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嘉雅活佛

　　李志刚 陈玮（作者李志刚系青海省政协秘书长、陈玮系青海省委党校教授）
　　宽阔清澈的青海湖，象一块光彩熠熠的蓝宝石，镶嵌在古老而又神秘的青海高原上。它的四周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就是这湛兰的湖水和丰美的大草原，孕育了古今无数优秀的蒙藏儿女。
　　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著名的蒙古族爱国活佛、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嘉雅·洛桑丹白尖赞活佛就是其中突出人物之一。
　　从金滩草原走出的塔尔寺总法台
　　1916年元月19日，嘉雅活佛诞生在青海湖北岸北寺蒙古部落(今属海晏县金滩乡)一个蒙古族牧民家里。这里原属青海和硕特部南左末旗蒙古游牧地。1919年，在他4周岁时，经塔尔寺名僧第三世却西活佛认定为第十二世嘉雅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迎请到塔尔寺坐床，赐法名嘉雅·洛桑丹白尖赞。所谓嘉雅即是嘉雅活佛系统的名称，而洛桑丹白尖赞则是他本人的法号。
　　嘉雅活佛系统在青海藏传佛教格鲁派中颇有名气。历代嘉雅活佛中高僧辈出，身世不凡。第五世嘉雅洛桑·勒雪尼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侄儿，前去西藏学习经法，通晓显密二宗，出任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第九任法台。这一宗教职务，藏语俗称甘丹赤巴。第八世嘉雅活佛智华坚赞出生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所属的嘉多地方，后赴西藏深造，精通显密二宗等诸般学问，深得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雅的赏识，五世达赖亲自授予他“摩诃班智达”(系梵文，意为大学问家)的称号，并颁发册印。五世达赖还把由自己亲自加持的个人肖像赠送给智华坚赞，其所受殊荣由此可见一斑。从西藏返回故土后，智华坚赞在甘肃天祝县境内甘青交界处建一寺，起名嘉雅法轮兴旺洲，俗称嘉雅寺。后来青海互助佑宁寺第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为该寺修建了因明学院，大清皇帝还特为该寺赐名“积善寺”。智华坚赞由此得名嘉雅佛。因此，亦有人认为智华坚赞应为第一世嘉雅活佛。五世达赖喇嘛赴北京觐见顺治皇帝途经嘉雅寺时，智华坚赞有幸做了接待工作。后来塔尔寺所属六族之一的申中族(所谓“族”即部落)头人和多巴族头人均拜智华坚赞为师。多巴头人还将多巴新寺和扎麻隆静房及其所属土地均奉献给智华坚赞。后来又专为其在塔尔寺修了府邸，智华坚赞遂移居塔尔寺，并由此成为塔尔寺有名的活佛系统之一。嘉雅第九世罗桑达杰被西藏第巴(代表达赖主持西藏地方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政府授予“额尔德尼查汁呼图克图”封号。自此，历辈嘉雅活佛均沿袭此封号，成为青海格鲁派中为数不多的有影响的呼图克图(呼图克图系蒙古语，原意为“圣者”，后逐渐演化为自清朝以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册封大活佛的称号)。此后罗桑达杰又出任塔尔寺曼巴扎仓(医学院)的堪布(主持)。第十一世嘉雅活佛罗桑钦饶·旦白尼玛于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出任塔尔寺密宗学院第４１任堪布。道光二年(1822年)出任塔尔寺第４８任法台，并在任内主持维修了护法殿(即今小金瓦寺)。第十二世嘉雅活佛格桑楚臣·旦白尼玛，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生于青海湟源县境扎藏寺附近，是青海和硕特首领顾实汗第八子桑噶尔扎的后裔。光绪四年(1878年)赴内外蒙古地区讲经说法。光绪六年(1880年)赴山西五台山朝拜后去北京，驻锡护国寺。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返回塔尔寺，翌年出任塔尔寺居巴扎仓(密宗学院)堪布。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五月，出任塔尔寺第６９任总法台。
　　由此可见，历辈嘉雅活佛都很有作为，他们不仅具有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有好几世均出任过作为格鲁派发祥地和格鲁派六大禅林之一的塔尔寺的总法台这一重要职务。因此，在甘、青、藏以及内外蒙古等地蒙藏民族中均颇有影响。十三世嘉雅活佛洛桑丹白尖赞也是这样一位高僧大德。
　　嘉雅活佛4岁出家，在塔尔寺开始了活佛生活，1923年7岁时受沙弥戒至1929年15岁时，他受到当时塔尔寺高僧丹斗拉仁巴等多位上师的亲传真教，受益匪浅。从1929年至1934年20岁时，他进塔尔寺参尼扎仓(显宗学院)苦学佛法。青少年时期的嘉雅·洛桑丹白尖赞聪颖过人，孜孜不倦地潜心习读历代大师的佛学经典著作，在参尼扎仓高手如林的僧众中崭露头角，一举获取“朗赛噶举”学位(相当于学士学位)，同时受比丘戒。自此，跃入高僧行列。
　　塔尔寺的总法台是全寺的最高领袖，一般任期３年，任职期间总揽全寺大权。法台任职时居住在拉让(塔尔寺规模最大的吉祥行宫)，有自己的一批待从人员，由襄佐(即管家)负责管理。法台的产生过程一般由六族干巴(塔尔寺周围所属６个蒙藏部落的代表)提名，噶尔克会议(全体僧人经堂会议的常务委员会议)研究决定，全体僧人经堂会议通过。塔尔寺法台在整个藏区特别是甘青藏区享有崇高的声誉，不少高僧大德都为毕生能获此殊荣而自豪。自然，这一宝座得来不易。要担任总法台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教义、经典有较深的造诣；二是有相当高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声誉；三是雄厚的经济实力。由于嘉雅·洛桑丹白尖赞知识渊博，经法高超，在整个塔尔寺僧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1934年经推选出任塔尔寺第９０任总法台，时年仅20岁。
　　在任法台期间，九世班禅大师从内地及内外蒙古地区传教返藏途中莅临塔尔寺，由嘉雅法台主持按宗教仪轨迎接大师，并协助大师在塔尔寺的佛事活动。1937年，九世班禅大师返藏起驾，嘉雅又亲自送行，临别时，班禅任命嘉雅活佛为塔尔寺法台。班禅大师还对嘉雅说：“三年后吾当再来此地，共期会唔。”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大师返藏途中不幸圆寂于玉树结古镇结古寺甲拉颇章行宫中。
