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家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刘川)

佛经翻译家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刘川)

　　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

　　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现在翻译界有许多学者，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不然。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出现的，当时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佛经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然而，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角色。

　　中国文化的发展史离不开佛教，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壮大和发展，又离不开历代佛经翻译家及其弟子。因为历史上佛经翻译，主要发生在唐武宗之前的八百年，故本文的论述重点也集中于东汉至中唐这一段时间。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如前所述，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第二阶段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这四百多年，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这二个阶段里，中外主要翻译家所承担的翻译地位，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传播和发展过程。

　　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于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里，佛经翻译家首先便是外国语言的解读者和翻译者。就翻译的数量和种类，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而且其成就维持了一千余年之久，也未被后人超越。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的翻译成就，是否超越第一个高峰，还有待研究，在此不便贸然定论。

　　不仅如此，当这些外语解读者和翻译者，在经历跨文化初级传播的过程后，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部分翻译家那样停足止步，而是常常以所翻译的佛经为依据（相当于课本），身体力行地向他们的中国读者传经布道。因而，他们的身份已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新的社会教化的推行者，或可称为社会教育家。在这点上，佛经翻译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已超越了绝大多数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经翻译家在担当佛经教育家的同时，逐渐加深了对佛经的理解，逐渐形成了汉化佛教的各个宗派（六朝和隋唐时期曾出现十三支佛教宗派），进而将佛教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化佛教。这些宗派往往人数众多、传承严密，短则四、五十年、长则几百上千年。于是，佛经翻译家又成为佛教宗派的宗主或成员。而且，因佛教含有浓厚的宗教哲学，不少人还撰写佛经著作（如道安的“本无”说，僧肇的般若学、智顗的止观论、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窥基的“唯识论”），于是有些人还成为佛教哲学家。翻开中国历史或哲学史可以发现，东汉至唐朝那一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大约有50%以上出自佛教宗派。

　　佛经翻译家集几任于一身（翻译家、教育家、宗主、哲学家），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他们跨文化区域传播佛教经典的历史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语言学或翻译学的意义，对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建筑、艺术、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佛经翻译家实际上扮演了中国文化重要构建者的角色。不知我们还能否找出几位，与古代著名佛经翻译家具有相似地位或相似影响的现代翻译家？鉴于篇幅原因，本文集中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最富有代表性的几位佛经翻译家，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

　　三、鸠摩罗什与大乘空宗

　　鸠摩罗什（344—423），西域龟兹人，东晋后秦时来长安，享有国师待遇，在西明阁和逍遥园设立译场，广译佛经，参与者800余人。据《开元释教录》，他主持翻译了74部（384卷）；又据《历代三宝记》，他翻译了97部（425卷）。罗什本人堪称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他翻译的《般若》诸经和《法华经》，被视为佛经四大翻译作品中的前二部（四大翻译中的第三部《大般涅槃经》，由北凉时来华的印度僧人，昙无谶翻译，但该经的研究与传播，后来全部由罗什派弟子掌握）。从翻译学角度看，鸠摩罗什的译经数量、内容准确性、文体技巧等方面较前人都有显著提升。他还第一次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原则，超越了道安“五失本”的直译原则，开创了佛经翻译理论的一代新风。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空宗经典和禅学经典，规模巨大，形成了隋唐以前佛教二大派系之一，极大地推动了汉化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罗什系统的弟子最初有三千，仅列入《高僧传》的就有22人。后来他的承传系统随着时代前进又扩大了，因而在罗什周围形成了，以他所翻译的佛经为理论依据的，一系列大乘空宗派别（承传印度大乘佛教龙树空宗，宣传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

　　1、“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成为了三论宗的理论依据，罗什本人被尊为三论宗始祖，传承至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郎、吉藏（嘉祥大师），后来三论宗并入禅宗。

　　2、《法华经》和《大智度经》以及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启示了北齐的慧文创立天台宗，成为天台宗的起源。经慧文传承至慧思、智顗（天台大师）、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道邃（十祖）。高丽僧人从智顗处将天台宗传入朝鲜，日本僧人从道邃处将该宗传入日本。天台宗关于佛性的宗教哲学观点是魏晋以来中国哲学人性学说的发展，开启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观的先河。

