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僧的历史贡献（薛公忱）

论医僧的历史贡献（薛公忱）

　　编辑：薛公忱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历史上绵延悠久的医僧群体，曾对中华民族的卫生保健和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们是历代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明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治方药，留下丰富多彩的理论著述。在中国医学史上，他们应该占有光辉的一页。不可因其为僧为无视和贬低其在医药科学上的成就。

　　关键词：医僧   中医药学   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薛公忱，1939年生，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医古文、哲学、中医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医僧”之称首见于北宋沈括的传世名著《梦溪谈》卷二十一《异事》。其中说：“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这里记述医僧奉真亲见“视直物皆曲”的“奇疾”。该书卷十八还记有奉真一个诊治医案：“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方欲入对，而其子疾及，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视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视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求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此例表明，医僧奉真诊断准确，施治恰当，预后如神。不愧为“良医”。

　　医 僧奉真距今约1000年之久。实际上医僧的出现要比奉真早700多年。东晋南朝时，于法开、支法存、仰道人、竺潜等僧人均有医名，为朝野敬重。如果把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来华的精通医术的僧人、原安息国皇太子安世高，也视为医僧，则其距今已有1800多年。东汉以后，历代皆有，大体由三部人构成：一是西域、天竺来华弘教兼行医的僧人；二是朝鲜、日本来华求取佛法兼习医的学问僧或僧医，主要指此部分，其中还包括信奉佛法的俗医。这一特殊的医家群体，在其存在将近2000的历史时期内，曾经作出巨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现略作评介，以就教于方家、大德。

　　防病愈疾的重要力量

　　疾病是世人痛苦的根源之一。出家僧人怀有大慈恻隐之心，思求良方以防治之，并以此弘传佛法。于是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甚至身怀绝技的医僧。他们能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满足社会各个阶段、阶层的需要，受支欢迎，甚至被神化。《晋书》所载的竺佛图澄及其弟子竺佛调，就是以医救人和弘佛的典型代表。中国本土医僧的治病救人事例更多。据《高僧传》卷一：

　　“于法开，不知何许人，事兰公（晋僧，高阳人于法兰）为弟子。……善《放光》及《法华》，及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分娩）气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忧）。开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先取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晋升来五年（公元361年），孝宗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入。康献后念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视脉，但到门不前，种种辞惮，宜收藏付廷尉。’

　　俄而帝崩，获免。……谢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问：‘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孙绰为之目曰：‘才辩纵横，以术数弘教，其在开公乎？’”

　　由此记载，可知于法开医术高超，是“以术数（此指医药）弘教”的典型。他既游行民间，为下层民众诊治疾病，又与社会上层交往，直至为皇帝服务，体现了“高下同揆”、“我法平等”的思想。

　　再如，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一《方伎上》载：

　　“沙门洪蕴，本姓蓝，潭州长沙人。……年十三，诣郡之开福寺沙门智岜，求出家，习方伎之书。后游京师（今开封市），以医术知名。太祖召见，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蕴尝以方药谒见。咸平（公元998——1003年）初，补右街首座，累转左街副僧录。洪蕴尤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汤剂精至，贵戚大臣有话者，多诏遣诊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庐山僧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后还山。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如赴阙，至则元份已薨。法坚复归山而卒。”

　　由所谓“正史”载录的沙门洪蕴，法坚传略，可知此二人实为北宋初年名闻朝野的医僧。洪蕴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召见”，赐予连文臣武将也难得到的“紫方袍”及“广利大师”之号，宋真宗也对他尊崇有加。表明他的医术非同寻常。“尤工诊切”，以致能够“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如此评述，虽有溢美成分，但亦可由此如其“诊切”之“工”，被人传为神话。不仅如此，其“汤剂精至”，以致“贵戚大臣有疾者”，皇帝“多诏遣”洪蕴为其“诊疗”被信用的程度高于专职的御医。与他同时而且类似的僧法坚，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致还山还被召回京师，为雍王元份诊疗疾病。根据这一记述，足见医僧作用之大。

　　再如，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平江有张省干者，病伤寒，眼赤，舌缩，有膏，唇生疮，气喘失音，脏腑利已数日，势甚危。此症伤寒家不载。诸医皆欲先止脏腑。忽秀州医僧宝鉴大师者过，投以茵陈五苓散、白虎汤而愈。诸医问出何书，僧曰：‘仲景云：五脏实者死。今赖大肠通，若更止之，死可立而待也。五苓导其小肠，白虎以散其邪气也。’诸人始服。”