　　荣任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
　　九世班禅离开塔尔寺数月后即圆寂，未能实现“三年后再来此地”的夙愿，但此后不过三年多的时间，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即十世班禅从循化县认定后被迎入塔尔寺供养。从而开始了嘉雅佛与十世班禅近半个世纪的师生友情，这不能不说两位活佛之间似有某种“缘份”。
　　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地兵荒马乱，多灾多难，即使遥远的西藏地方也不平静。因班禅堪布会议厅(以下简称堪厅)与噶厦政府失和，九世班禅于1923年11月被迫离开西藏流亡内地。次年到北京，在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帮助下，在中南海设立瀛台行辕。从此，便以班禅行辕的名义开展政教事务。由于内地长期军阀混战，兵接祸连，九世班禅和他的随行人员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历经艰辛，在祖国内地过了长达15年之久的流亡生活，最后在荒漠的巴颜喀喇山脚下圆寂，始终未能实现返回故乡的愿望，留下了永久的遗恨。
　　九世班禅曲吉尼玛无限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为藏族政教事业的昌盛，为各民族的团结，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奔走呼号，奋斗了终生。
　　九世班禅圆寂后，按照惯例，西藏噶厦政府、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和滞留在青海的班禅行辕，均开始了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住在青海塔尔寺的班禅堪厅派出要员在安多地区四处寻访。经过他们的努力，共寻访到相貌不俗、聪明慧智的灵童17名，均被迎至塔尔寺内。然后举行宗教仪式，进行甄别和认选，发现其中有5名不适宜作为转世灵童。
　　不久，堪厅将这17名灵童送回各自的家里，他们则继续在寺内做了一番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再将余下的12名灵童迎至塔尔寺，经过甄别初步确定了6名。他们是：曲登格·隆热嘉措、巴宿本喇嘛、曲穷扎西、次巴多吉、阿多吉村、文都·贡布才旦。贡布才旦就住在其后成为他的经师的嘉雅活佛的府邸。后来，对这6名灵童又经过打卦问卜，众人一致认定曲登格·隆热嘉措灵慧超人，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然而，遗憾的是，曲登格·隆热嘉措突然夭折。于是，堪厅又将其他5名灵童接到塔尔寺，举行甄别仪式，结果文都·贡布才旦入选。当时由国民政府立法院罗桑坚赞委员亲临监督，以防舞弊。堪厅又将九世班禅生前穿过的袈裟、坎肩和用过的念珠、象牙戒指、茶碗等与此完全相同的另一些衣着用具混在一起，放在一个木盘里，让5名灵童随意选取，贡布才旦聪慧异常，在那庄严肃穆的大经堂里，毫无认生和羞怯的样子。他从容不迫，应对自如，并且准确无误地选取了九世班禅生前用过的象牙戒指、茶碗、穿过的坎肩和袈裟。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围观的人群中，叫出曾为九世班禅唱过藏戏的类乌齐宗艺人噶钦巴桑的名字，说他会唱藏戏。而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见过面。这使在场的人更为惊讶和信服。相信九世班禅的灵童确系此人无疑。自此，贡布才旦就供养在塔尔寺。
　　1946年底，扎什伦布寺选送的迎请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僧俗官员抵达塔尔寺，与堪厅的官员会商，双方进一步确认贡布才旦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呈报国民政府审核批准。
　　1949年初，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堪厅再次派堪厅主要负责人计晋美前往广州，向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请求批准班禅灵童，并请明令免于掣签。国民政府于1949年6月3日在广州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宫保慈丹(即贡布才旦)，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随即派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坐床大典。同年8月10日，在专使关吉玉和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主持下，在塔尔寺普观文殊殿前大讲经院举行隆重的坐床大典。
　　按照教规教义，还要请有声望的喇嘛为新选的灵童举行剪发、取法名和受戒等仪式。堪厅便邀请甘肃省拉卜楞寺最有声望的喇嘛拉科仓·晋美赤烈嘉措为十世班禅剃发，取法名“洛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并授沙弥戒。至此，十世班禅在程序和礼仪上最终完成了确认灵童转世的手续。小贡布才旦第一次来塔尔寺参加认选时，就住在后来成为他的经师的嘉雅活佛府邸中，由嘉雅照料小班禅的饮食起居。1938年这年按规定三年法台任期届满后，嘉雅活佛卸去了繁忙的教务，进入密宗学院专心致志地静修密宗大法，历时长达6年。
　　1943年春，班禅堪厅拜举嘉雅活佛为9世班禅大师的经师。
　　按照教规，所有活佛，都要配备一两个经师。起初堪厅聘请曾经担任过九世班禅经师的拉科活佛继续担任十世班禅的经师。只因他年事已高，又请嘉雅活佛协助，实际上是由嘉雅活佛亲手授教。在那些日子里，嘉雅经师每天早上指导班禅学习藏文，背诵经文。他给班禅讲解《三十颂》，这是一部传统的和最基本的藏文文法教材，藏族人民认为这部文法是藏文的创始人吞弥·桑布扎从印度留学回来后，在创制藏文字的同时，亲自撰写的。从前凡是学习藏文者，都把它当作基础教材。每四句为一颂，共30颂，120句，类似偈颂，故称《三十颂》。为了能够透彻地理解、熟练地运用藏文文法的基本要义，嘉雅经师要求班禅熟背《三十颂》。
　　背诵《三十颂》并不困难，难的是每天还要背诵二、三页经文。嘉雅教授的第一部经典是《龙心皈依》，接着教授《三十五佛礼七千文》，他要求背诵全文，还要懂得意思。那冗长枯燥的词句，难以解释的概念，玄奥艰深的教义，常常使少年班禅感到发怵。班禅生性活泼，思想开朗，喜动不喜静。他爱学习，有很强的求知欲，但不爱读书，死读书。他长于思考而懒于背诵。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天早上念过晨经，吃过早饭，就盘腿而坐背诵经文，对少年班禅来说，无疑于一种负担。
