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管理学与宗教学之联系（方兰）

试议管理学与宗教学之联系（方兰）

　　编辑：方兰

　　来源：闽南佛学

　　作者简介：方兰，女，汉族，浙江定海人，经济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佛教。

　　题一：宗喀巴大师与宗教战略管理

　　内容提要：藏传佛教史上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以讲说、辩论、著作之功，针对时弊，拨乱反正，使佛教顿改颓势，焕然昭苏，不仅切合社会和僧侣的需要，更备受僧俗大众尊崇。作者试援引管理学理论对宗喀巴大师为推动藏传佛教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探讨，归纳出科学的宗教战略管理观点。宗喀巴大师通过创立格鲁派，使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臻于系统化，并促使西藏“政教合一"体系形成发展。格鲁派长期居于藏传佛教的主导地位，宗喀巴大师亦因此功德而被称为“第二佛陀”，其中经验至今仍可为推动当代佛教事业的不断发展之借鉴参照。

　　关键词：宗喀巴大师，藏传佛教，宗教战略管理

　　战略的本义是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Economist》杂志曾以一个简单而权威的定义对战略一词进行诠释，即战略可回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Where do you want to go？”，一是“How do you want to go there？”。宗教战略是指把战略的思想和理论应用到宗教管理当中，指宗教组织为了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寻求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而制订的总体性和长远性的谋划。

　　藏民崇佛之心诚笃，宗教对其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民情的影响甚为深远。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1357—1419)学行优越，德重当时，他以噶当派精义为基础，吸收其他诸派的经典教义，融通显密，厉行律仪，采诸派之长，从宗教实践、修习次第、佛教理论等方面提出了真理性的见解，拨乱反正，使佛教顿改颓势，焕然昭苏。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的这次革新，是一次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格鲁派也应时而生。格鲁派虽为藏传佛教诸派中形成最晚的教派，其势力之大，影响之深却是其他教派不可同日而语的。格鲁派的形成使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臻于系统化，并促使西藏“政教合一"体系形成发展，此派长期居于藏传佛教的主导地位，宗喀巴大师亦因此功德而被称为“第二佛陀”。可以说贯穿宗喀巴大师创教、兴教其间的价值创造过程就是一个优秀的宗教战略管理案例。

　　一、宗教战略管理的有关定义

　　借鉴管理学理论，我们为宗教战略管理作如下定义：宗教战略管理，主要是指宗教战略制定和宗教战略实施的过程。一般说来，宗教战略管理应包含四个关键要素：

　　(一)宗教战略分析，即了解宗教组织所处的环境和相对地位；主要目的是评价影响宗教组织目前和今后发展的关键因素，并确定在战略选择步骤中的具体影响因素。宗教战略分析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1、确定宗教组织的使命和目标，它们是宗教战略制定和评估的依据。

　　2、外部环境分析，宗教战略分析要了解宗教组织所处的环境（包括宏观、微观环境）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给宗教组织带来更多的机会还是更多的威胁？

　　3、内部条件分析，宗教战略分析还要了解宗教组织自身所处的相对地位，具有哪些资源以及战略能力；还需要了解与宗教组织有关的利益和相关者的利益期望，在宗教战略制定、评价和实施过程中，这些利益相关者会有哪些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对宗教组织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制约。

　　(二)宗教战略选择，即宗教战略制定、评价和选择。宗教战略分析阶段明确了“宗教组织目前状况”， 宗教战略选择阶段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宗教组织走向何处”。

　　宗教战略制定、评价和选择通常使用两个标准：一是考虑选择的宗教战略是否发挥了宗教组织的优势，克服劣势，是否利用了机会，将威胁削弱到最低程度；二是考虑选择的宗教战略能否被宗教组织利益相关者所接受。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选择标准，统治阶级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宗教战略的选择。

　　(三)宗教战略实施，即采取措施发挥宗教战略作用。宗教战略实施就是将宗教战略转化为行动。主要涉及以下方面问题：如何在宗教组织内部分配及使用现有的资源；为了实现宗教组织目标，还需要获得哪些外部资源以及如何使用；为了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对组织结构做哪些调整；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利益再分配与宗教组织文化的适应问题，如何进行宗教组织文化管理，以保证宗教组织战略的成功实施等等。

