之人云：“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璇、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幽州照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28]在玄奘初期的译经团队中，有四人为河东僧人，即弘福寺灵润、蒲州普救寺神泰、蒲州普救寺行友及蒲州栖岩寺道卓。灵润虽因与玄奘有学术分岐而参译时间较短，[29]然《续高僧传》云：“贞观八年勅造弘福，复被征召，即现翻译，证义须明，众所详准，又当斯任。至于词理有碍，格言正之，同伦糺位，斯人最上。”[30]对其译经之水平甚为推崇。另据王亚荣先生之考证，参与玄奘译场的河东僧人尚有玄赜、道洪等人。[31]

　　河东僧人德感曾参义净之译场。据《宋高僧传》载：“释德感，姓侯氏，太原人也。……天皇大帝征为翻经大德，又与胜庄、大仪等同参义净译场。对扬受赐,言谢浏亮。帝悦，寻授封昌平县开国公，累井田至三千户。帝为赞曰：河汾之宝，山岳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尘缨。缁门仰德，绀宇驰声。式亚龙树，爰齐马鸣。为时君之所贵为若此也。”[32]由此可见，德感因赞译有功，受到封赐，皇帝亲为题赞，比于龙树、马鸣，足见学行之高迈。又《开元释教录》载义净译经之证义：“沙门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证义。”[33]此外，德感还参与提云般若的译场，《开元释教录》载提云般若译经六卷，其译场人员为：“沙门战陀慧智等译语，沙门处一等笔受，沙门复礼等缀文，沙门德感、慧俨、法明、弘景等证义。”[34]知德感曾为提云般若译场之证义。

　　不空、般若的译场也有河东僧人的参与。参与不空译场者为长安安国寺良贲，《宋高僧传》载：“释良贲，姓郭氏，河中虞乡人也。……义解之性，人罕加焉。永泰中，不空盛行传译，实难其人，贲预其翻度。代宗请为菩萨戒师。因新出《仁王护国经》，勅令撰疏解判，曲尽经意。”[35]良贲不仅与不空一起翻传《仁王经》，并奉勅为此经作疏。参与般若译场者为河东僧人良秀，“释良秀，姓郭氏，蒲津人也。……贞元四年，奉诏与罽宾国般若三藏同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十卷。”[36]良秀同样也奉勅为新译《大乘理趣六波罗密经》造疏。

　　2、宗派传衍

　　唐代长安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宗派兴起，早期的三论、慈恩、律宗，中期的华严、北宗禅，晚期则有密教与南宗禅。各宗云蒸霞蔚，异彩纷呈，共同铸就气韵恢宏的长安佛教。河东僧人虽乏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的高僧，但在宗派传衍，特别是慈恩、北宗禅的弘布方面功不可没。

　　如上所述，参与玄奘译场的河东僧人有六人之多，虽然参与译场与传宗接派不可等同，如灵润虽也参与译场，然其学术旨趣与玄奘显有不同，然神泰、行友、道卓等人，长期参与玄奘译场，可视为玄奘弟子。[37]另据僧传所载，属于慈恩宗的河东僧人尚有：玄奘弟子宗哲，窥基弟子神楷、义忠。

　　其中神泰在京师慈恩寺、西明寺，道卓于京师瑶台寺，义忠于慈恩寺，神楷于崇福寺弘布唯识，而玄奘另一弟子宗哲则学成后返回河东，居太原崇福寺，与寺内僧人浮丘并称“法江”、“法海”，将唯识学弘传于河东地区。

　　唐代河东僧人中最负盛名者无过于义福、普寂，二人皆为神秀高弟，对于北宗禅的传布甚有功绩。义福为潞州铜鞮人，从神秀得法后，住终南感化寺二十年，开元十年，至京师慈恩寺传法，后往来于东、西二京，门徒甚多，据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沙门四辈，靡然向风者，日有千数。”[38]普寂为蒲州河東人，得神秀之法后，在两京传法，据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寂公之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39]追随者也非常之多。《旧唐书·神秀传》言：“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尝聚徒开堂传法。至弟子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年，人皆仰之。”[40]可见，正是由于义福、普寂这两个河东僧人的努力，北宗禅才最终在二京之间传布开来。