　　医僧宝鉴大师技高诸医，能将医圣张仲景的理论与实际病证相结合，以致药到病除。这一治验的可贵，在于学古而不泥古，对今人仍有启迪作用。

　　再如，按《太平县志》：“僧坦然，善针砭，针细如毛，长不过数寸许，一投辄效。长林高令内患瘫，贴蓐两期，僧一再投不效。怪之，静想良久，跃曰：‘是也，此人皮肉肥厚，短针不足用也。’乃更置金针，长可五寸，一针而愈。邑人胡振声中风，僵卧两日。家人皇（惶）遽，治后事。僧过其门，延视之，针其手，手动；再针，泻痰斗余，即崛然起坐。次日午刻，能往五里外赴席。奇验甚至，不具载。”

　　僧坦然善针砭，其聪明可贵之处，在于及时、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诊疗质量。如在短针无效的情况下，经过深入思考，结合患者症状和生理特征，制作五寸长的金针，以致“一针而愈”。一个医僧，能如此精研技术，无怪乎其“奇验甚至”，救人无数。

　　再如，按《贵池县志》：“僧晓云，以字行，上云寺僧也。善治痘，最眼胜，次汤胜。他医以为可药者，晓云独不可；他医以为不可药者，晓云独可。计日断生死，无一差。不甚责人报，人迎之者，每扃闭一室，惟恐应他请焉。后以授其徒通和，和之术复过于师，以拳勇从义死，遂失传。”

　　僧晓云善治痘，具有不用于一般医者的特殊见解。能够准确地断言患者的生死，竟然“无一差”错。并且不要求病家回报。这样的医者，势所必然受到民众的欢迎，以致理请到他，就将其“扃闭”一室，以防被他人请去。点头见其医术之高明和医德之高尚。其救人之多，可想而知。其徒通和“复过于师”，更是治痘的能手。惜乎死于非命，其治痘之技失传。

　　再如，按《济宁州志》：

　　“释湛池，字还无，戒律精严，功行最高。尤精医术，证治不执古方，别有刀圭，于针灸疽疡，取效神速。人或谢遗，一无所受。济人至今称之。”

　　透过这一极其简略的记述，可见医僧湛池有以下特点：一是见解独到，“不执古方，别有刀圭”表明他对前人的医药遗产能够融会贯通，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二是术有专长，“于针灸疽疡，取效神速”，是针灸兼外科专家；三是不受人报，“人或谢遗。一无所受”，表明他医德高尚。作为一个医者具备上述一个特点，已很难得，而湛池有其三。堪称德艺皆绝的良医。

　　从汉魏至明清，医僧作为一支特殊的医疗卫生力量，活跃在防治疾病的第一线。他们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服务。如果说历代上层统治者曾经受惠于医僧，那么下层民众亦得益匪浅，他们不是职业医家，诊病施药非以营利为目的，并且慈悲为怀，广济众生，一般不会嫌贫爱富、重贵轻贱，有钱无钱均可看病，故为广大贫贱小民所欢迎和尊崇。当然，也无可否认，有的医僧。并无活人之技，打着佛教的旗号骗人害命。这一类假医僧另当别论，就象不能把假药当真药一样。

　　防治方药的发明创新

　　在历史上，人们之所以看重医僧，不仅在于他们能够治愈一般疾病，而且还因为他们擅治某些他医拱手的奇病难症，发明不少特殊的方药，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且不言天竺来华僧人的金针拨障术、外科术，仅就中国本土医僧而言，他们的发明创新十分可观，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脚弱”疗法

　　据唐初孙思邈《备急千 金要方》卷第七《风毒脚气?论风毒状》：

　　“论曰：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而古人少有此话。自永嘉（307——312年）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

　　又宋（公元420——479年）、齐（公元479——502年）之间，有释门深师，师（仰）道人、`述法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其脚弱一方近百余首。魏（北魏公元386——534年）、周（北周公元557——618年）之代，盖无此病。……然此病，发初得先从脚起，因即胫肿，时人号为脚气，深师云脚弱者，即其义也。”