　　按照教规，经师不但有权批评活佛，还可以打骂他，如果他不好好学习，或违反了教规，即使是被藏族信众比作“太阳和月亮”、享有至高无上威望的达赖、班禅也不能例外。不过有一条规定，即经师在责打活佛之前，要先跪下，给活佛磕头。因此，大凡活佛不怕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就怕经师给自己磕头，以至于在活佛阶层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不怕神，不怕鬼，就怕经师来磕头。”当然，嘉雅作为一个活佛，他的童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两年多以后即1945年，拉科活佛因病辞去经师职务，嘉雅被正式聘为其后班禅大师在塔尔寺驻锡期间唯一的经师。嘉雅活佛是位忠厚的长者，而不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当少年班禅不愿背诵冗长枯燥的经文时，嘉雅活佛总是采取宽容的态度，给班禅较大的自由度。多年以后，班禅大师在回忆塔尔寺的这段生活时说，“在我的记忆中，嘉雅老师没有打过我。我不会背诵，实在惹他生气时，他就揪我的耳朵，有时在我剃得光光的头顶上拍一巴掌。”班禅还说：“老师的手不重，打我一巴掌，一点也不痛。老师打人很有技术，手掌微微弯曲，一巴掌打下来，‘啪’的一声，很响亮，我觉得很好玩，有时希望老师再打两巴掌，我自己也忍不住笑出来，惹得老师更加生气。不过，嘉雅面善，他生气时，自己非常着急，高声喊叫，吹胡子瞪眼，有时还挥动拳头，可是我一点也不害怕，别人也不怕他，甚至觉得他怪好玩的。”
　　每天下午，经师指导班禅练习书法。这又是一个苦功。按照传统的习惯，练习书法时，要在一块木板上写。这种木板，通常用核桃木或桦木制成，质地坚硬，且有一定的柔性。木板的一面刨平磨光，涂上黑漆，练字时，先洒上一层白粉，再照老师的字帖，一笔一划，用竹笔书写。写满一面，把它擦掉，再洒上白粉，再写，如此反复。按照规定，每天要写十几、二十次，写好后送老师检查、修改。在木板上练习两三年后，才能在纸上练习。按照规定，每天晚上嘉雅经师还要督促班禅念经、读书、背诵经文。
　　嘉雅经师既是班禅大师的启蒙老师，又是一个严师，他言传身教，在少年班禅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一方面竭尽全力为班禅传授佛法和文化知识；一方面又在精心塑造少年班禅的品格，使其尽善尽美，这也是他最大的愿望。他渴望把班禅大师培养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有所作为的藏传佛教领袖和爱国者。
　　支持堪厅拥戴党中央
　　就在班禅大师驻锡塔尔寺并受教期间，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之间正进行殊死搏斗。与此同时，在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妄图实现“西藏独立”。这种种原因，使班禅从幼年时代起，便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尽管他还不大懂事，但很多重要事件却是在他的名义下进行的；以他为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人民革命力量的猛烈打击下，蒋家王朝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国民党政府不愿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还想进行一番较量。他们妄图利用西藏和西康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在大陆上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基地，而要控制这一地区，就必须牢牢抓住达赖和班禅两位大活佛。国民党政府对十世班禅和堪厅所采取的两面政策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体现：一方面，长期不批准堪厅提出的确认贡布才旦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报告，以此作为筹码，同噶厦政府讨价还价，换取噶厦政府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削弱、分化反汉分裂势力，把西藏的政教力量引导到反共、反人民的轨道上去；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拉拢、诱骗堪厅的主要成员，以把十世班禅和堪厅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们如意算盘是，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时，通过他们的蒙藏委员会和特务机关，把一部分少数民族的知名人士和青年带到台湾，以利于今后开展工作，而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等正是他们最主要的争取对象。
　　早在1929年，九世班禅在首都南京设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抗战期间，班禅办事处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南京。1949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千里江防，南京解放在即，班禅办事处亦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然后又辗转到重庆。国民党政府企图首先动员和胁迫办事处的主要成员先期迁往台湾。这时班禅办事处的人员因形势发展和三番五次搬迁折腾，内部思想很乱。是去台湾，去北京，还是暂留青海，意见不一，举棋不定。包括班禅在内的整个堪厅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时班禅才11岁，不可能过问政务，更不知道从南京、广州、重庆、西宁、拉萨，直到台湾，各种政治势力正围绕着他进行尖锐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当时，嘉雅等堪厅成员不可能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但经过长期观察，有了个基本的认识：共产党对我们蒙藏族同胞，对宗教界人士，尤其是对班禅活佛，只会比国民党好，而不会比国民党坏。