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资料再论响堂山北朝洞窟的开凿时间

　　从文献资料再论响堂山北朝洞窟的开凿时间

　　赵立春

　　响堂山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12座，它们是，北响堂第9窟(北洞)，第8窟(宋洞)，第4窟(中洞)，第2窟(南洞)，第1窟(双佛洞)，南响堂第一至第七窟， 关于这些洞窟的具体开凿时间争议较大，其中问题的关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石窟的初创时间；二是南响堂第七窟的开凿时间。在过去的研究中，对于石窟的初创时间一般存在两种说法，一种为东魏说，一种为北齐说，这两种说法虽然各据其理，但由于在上下时间跨度差距上不大，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既始凿于东魏末年，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至于有个别学者曾依据传说等典故推算为北魏开凿，纯 属缺乏科学的考古论证，不足为据。在南响堂第七窟的开凿时间问题上，过去的认识也较为统一，认定为北齐时间。

　　近年来，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先生、久野美树女土等相继推出是为隋代开凿的可能的新学说。由此第七窟也成为争论 的焦点。在1993年“洛阳龙门石窟开凿1500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与曾布川宽先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后，笔者与曾布川宽先生又专程赶往响堂山石窟，在现场又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比较、研究和讨论，基本形成共识。2000年7月，笔者赴京参加《敦煌艺术大展》期间，在京与意大利中国艺术和考古学者古马可(marCO Guglielminotti)先生专门就响堂山石窟的开凿等问题进行 了交流。上述种种，显然对于响堂山北朝各窟的开凿时间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和看法，在此，笔者愿就这一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

　　响堂山石窟开凿问题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是，

　　《续高僧传释明芬》卷28；“磁州石窟寺，寺郡齐文宜所立也，大窟像背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

　　《资治通鉴》卷160：“东魏武定五年(547年)……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枢而塞之……”。

　　《永乐大典》卷13824：“智力寺，在磁州成安县，齐欢薨于太原，默置于鼓山天宫之旁……”

　　《金正隆四年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 “文宣常自邺都至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此寺……”

　　《唐邕写经碑》：“(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一处三所，开七室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 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568年)三月一日， 尽武平三年岁次壬辰五月二十六日(S72年)……山从水火，

　　这些文献资料中，以位于北响堂石窟外的《唐邕写经碑》最早也最为可靠。但唐邕写经碑并没有论述石窟的开凿时间，而只是论述了唐邕的写经时间。唐邕所写刻的四部经位于北响堂第3窟前廊周壁和窟外北壁，由此可知，唐邕刻经当在石窟开凿之后，因此，唐邕刻经的起始时间一一天统四年三月一日(568年)就成为石窟开凿的下限。