　　(四)宗教战略评价和调整，即检验宗教战略的有效性。宗教战略评价就是通过评价宗教组织的业绩，审视宗教战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宗教战略调整就是根据宗教组织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对所制定的宗教战略进行调整，以保证宗教战略对宗教组织日常活动管理进行指导的有效性。

　　宗教组织战略管理的实践表明，战略制定固然重要，战略实施同样重要。一个宗教是否可以历久弥新，除了外在客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外，端赖教内的理论与实践能否紧密地结合。一个良好的战略仅是战略成功的前提，有效的宗教组织战略实施才是宗教组织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保证。另一方面，如果宗教组织没有能完善地制定出合适的战略，但是在战略实施中，能够克服原有战略的不足之处，那也有可能最终导致战略的完善与成功。

　　二、宗喀巴大师创教

　　过程与战略管理古典的安索夫—安东尼—安德鲁斯范式（Anthony?Ansoff?Andrews Paradigm）早就强调战略匹配（Strategic Match），或战略契合（Strategic Fit），安东尼（Anthony，1965年）在法约尔管理职能划分的基础上，将计划和控制进一步细化为战略规划、管理控制和操作控制，并分别对应于组织的高、中、低三个层次。安东尼认为，战略规划是组织高层管理的一项独特而重要的活动——这一重要认识在安索夫（Ansoff，1965年）和安德鲁斯（Andrews，1970年）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在有关的概念发展和过程细化方面得到深化，从而形成所谓的安东尼—安索夫—安德鲁斯范式。这一范式认为，战略管理就是高层管理者研究、制定、实施和控制组织的长期目标、成长方式与组织架构的过程。在宗教战略上，我们认为战略的核心就是宗教内部独特的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合理匹配，典型案例便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格鲁派的成立过程。

　　14世纪末，随着西藏封建制度的普遍确立，西藏佛教的一些教派的上层僧众直接参与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活动，并享有各种特权，佛教界已开始失去“后弘期”初期那种健康向上的势头，出现“颓废萎靡之相”。戒律废弛，显密水火不容，各教派之间还经常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争斗，教争与政争交织在一起，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宗教史籍记载当时“寺院僧侣，尽同俗装”，不习经典，“乱受灌顶”，“不知戒律为何事”。原有教派丧失了宗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及实行精神统治的功能，直接危及其帮助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能力。

　　为了缓和人民与僧侣、贵族间日益加剧的矛盾，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力挽颓风，针对宗教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格鲁”在藏语中意为“善规”，“格鲁派”即意味着以礼仪和规范见长的教派。对僧众的生活准则、学经程序、学佛次第、考核制度等均有严格规定，从其创立之初便大大改变了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已日益下降的僧众形象。

　　根据宗教战略分析，宗喀巴大师所处的时代正是教派僧众争夺政权，醉心名利，佛法宗教无人过问之时，以致寺庙戒律松弛，僧众放荡自恣，佛教内部的思想也极为紊乱。当时的统治阶级急需寻找一个新教派来取代，佛教内部亦有正本清源呼吁，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宗教气氛中一般民众来说，他们厌恶的只是那些腐化堕落的僧众，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传统信仰，他们渴望还佛教以纯洁本色，能有一个“纯正清净"的新教派来带领他们过上互相敬重，和谐合聚，清净快乐的生活，完善个体人格，实现生命价值。

　　在宗教战略选择上，宗喀巴大师要求僧众“敬重戒律"，提倡“苦行不娶妻、禁饮酒、戒杀生"等。还令一切随从弟子，日日体察自身有犯无犯，倘有误犯，当疾还净。宗喀巴大师强调无论显密均需严持戒律，并“注重修行次第，先显后密，显密并重；勤修戒、定、慧三学。"同时，引导信徒奉行十善，少欲知足，清净自恬。格鲁派拨乱反正，讲究修持，满足并刺激了一般民众信仰和提高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由是得到了“阐化王”扎巴坚赞的大力支持，新兴的格鲁派被当时的帕竹地方政权所看重并得到明朝中央的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大部分僧俗各界人士的拥护，从而赢得了更大的发展契机和成长空间。第八世噶玛巴曾作赞评价宗喀巴大师的功绩说:“北方佛陀殊胜教，邪风侵扰衰败时，驱邪扶正宗喀巴，说空无敌宗喀巴"。