经师嘉雅活佛谆谆教导少年班禅：我们是蒙藏族人，是青海的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要热爱故乡，不到外边去，绝不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这种爱国、爱家的教育对班禅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49年夏天，国民党政府和马步芳派来的党政要员、特务，经常出入塔尔寺，催逼班禅和堪厅主要成员同马步芳一起到台湾去。为了摆脱国民党和马步芳的控制，防止他们在溃逃时可能造成的危害，嘉雅活佛和堪厅以及班禅父母决定班禅及堪厅成员暂时避居到青海海西香日德牧区，这是清高宗乾隆帝于1780年赐封六世班禅作为香火地的。不久，嘉雅及堪厅得悉马步芳部队已经溃逃，人民解放军已进驻西宁城，即派人前往西宁，与进驻青海的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取得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班禅大师、嘉雅活佛及堪厅全体成员欢欣鼓舞，嘉雅活佛参加堪厅会议，主张听从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并由计晋美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起草电文，分别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致敬电。11月23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复电班禅。彭德怀副总司令亦电复班禅。两封电报均高度评价班禅及堪厅的爱国热忱，并向大师致以问候。这几个电报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十世班禅同党中央、毛主席建立直接联系的第一批正式文件。从那时起直到大师圆寂，在近40年的时间里，班禅大师始终牢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教诲，忠实地实践自己的诺言，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风浪，不论处于怎样严峻的环境，总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为建设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殚心竭力，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华。而这些又都与嘉雅活佛对少年班禅的循循善诱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在少年班禅成长的这一时期，嘉雅活佛倾注了他毕生最大的心血。班禅大师日后成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也正是嘉雅活佛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的具体体现。
　　协助班禅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事业
　　1950年1月31日，嘉雅活佛同堪厅商议，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严厉谴责拉萨当局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行径，吁请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并坚定地表示，“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是年6月，又派堪厅最高文官计晋美等人专程到西安会见彭总，提出有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10月，进藏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金沙江，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1951年春，摄政达扎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月27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复电祝贺他亲政，欢迎他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不久，双方商定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特别邀请十世班禅赴京协商。4月中旬，嘉雅活佛随班禅赴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和热情款待。对此，嘉雅活佛后来还有一段详细的回顾：“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主要僧俗官员40多人于月底到达北京，我也是随行人员之一。5月24日，大师率领堪布厅全体官员向毛主席致敬，到台前献礼的有大师、大师父亲、计扎萨、喇扎萨和我五个人。大师手捧哈达走在前面，我在后面举着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锦旗。此外还献了佛像、曼扎、藏香等礼物。献礼后，大师、计扎萨和我三人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领进毛主席的卧室，谈了五分钟话。”(《缅怀第十世班禅大师》第6页，民族出版社)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禅、嘉雅及堪厅方面的积极配合，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5月2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阿沛等和谈代表和班禅、嘉雅一行。班禅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赠送了锦旗、金盾、长寿铜佛、银曼扎、藏香，以及本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弹药等珍贵礼品。