　　史事的记载，一般情况是年限越接近，可信程度越高。除《唐邕刻经碑》外， 《续高僧传》在成书时间上与石窟开凿时间较为接近。按常理其记述的史事也较为可信。但该书在记述此事时，却有些扑朔迷离，抑或有些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如前文所引《续高僧传卷28隋京师大兴善寺释明芬传》云：“仁寿下敕，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 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此段文字表述了石窟寺是由北齐文宣皇帝高洋所建之。高洋于东魏武定八年（550年)代魏立齐，改号天保，凡十年(551—559)，依此所据，石窟的开凿时间当在公元5S1一SS9年之间，而后段的文字“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却是值得推敲的。这段文字是关于石窟作为北齐皇陵最早的出处，也是唯一提到为“文宣”陵藏的，而关于高洋陵葬《北齐书》中有详细记载。据《北齐书·帝记》卷四记载：“文宣帝高洋于夭保十年“冬十月四午，帝暴崩于晋阳宫德阳堂，时年三十一”高洋死后遗诏： “凡诸凶事一依俭约……表日之断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傣、内外遐迩奉制割情，悉从公除”“癸卯，发丧，敛於宣德殿” “十一月辛末，梓宫还京师，十二月乙酉，殡於太极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于武宁陵”。《北齐书》中一字未提有在石窟作陵的意思。依据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在邺城附近曾被传说为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墓群，基本确定为东魏、北齐时期高氏皇室贵族的墓葬。因此，对于《续高僧传》这一段的记载，其真实可信程度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用该书作者道宣自己的话说，这段文字可能是“取讯行人”(《续高僧传序》)而已。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隋及唐初这里就有关于高氏陵葬的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个世纪后成书的《资治通鉴》中，又忽然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太清元年(5 年)…丙午，东魏勃海献武王欢(高欢)卒……世子(高澄）秘不发丧…丁丑，澄还晋阳，始发丧……丁酉，东魏为丞相欢举哀。申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枢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关于高欢之死，在《北齐书·帝纪第二》卷二中也有记载：“(东魏)武定五年正月朔，丙午，是日(高欢)崩于晋阳，时年五十三，秘不发丧，六月壬午，魏帝于东堂举哀……谥献武王，八月甲申，．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魏帝临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为献武帝，庙号太祖，陵曰义平……”两处文献中记载高欢卒亡之事基本一致，显然《资治通鉴》一书中可能缓引《北齐书》的内容，唯在葬地上有了差异。齐书言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而《资治通鉴》对此事有了进一步的说法——虚葬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在中国古代，犹其在邺城地区，一些达官显贵为防止后人盗掘坟冢，多有虚葬的传统，悉同前文所说《三国志》中曾言，曹操在此地建造了七十二个凝冢。因此，高欢在临终前的两个月，即东魏武定四年十一月，已重病缠身的高欢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候景之乱)，深深预感到他死后的风云变换，不无忧虑地对张长高澄说；“(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颜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北齐书·帝纪》)。这就是高欢死后近半年的时间“秘不发丧”的主要原因。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四方未定)，加之高氏家庭在东魏王朝“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特殊地位，在高欢死了之后，“虚葬于漳水之西”，而“潜凿鼓山天宫之旁为穴，纳其枢而塞之”——用佛教石窟作为陵葬是有可能的。

　　如果这种可能成立，那么响堂山石窟至少在东魏武定五年左右已经建造出天宫和陵穴。

　　我们再从其它方面来看。响堂山古名鼓山，响堂山石窟旧称为石窟寺。关于鼓山的来历，唐代高僧道宣曾亲自进行过实地调查，“余往相部寻鼓山焉，在故邺之西北也望见横石状若鼓形，俗谚云：石鼓若鸣则方隅不静，隋末屡闻其声，四海沸腾……”（《续高僧传·释园通传》)，道宣在对鼓山进行考察以后说，“自神武迁邺之后，因山上下并建伽蓝，或樵采陵夷或工匠穷凿，人厌其谊拢捐舍者多，故近代登临罕逢实迹。”(《续高僧传·释园通传》道宣的这一番话，为研究响堂的始凿提供了重要依据，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从看出，石窟的开凿应在神武(高欢)迁邺之后。而且在山上山下同时建造了寺院，按《北齐书》记载，东魏天平元年(534年)九月(应为十月)， 高欢于洛阳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孝静帝，北魏自此分裂为东西二魏，孝武居西，孝静居东。高欢认为“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染境”，而山西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于是决定迁邺，此举得到护军祖莹的赞成，“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当时流行的一首童谣就描述了这次迁徒的情况：“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羽翮重欲成，化作鹦鹉子”，也就是说，东魏天平元年(S34年)之后，鼓山上下开始“并建伽蓝”， 此当为响堂山石窟营造的上限依据。