　　据此可知，两晋之际，北方南渡的士人，由于不习当地水土而患“脚弱”之疾即脚气病。是时有支法存、仰道人钻研此疾治法，偏善斯术，以致东晋上层人士均赖此二公而获全济。宋、齐之间的释门深师继续研习并总结二公之术，并师从医僧道洪，撰集有关有诸家旧方达三十卷之巨，时人义为《僧深方》一书中。可惜此书亦佚。其“精要之方被孙思邈《备千金要方》卷第七和王焘《外台秘要》卷第十八、十九所收录。日本名医丹波康赖撰于公元984年的《医心方》引述《僧深方》共140多处，散见于卷一、卷三至卷八、卷二十至卷二十六、卷二十九等各卷中，内容不限于治疗脚弱，还涉及其他疾病的防治，几乎涵盖临床内外妇儿各科。治疗脚弱之方，多用富含维生素乙的药物，科学价值较高。直到当今，脚气病仍为江南水网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虽然此病的治法较之两晋之际，已科学有效得多，但几位医僧的创始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二）“解散”之方。

　　魏晋南朝之时，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兴起服食五散之风。始作诵者乃为何晏、王弼等“名士”，以后逐渐蔓延，直到隋唐才止息。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解五石毒》所言：适当服石，有益人体。“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易患“恶疮、疥癣”等疾患。“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大约这是服石之风所以兴起的医学根据。但石为“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多则杀人，甚于鸩毒”。故服石的禁忌很严。不仅五石的质、量大有讲究，而且服石后还要及时、适当地解救散发之症。稍一不慎，非但无益，而且有大害。西晋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年轻时仿效名士服石，导致耳聋、肢痺，几至丧生。既有服石之症及其后遗之患，就要求医家有解救之术。此时有几位医僧对服石散发之证进行深入研究，探寻解救之方，并写成专著。影响较大者有：释道洪的《解寒石散对治法》一卷，释智斌的《解寒石散方》二卷，释慧义的《寒石解杂论》七卷，等。这些著作因其研究的对象早已不复存在而失去其现实意义，但在魏晋至隋唐的几百年里，确起实起过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医僧的这一历史功绩也是不应遗忘的。

　　（三）正骨疗伤。

　　汉末至隋唐之际，战争频仍，习武之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僧人亦不例外。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僧人更以武术相授受。既习武，难免受伤，骨折现象不时发生，这就要求医家能够正骨疗伤。有的医僧热衷于此项研究，整理前人遗产，发明创造新的疗法，并撰写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此书一卷，现存。其无名氏之序称：

　　“唐会昌（公元841——846年）间，有一头陀，结草庵子（于）宜春之钟村，貌甚古，年百四五十岁。买数亩（田）垦畲种粟以自给。村氓（民）有彭叟者，常往来其庐，颜情甚稔，助之耕。一日彭之子升木（树）伐条，误坠于地，折颈挫肱，呻吟不绝。彭诉于道人，道人请视之，命买数品药，亲制以饵。俄而痛定，数日已如平时。始知道人能医，求者益众。道人亦厌之。乃取方授彭，使自制以应求者，且誓之以无苟取，毋轻售，毋传非人。由是言治损者，宗彭氏。彭叟之初识道三十许，今老矣。然风采无异。前时问其姓名，曰长安人也。始道人不通人事，人亦少至。……后江西视察使行部至袁州，……得道人姓氏，遂遣人同彭叟到其庐邀之，至则行矣。惟瓢存焉。……有书数篇，所授者特其最后一卷云。”

　　此序所说的结庐于江西宜春之钟村的“头陀”，实因唐武宗会昌灭佛时，被迫从长安逃出，隐居于此。所以他少与人交通。闻官将至，即不辞而行。他以自己的医术救死扶伤，但又怕暴露身份。故授方于彭叟，以避免抛头露面。从其所授的医方来看，确有独创性，被当代医史家称为“我国现存的最早伤科专书，确实体现了我国唐代伤科已具有的较高水平”。该书根据临床实际，总结出《医沼整理补接次第口诀》：“一煎洗；二相度损处；三拔伸；四或用力收入骨；五捺正；六用黑龙散通；七用风流散填疮；八夹缚；九服药；十再洗；十一用黑龙散通；十二或用风流散填疮；十三再缚；十四仍用前服药治之。”这一治疗程序，操作性极强，具有指导意义。该书记述了脑骨伤碎、肩甲骨出以用多种脱臼等的治疗方法，内容十分丰富，至今仍有借鉴作用。此书之外，少林寺的治疗骨伤术也十分有名，俨然自成体系。其特点是：以经络穴位为诊断依据，重视手法复位和点穴疗法及功能锻炼，并以接骨为主。显然是为武术家正骨疗伤服务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当为医僧的发明创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四）瘴病防治。