　　《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有这么几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种典型的现象，被称之为马太效应，现已成为十大经典管理学定律之一。马太效应普遍存在于宗教管理与宗教教义传播活动中，由于人的心理反应和行为上的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出现，在信众的大脑里就会不断加剧，滚动累积，出现强烈反差、两极分化、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在宗教持续发展过程中，任何教派要实现马太效应都需要良好的宗教战略管理；需要在教派优势上不断地进行加强；需要在每个具体的宗教行为上使宗教核心价值得到加强；需要在核心价值上保持一致性和明确性；而宗教核心价值的保持又需要对宗教发展管理进行战略规划。

　　在宗教战略实施具体过程中，宗喀巴大师引经据典、著书立说，摈弃门户之见，制定了一套对佛教更加系统，全面、合理而行之有效的发展构架。如在寺庙组织架构、僧众行为准则，习经制度等方面的规范化，形成了进行宗教改革和创造新的宗教思想体系的完善准备。宗喀巴大师阐明其宗教思想体系的几部重要著作。包括分别论述显密两宗理论体系和践行规范的《菩提道次第广论》（1402）和《密宗道次第广论》（1406）；阐述显密僧众应遵守的戒律和遵守途径的《菩萨戒品释》、《事师法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辨析了中观和唯识两派的优劣的《中论广释》和《辨了不了义论》（1408），在哲学理论上，以后期中观派为主，宗奉缘起性空之说，指导显密两教的修持，比其他教派的教义更加严密系统。宗喀巴大师以讲说、辩论、著作之功，联系古今，针对时弊，提倡遵守佛教戒律，阐扬显密关系，显密并重，先显后密，规定学佛修行次第，制定寺院的体制、组织制度和僧众的学经程序，生活准则，是非标准等，以恢复佛教的纯正，维护佛教的社会影响和僧众的名誉地位，切合社会和僧侣的需要，备受僧俗大众尊崇，民众纷纷自愿接受格鲁派教法。以至其他如宁玛、萨迦，噶举等派的住持教政者，亦感觉若仍抱残守缺，不改颓风，即有失去群众信仰，归于消亡之忧。于是，众派住持教政者也来依止于宗喀巴大师座前听闻受教，对各自宗规亦有适当改革之举。宁玛派还称颂宗喀巴大师是莲花生的化身，宁玛派著名学者居米旁作赞说:“佛菩萨的终极理，缘起性空甚深义，造出正确可信论，除您之外还有谁？"

　　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论》中认为：本论总摄三藏十二部经的要义，遵循龙树、无著二大论师之道规，按“三士道"由浅入深的进程而编写的。“三士道"是任何一种根机的人，从初发心至证得无上菩提，中间修学佛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宗喀巴大师认为若失次第，即成魔业，为格鲁派僧众所定的次第为：念死无常、怖畏恶趣、皈依三宝、深解业果、求解脱、思苦集、修缘起、发菩提心、学菩萨行、修六度、行止观。格鲁派亦以严格的学经制度而著称，逐步对西藏佛教产生影响，使其系统化和制度化，为格鲁派成为此后西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教派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宗喀巴大师制定的宗教核心价值是宗教行为的内在根本，对整个宗教体系的构成起着先导作用，宗教核心价值的投射与宗教行为结构，及宗教社会结构有密切互动关系。宗教核心价值即是宗教文本中的精神结构，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所谓宗教核心价值溢出是指在宣教或其他宗教行为中，宗教行为实施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播其宗教的核心价值，它直接影响宗教行为和信众的社会观，既而影响现实社会结构。宗教核心价值在本质上表现为信息和知识，具备自然的外部性，在与宗教行为过程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扩散和对外传播，这成为溢出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奠定思想基础的同时，宗喀巴大师制定了完整的宗教社会活动战略，如多次组织法会，联络地方势力，争取支持，扩大影响。宗喀巴大师提倡并宣传僧众必须严守戒律，并身体力行。1395年，宗喀巴大师在精古寺以比丘衣具一套供弥勒菩萨像，意示菩萨也当遵守比丘戒，不论大小显密一切僧众，在持律上没有例外。此后，宗喀巴大师利用各种讲经机会，详解戒律细则，要求格鲁派僧众率先守戒，以作示范。1397年，宗喀巴大师在聂地饶钟寺创办的法会上调解该地四个头人间的纠纷，取得成功，从而使法会变成了各种地方势力相互协调的友好会晤场所，地方头人欣然成为格鲁派施主，使格鲁派威望在民众心目中大增。永乐七年(1409)，宗喀巴大师在阐化王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规模巨大的祈愿法会，亦称“传大召"或“传召法会"，藏语为“默浪钦摩"。全藏参加僧众达一万多人，声势空前。这次祈愿法会，成为宗喀巴大师的宗教社会活动第一次高峰，他本人也成了公认的佛教领袖。格鲁派逐步形成封建的教阶制，把西藏佛教系统化和制度化，使之与西藏社会的农奴制更加紧密结合，遂成为此后西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教派。