　　释僧稠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禅僧，曾追随道明禅师习“十六特胜禅法”，后至嵩山少林寺谒佛陀扇多禅师，深谙禅道。少林寺寺主、北天竺高僧跋陀曾赞扬僧稠“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 僧稠后又继往少林寺寺主，在中原一带弘扬禅学，北齐天保二年(S51年)， 应北齐文宣帝高洋之召，入邺城(河北临漳)说法。天保三年(552年)， 文宣帝在“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两任纲位”(《续高僧传·释僧稠传》)，文中所言“石窟大寺” 就是今天的北响堂石窟。可见，北响堂石窟至迟在北齐天保三年(552年)已经完工， 并且成为禅僧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据《续高僧传·释道丰传》记载：“释道丰， 未详氏族世称得道之流，与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养或云炼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齐高往来并邺常过问之，应对不恩……时石窟寺有一坐禅僧，每日至西则东望山巅，有丈八金像现，此僧私喜，谓睹灵瑞，日日礼拜，如此可经两月，后在房卧忽闻枕间有语谓之曰，天下更何处有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尔当好作佛身．莫自轻脱，此僧闻已便起，持重傍视群僧犹如草芥，於大众前侧手指朋云：你辈颇识真佛不？泥龛画像，语不能出唇、智虑何如?你见真佛不知礼敬，犹作本日欺我，悉堕阿鼻，又眼睛已赤，呼叫无常，合寺知是惊禅。”温玉成先生将“齐高往来并邺常过问之”解释为“北齐高洋往来并、邺，常过问之，，(《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第325页)，著者不知出处。 如果确为高洋皇帝那么说明在高洋时期(551—559)北响堂石窟已经建好，并且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展佛事活动。这种佛事活动到北齐武平年间更甚， “……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减庄严、定国、兴圣、 持等官寺百余僧为一番通时尔夏，预居石窟……”(《续高僧传·释园通传》)可见，响堂山石窟在北齐一代已经成为一座非常有名的官寺，并常与邺城其它官寺进行佛事往来。从我们研究的主题来说，响堂山石窟从北齐天保年间至武平年间一直有较多甚至较大的各种佛事活动。这一切表明此时的响堂山石窟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寺院，而不是一个“初创”的寺院。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献中所引相关高僧(释明芬、释道丰、释园通、释僧稠)的事迹， 皆出自唐代高僧道宜所著的《续高僧传》一书。对于该书记载的真实性，前文曾有涉略，就《释明芬传》而言，我们认为属“取讯行人’，这里有一点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释明芬属于隋京师大兴善寺的僧人．而并非邺城一带寺院的僧人。除释明芬之外的释道丰、释园通、释僧稠三位高僧均为北齐时期邺缄地区有名的僧人，释道丰为鼓山的僧侣，释园通为邺下大庄严寺的僧人，释僧稠则为邺西龙山云门寺的寺主兼鼓山石窟寺寺主。他们的主要活动均在邺城地区，而且影响较大，道宣对于他们活动的记载不仅没有自相矛盾，而且还能互补。道宣对于他们三人传略中所记史事的来源我们认为当出自隋初相州(安阳)宝山灵泉寺传法高僧灵裕法师撰的《十德记》一卷中。此事道宣在《续高僧传序》中已有明示，“惟隋初沙门魏郡仕灵裕仪表缀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记》一卷……皆摄其志”（《续高僧传序》）（道宣所记邺下高僧传略有可能多出自此书）。灵裕一生不仅研习释经而且著作颇丰， 据现存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灵裕法师传并序》碑记载：灵裕法师姓赵氏，定州曲阳人，于赵郡应觉寺出家，“后闻惠光(慧光)律师在邺都，即往从之，惠光已殁，乃投道凭法师，授十地论及华严涅磐等经……邺下远近师附，俗呼为裕菩萨……齐安东王娄睿……奉为戒师，造宝山寺以居之……裕以大业元年终于演空寺，葬于宝山灵泉寺侧”， “裕所有经律疏义及诗颂杂集百余卷行于当世。”《十德记》当是灵裕所著百余卷中的其一，灵裕法师后半生一直活动于邺城一带，历北齐、隋两朝，对邺城一带僧侣活动情况比较了解，又与道丰、园通、僧稠生活年代相去不远，因此，对于他们蠲救活动的记录应该是比较确切和真实的。

　　至于《金正隆四年重修常乐寺三世佛殿碑》、《永乐大典》等文献中所记当属概引旧文或属笼统划称的时间段。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石窟(指北响堂石窟)的建造上限应在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至迟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年)石窟已基本建成o

　　2、北齐天保初期，北响堂石窟已成为邺下较大的一所官寺。天保三年(5S2年)著名禅师僧稠担任石窟寺寺主。这时石窟成为禅僧活动的重要场所，至北齐末佛事活动更甚。

　　3、石窟的营造与高欢、高澄、高洋父子有直接的关系，最初的寓意可能为高欢的陵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