　　瘴病上岭南一带的地方病。相传有所谓“瘴气”害人，不仅处地之人到此易受侵袭，即使当地居民也难以避免。其实，乃因此地气候水土所致。岭南属热带，气候炎热，又濒临南海，土地潮湿，与中原大异，使人易患病。宋元间，有医僧继洪，悯此方苍生之多艰，乃深入考察和探究瘴病的发生机制、规律用其防治方法，著成《岭南卫生方》一书。此书共四卷，现存。其无名氏之序曰：

　　“尝读沈氏《良方·序》，谓治病有五难。……比到岭南，见外方至者，病不虚曰，虽居民鲜有不病者。因思岭以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每思有以济之，而未得其术。一日获《岭南卫生方》读之，曰：‘此仁人之用心也。虽其外方投剂，在临证审的之，然其论瘴病始末，诚有以握其要领矣。……读是编者，诚知岭外受病之由，与所以服药之宜，而又能参以老少肥瘠贵贱之别及居养性状，好恶、忧喜、劳逸之殊，庶几顺其宜，违其所不宜，握阴阳升降之机，而不敢为山川风气所侵，以各全其天年云。”

　　此序的作者是儒医，故将是书之作归于“仁人之用心”。从儒医的立场上看，此书的成就也是十分可观的。其中多发前人所未发。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蛇虺螯  诸方、集验治蛊毒诸方等，均为自撰，对于该地常见病瘴症的证治，论述尤详。作为防治地方病的专著，此书的价值是相当高的。

　　丰富多彩的理论著述

　　上述“脚弱”疗法、“解散”之方、正骨疗伤、瘴病防治四个方面，是医僧在防治疑难奇症方面的独特贡献。不仅如此，历史上的医僧在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的临床内、外、妇、儿各科用针灸、推拿、气功、方药等治疗手段诸方面，均有较大的成就。他们在临证治病的同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升心得体会，撰成不少专著。有的虽然亡佚，但其主要内容被后人大致继承下来；有的流传至今，仍然发挥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借鉴作用。下面选取数种医僧著作，略作评介。

　　气功专著。

　　气功作为养性健体、祛病延年的手段和方法，由来已久。现今的人们多把气功完全归诸道家、道教的创造，殊不知它亦与佛教有关。所谓“止观双修”或“定慧双修”的禅法，就包括气功修炼。著名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来华后在嵩山少林寺所传之禅法，就是佛门气功。北朝最著名的佛门气功师是昙鸾。据《续高僧传》卷七，昙鸾“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北魏）都，用为方轨。因出《调气论》……又撰《安乐集》两卷等，广流于世”。昙鸾的《调气论》无疑是佛门气功专著。《旧唐书·经籍志》录有《论气方》三卷，显然是《调气论》的异名。此书当时影响大，可惜后来亡佚，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此外，据《隋唐·经籍志》，昙鸾学著有《疗百病散》三卷、《疗百病杂丸方》三卷等书。这些著作后世虽佚，但作者昙鸾在医学史特别是气功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昙鸾之后，佛门最著名的气功理论家，是活动于陈、隋之际的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他综合南义、北禅，主张止观双修、并对止观过程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撰有《摩诃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又称《童蒙止观》、《小止观》）、《六妙法门》等专著，其中包含比较丰富的具有医学意义的气功内容。

　　《摩诃止观》共十卷，文繁义富，一般人难于理解和实行。智顗又撰写一本简明扼要之书即《童蒙止观》或曰《小止观》，实为前书的节要、普用及本。此书亦有十章，对《摩诃止观》的“十意”均有论述，文字比较通俗、流畅，初入佛门者乃至一般世人皆能理解。其中的《调和》第四和《治病》第九两章，最具有医学气功的意义。《调和》提倡“善调五事”，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特别强调后三调的不可分割：“此三事的无前后，随不调处而调适之，令一坐之中身、息用心三事调适，无相乖违，和融不二，此则能除宿患，妨障不生，定道可剋。”此乃经验之谈，具有合理性。《治病章》认为：“应当善识病源，善知坐中内心治病方法”。“治病之法乃有多途，举要言之，不出止观二种方便。”所谓“用止治病”，就是“安心止于病处，即能治病。”特别要止于“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梵文udana），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还要“常止于足下，莫问行住坐卧，即能治病”。此与道家的养生方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用观治病”，就是“但观心想”，用“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这六种气治病，或“善用观想运作十二种息”治病，或“善用假想观”，“如人患冷，想心中火起，即能治冷病”。可见，用止观治病，即以意念、精神调节身心。若运用得当，无疑有助于防病愈疾。