　　《协议》的签订，在西藏民族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签订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十世班禅本人原籍青海省循化县，但是作为班禅额尔德尼活佛系统，他的传统的驻锡地是扎什伦布寺，他是这座寺院的寺主。格鲁派的另一发祥地〖CDF2〗西藏的日喀则市，则应看作是他的故乡。回归日喀则既是九世班禅的未了夙愿，也是十世班禅的强烈愿望。1951年初，中央电召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北京，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研究了有关事宜。对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各个方面，都做了认真周到的安排。
　　和谈期间，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部长又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和堪厅的官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尽力消除隔阂，促进双方互相理解、谅解和团结。
　　5月30日，班禅致电达赖，高度评价《协议》的签订，明确表示：“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藏历七月十九日，十四世达赖复电班禅，电文里说：“5月30日来电，此间于6月4日接悉，甚慰。……我卜卦所得良好的征兆，您确是前班禅化身。决定后已公布扎什伦布讫。……现在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先来电为荷。”
　　1951年12月，达赖派遣的欢迎代表到达塔尔寺，并通知堪布会议厅，班禅进抵西藏境内时，已令沿途百姓支应乌拉。
　　12月18日，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为代表，前往西宁为班禅送行。班禅十分欣慰，特意为习仲勋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习仲勋传达的中央关于慎重稳进的方针，以后成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班禅、嘉雅以及堪厅主要成员对这一方针表示坚决拥护。
　　经商议，嘉雅活佛亲自护送班禅返藏。他们从西宁起程，翻越荒无人烟的唐古拉山，在抵达青藏边界黑河时遭到西藏一部分反对和平势力的阻挠，不准班禅进藏，并扬言：“班禅是共产党的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人不承认班禅等。面临危机时刻，嘉雅活佛审时度势，建议大家要稳定立场，和平第一，与西藏地方政府万不能对抗。在他耐心劝说下，没有发生冲突，终于使班禅一行得以进藏。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跋涉，行程达2千多公里，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平安抵达拉萨，受到拉萨市各族各界僧俗百姓和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班禅即赴布达拉宫，在辉煌的日光殿拜会了达赖喇嘛，并进行长时间亲切交谈。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见。它标志着达赖和班禅两位活佛之间长达29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已告结束，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达赖和班禅之间昔日的友好关系，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以后做好西藏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保证。
　　嘉雅活佛陪同班禅大师在拉萨逗留了一个多月。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多次会唔，深入交谈。彼此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班禅一行于6月6日离开拉萨，23日回到了离别近30年之久的故乡后藏重镇日喀则。嘉雅协助堪厅官员，按照历史惯例，又在扎什伦布寺的森穷意噶群增殿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班禅大师登上了历辈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的法座。是年7月，嘉雅活佛向班禅大师告假，准备返回青海塔尔寺，但因自九世班禅以来，班禅大师20余年不驻锡扎寺。故而，扎寺僧众强烈希望十世班禅大师举行时轮金刚法会，于是嘉雅活佛又协助班禅大师举行了盛大的时轮金刚法会。1953年4月，嘉雅起程返青，7月份到达西藏那曲(即黑河)，恰逢班禅大师动身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师徒二人相遇在那曲。嘉雅先期返回塔尔寺，然后又随同路经青海的班禅大师赴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以后，嘉雅活佛跟随班禅大师，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视察工作，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京期间，恰逢藏历木羊年新年，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达赖、班禅、嘉雅等欢聚一堂，共度新年。毛主席在致词中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五位领导人在一起欢度藏历年的照片，成了藏族人民最喜爱的珍品。
　　嘉雅活佛经过这次活动，进一步领会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同时也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知识，受到了锻炼。1955年3月，嘉雅活佛返回塔尔寺。临行前，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又再三教育、嘱托：要发扬爱国家、爱教、爱人民、爱党的“四爱”精神，嘉雅活佛深受启发。
