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刻经散落山野

　　摩崖刻经散落山野

　　千百年来,我省邹城“四山”北朝刻经一直沉寂山林,无人问津,直至清乾隆年间为浙江钱塘人黄易访得,著录于《山东金石志》才得以名世,并逐渐引起了众多金石学家的重视。

　　近日,记者来到这里叩访这些刻着奇谲瑰丽文字的石头。

　　“四山”刻经闻名天下

　　摩崖刻经是刻在岩石上的佛经及题跋文字。这一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余年,不仅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在我国的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我省的北朝刻经在世界富有盛名,有“四山”与“八山”之说。八山是指山东的北朝摩崖刻经,见之于泰山、水牛山、徂徕山、尖山、铁山、葛山、岗山、峄山八座山岭。这八座山除泰山、水牛山和徂徕山外都在邹城市,位置也十分集中,不出30里范围的尖、铁、葛、岗四座山峰又有“四山”之称。

　　黄昏时分,记者在邹城市文物局张慧女士的引领下,翻过邹城城北山势嶙峋的岗山,来到山阴兰花谷,这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岗山北朝摩崖石刻所在地。只见一块块静静伫立的巨大圆石上,分别刻着佛经中的精言要义,像是一部神秘的、散落于山野的石头佛经。镌刻的经文以它特有的气势与幽静茂林、浑穆自然的环境相吻合,加以隶楷为主潇洒自然的字体和字势,给人一种自然、超俗的苍茫感。这些刻着佛经的石头自东向西有30余块。由于山水冲蚀和地震,有少量刻经倒匍倾斜,大部分保存完整,刻字清晰。其书法艺术风格奇谲瑰丽,富有变化,令人赞叹不已。

　　走下岗山,记者又来到另一处摩崖石刻所在地铁山,在这里巧遇来邹城考察的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赖非先生和德国海德堡东方艺术系的一群师生。赖非先生指着铁山之阳那片气势恢弘的花岗岩石坪介绍说:“铁山刻经总面积1037平方米,是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刊刻的。刻经正上方阴刻巨龙、云气、佛光,下有双龟对踞的图案。中部为佛教《大集经·海慧穿菩提品》,左侧为《石颂》跋语,下部为《题名》。现存佛经17行,795字(原955字),字径60厘米。《题名》部分原有10行,现存6行45字,内容记载经主及佛经书写者姓名,第6行有‘东岭僧安道壹署经’,对研究邹城乃至山东北朝时期刻经具有重要价值。”

　　赖非先生告诉记者,邹城摩崖石刻的形成年代为北齐武平六年至北周大象二年(575年至580年),石刻内容有《大集经》《佛说观无量寿经》《维摩诘所说经》等。石刻字体以隶书为主,兼杂楷书、行书、篆书,用笔方圆兼备,章法随山就势,结体宽博疏放,书风高浑简穆。石刻文字的书写多是佛法精深、书艺高超的佛门高僧安道壹所为。现岗山、铁山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另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葛山刻经在邹城东北14公里北葛山西麓,佛经刻在整幅花岗岩石坪上。刻面东西长20.6米,南北长8.4米,共173平方米。刻经隶楷相间,立意奔放,富有神韵,与铁山刻经笔意相通。《题名》部分由于风化过甚,仅存6字。位于邹城城东6公里尖山东侧的尖山刻经书法亦出自高僧安道壹之手笔,1960年当地村民开山采石,将全部刻石破坏殆尽,实为千古憾事,今我省有拓片保存。

　　另外,在邹城东南6公里的峄山上也有刻经两处:一处在五华峰“光风霁月”石上,另一处在山腰乌龙石妖精洞侧,刊刻于北齐武平三年(572年)。刻经书法以隶意为主,结体严谨,端整古秀,是北齐刻经的上乘佳作。

　　擘窠大字气势夺人

　　赖非说:“邹城境内的铁山、岗山、葛山、尖山以及峄山等摩崖石刻是佛教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从历史、艺术、社会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了解、探究、体味。”

　　他介绍,摩崖刻经大都产生于魏太武帝灭佛之后,即北齐佛教兴盛时期和周武帝灭佛时期镌刻的,是出于经主弘法和护法的目的,“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北朝摩崖刻经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追求大山大川上的经文与整个环境浑然一体,也与人的心灵浑然一体,创出一个有生命的自然整体。

　　我省的摩崖刻经有自身特点,这在邹城“四山”刻经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多是擘窠大字,字径在10厘米以上的居多,还有很多极大的字,佛号、佛名更以横空出世之夺人气势,刻出巨状之字。赖非先生介绍,尖山刻经中曾有“大空王佛”4字,字径达1.38米,是摩崖大字中之绝品。另外,刻经都在山崖坡壁峭岩,或块状巨石之上,岩面不加工,石质多为花岗岩,因而呈现奇谲的力度和风貌,其格调品貌尤为书法家所喜爱。清代康有为盛赞邹城刻经:“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

　　书法可大而分为锲刻、手写两大系统,凡锲刻类皆富装饰性,摩崖刻经因有弘扬佛法的作用,也有装饰性的一面。但此处的装饰并非刻意粉饰,而是在率意中信笔写之,因而亦富于天趣。赖非说,邹城刻经大多是高僧安道壹的书迹,其中也有一些或弟子、或别人所写刻之迹,但带楷书韵致的大字隶书,已是山东刻经最有代表性的字体。

　　珍贵遗产亟待保护

　　邹城摩崖刻经受到文化界的青睐,但是并未得到世人的足够重视。记者在考察时发现,有多处刻经已从岩壁上完全剥离不知所踪。风吹日晒雨淋,已使这些文化瑰宝日渐失却光华,再加上一些不恰当的摹拓行为,给珍贵文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伤。“珍贵刻经亟待保护。”赖非先生心急如焚地说。

　　石刻是中国汉字文化的独特创造之一,它保存了书面文献所没有的许多信息。但石刻并不都能传之千古,它常常受到自然风雨的侵蚀和社会动乱、变迁的人为破坏。现在我国许多石刻已字迹模糊难以辨认,而更多的则在天灾人祸中荡然无存。

　　赖非先生说:“抢救刻经的方法有二:一是对原碑的保护,可以将一些能挪动的有价值的石碑收进博物馆、碑林等安全处所,而更多的摩崖刻经还要靠人们在原地妥善保护,如在原地建造博物馆或搭建顶棚以防止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另一种保护方法则是印刷、出版保护,这可以更可靠地把碑刻的图文保存下来。石碑拓片是过去常用之法,对保存古代书法、雕刻艺术成果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拓本份数有限,最好把它的文字印成书,就能广为流传。不但能较完整地保护碑刻的文化内涵,而且可以使它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他介绍,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近些年对邹城刻经做过很多的调查、保护、拓印和研究。在1990年前后就召开过国际性的《中国北朝摩崖刻经学术讨论会》,会后将论文集为《北朝摩崖刻经研究》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随后在1992年10月又出版了《山东北朝摩崖刻经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