　　《六妙法门》也是智顗一部重要的论述禅定的专著。所谓“六妙门”即指数、随、止、观、还、净六种修习方法。情况不同，六种方法的运用也有区别，故有“十意”。其中与气功有关的内容亦较多，诸如“调和气息，不涩不滑”，“调心随息，明照出入”等。

　　智顗的止观专著，对后世僧、俗影响较大，唐宋注者甚多。如《止观义例》、《摩诃止观科义》、《删定止观》、《摩诃止观义照》等。这些注释之作，均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气功。

　　除天台宗外，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的修习方法，也含有气功内容。例如法相唯识宗的“五停心观”，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密宗的瑜伽功等，均有养生作用。

　　近人蒋维乔曾于20世纪20年代著有《因是子静坐法》用其《续编》二书，分别论述道、佛功法，风靡一时。当今民众中流行的气功术，不少源于佛门。很有必要对这一部分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和研究，以造福于世人。

　　妇科专著。

　　佛门首位妇产科专家，当推前述东晋医僧于法开。据《隋书·经籍志》，于公著有《议论备豫方》一卷，可惜后佚，其内容不详。

　　于法开之后，东晋、南朝几位著名的医僧亦诊疗妇产科疾患。《外台秘要》卷三十四《妇人下》两引《深师方》：一治产后中风，一治产后冷热痢。《医心方》卷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妇人部》和卷第二十四《治无子部》，则载录《深师方》27首。表明《深师方》中包含比较丰富的妇产科的内容。而深师之方，源于支法存、仰道人、释道洪等著名医僧。可见东晋南朝时期，非止于法开一僧能治妇产科疾患。此外，《医心方》的《妇人部》还引用《耆婆方》6首。耆婆，又称耆域，是天竺佛门名医，被尊为医王。《隋书·经籍志》载有《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原注“目一卷，本三卷”，据此可知“二卷”、“三卷”，当为二十卷、三十卷之误，因为二、三卷之书无需“目一卷”。表明耆婆对中国医学有影响。但《医心方》此处所引的耆婆方，其药物组成及药理，均属中医药学体系，并非源于天竺，仅带有佛门术语而已。由此可以推知，此处所谓《耆婆方》，乃南朝至唐代医僧的托名之作。

　　从于法开开始，东晋南朝医僧形成诊治妇产疾病的传统。这一传统集中体现于浙江萧山竹林寺。此寺始建于南齐（公元479——502年），历代寺僧多有善治妇产疾病者，其医术之精，闻名于世，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唐代以后，该寺妇产科益发专门。寺僧以医术相授受，代代如此，积累的诊疗经验十分丰富，但其有关专著却秘而不宣，绝不外传。直到清初，才有秘方陆续传出。此后以寺僧名义撰集和刊印的妇科专著逐渐增多，不下二三十种。有的确实出自寺僧之手，有的可能是俗医托名之作，有的则是二者的混合物。以下数种流传较广，影响也较大：一是《竹林寺女科》，又名《竹林女科证治》，四卷。此书约成于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卷一为调经，卷二为安胎，卷三保产，卷四求嗣。书中详述妇产、小儿用求嗣证治，其方多有效验。。现存，有清光绪十七年（公无1891年）重刻本。二是《竹林寺女科秘书》，又名《妇科秘传》、《妇科秘方》，一卷，初刊于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现存。该书载有月经四十证、胎前三十八症、产后十五症的证治，方药比较切当，颇多可取。后世重刻本多有增补。三是《竹林寺三禅师女科三种》、又名《胎产新书》、《竹林寺女科全书》、《济坤育麟竹林寺女科全书》，共二十卷，包括静光禅师撰《女科秘要》八卷、雪岩禅师增广《女科要旨》四卷、轮印（一作应）禅师续辑《女科秘旨》八卷。专论妇产诸病的证治，所附方剂多实用于临床。此类著作的特点亦有三：一是注重问诊，可能与僧人不便观察，检查患者有关；二是以活血理气为主；三是讲究药物的炮制、煎服的方法。至今仍有理论、临床上的借鉴作用。

　　疗疡专著。

　　医僧护理和诊疗疠疡患者，历史上屡见不鲜，因为他们不避污秽和传染。隋唐的“疠人坊”（即麻风病院），乃由僧尼职掌。唐智岩住在石头城疠人坊，为病人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直到“终于病所”。明代金谿县龙兴寺有老僧心斋，擅疗痈疽：“宿瘤如杯，毒痈满背，皆能治疗，人比之扁鹊。其徒周僧、李僧亦得其传焉。”表明医僧在此方面亦具有良好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释智宣的《发背论》一卷和傅杰的《明医诸风疠疡全书指掌》六卷，就是这方面经验的总结。可惜前书已佚，仅后书尚存。

