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若干问题——于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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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重视，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有重大现实意义。不过，至今的讨论存在两方面的缺憾。一是论述比较宽泛。二是表现出一种倾向：回避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扭曲科学蓬勃发展迫使宗教不得不改变教义内容的事实，反而大谈寻求科学与宗教的互补与融合，甚至吹嘘宗教可以指导科学的发展，得出一些荒唐的结论：什么“宗教是科学之母”，“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似乎我们要发展科学就必须接受基督教信仰。自然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一、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广义理解与狭义理解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学术界和宗教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使讨论进一步深入，有必要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确切含义搞清楚，避免隔靴搔痒、各说各话。为此，需要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达到一些基本的共识。

什么是科学？广义的科学可以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我们这里讨论自然科学。科学学的创始人、英国学者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说：“科学可作为(1)一种建制；(2)一种方法；(3) 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4)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 (5)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

什么是宗教？一般认为，宗教是以信仰和崇拜超自然力量和境界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出过这样的答案：“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一经典论断揭示了宗教观念的本质特征。如果考虑到科学与宗教的各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很复杂的。广义的理解：可以是一对一的关系，比如，科学建制与宗教意识之间的关系，或科学建制与宗教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一对多或多对多的关系。狭义的理解则是指科学知识体系与宗教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对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看法和主张，结论可以如此地不同：（1）二者是协调一致的、和谐的；（2）二者是矛盾对立的、相互冲突的；（3）二者是毫不相干的，所以是非冲突的；（4）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这些不同的看法，就它们各自所涉及的科学与宗教的具体内涵来讲，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切不可以偏概全。

中肯的讨论应该深入了解科学包括哪些内涵，宗教包括哪些内涵，弄清所涉及的是科学哪些内涵和宗教哪些内涵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不致产生歧义。

二、科学知识体系与宗教社会意识：科学与宗教最基本的关系

狭义上，人们主要把科学理解为动态的知识体系，把宗教理解为一种社会意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即是指它们之间的关系。科学与宗教这两方面的关系是最基本、最本质的。

1、两者同生共长

有这样一种观点：宗教产生在前，科学产生在后。据此，他们就可以说，科学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发生的，科学离不开宗教，甚至“宗教是科学之母”。

实际上，在人类文化发生之初，科学与宗教的因素就同时共生了。科学知识与宗教意识的萌芽，共同包容在人类原始的思维活动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容易区分开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文化形式的分化，呈现分离的运动趋势。但在原始社会结束之前，这种分化还处于雏形阶段，科学与宗教因素相互并存，边界模糊，彼此渗透。在原始科学中不难找到虚幻认识的神秘成分；在原始宗教中也不难发现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积累的某些合理的经验知识。

研究表明，宗教不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而是原始社会发展到氏族制阶段的产物，氏族社会是原始宗教产生的社会基础。在此前几百万年漫长的年代里，人类并没有任何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活动，一直进行着的是劳动，伴随着劳动，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在逐步变化，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从人类思维历史的考察也能说明这一点。“猿人”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这是几百万年前的事。他们的思维简单、幼稚，往往不能把自己和外界分开，只能通过自身感官和动作，直接去感知事物或认识世界。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动作思维阶段。大约三十万年前，人类进入智人时代。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时期：早期智人时期的表象形象思维阶段和晚期智人（新人）时期的意象形象思维阶段。在后一时期，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人类只有具备了意象形象思维能力之后，才可能产生具有一定程度抽象概括性的灵魂观念，而这是宗教观念中最基本的观念之一。意象形象思维的出现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思维基础。

那么，原始人的科学与宗教意识萌芽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也决不是“天启的”，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中来的，是从劳动中来的。原始人的生存实践和生产活动才是科学（世俗领域）与宗教（神圣领域）意识萌芽的源头。关于原始思维的研究表明，原始人对那些较为确定的、希望与恐惧等情感作用淡然、容易为理智的方法与技术的过程所支配的现象关系的认识，逐渐积累起来，成为科学的萌芽。而那些捉摸不定的、情感作用浓重、人们难以控制的现象关系，因为无法说明，因而被神秘化, 促成宗教观念的萌芽。

科学知识与宗教意识萌芽具有共同的源头，但后来就逐渐分化，有了各自的发展主流。科学史家丹皮尔说：“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容易让人以为科学是在“巫术和迷信”的基础上产生的，应该予以指正。实际上，原始人的生存实践和生产活动是科学与宗教意识萌芽成长的共同“土壤”，科学既是在“有益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又是在“有害的丛林”中生存壮大的。“草原”和“丛林”边界模糊，相互交织在一起。

有人说，宗教的根本问题是真、善、美，因而凌驾于其他之上。其实，真、善、美也是科学、哲学，乃至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区别只是寻求解答的途径不同、表述的形式不同，因此而使它们分道扬镳了。

2、两者本质对立

从科学知识体系与宗教社会意识这两方面的关系来考察，它们本质上是对立的：（1）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是可以接受实践检验的；宗教观念宣扬的是超自然、超物质的力量，因而不能接受实践检验。（2）追求科学知识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是理性的批判精神；宗教观念宣扬的是顺从、虔诚的心理。（3）科学知识的获取是以通过实践了解的科学事实作为认识的基础，运用科学抽象和科学思维的方法，上升得到理性认识成果，而宗教观念却否定科学的方法，认为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是无力认识宇宙的。

3、两者时有冲突

宗教与科学反映的现象关系有所不同，因此可以相安无事。但两者本质对立，又注定会发生冲突。事实是，它们在历史上有过相安无事的时期，也存在过势不两立的斗争。本质对立与实际冲突不完全是一回事，相安无事并非表明它们本质上不再对立。

爱因斯坦指出：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这种象征性的内容，可能会同科学发生冲突。只要宗教的这套观念包含着它对那些原来属于科学领域的论题所作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式陈述，这种冲突就一定会发生。历史上此类冲突并不鲜见，这意味着宗教方面对科学领域的干涉，比如，教会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的斗争就是如此。

历史进程和现实情况都表明，宗教是不会放弃对击中其要害的科学理论发难的，连带要冲击科学教育。最典型的是，因为进化论触动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造成了后者的“致命伤”，所以基督教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进化论的攻击。如今甚嚣尘上的“智能设计论”，就是神创论的现代翻版。

在两者的冲突中，科学迫使宗教观念发生演变。比如，伦敦国王学院神学教授A?麦克格拉思就看到了这一点：“……中世纪《圣经》的阐释者开创了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些文本的道路，有很多是遵循了自然科学的见解。” “在中世纪的全盛期，产生了一种巧妙的《圣经》阐释方式：某些章节可以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其他章节则可以以非字面意义理解。奥古斯丁强调尊重那些与《圣经》注释相联系的科学结论的重要性，他本人在对《圣经》的注释中，一些章节事实上已具有多样解说的可能性，所以，借助于更多的科学探索，以便更好地解说某个章节，这就很重要了。”

基督教还抓住一切机会利用科学成果。怎样理解宗教经典包含科学知识的内容？简言之，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为了使人们相信上帝，就要利用科学内容。甚至为了需要，可以歪曲科学成果。不是有人说：“如果基督教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当然应当期望在物理学领域的动态能和活动之类的迹象中发现圣灵的证据，正如现代物理学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能量是整个物质世界的本质基础，对基督教徒来说，这显然是能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圣灵在物理学领域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