　　宗喀巴大师的改革使西藏佛教逐步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并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和佛教得以生存、发展的需要，是藏传佛教适应社会发展所进行的自我调节。古云：“以史为鉴，可知兴废"。 认真学习佛教历史，吸取佛教历史上各教派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认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紧紧抓住并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增强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才能推动当代佛教事业的不断发展。宗喀巴大师创建的格鲁派具有两个特色——既有纪律严明的斯巴达克式管理，又有注重人文的雅典式氛围。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格鲁派内部管理上的严谨和宗教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并存，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我们援引管理学理论对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运动试探性地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能为大家的研究提供少许启示，并希望能为当代佛教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案例分析，为佛教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题二：从格鲁派创立过程到宗教CIS理论的应用

　　内容提要：宗喀巴大师不持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在格鲁派的对外塑造自身形象、打造宗教品牌；对内培育宗教文化、僧众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宗喀巴大师提倡僧众遵守佛教戒律，以恢复佛教的纯正，维护佛教的社会影响和僧众的名誉地位，塑造出格鲁派良好形象，培育出具有个性的格鲁派宗教精神；并通过黄色僧帽将格鲁派的宗教理念和形象特征系统化、规范化、视觉化。作者试援引团体形象识别系统理论对宗喀巴大师为推动藏传佛教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分析，探索出科学的宗教形象识别系统战略理论。

　　关键词：格鲁派，宗喀巴大师，藏传佛教，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系统

　　以形象识别为特征的系统工程CIS是英文Corporation Identity System的缩写，意思是“团体形象识别系统"。 所谓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的要旨在于使某一宗教团体能够与其竞争者相区别，赋予他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和公众一种总体外貌和方位意识，并能激起一种有益于该宗教团体的正面反应。其关键是借助于直观的标示符号和内在的理念等证明自身性与内在同一性的传播活动，其显著的特点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由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打造区别于竞争者的个性是CIS的精髓所在。正如日本学者田理英所说：“从主体性的观点来看，Identity就是‘我是谁'的疑问和解答；从同一性的立场来看，Identity是团体本身某些事物的共通性"。

　　从管理学理论上说，团体形象识别系统由下列三部分构成：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和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理念识别是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系统的大脑和灵魂、行为识别是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系统的骨骼和肌肉，视觉识别是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系统的外表形象。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系统的三个支撑点。而这其中，宗教文化又是连通三者的供血系统，宗教文化一旦形成，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系统就有了生命力。

　　14世纪，著名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力挽藏传佛教颓风，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以礼仪和规范见长的教派“格鲁派"， 格鲁派虽为藏传佛教诸派中形成最晚的教派，其势力及影响却远远超出其他教派。宗喀巴鼓励僧众过清净无欲的生活，他一方面著书立说阐扬其宗教理念，一方面四处讲经传扬佛法，信徒日众，到了十六世纪中叶，格鲁派僧侣总数已高达全藏人口的四分之一。此派僧侣戴黄色僧帽，故也称 “黄教"。既然CIS由MI、BI以及VI三部分组成，我们在此联系格鲁派创立、发展、壮大的史实依次从这三方面着手去做一个案例分析。