　　释傅杰，清初医僧。其书写成于康熙（公元1662——1722年）年间。作者自引说：

　　“余本上虞兰亭成氏，十龄而失怙恃。依兄习学，稍长而嗜经文，遇师归戒。乙酉（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鼎沸，家口流散，漂泊江南，只影颠沛，嗣后乡邑亲知，虽间通音问，而空间之愿，失誓已决。遂投澄江智文师，为余削除。遵师命，与师兄寅白相依为伴。寻亦谢世。险危孤厄，独余为甚。谬生开地，未执君亲。因思好生之德，无过于医，而疠疡一证，备诸疾苦。早年即留心此学，搜罗医典，谘访同术，窃以博而不精，不若卑而取效。既得丸散之方于智文老师，复得针刺之法于金溪宣林先生。朝夕研思，揣今订古，心手相随，渐臻神境。意若如来之启迪，俾余得展布心神，遐通慧愿，以迄有成。岁月既久，积稿成编。大抵诊脉察色，以知其人之表里虚实；审音核证，以悉其病之寒热经络。用针刺以去其毒血，施汤散以导其邪风。内以拔脏腑之根源，则剂有先后；外敷疮疡之肿溃，则法分轻重。直至气血和通，肤肉完好，病根尽除，永不复发，无碍生育，不留斑痕，咸称完善。庶几疠疡一证，不致医者畏难而束手，患者苟安而损命。亦觉王救世之一快事也。”

　　据此小引，可知作者生于明末，经历战乱，幼年出家，师从智文、宣林习医，专攻疠疡之证。由于博览医典，谘访同术，心手并用，以致学有所成，并渐臻神境。是书之作，乃其“将平生累用累验诸方与法和盘托出，公诸海内，不负先师衣钵，破除一切私吝”，实则是师徒几代医僧诊疗疠疡证的经验、心得的总结，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具有佛教色彩的疠疡专著，还有《医说佛乘》一卷。作者卢万钟，则儒入医，并信佛。书首有刘威之序曰：“人世之所以奉佛，为其大慈悲。乃痈疽之在人身，不啻阿鼻；疮痍之系人体，不啻桎梏。良医一剂去之，虽大士杨枝水，能有如此显应哉？……卢君，今世之活佛也。”称医为“活佛”，是借佛弘医了。

　　内科专著及其他。

　　按照传统的医学分科，疠疡、痈疽、疮痍等属外科，伤寒杂病、瘵疾、痢疾等属内科。在内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历代医僧亦有丰富的经验。明代医僧住想的《慎柔五书》就是这方面的专著。

　　《慎柔五书》五卷，现存。书中附有石震所撰作者小传：住想，“昆陵人，胡姓。本儒家子，生而敏慧，稚年寄育僧舍。长寻剃发，法名住想，字慎柔。惟喜读书，凡一切宗乘，以用儒书经史子诸编，无不究览。心血耗疲，得瘵疾（肺痨）几不起”后经荆溪查了吾生先治愈，即随先生习医十余年。先生惧其学识过已，乃令往从已师慎斋先生。慎斋先生名满海内外，从游弟子日众。住想随侍左右，每得口授，辄笔之。后归里，治病辄应。求诊者日盈户外。因治愈吴江宰夫人六七年之奇疾，医名大震，“一时荐绅士大夫咸服其神明”。“往来吴、会间”，直到晚年。寂化前将平生所著授予弟子，凡五卷：“虚损一，痨瘵一，所札记师训一，治病历例一，医案一。”由此知释住想因病入佛习医，先后师从二名医，认真好学，终成佛门苍生大医。其五卷著作，亦是师徒治验的总结，只是其师并非僧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医术相授受。

　　除上述内科、外科、骨伤、妇产及针灸、气功、养生外，历史上的医僧在儿科、眼科等方面，也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和专著。如明代景隆的《慈惠方》、《慈济方》，如惺的《痘家秘要》，清代月潭的《眼科秘书》，心禅的《一得集》等。这些著作的内容并非全是医僧的发明，其中继承了历史上其他医家的成果，但至少凝聚了作者的可贵经验和心得体会，亦是中医药学遗产的组成部分。

　　由上可见，医僧的贡献是比较全面的，宝贵的。它是中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中的明珠，至今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