　　3、寺塔修造

　　唐代河东僧人不仅在长安佛教文化建设方面做出过贡献，同样，在寺庙兴修方面也有所作为。如慧胄，本为蒲州蒲坂人。后入长安，构建清禅寺，《续高僧传》载其事迹曰：“后住京邑清禅寺，草创基构，并用相委，四十余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所以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终始监护，功实一人。”[41]可见慧胄在长安清禅寺的建设中居功甚伟。清禅寺本为大业三年李渊舍宅施沙门昙崇所建。[42]可能至唐有所荒废，故由慧胄募缘重修。

　　[①]关于置北都之时间，《旧唐书·地理志二》、《新唐书·地理志三》皆作天授元年（690），《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均作长寿元年（692）。据《旧唐书·地理二》天授元年武则天又改故乡文水为武兴县，故太原称北都亦当在此年。

　　[②]李白《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李太白全集》卷27，中华书局，1977年，1271页。

　　[③]颜真卿《蒲州刺史谢上表》，《全唐文》卷336，中华书局，1983年，3403页。

　　[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2，中华书局，1983年，324页。

　　[⑤]此处置中都之时间取《唐会要》之说，考证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104页。

　　[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99页。页。

　　[⑦]李林甫《唐六典》卷6，中华书局，1992年，195页。

　　[⑧]张说《蒲津桥赞》，《全唐文》卷226，中华书局，1983年，2277页。

　　[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39页。

　　[⑩]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336页。

　　[11]此处唐代河东僧人是指《续传》、《宋传》目录中明确标明为唐代僧人者。

　　[12]《宋高僧传》卷三作“陕州安邑”，然安邑实属蒲州，与陕州相邻，《宋高僧传》或因此而误。

　　[13]道宣《续高僧传》卷15，《大正藏》第50册，545页。

　　[14]道宣《续高僧传》卷15，《大正藏》第50册，547页。

　　[15]道宣《续高僧传》卷25，《大正藏》第50册，654页。

　　[16]道宣《续高僧传》卷29，《大正藏》第50册，696页。此处“依”原本作“供”，据校勘记改。

　　[17]赞宁《宋高僧传》卷4，中华书局，1987年，77页。

　　[18]赞宁《宋高僧传》卷4，中华书局，1987年，83页。

　　[19]道宣《续高僧传》卷19，《大正藏》第50册，582页。

　　[20]道宣《续高僧传》卷19，《大正藏》第50册，583-584页。

　　[21]道宣《续高僧传》卷20，《大正藏》第50册，598页。

　　[22]赞宁《宋高僧传》卷4，中华书局，1987年，84页。

　　[23]赞宁《宋高僧传》卷26，中华书局，1987年，668页。

　　[24]赞宁《宋高僧传》卷24，中华书局，1987年，612页。

　　[25]道宣《续高僧传》卷14，《大正藏》第50册，534页。

　　[26]赞宁《宋高僧传》卷3，中华书局，1987年，41页。

　　[27]智昇《开元释教录》卷8，《大正藏》第55册，562页。

　　[28]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131页。

　　[29]关于灵润与玄奘的分岐，参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562，642-649页，凤凰出版社，2008年。

　　[30]道宣《续高僧传》卷15，《大正藏》第50册，546页。

　　[31]王亚荣《玄奘译场助译僧考述》，《长安佛教史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200-201页。

　　[32]赞宁《宋高僧传》卷4，中华书局，1987年，84页。

　　[33]智昇《开元释教录》卷9，《大正藏》第55册，568页。“胜庄”原作“成庄”，据校勘记改。

　　[34]智昇《开元释教录》卷9，《大正藏》第55册，565页。

　　[35]赞宁《宋高僧传》卷5，中华书局，1987年，99页。

　　[36]赞宁《宋高僧传》卷5，中华书局，1987年，107页。

　　[37]杨唯中先生即将神泰、行友、道卓列为奘门弟子。参氏著《中国唯识宗通史》，606-614页。

　　[38]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全唐文》卷280，中华书局，2843页。

　　[39]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全唐文》卷390，3973页。

　　[40]刘昫《旧唐书》卷191，中华书局，1975年，5111页。

　　[41]道宣《续高僧传》卷29，《大正藏》第50册，697页。

　　[42]志磐《佛祖统纪》卷39，《大正藏》第49册，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