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宗教产生于对话与合作——学诚法师
21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世界文化和人类信仰多元化现象日趋凸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民族国家对自身文化或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可能被边缘化和均质化产生严重忧虑,同时,对自身文化或文明的认同和持守也日益深刻。在此背景下,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受到了日益广泛的抵制和反对。
这种认同持守或抵制反对,是对多元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不同的宗教信仰根植于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结构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尽管世界各大宗教在终极信仰上存在差异性和独特性是客观事实,但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能否认宗教交流和合作的必要性,相反它更凸显了这种交流和合作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正如汉斯·昆所指出的,“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
和谐世界始于和谐宗教,和谐宗教产生于对话与合作。宗教领袖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呼唤世界各大宗教的信徒们乃至全人类在这种差异性和独特性的事实面前,对话合作,坦诚相待,彼此宽容,相互欣赏。
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积淀的深厚文化及宗教融合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当今世界如何超越不同宗教在终极信仰上的差异并达致多元宗教和谐共处,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和现实启示。
儒家、佛家和道家在数千年漫长历史中和谐共存于中国社会。以北宋为例,中国传统宗教——儒、释、道三家,呈现出相互吸纳、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为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贡献智慧的良好局面。
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吸纳佛教禅宗的心性论和儒家伦理性命的观点,使道教完成了由外丹术向内丹术的转变。道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则把三教合一作为创教的明确宗旨,故而在全真教中儒、释、道三教教主受到并列推崇。而三教的重要经典《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一同被列为全真教的主要经典。
宋初佛教天台宗大德智圆也明确系统地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国北宋时期佛教界三教合一思潮的展开。智圆说:“尝谓三教之大其不可遗也。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万态,复乎心性,释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药乎!矧病之有三,药可废耶?吾道其鼎乎,三教其足乎!欲鼎之不覆,足可折邪?”智圆视人类社会为一个需要治疗的病者,而儒、释、道三家皆是治病良药。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儒家在宋代发展的理学广泛吸收佛教和道教的心性本体论、宇宙生成论等理论,在儒家基本教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与创新,形成了新儒学,极大地推进了儒学的发展,使儒学更加系统化、完善化和哲学化。
中国传统宗教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对话说明,宗教可以超越在终极信仰上存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实现和谐共容,进而超越其外在形式的差异,成为可以彼此融会的精神力量。
实现和谐共容的人类精神世界,需要各宗教付出恒久的努力。通过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实现和谐共容的人类精神世界,将是各宗教为世界永久和平共同作出的伟大贡献。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在对话中相互学习,在合作中彼此信任。
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应该是开放性的。开展对话的目的,并不是劝说其他宗教的信徒皈依本宗教,也不是弥合信仰层面的差距,产生一种新的统一的信仰;而是通过从其他宗教那里学习,加强自身的信仰,同时可以让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也能分享到本宗教的智慧之光。诚如美国后现代思想家约翰·B·科布所说:“我们希望通过向他们学习来丰富我们的生活,纯化我们的信仰。当然,我们同时也贡献出在自己传统中被认为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开放性对话对各宗教之间的思想交流和融合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各宗教在对话的基础上加强合作,携手共同面对人类的苦难与问题,进行相互信任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共同承担全球责任,从而为实现宗教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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