　　返回塔尔寺后，嘉雅活佛闭门研究佛学理论，同时也在塔尔寺和拉卜楞寺举行讲经活动。在此之前(1954年)，嘉雅活佛已当选为中国佛协理事。其后，又担任青海省政协委员，中国佛协第二届常务理事，以及塔尔寺第一届寺管会委员。
　　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好地为蒙藏人民服务，1960年6月，嘉雅活佛进入中央民族学院预科班学习。经过3年学习，嘉雅活佛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知识，正如他在自我鉴定中所说的：“我有机会能来北京，而且在毛主席的身边学习，这是莫大的光荣，这个机会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政策，我们才有这种机会。我当初来北京时不懂汉语文，不懂政策，不懂算术，连汉文中的许多内容也不懂，更谈不上翻译。三年来，在党和老师的关心和指导下，学会了不少东西。如汉文和算术方面已达到高小水平。”不仅如此，经过这段学习，也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对其后来所走的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自我鉴定中深情地说：“由于党的恩情，自己也得到了许多知识，也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思想认识，也提高了政治觉悟。今后一心一意跟着党，努力学习革命前辈的光辉事迹；以模范人物做自己的榜样，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间因受班禅大师“七万言书”的株连，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塔尔寺被监督劳动的艰难岁月里，他虽受不公正对待，但始终牢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党的知心朋友，知名的爱国者
　　从1964年2月至1979年3月，嘉雅活佛受不公正对待整整15年。在艰难的岁月里，他同他所敬仰和爱戴的班禅大师一样，为了报答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广大藏族人民的利益，更为了捍卫真理，蒙受了不白之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更清楚，在整个共和国的灾难面前，个人的恩恩怨怨算不了什么!他坚信党是英明的，他也深信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因为乌云总是遮不住太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班禅大师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嘉雅活佛也得以平反。1979年8月，在第四届青海省政协委员会议上当选为省政协常委。1980年7月调青海省政协驻会。
　　嘉雅活佛重新走上了参政议政的领导岗位。他胸怀坦荡，豁达大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恩怨怨。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医治“左”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创伤，使国家尽快从动乱走向安定，使各项事业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他曾多次向家人和老友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们所受到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什么!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省上已经给我平反，使我在政治上获得第二次生命，使我有机会为蒙藏人民服务，为佛教昌盛服务，我已经很满足了。”
　　由于嘉雅活佛出色的工作成绩和在甘青蒙藏地区佛教界的崇高威望，又连续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还当选为省佛协副会长。作为班禅大 师的经师，嘉雅活佛不顾年迈体衰，多次陪同班禅副委员长深入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视察工作，协助班禅大师为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6年底，随同班禅大师出访尼泊尔，并参加了世界佛联第15届大会，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增进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
　　这段历史是经师一生中最难忘的，他曾激动地说：“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就没有我今天的政治待遇和正常的宗教生活。我要百倍地珍惜这一切，为爱国爱教作出更大的成绩。”
　　1987年3月，嘉雅活佛当选为全国佛协副会长，1988年1月，当选为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同年3月，连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嘉雅活佛非常虔诚、强烈地热爱自己所信仰的佛教，为弘扬佛法，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了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宗教事业，为了维修寺院，嘉雅活佛劳累奔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86年已70岁高龄的嘉雅活佛拿出国家落实政策补发的，以及信徒们布施的30余万元钱物，在塔尔寺修建一座华美壮观的“时轮坛城”，这是全国藏传佛教中唯一的一座修习密宗本尊坛城之一时轮金钢道场禅堂的建筑，它除用于修习藏密经典和真言外，还是佛教中研究天文、地理的场所，擅长这方面的阿卡，以肉眼观察天体运行情况，依据经典和五行、天干、地支等推算出藏历历书和日食、月食的时间，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嘉雅活佛为弘扬藏传佛教贡献了自己的心血。