　　一、理念识别与格鲁派核心价值

　　理念识别（MI）包括宗教文化、精神标语、方针策略等，具体到宗教团体当中，就是要塑造良好形象，培育具有个性的宗教精神，尽可能强调与旧教派的差异，避免趋同。宗教核心价值即是宗教文本中的精神结构，起着提纲挈领的功能。“格鲁”在藏语中意为“善规”，创教人宗喀巴大师联系藏区古今，针对时弊，引经据典，提倡遵守佛教戒律，以恢复佛教的纯正，维护佛教的社会影响和僧众的名誉地位。这是格鲁派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系统战略运作的原动力和实施的基础。

　　格鲁派这一理念识别系统的提出，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基于宗喀巴大师对14世纪末藏区现状的深入研究与分析：

　　14世纪末，随着西藏封建制度的普遍确立，西藏一些教派的上层僧众直接参与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活动，并享有各种特权。佛教界已开始失去“后弘期”初期那种健康向上的势头，出现“颓废萎靡之相”，戒律废弛，显密水火不容，各教派之间还经常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争斗，教争与政争交织在一起，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宗教史籍记载当时“寺院僧侣，尽同俗装"，不习经典，“乱受灌顶"，“不知戒律为何事"。原有教派丧失了宗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及实行精神统治的功能，直接危及其帮助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能力。通过分析实际情况，宗喀巴大师针对宗教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格鲁派从创立之初便严格规定本派僧众的生活准则、学经程序、学佛次第、考核制度等。将自己与戒律松弛、放荡自恣的原有僧众鲜明区分开来，大大改变了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已日益下降的僧众形象，适合自身的理念识别定位，使格鲁派满足并刺激了一般民众信仰和提高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由是得到了“阐化王”扎巴坚赞的大力支持，新兴的格鲁派被当时的帕竹地方政权所看重并得到明朝中央的关注。在得到了大部分僧俗各界人士的拥护的同时，也为格鲁派成为此后西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教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行为识别与格鲁派宗教行为

　　行为识别（BI）指“善规“统帅下格鲁派全体僧众的言行和各项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规范化、协调化，并区别于其他教派。行为识别是形象策划的动态识别形式，而有别于教派名称、标志等静态识别形式。

　　首先，来看格鲁派本身的行为识别策划，格鲁派一直都在凸显自身既有纪律严明的斯巴达克式管理，又注重人文的雅典式氛围的鲜明特色。格鲁派认为，本宗派所创立的佛教思想体系从见、修、行及密教方面，恢复了释迦牟尼的一代正法而殊胜于藏传佛教其他宗派。在修行方面，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论》中认为：本论总摄三藏十二部经的要义，遵循龙树、无著二大论师之道规，按“三士道"由浅入深的进程而编写的。“三士道"是任何一种根机的人，从初发心至证得无上菩提，中间修学佛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宗喀巴大师规定格鲁派僧众必须遵守的修行次第为：念死无常、怖畏恶趣、皈依三宝、深解业果、求解脱、思苦集、修缘起、发菩提心、学菩萨行、修六度、行止观。从此格鲁派以严格的学经制度而著称，逐步对西藏佛教产生影响，使其系统化和制度化。在行为举止方面，宗喀巴大师提倡并宣传僧众必须严守戒律，并身体力行。1395年，宗喀巴大师在精古寺以比丘衣具一套供弥勒菩萨像，意示菩萨也当遵守比丘戒，不论大小显密一切僧众，在持律上没有例外。此后，宗喀巴大师利用各种讲经机会，详解戒律细则，要求格鲁派僧众率先守戒，以作示范。宗喀巴大师还倡导修复旧寺，以示振兴纯正佛教的意志和信念。如1393年他率领徒众，前往13世纪建造的精古寺朝拜，设供发愿，次年劝说阿喀宗宗本重修寺庙，自己则出资彩绘殿堂。