　　3、《坐禅三昧经》等禅学经典启发了罗什弟子道生和慧观，他们首倡“顿悟成佛”之说，以后影响了道猷、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唐朝慧能大师，终于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的代表作《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称经的著作。禅宗是对印度佛教的革命性变革，是彻底汉化的佛教，也是流传最为远久、影响最大的宗派，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

　　除此之外，受鸠摩罗什译经的影响，还出现过流行时期较短的法华宗、俱舍宗、涅槃宗、净土宗、律宗、密宗。

　　以上这些宗派中，禅宗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唐朝以后的历代政治家、哲学家常常借鉴禅宗反对权威、建立学说。例如，宋元明时代的周敦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家都深受禅宗的影响，近代改革家谭嗣同、章太炎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朝鲜和日本僧人唐宋来华，传承禅宗。近代欧美也出现了禅宗，如美国曾出现“基督教禅”运动。禅宗对中国人的直觉思维习惯、人生态度、建筑式样（如各地的禅寺）等方面也有深刻影响。

　　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南朝刘宋时代的大文学家谢灵运，不仅笃信罗什派佛教，还参与《大般涅槃经》（该书“南本”）的翻译。他受到佛经翻经时汉语和外来语对比的启发，著述了《十四音训叙》一书，形成了汉语中的“反切”理论，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旷世的影响。此后，在佛经翻译和研习的推动下，文人学士积极探索汉语声律理论，相继发明了“四声”、“平仄”等声律理论，出现了以谢眺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这种新的诗歌变种是古体诗和近体诗（唐朝律诗和绝句）之间的过渡产物，开辟了唐诗发展的道路。换言之，经由佛经翻译形成的反切理论和“四声”、“平仄”等声律理论为日后中华民族的瑰宝——唐诗、宋词和元曲的诞生奠定了语言学基础。

　　四、佛陀跋陀罗与大乘有宗

　　与鸠摩罗什同时代，还有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陀跋陀罗（觉贤）。他原是印度佛僧，东晋十六国后秦时来华，先在长安石羊寺传授自己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新无量寿经》等禅学经典，以后到建康(今南京）久居，以道场寺为译经中心组织翻译大批佛经。觉贤的译经著作以《华严经》（习惯称《六十华严经》，佛经四大翻译之一）、《达摩多罗禅经》、《观佛三昧海经》最为著名。除上述三部重要佛经外，觉贤还翻译过另外八部（二十余卷）。虽然他的译经数量比不上鸠摩罗什，但在《六十华严经》的旗帜下，他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堪与鸠摩罗什派大乘空宗相对立的另一大教派——大乘有宗（承传印度大乘佛教世亲有宗，宣传因缘出于三界，个人努力不同会招致不同的结果。这一学说有积极的一面）。

　　觉贤翻译《六十华严经》之后，大乘有宗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十地论》随后也由三位有宗佛僧（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译出。后来有宗的慧光大师以《十地论》为依据，大力推进《华严经》的研究承传，逐渐形成慧光系统，即觉贤再传系统。慧光直传大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众多，其中十人被列为十哲。同时，另一印度僧人真谛于后凉时代来华，传译大乘有宗经典。他翻译佛经二十部（七十卷），有大弟子八人，最著名者为智恺、法泰，再传弟子众多。这二大系统共同衍生出了后来的杜顺、智俨、法藏等华严宗大师。受觉贤译经的影响，大乘佛教有宗还出现过十地宗、摄论宗、地论宗等派别。

　　与鸠摩罗什大力弘扬禅学相似，觉贤翻译过《达摩多罗禅经》等著名禅学经典，高足有智严、贤高，再传弟子数百人，占据当时北部中国禅学翻译的半壁江山。由他们翻译传播禅学经典而后形成的中国式佛教——禅宗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宋文人王维、欧阳修、苏轼和严羽、以及明清的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深受禅宗影响，不向往神仙或宗教的狂热，而是面向人生，强调直觉、灵感、意境等禅宗意念。王维的山水诗蕴含禅味，被奉为“诗佛”；严羽更是在其名作《沧浪诗话》中，正式以禅宗哲学作为理论依据，形成“以禅喻诗”的美学风气。此外，大量的禅门公案、灯录、偈颂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被认为是开创了现代白话文的先河。