　　作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佛教僧人，嘉雅活佛经常教导周围的人：佛教教义的核心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清静我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积功德。根据佛教教义，宗教界应该多做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情，而不能一味地从信众那里领取布施，收供养。寺庙不在于多少，而在于能否成为继承和发扬佛教教义的场所，能否成为按佛教教义弃恶积善、自制利他的场所。僧尼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素质是否纯正，在于能否严守教规教律，按照闻思修、讲辩著等基本要求，进行显密二宗的传授和修持，真正按照佛祖释迦牟尼和宗喀巴大师的教诲，把佛教教义继承下去。
　　嘉雅活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在西藏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1987年9月以后，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连续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嘉雅活佛及时地、坚决地支持班禅大师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分裂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他作为班禅大师的特使赴西藏等地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处理民族宗教事务，为爱国爱教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嘉雅活佛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兼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以来，不顾年迈多病，经常深入信教群众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信教群众和宗教职业者爱国爱教。他广泛了解，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参政议政，受到党和政府的赞扬和信教群众的拥戴。正如省政协主席韩应选同志所说：“嘉雅活佛在我们青海省各族人民中很有影响，在凡是有机会的地方，他身体力行，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在广大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1989年1月9日，73岁的嘉雅活佛不顾高龄，欣然陪同班禅大师离开北京前往西藏，参加五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及塔殿落成开光典礼。在专机上，他与大师并肩而坐，1月10日，嘉雅又随大师来到拉萨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3日，嘉雅随班禅抵达日喀则。看到已竣工的班禅东陵扎什南捷，祀殿宏伟壮丽，灵塔金碧辉煌，师徒二人十分欣慰。
　　后藏福地扎什伦布寺，与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并称为举世闻名的西藏格鲁派四大禅林，又是整个藏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格鲁派的教义持护传承基地之一，自四世班禅洛桑曲坚以来，一直是历代班禅额尔德尼自主治理政教事务的主寺。这里珍藏着数以万计的佛像、佛塔、佛经等文物和法器。尤其珍贵的是，保存有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肉身灵塔和四世至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肉身灵塔及其祀殿，十世班禅称赞它“如日月临空，光辉四射，加持众生”。1960年，国务院将扎什伦布寺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在十年动乱期间，扎什伦布寺的佛象、佛塔和佛经等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也伤害了广大僧俗信徒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十世班禅作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当然传承人，主动承担起重建历世班禅灵塔的重任。他认为这是历史赋予他的责无旁贷的使命。为此，他向中央提出建议，将五位班禅额尔德尼的遗体合葬，建一座精致壮观的灵塔及塔殿。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班禅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命名为“班禅东陵扎什南捷”。
　　1月22日，举行隆重的开光典礼。这一天，班禅大师心情特别激动，发表了长篇讲话。
　　在那些日子里，班禅大师的工作十分繁忙，常常操劳到深夜一两点钟。有时连日召集会议，还要为无数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摩顶祝福，十分劳累。由于过度疲劳，心脏病突发，虽经多方抢救，但无济于事，于1月28日晚8时16分在日喀则逝世。
　　直到班禅大师生命的最后一刻，嘉雅活佛一直守候在班禅身边。班禅大师圆寂后，他又亲自指导料理后事。班禅大师的突然逝世，对嘉雅活佛不啻于晴天劈雷，它象一支箭刺在了这位年逾古稀、体弱多病的老人心上，使他几乎难以支撑，一夜之间，他仿佛又苍老了许多。在闭目沉思中，他回忆起了班禅大师那熟悉的音容笑貌……。是啊，早在1942年，班禅作为候选灵童第一次被迎到塔尔寺时，就驻在嘉雅府邸中，到翌年便担任了班禅经师，从那时起直到大师西逝，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期间，除了“文革”时期，他们遭受不公正对待而天各一方外，几乎都相处在一起，特别是班禅的少年时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年间，师徒二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嘉雅比班禅年长整整23岁，按照辈份，嘉雅是长辈，可按佛位，班禅又远远高于嘉雅，是根本无法比拟的。嘉雅敬仰班禅大师博大的胸怀和高贵的品格，班禅敬重嘉雅大师严格的师道和慈祥的性格。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友谊达到了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正因为这样，班禅大师的突然逝世使嘉雅感到悲痛万分……