　　其次，对于宗教团体来说，其行为识别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还通过教派领袖的言行举止来表现。如宗喀巴大师于1385年在雅隆南杰寺从次成仁钦受比丘戒后，开始收摄徒众，为他人说法讲经，学行优越，德重当时。宗喀巴大师摈弃门户之见，引经据典、著书立说，阐明其宗教思想体系。重要著作包括，分别论述显密两宗理论体系和践行规范的《菩提道次第广论》（1402），和《密宗道次第广论》（1406）；阐述显密僧众应遵守的戒律和遵守途径的《菩萨戒品释》、《事师法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辨析了中观和唯识两派的优劣的《中论广释》和《辨了不了义论》（1408），在哲学理论上，宗喀巴大师以后期中观派为主，宗奉缘起性空之说，指导显密两教的修持，比其他教派的教义更加严密系统。宗喀巴大师以讲说、辩论、著作之功，联系古今，针对时弊，提倡遵守佛教戒律，阐扬显密关系。显密并重，先显后密，规定学佛修行次第，制定寺院的体制、组织制度和僧众的学经程序，生活准则，是非标准等。其声望与日俱增，拉萨各寺院纷纷延请，广讲教法，宁玛、萨迦、噶举等众派住持教政者也来依止于宗喀巴大师座前听闻受教，被称颂为莲花生的化身及“第二佛陀”。宁玛派著名学者居米旁还作赞曰:“佛菩萨的终极理，缘起性空甚深义，造出正确可信论，除您之外还有谁？"

　　三、视觉识别与格鲁派的黄帽

　　视觉识别（VI），是人们能比较直观地感受到的。究其本义，团体形象识别系统理论本身是一种差异化战略。一种突显个性的策略，一种远离竞争者的战略，从历史上看，宗喀巴大师从1388年开始重视格鲁派形象视觉识别——在藏传佛教史上，东律之初祖喇钦?贡巴饶赛（952-1035）和1204年进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两人戴黄色僧帽，都以重视戒律闻名于世。宗喀巴大师也让僧众改戴黄帽，以示其中兴律仪，因此后来民众多俗称格鲁派为黄帽派、黄教。与戴红帽的宁玛派、寺院围墙涂有红白黑三色花条的萨迦派、大师多穿隐士的白布裙的噶举派和崇尚黑色的苯教明显区分开来。至今格鲁派寺刹佛殿中都能看到头戴桃形黄色通人冠僧帽、两肩饰以花卉“巴东"，身著鹅黄色袈裟，面容慈祥尊严，手结佛印，端然跏趺而坐的宗喀巴大师像。黄帽已成为格鲁派的象征。

　　宗喀巴大师通过黄色僧帽将格鲁派的宗教理念和形象特征系统化、规范化、视觉化。这一举措有助于民众明确的认知在宗喀巴大师领导下的格鲁派所从事的宗教事业及其活动，增加民众的认同性、亲切感和可信度，不断扩大格鲁派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也有助于格鲁派僧众规范行为，履职尽责，增强责任心、荣誉感和向心力，不断提高格鲁派的修持水平。格鲁派逐步形成封建的教阶制，把西藏佛教系统化和制度化，使之与西藏社会的农奴制更加紧密结合，遂成为此后西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教派。

　　宗教团体形象识别系统理论在格鲁派的对外塑造自身形象、打造宗教品牌；对内培育宗教文化、僧众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格鲁派的兴起使西藏佛教逐步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并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也是藏传佛教适应社会发展所进行的自我调节。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格鲁派内部管理上的严谨和宗教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并存，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由格鲁派之繁荣而形成的“有序而受民众欢迎的状态”，获得了内地及藏区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使其在世俗封建社会及藏传佛教内部均占据显赫位置。

　　题三：法尊法师与佛教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佛教史上著名高僧法尊法师，以其人格魅力与深厚学术造诣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作者试从可持续发展理论角度入手，对法尊法师为推动佛教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探讨，以经济学方法将法尊法师对佛教可持续发展的阐述归纳两类度量指标，并分析法尊法师对“僧才”资源进行建设的深远历史意义。法尊法师通过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型思考，有效地提升了佛教核心竞争力，至今仍可为借鉴参照。

　　关键词：法尊法师佛教可持续发展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已逐步得到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发展需要的能力”（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1994年，我国出台世界上首部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佛教作为我国社会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其获得良好发展的客观要求，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我国21世纪佛教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佛教史上著名大家法尊法师早在1935年，便提出了关于佛教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借今日术语而言，该思想旨在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为指导，在协调佛教质型发展和量型发展关系的基础上，追求佛教较长时期内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定义如下：佛教可持续发展，就是佛教信徒遵循佛教体制，发展和完善佛教机制，提高和改善佛教效率，根据佛教资源的特点和层次，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佛教资源，从而在长期内可持久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

