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皆大欢喜 14 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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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皆大欢喜 14 皆大欢喜

　　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现前一段西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

　　这是苏东坡与秦少游争论「虱子是什么做的？」当时，佛印禅师为他们两人下评语所吟的诗偈。多年来，我一直朗朗上口，对于其中「皆大欢喜」的意境心仪不已。直至数年前，在吟诵涵泳之际，才蓦然觉醒：这不正是我向来做人处事所抱持的原则吗？

　　回想起来，早在三岁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欢喜」的性格。那时家境不好，一片供过佛祖的糕饼、一块路上拣来的奇石，我都如获至宝般，与玩伴们共同分享。每逢年节，我拿不动家里的糖果罐，往往使尽力气，把它拖到庭院里，邀请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一起过来吃糖，街坊邻居都取笑母亲养了一个傻儿子。我那时还不懂得大人们持家艰辛，只是看到大家吃得欢喜的模样，就打从心底高兴起来，所以乐此不疲，也就顾不得别人的揶揄了。

　　十二岁时，我入寺出家，虽然过着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处事「皆大欢喜」的原则，未曾稍改。后来，我沉潜佛法日久，慧解与实践相互印证，渐渐体悟到佛教教义中的慈悲喜舍、爱语利行，正是要众生「皆大欢喜」，于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终不渝。

　　在多年的参学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亲人，而总是想尽办法，让大家利益均沾，「皆大欢喜」；我未尝因小祸而加害于人，反而宁己受苦，使众人免受责难。遇有好文，我传递阅览，和同门学侣共赏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转告四方，与同参道友互相勉励。老师处罚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众受责；同窗受到欺负，我也自动前往关怀，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山河岌岌可危，我来到台湾，初时在寺院里从事杂役，每于工作之余，阅藏撰文，后来发现不为寺众所认同，虽然心中对于时人之贬抑文教，深感不以为然，但是为了让大家「皆大欢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劳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灯夜读。平日我随众学习客家语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长老开示时，我为他即席翻译，使当地各省籍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场法云寺担任住持。

　　一九五二年，我应邀来到宜兰弘法，以现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来寺学佛共修，他们的活泼好动，不能为老一辈较为保守的寺众所见容，于是我时时居中协调，让老少都能「皆大欢喜」。直到现在，慈庄、心平、慈惠、慈容、慈嘉等和我谈到往事，还常常津津乐道地提及当年，爱姑每次总是只煮一碗公的素面端到我面前，并且当众言明是给我吃的。每次我都闻言不语，等到她走了以后，才分给大家同享。时光虽已不复倒流，但是欢喜之情却能永驻人心，成为大家共同美好的回忆。

　　及至来到高雄，建设寿山寺，开创佛光山以后，虽然追随我的徒众日益增多，「皆大欢喜」依然是我待人处世的圭臬。如果弟子只盛一碗饭，放到我面前，而别人却没有，或者侍者等到访客走了以后，才煮面给我吃，我都会面有愠色。

　　不仅如此，即使是年纪再小的徒众、徒孙前来请法，我也极尽「地主之谊」，招呼他们坐下、喝茶，请他们一起用餐、观景。有时遇上一些反应迟钝的徒众，听我叫了好几声，才「依教奉行」，旁边其他弟子看不过去，往往说道：「师父！您不要管他！」虽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欢喜」的性格实不易改。徒众常说我是「倒驾慈航」，我实在愧不敢当，自忖与观世音菩萨的拔苦予乐、普渡众生相去尚远，不敢媲美，但愿以为模范，常随效法。

　　为了四处弘法的方便起见，十余年前，徒众建议我以车代步，在购买时，我总是在经济范围许可下，尽量选择容量较大的。近年，在旧车淘汰换新时，我干脆买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载卡多」，希望给予更多人欢喜与便利。

　　有一次，我参加佛学院学生的结业旅行，环岛巡访各别分院时，我舍专车不坐，而和同学一起改乘大巴士，从第一车轮流坐到第四车，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谈话的机会，好让师生们「皆大欢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无法休息，往往好心劝阻，我向来不逆人意，但是对于这些违背我个性的谏言，也只有心领了。每次出国弘法，我总不忘记沿途购买礼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众，与大家分享旅途种种经历趣闻，然后举行摸彩抽奖，让大家人手一物。虽说各式礼物均非昂贵之品，但是透过轻松的联谊场面，希望大众都能从中领会「皆大欢喜」的意义与价值。

　　早年在北部宜兰布教时，南部的信徒请我前往说法，虽然路途遥远，为了让信徒们都能「皆大欢喜」，我不惮舟车劳顿，来往于南北之间。后来，在高雄开辟佛光山后，又应北部信徒的请求，在当地建立别分院。有一天，曾经帮我设计殿堂，籍属客家的工程师谢润德居士向我抗议：「您为什么只在闽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没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此就在桃园、新竹、苗栗、头份等地陆续设立道场。不多时，东部的信徒也频频邀请我们前往建寺，屏东、潮州、花莲、台东等地的讲堂又于焉兴建。当别分院在台湾各地一一成立时，海外侨民又一再陈情，希望我们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饥渴，就这样，在「皆大欢喜」的理念之下，「无心插柳柳成荫」，佛光山的标帜竟然在全球树立起来。

　　外界人士经常很好奇地问我：「在海内外普建道场，是很花钱的事吧？」的确，我们在硬体建设上需款甚钜，但是更多的经费是应当地信众的请求，就地筹措而成，为的也是希望满其所愿，让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欢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并没有偏废慈善事业，所以我们不但办杂志、编藏经、搞出版、设学校，也同时成立云水医院，设置急难救济专户，兴建老人精舍，办理育幼院；佛光山虽然以弘法为家务，但是也重视修行的生活，因此我们在遍设道场，讲经弘法之余，也成立修持殿堂，举办禅坐、念佛、礼忏、抄经等共修活动。但看弟子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信徒们也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门，那种人间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气，从每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不就证明了「皆大欢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体现！

