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一章 第二节 佛教在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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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一章 第二节 佛教在欧美

　　佛教在欧美的流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介绍佛教的个别人物与事迹；进一步再了解佛教的全貌，研讨其意义；最后才是吸收与信仰。由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传统和人文学科的细密划分，促使他们的佛学研究一开始就从不同的角度开展，语言学、考古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渗入了佛学研究领域。

　　霍格森等人刊行的佛教文献，为佛学的广泛研究准备了条件。但最先并没有形成单独的学科，它包括在一个笼统的“东方学”之内。到19世纪中叶，佛教学开始独立出来。1844年，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法国人尤金·伯努夫写了《印度佛教史导言》，1852年将《妙法莲花经》译为法文出版。1855年，哥本哈根的学者维戈·福斯贝尔将《法句经》译为拉丁语。以近代语言学和文献学为基础而进行的佛经校订、翻译、注释和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尤金·伯努夫的学生，德裔英人马克斯·缪勒（1823—1900），是著名的东方学、印度学学者，也是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创立人之一，著有《佛教及佛教巡礼者》，译有《般若心经》、《法集经》等；日本的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均出于他的门下，对推动东方以近代方法研究佛教，起了重要作用；从1875年起，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东方圣书》共51册，包含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英国的另一位著名佛教学者，是伦敦大学的李斯·戴维斯（1843—1922）。他于1866年在斯里兰卡任英国殖民政府官员，同时从事巴利文佛教的研究；1881年创立了巴利圣典协会，出版和翻译巴利语三藏；1908年又在伦敦建立佛教协会，自任会长，著有《佛教》、《印度佛教》、《早期佛教》、《关于弥兰陀王问题》等。他的妻子李斯夫人在他去世后，仍然坚持进行佛教研究，著有《佛教心理学》、《佛教大纲》等。李斯夫妇及后学者对巴利语和巴利文佛经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们的学风长时期影响着牛津的东方学研究，直到近来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上还有反映。

　　德国的早期著名佛教学者，是赫尔曼·奥登堡（1854—1920）。他从1897年起，在俄国科学院开始主持校订出版《佛教文库》的梵文经典，这套丛书中收进了英国人本多尔的《大乘集菩萨学论》（1897）、法国人蒲山的《月称中论释》（1903—1913）、日本人南条文雄的《法华经》（1908—1912）、俄国人谢尔巴茨基的《辩中边论安慧释》（1936）等。他的名著《佛陀生平、教义及僧团》，主要是依据已刊行的巴利文献研究成果写成的。由奥登堡开始的佛学研究中的维也纳学派，带动了许多德国学者，或从巴利文，或从梵文，间或也有从汉文和藏文中研究佛教经典和历史的。除巴利文《阿含》之外，《清净道论》、《弥兰陀问经》等，也被译成了德文。作为存在主义奠基者之一的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著《佛陀与龙树》。显然，大乘空宗思想也为德国学界所注意了。

　　沙俄出于对外扩张的野心，鼓励对佛教进行研究，自19世纪开始，涌现出不少佛教学者，其中米那也夫（1840—1890），是彼得堡大学印欧系语言和比较语言学教授，印度学专家，先后3次去印度、锡兰等国考察佛教，着重探讨佛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也翻译了一些佛教文献，主要著作《佛教·研究和资料》认为，把巴利文经典看作是研究原始佛教的唯一来源，根据不足，还必须对其它文种经典作比较研究才行。瓦西里也夫（1818—1900）是喀山和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俄国驻华大使馆期间，大量搜集中国的有关资料，通晓梵、汉、蒙、藏语以及朝鲜、日本文和突厥方言。他特别强调汉文和藏文文献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以为《清藏》保存的内容极其丰富。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另有《东方的宗教》、《佛教札记》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类的《大唐两域记》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苏联最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是苏科学院院士谢尔巴茨基（1866—1942），曾在奥登堡指挥下参加中亚“探险队”，发现许多梵语和藏语文献，曲是开始对北传佛教，特别是对陈那与法称的研究。他称法称是“印度的康德”，整理出版了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对于瑜伽行派的其它著作如《俱舍论·称友释》、《辩中边》、《明句论》等也有英译本出版。从1897年起，他参加了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编纂工作，到1936年出版了20卷，他还和法国的列维、英国的罗斯、比利时的普桑、日本的获原云来等合作系统研究世亲的《俱舍论》；自1928年，他主持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他的佛教论著有《佛教逻辑》、《佛教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后期佛教学说上的认识论与论理学》等。

　　从李斯·戴维斯、奥登堡到谢尔巴茨基，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学术的，而不是信仰的；是历史的，而不是神话的。这些研究，对他们的思想，当然不无影响，但集中在哲学和人生观方面。与此有所不同，1875年在美国成立的神智学会则是半学术研究、半普及信仰的团体。神智学原指基于某种神秘见证的有关神与世界的思想，神智学会即专门从事这一思想的运动，中心在阐发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泛神论和转世学说。它的创始人奥尔考特，是美国的退伍陆军上校，任第一届主席。另一位神智学的积极活动家，帝俄的贵妇海伦娜·布拉沃茨基夫人，曾游历东方许多地方，到过西藏受法，后入籍美国。从1880年起，神智学会在欧洲展开了积极活动，1897年，德国成立了由弗朗茨·哈尔特曼创建的神智学分会。奥尔考特著有《佛教教理问答》，1881年出版，在欧美的影响颇大，曾多次再版，并译成许多国文字。英国诗人埃德文·阿诺尔德于1879年出版《亚洲之光》，以诗的形式介绍了佛陀的一生与思想，在西方流传甚广，到1930年已经发行第100版。

　　这批神智学者对佛教有特殊的理解，认为佛教并不主张人格神，因之它是最高形态的完全的神学体系；但是人类精神深处确有不朽的灵魂，并在转世，人们应该了解、发展这一灵魂及其转世中的精神能力。神智学的这类近乎神秘主义的说法，对于佛教在欧洲的传播，起了催化作用，尤其是在英国与德国。由此也可以知道佛教在欧美之所以得到流传的另一类文化背景和宗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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