　　班禅大师圆寂仅一年零一个月，即1990年2月26日，时为省政协副主席的嘉雅，他未能开完政协常委会就被送往省人民医院治疗。嘉雅晚年患有严重的冠心病、肝硬化、阻塞性肺病，而班禅大师的逝世对他而言，又无异于雪上加霜，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这次，他因消化不良而致胃肠道感染，并很快引发败血症、感染性休克，由此进入抢救状态。
　　党中央、国务院、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对这位德高望重的活佛病情十分重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多次打电话，转达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对嘉雅活佛的关怀。省委书记尹克升、代省长金基鹏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嘉雅生命。”旋即，成立了以分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班玛丹增为首的抢救领导小组，50多名医护骨干组成了抢救组。
　　人们敬仰这位一向爱国爱教的蒙古族活佛，在嘉雅活佛住院期间，省内外领导多次亲赴医院探望。省政协主席韩应选仅在工作上就与嘉雅有8年之交。那一时期，他几乎每周都要上医院，每次总拉着嘉雅的手说：“你为维护班禅大师的清白，蒙受15年不白之冤。这10年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你又全力协助班禅工作。你能用宗教语言维护祖国统一，宣传党的方针。这两年，你在副主席的岗位上工作既实在，又出色。”
　　作为抢救领导小组负责人的班玛丹增副省长，自嘉雅经师驻进医院，就马不停蹄，组织医护人员，协调方方面面的力量，前后张罗，夜以继日，未得片刻休息。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甘肃人大副主任、第六世嘉木样活佛在嘉雅住院期间先后探望4次。他亲切地说：“当年，你随班禅大师来认定我。这十年你又两次陪同大师到甘南藏族自治州，住在拉卜楞寺，走遍7县山山沟沟。1985年，我寺大经堂遭意外火灾，你和班禅阿爸带着大师的5万元从北京赶到夏河。现在国家支援1200万元，大经堂已修复得金碧辉煌，你要去看看啊。”
　　7、8月间，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热地一行，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不期而遇。他们走近嘉雅床前，老人已预感不测。人们记得，这位几经死谷、卧床半年之久的老人，顿时能说，能写，神志也清醒起来。9月，党中央又派统战部副部长张声作、国务院宗教局局长任务之以及6名医学专家专程来宁探视慰问和协助抢救。丁关根、习仲勋、阿沛·阿旺晋美等中央领导分别写信、打电话表示慰问。在嘉雅活佛弥留之际，青海省党政领导同志桑结加、韩应选、马元彪、喇秉礼等和班禅大师的父亲尧西·古公才旦、嘉木样活佛等到病房探视，阿嘉、色朵活佛始终守护在身旁。
　　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抢救，然无回天之力。9月20日凌晨1时5分，嘉雅经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天早晨，当嘉雅府邸中矗立着的一根高近20米的经幡被拔倒，房顶上金光闪闪的宝瓶被蒙上一层刺眼的白纱时，僧众们一颗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明白了……
　　塔尔寺的僧众们在点满酥油灯的佛堂里十分虔诚地反复念诵平安经，然而人的生命毕竟有限，正如佛家所虔信的一样有生必有灭，生死无常。嘉雅活佛带着最后的遗憾西逝而去。
　　噩耗传到北京。江泽民、李鹏、李先念纷纷致电。江泽民总书记在唁电中对嘉雅活佛的逝世表示“深感痛惜”，赞扬嘉雅活佛“是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活佛和知心朋友。”痛惜嘉雅活佛的逝世“是我国佛教界的一大损失”。“并向嘉雅活佛的亲属表示慰问。”
　　青海、北京的医护人员、长达200余天的抢救、从亚运会调来的急救药品……这一切，都未能挽留住他。阿嘉、色朵两位活佛，在嘉雅病室燃起酥油灯为他诵经祈祷。嘉木样活佛赶来致哀。透过灯影，他的外甥兼管家丹巴泣不成声：“阿舅，今年你病重，政府为你配备了新吉普车、副省级干部住房。可是你车没坐过，房没见过。我从家里来看你时，你一再嘱咐：‘你坐公共汽车来。公家的车不要随便坐，不要磨损它’。”
　　9月21日，嘉雅遗体由阿嘉等专程护送回寺。
　　嘉雅经师逝世的当日，青海省即成立了以省委书记尹克升同志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并向省内外各界发布讣告。27日上午，在西宁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省党政领导尹克升、金基鹏、桑结加等以及塔尔寺僧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协和中共青海省委、省顾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纪委以及丁关根、习仲勋、阿沛·阿旺晋美、王任重、司马义·艾买提、杨静仁、赵朴初、帕巴拉·格列朗杰、卓加及青海省党政领导献了花圈。
　　省政协主席韩应选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对嘉雅活佛的一生经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嘉雅活佛是一位宗教学识渊博的知名的蒙古族爱国活佛，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知心朋友，他的逝世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从嘉雅逝世直到追悼大会的7天里，京、青、藏、甘、川、滇、内蒙古等地来吊唁布施者络绎不绝。数百个花圈、数千条哈达和挽幛，凝聚着人们的哀思。
　　桑烟袅袅，经声阵阵，在为嘉雅送行。那“佛容永存”、“德高望重”、“爱国活佛”、“党的诤友”的挽词，正是对嘉雅活佛一生功绩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