　　由觉贤创立的华严宗体系，包含复杂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涉及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本质与现象、统一和差别等范畴，具有某些辩证法因素，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最高水平。华严宗对后来的宋明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巨大（如程朱理学中的论题“理”“事”“气”），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和逻辑继承关系。

　　至于各地兴修的华严宗庙宇（有些地方称法藏寺）和禅寺不计其数，对于古代中国的建筑、园林也有明显影响。例如，著名的河南嵩山少林寺便是北魏时期印度僧人佛陀禅师（俗称少林寺祖师三藏）传授禅法的场所。嵩山和少林寺都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点之一，对古代和现代中国都产生过很大社会文化影响。

　　五、玄奘与唯识宗

　　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玄奘大师的译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玄奘自太宗贞观三年，经西域前往印度求学佛经，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16年。他从印度带回大量梵文佛经，共计657部。玄奘在长安慈恩寺和弘福寺设立庞大译场，组织翻译佛经近20年。他一个人就翻译出75部（1341卷）。在翻译组织工作方面，玄奘分工细致，设有专人负责“证梵语”（解释原文），“笔受”（形成文字），“证义”（复合校对），“润文”（文句修饰）等程序，往往数十人同时翻译一部经典。如翻译《瑜伽师地论》时，便有笔受5人，证文5人，证字2人，证梵语1人，证义7人，此外还有官吏“润文”和监督。无论从译经的质量和数量上看，玄奘的翻译事业都是空前绝后的。

　　玄奘门下三千弟子，高足也有七十，其当时声势可比孔子。其中最为杰出者是窥基、圆测，此外还有普光、发包、神慕、靖迈、顺璟、嘉尚、慧立、彦悰、神昉和宗哲十贤。玄奘在译经同时，传授印度大乘佛教《成唯识论》（10卷）和《俱舍论》等经典。他以空宗为依据，在他门下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佛教新宗派——唯识宗（或称法相宗、慈恩宗）。玄奘为宗师，继之有慈恩（窥基）、慧诏、智周、世定等诸位大师。由此，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把佛教教义发展到了极致。日本学者评价道：“玄奘虽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他在印度寻求解决佛性问题的结果却是：在当世即可成佛。”

　　由于玄奘在世时极受唐朝太宗、高宗器重，唯识宗盛行于整个中国。玄奘去世后（664年），唯识宗持续了四五十年，随后逐渐衰弱，主要原因是该宗固守印度佛教教义，提高了普通百姓进入“天堂”的票价，统治集团渐渐发现唯识宗不能适应其需要，而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和支持。

　　尽管如此，玄奘组织并亲自参与翻译的大量佛经，他树立唯识宗，以及他的佛教教义中包含的辩证法，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除此之外，作为佛经翻译家、教育家、宗主和哲学家的玄奘，还获得了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声誉。他去印度取经的不凡经历，被后人改编为长篇小说《西游记》，自元明以来广为流传。唐僧、孙悟空等智慧艺术形象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以这部小说为蓝本的各类艺术衍生物层出不穷，这一切已经融为中华文化的有机部分。

　　另外，在八百年佛经翻译而逐渐形成的各种佛教典籍，对中国文字的词汇产生了广泛的作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词汇补充时期，使汉语单音节词语开始向多音节词语的方向发展，为汉语言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发展机会。翻译家们创造和厘定了大量的汉语新词语，如“如来、观音、斋戒、和尚、尼姑、念经、西天等”，这些早已融入中国文化。

　　此外，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小说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鲁迅曾坦言：“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有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盛到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之怪之书。”这种体裁后来在唐朝和宋朝演化为“传奇”和“话本”，到了明清二代进而形成了占据世俗文学头号地位的长篇小说。

　　六、结语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是全方位的。佛经翻译将印度佛教的精神和奥秘，引入儒家和道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本土，给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讨宇宙的另外一条新奇的路径。同时，佛经翻译这一历史文化事件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也逐渐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