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发展必须处理好的三个重要问题(刘元春)

都市佛教发展必须处理好的三个重要问题(刘元春)

　　(一)媚俗与庸俗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活动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现象。

　　国际大都市是开放的移民城市，多元文化并存，社会阶层复杂。因此，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素质的人群，对精神信仰的需求是不同的。复杂多变的信仰心理，形式不一的活动要求，的确为都市佛教提出了多种信仰要求和难题。比如激烈的生存竞争、紧促的时间安排、变化的生活环境、众多的精神诱惑等等，都使都市信徒难以适应冗长的宗教活动、固定的活动时间、严格的饮食要求、清净的行为自律，他们对信仰活动具有“变通性”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同社会人群的不同生活信念进行引导、净化、整合、升华，要化导世俗，而不是被世俗所化。这就是“化俗”还是“俗化”的问题。上面讲到的终极关怀，就是要通过对人生理念的规范引导，确立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生命价值，达到化世导俗的目的。

　　佛教是主张“随缘”、“入世”的，根据众生机缘和社会环境，去教化引导。但是，必须作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是方便手段，不变是根本和目的，不变的是佛教的精神和特质。然而，佛教界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人们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喜欢什么就满足什么；社会流行什么就赞叹什么，社会有的都要有……佛门似乎成了自由市场，什么都吆喝，什么都买卖，弘法者宛如小商贩，廉价出售“商品”！结果，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既坑害了“消费者”，也毁辱了自己的声誉。因此，目前社会上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佛寺只看作旅游场所，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是永恒的。佛教敢于对现实生活状态进行切实的评判，保持一种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也是最值得推崇的道德风骨。不能保持和宣扬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与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历史教训，被社会轻贱的直接根源。

　　(二)浮躁与贵族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个人修行中的奢靡风气。

　　大都市的商业化氛围，勾起人们的欲望，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教人心猿意马。有人评价过去上海的商业化特点，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上海人开始逐步远离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市场成为人们生活存在的必要前提；二是上海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趋向奢靡，行为“往往逾制”，没有严固的心理束缚和禁锢。(尹继佐主编《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页3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也就是说，都市商业化发展使人们渐渐抛弃了淳朴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追求个人主义的奢靡生活方式，缺乏自律，甚至腐化堕落，使信仰和生命被铜臭气污染。

　　佛教信徒，特别是出家人，从自然属性上讲，也是普通的个体人，他们当然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权力。而且，佛教并不反对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对苦行和极端禁欲还是佛教创立的思想基础之一；相反，佛教关于极乐世界的描绘，实际是鼓励人们追求健康美好的富足生活，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现实主义风貌。所以，佛教不是消极避世的。没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创造，就不会有持之以恒的信仰动力。但是，佛教认为淡化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贪欲)，有利于精神品位的提高，进而有利于超脱物累欲缚，减少精神的沉沦、社会的争斗、生命的贬损。因此，佛教利用严肃的戒律，节制信徒以及众生的欲望，要求担当“人天导师”的正法主持者们朴素节俭，体现出一种生活价值理念，昭示着一种高尚的生活情趣。“超凡脱俗”不是一句空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得到的将是思想的弘扬与品格的提升。

　　可惜，佛教界一些人越来越在形象上下工夫，一掷千金，摆阔斗富，金缕玉衣，龙床高卧；上行下效，追名逐利，嫌贫爱富，聚敛钱财，殿宇高广；……“修行人”成了爆发户，“人天导师”家财万贯、俗不可耐，还要装腔作势、附庸风雅！——都市佛教中，佛教徒的浅薄、浮躁和生活贵族化倾向，已经成为社会批判的焦点。其实质隐含着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回想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的内因，就是僧众生活的腐化与堕落，才授人以柄的。

　　(三)势利与冷漠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徒社会责任中的道德缺陷。

　　人的道德行为与一定的社会风气是密切关联的。新的时代，都市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但是，即使谈到道德风尚已经今非昔比的上海人，不少人还认为其市民素质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自我意识增强了，但是公共意识还不足；二是公益意识还不足，对于困难人群，有些人还有漠不关心的现象；三是创造、创业和创新意识还不足，不敢冒险，容易安于现状，小富即安；四是协作意识还不足，自己办事劲头十足、成功率也高，与人合作老是算计别人、斤斤计较(同上，页274)。其实，所说的四种不足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责任意识不强，自私自利。对佛教徒来讲，就是缺乏积极的大乘菩萨精神。应该承认，佛教徒生长在同样的社会风气中，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事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自然要势利，对其他社会成员和贫弱的信徒冷漠化，就是自然的了。都市佛教徒中也存在一定的“弄堂情结”，有“小市民气”，是需要批评和引导的。而作为带头人的出家人、法师们，能否以身作则，积极主动、真诚自然地去关心信徒、帮助大家，起到楷模的作用，将成为推进佛教道德建设的关键。

　　另外，佛教如何应对城乡之间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都市佛教发展过程中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实质上是都市佛教界如何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推动佛教界(包括自身)相互借鉴，从对优秀传统与不良习惯的扬弃过程中，共同进步，最终提高佛教整体社会形象，寻求到一个合适的社会价值定位。

　　首先，从总体上讲，城市与乡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城乡对立隐含着中心与边缘、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开放与保守等文化上的二元对立组合。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居于主导地位，领导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随着城乡群众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分化出不同的社会阶层，“阶级矛盾”的产生与激化都是在所难免的。这种社会现象还将广泛地存在，不仅是城乡之间，即使城市或乡村内部也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如何利用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教理，去关注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引导社会强势阶层树立平等友爱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责任，也是一个佛教能够发挥作用的机遇。

　　同时，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向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会加快，城市化将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化的角度说，所谓城市化，就是人类在经历自然生态的过程中组合成高密度的会聚地，以此来建构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城市是创造新文化、新知识、新理念的场所，城市中汇集了知识、人才和科技，起着文化主导的作用，代表着现代文明。从文化的特点看，城市文化的精神是属于物质化和世俗化的，城市是世俗的发源地，市民在实际生活中讲究实用和现世主义，追求实际利益；城市生活节奏是紧张快速的，城市人的行为价值具有理智、冷静和功利的特点，在人际交往中更注重理性原则；而乡村生活则是悠闲缓慢的，乡村人的行为价值是重于情感的、直观的、淳朴的，是基于生命的感觉脉动，在人际交往中涂有鲜明的血缘色彩。在城乡居民的交流过程中，城市人在才智上、生活上的优越感，容易产生对乡村居民的鄙视感；其开放的、理性的、功利的行为趋向，也与乡村居民的行为趋向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信仰价值追求。佛教如何应对不同的信仰需求，在促进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能够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必须切实对待、并要拿出具体可行措施的现实问题。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