　　佛教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其目标是保证佛教持久的发展能力和永续的发展状态。而要保证佛教活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重视佛教可持续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佛教可持续自我发展能力，是指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促进佛教量型发展和质型发展协调推升的综合能力。

　　借助今日的分类方法，我们可将《从西藏佛教学派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之建立》一文中，法尊法师对佛教可持续发展的阐述归纳为以下两类度量指标：

　　一、佛教可持续发展

　　的效率和频度指标(一)佛教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效率

　　该行为主体为国家与社会，法尊法师提出“望今后之国家社会积极者，必须提倡保护，督促整理，消极者亦须依照法律条例，世道公理，不得无理之侵掠横夺，若如此方有国家社会为依止也。” 宗教内部的混乱同光怪陆离的社会无序相互交织，不论对宗教自身还是对社会，均无任何裨益。因此，法尊法师首先明确了外部环境对于佛教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影响，并对国家社会的运作效率、公平和谐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

　　(二)佛教可持续发展的中观效率

　　该行为主体为寺院等佛教内部管理机构，佛教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有序化，法尊法师认为“宗喀巴大师虽对于显密二教，俱与以有次第有条理之整顿，然佛法能久住至今而不晦者，尤以其重视戒律，及学行相应，为最有力者也。” 法尊法师讲求丛林清规，以律摄僧，即“凡某一派之兴也，其初必以严持戒律而为基础，其次须依师教授，身体力行而求实证，再次更须不求速躐等勇猛恒常一步一步的切实作去，乃能发生实益，由实益故，乃能将佛法开示，建立，住持久远也。”鉴于此，法尊法师提出的具体措施为 “对于佛徒之数量，住持信众之分别组织。对于寺院产业之管理及支配等，当依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论》，似为完善。”

　　(三)佛教可持续发展的微观效率

　　该行为主体为佛教信徒，佛教信徒的行为是佛教运作之基础。《劝发菩提心文》对佛教信徒发心立愿的重要性强调如下：“尝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纵经尘劫，依然还在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而修习中，佛教信徒正见的获得更是不可或缺。《阿含经》的四预流支，为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而大乘经论中，则提倡以闻、思、修入三摩地。可见，大小乘经教都极其重视正见的获得。唯有在正见的指导下，才能如法修行。法尊法师继承太虚大师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思想，呼吁“今后各佛会各丛林之佛教信徒，切实认清，现在佛教，非新加整顿，完善建立，绝不足以复兴或苟存，抵抗现代恶劣潮流之冲撞，大家俱起觉悟整顿之心，倘欲待倾而后扶，诚恐噬脐之不及也。”号召建立起正确有效的引导体系，并从反面对诱发无序混乱的不当行为予以一一批评，“诸有志整理佛教之大士，必须了解，仅闭门念佛，或瞑目息心，或登高狂呼，全无建立整顿佛教之可能性。然全舍而不念佛、不参禅、不讲教，终日嚣嚣，憨食痴睡者，更是灭亡正法，唯一无二之败类也。”

　　(四)佛教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效率

　　法尊法师对于佛教可持续发展计划的进度定位相当切合实际，经过分析，法尊法师意识到“惟因所计划之规模过大，诚恐一时难以实现，吾辈学者当随力随分择而行之。其筹备进行一切，更为有志建立今后佛教者之所应注意也。”可以说， 佛教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效率包括佛教总体的长远效率。长远始于眼前，为了长远效率，必须重视眼前效率，从眼前效率抓起，按阶段分期实行之。若两者出现矛盾冲突时，有些眼前效率可能会妨害长远效率，这便需要协调，要统筹兼顾，要重视佛教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二、佛教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指标

　　(一)佛教可持续发展的导向能力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但在实际修炼过程中，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偏差甚至谬误。法尊法师明确提出：