　　曾经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杂志。也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佛学院。回想多年来办杂志与办学院的经验，我觉得这些话诚然不虚，但是，办杂志或者办教育的艰辛，比起教养徒弟的困难，可谓万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万计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转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各人脾气性向不一，工作立场也互有差别，融和之道无他，尽在令其「皆大欢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头人事调动之际，我总是分批约见即将从佛学院毕业及实习期满的学生，耐心垂询其理想志趣、技能所长、学习心得，甚至家中情况，然后给予适当建议。曾经有不少弟子劝我不必这么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职务即可。然而基于我向来「皆大欢喜」的做事原则，实在不忍见到他们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苦苦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档，一一面谈。

　　对于弟子们已经作好的决定，我即使不觉满意，也不轻易说出一句否定的话。弟子有许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尔在无意间知道了，我也不会怪他们不和我说，我以为自己能够担当最好。一旦他们出了纰漏，我不但不严辞责备，反而体念他们心中的焦急，给予种种指导，并且集合相关单位，共商良策，一齐解决问题。徒众和我应对，言语上偶有不当，我也不太计较他们的无心之过，顶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记，在不伤感情之下，让他们自己省悟。如此一来，不知杜绝了多少意见纷争，泯除了多少代沟问题，无形中也带动了全山徒众「以和为贵」的风气。开山近三十年来，不曾有过什么纠纷，自忖与我「皆大欢喜」的性格应该很有关系。

　　我不但费心促使全山的徒众「皆大欢喜」，也尽力让山下村庄居民同感悦乐。多年来，我出资铺路修桥，争取装设自动电话，设法接通自来水管，制造就业机会，设立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星期学校、民众补习班，让莘莘学子可以读书进修，从多方面为民谋福建言。每逢年节，我邀请附近村民来山同乐，摸彩抽奖，给予红包；寻常时日，我也责成有关单位，义诊施棺，冬令救济，寻访疾苦，总希望做到「皆大欢喜」。

　　一九九○年，中共驻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先生到美国之后，与我取得联系。基于我和他有同乡之谊，使他尚有返国机会，也为使美国与中共之间不致难堪，让大家都能「皆大欢喜」，我迎接他的到来，并且予以款待照顾。

　　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政府有关单位，为「二二八」事件的死难同胞予以平正。直至一九九一年，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成立不久，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下，我们首先举办「佛力平正二二八死难同胞慰灵法会」，邀请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受难者家属同来参加，并且受理登记，将受难者遗骨奉安在佛光山万寿园，定期上香祭拜，意在藉此消除过去的裂痕，唤起社会大众共识，将历史教训化为和平力量，从而共创一个互助互重，富丽安乐的社会，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希望朝野人士都能「皆大欢喜」。

　　今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号公园观音事件」轰动了整个台湾，当事人各执其理，僵持不下，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恐怕事态严重，危及社会安宁，我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时间与昭慧法师、林正杰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谈，同时也拜访市长黄大洲先生与耶稣教灵粮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沟通协调，终获圆满解决，佛教徒留下了观音，使得市府不致背负出尔反尔的罪名，耶稣教也充分表现了尊重的美德。事后，卫星电视台的李涛先生就这个事件采访时，问我如何使结局「皆大欢喜」？我答道：在当初参与时，就希望有「皆大欢喜」的结果。

　　记得一九七八年高雄市长王玉云先生和省议员赵?娃女士的争议，诉之于法庭，争持不下，整个社会为之哗然，有关人士希望我出面调解，几经协商，当双方「皆大欢喜」地在佛光山上签下和解书时，我终于放下心中的石块。

　　近年来，省府兴建美浓水库方案引起当地居民反对，当我得知以后，也与相关单位协调，希望大家能借着彼此沟通来化解争议，使得双方「皆大欢喜」。海军司令高法鹏中将为了停水问题，急得连夜上山请我想法子，我即刻打电话给大树乡乡长黄登勇先生，竟获同意延缓断水期限，而海军方面也愿意给予回馈，在两相「皆大欢喜」的情况下，彼此达成共识。不久前，演艺界的名人凌峰先生和夏玉顺先生竟然真的动武打起来，多少人希望他们诉讼，我却出面协调，当双方在我面前握手言和时，我感觉到了「皆大欢喜」的美妙。

　　多年前，台湾解除戒严以后，劳资冲突时有所见，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约六百名员工开会，询问他们是否需要示威游行，摇旗吶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不意大家竟一致说道：「我们不要钱，我们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欢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的了！」我不禁在内心赞叹：诚哉斯言矣！

　　无奈我虽有「皆大欢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尽如人意。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的老人口味咸淡不一；经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满其愿；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过多，未能全部录取；另外，这个世间上更多无理的要求，我无法全部满足所求，也自感惭愧不安。

　　但看台湾现局，当各种选举的结果宣布、各级学校的联招放榜时，可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各级政府所提的社福措施、组织行号实行的奖励制度，其良窳优劣，也是人言人殊，众说纷纭。

　　过去，有人曾说：「民主与科学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两大因素。」然而即使民主发达了，科学也进步了，如果不能使人民感到幸福欢喜，还是不能长治久安。近来，追求两岸统一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是假使两岸真的统一起来，却不能令双方「皆大欢喜」，也没有意义可言。

　　所以，人类要达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须要让大家「皆大欢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欢喜」，则有赖当事者抱持「皆大欢喜」的诚意，多方沟通，费心协调。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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