　　如来正法，总有二种：一者教正法；二者证正法。教法，须有师师相传，受持讲说，开示安立，方能住世，  非谓家有大藏之经论，便可夸示于人也；证正法者，尤须依师受戒，如律严持，更依戒住戒，勤求多闻，如闻起思，依思而修，学行兼顾，既无说食数宝之饥，又免盲修瞎练之谬。

　　若无正确教理和修证功夫的指导，必然会有“一盲引众生，相偕入火坑"之虞。

　　(二)佛教可持续发展的整合能力（主要包括适应能力、缓冲能力、协作联合能力、震后恢复能力）等指标。

　　适应能力通过佛教的开示建立体现，佛教历经兴废变迁之浪仍住持久远则体现缓冲能力与震后恢复能力，法尊法师归纳西藏佛教兴衰之原因为：“除国王等人力弘扬或摧残之外，其兴衰之变化。略见有三种原因：一重不重戒律；二乐不乐如教实行；三能不能依次而行。”这三种原因决定了佛教多次劫后中兴。

　　法尊法师指出中国汉地佛教的缺陷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即理论上太玄虚，而修行又不行。特别是戒律的宽滞，由是造成了佛教衰颓、佛法不兴。在分别批评了各宗狭心之士后，倡导“惟愿有志弘持如来正法之士，放舍夜郎自大之狂慢，审思吾国佛法衰弱之原因，为幸多矣！”这里法尊法师将协作联合能力归结为各教派之间的行为运作，即从自身发展利益出发，摈弃门户之见，来寻求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以联合实现共赢。

　　此外，法尊法师还在《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中提出“欲改善僧寺，须先有能改善之人才”的理念。认为甄别标准在于“必切实表现于作为，方为善继善述”。佛教教育的基本原则是自利利他，自利是解脱成佛；利他是以佛法教育群众，以佛教精神为众生服务。要实现自利和利他的目标，首先必须掌握知识，懂得佛法。法尊法师认为戒行品德是修行做人的根本，也是佛教立教的根本，构筑佛教可持续发展人才基础的重点在于：一是振兴佛教的关键是培养人才；二是培养人才必须走学院式教育的道路；三是培养人才必须走全面发展的道路；四是佛学教育必须走适应于社会的道路。

　　此前，早在1935年，法尊法师在汉藏教理院开学典礼向学僧致的训词《论学僧之成绩》中就提出学僧要成为“真正的僧才”，成绩应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智、二行。第一智者，即普通之所谓知识，不过范围稍狭。此智乃成绩之一部分，而赖之以宏法利生者也；第二行者，即德行，谓能修养身心，调伏烦恼，防止诸非，而不至越轨则之行动。故此二种皆佛法之所并重者也。然合普通言之，即是学问、道德；在佛法中，则摄为教、证二种功德。教者即通达圣教。证者谓由佛之言教，而亲证诸法性相。又教即通达教理智，证即依智而修，所得之三学功德也。《菩提道次第广论》说，教证二种，学佛者应当并重。教证之义，直言之即是智行。一方面须要注重学问，一方面仍要注重德行。注重学问则于师所授课，日有所进；注重德行，则于己身心日有所益。此进、益即是莫大之成绩。品格者，是成绩之基础也。此致成绩之方法，略而言之有三：具足品格；勤求学问；注重德行。这种信仰教育环境不仅对僧人的教育十分有利，对普通信众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佛教“苦、集、灭、道”四谛的哲理根据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和“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杂阿含经》卷十）的因果缘起思想，说明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由种种条件和合而成的，不是孤立的存在。在此思想基础上，法尊法师在《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中对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还作出以下阐述：盖宇宙万有，悉从众缘所成，绝无孤立独存之个体，欲获得个人之利益。必须先从众人利益做起，苟大众俱能获益相安，则个人之利益，实亦自然而得。是则不仅人与人之间，应相资相成，即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亦必须相助相益，以求共存共荣，不应有损人利己杀人活己之暴行也。倘以此种佛教之真理感化世界人心而获成功，则世界之纠纷自然而解，永久和平不难实现，而中国亦可跻安，即整个世界乐矣。

　　法尊法师“僧才”资源的建设，是为了提升佛教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法尊法师在70余年前对佛教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型思考则是其除学术之外又一大贡献，对于当今佛教界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优秀僧才、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借鉴意义，必将推动21世纪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